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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文

  知悉在新春佳节之前，大庆上海知青在福州路万家灯火饭店举行了新春联谊会，我和我爱人欣然前往。我们全家在九十年代初举家南迁，调往江苏油田工作。原以为此次活动是在大庆工作的上海知青及职工的聚会，所以只是想利用难得的机会会见昔日的同学和同事，并没有任何参与活动的想法，因此，在时间安排上没有留有余地。到了现场方知只要是在大兴安岭、大庆油田参加工作的上海、浙江知识青年都可参加活动。我们夫妻俩为未能参加聚会活动甚感遗憾。在聚会现场，看到昔日的同学和同事，互致问候和祝福，叙述离别的各自状况，看到岁月流逝的痕迹镌刻在对方脸庞上，我不禁在心中产生：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也怜情的悲伤情绪。

  深夜，我睡在床上，透过窗帘未遮住的窗户，仰望悬挂在空中的弯弯明月，思绪万千，久久难以入眠，蹉跎岁月的情景历历在目。第二天开始，拾笔写下数则轶事，供大家品味回忆。

  为叙述方便，我按时间先后顺序进行排列，虽说是回忆性质的文章，但也适当的进行艺术加工。部分人物姓名均为化名，如有同名纯属巧合，敬请谅解。

  由于塔河电厂的缓建，电力三处的职工被分配到呼中区各个铁路车协助解放军修建铁路家属房。每天繁重、单调的劳动，枯燥的文体活动，使知青们产生厌烦情绪。庄华明的性格本来就不受拘束，我行我素的人，自然受到連排领导多次批评与教育。在“一打三反”中，电力三处把有“劣迹”　人员集中起来组织学习一个月，庄华明也不能幸免于难，在一片嘲笑声中离开了连队进入学习班。我今天不想对这个所谓的学习班发表多余的评论。但对以他人之血染自己红顶子知青的班排长，至今仍然十分鄙视他们。如果他们能目睹我的拙文，回忆往事，洗刷灵魂的肮脏，我生足矣。

  杨怀德在电力三处，无论是知青，或是职工，不管是否见过，都知道杨怀德的大名。电力三处在塔河准备建设发电厂，所以，在上海招收不少电力学校的学生，在杨怀德身边围绕跟随不少同学，如阿德、阿塌、阿牛等。但谁能知道，他从上火车的一天开始，就被电力三处的保卫部门监管起来。这可能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坊间流传关于他们的错误版本有多种，一是组织参加群斗；二是根据水的流速在上游不同区间，不同时间，在悬浮物上放置炸弹，当悬浮物和炸弹飘到长江大桥下，引爆烈性炸弹炸坏长江大桥；三是投敌叛国┅┅他身高一米七五左右，白净脸庞上稚气未脱，如果说他是天之骄子，谁能不信呢。然而他的同学陈元盛，曾获上海市摔跤比赛的亚军，看见他也是敬畏三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虽说他被监管参加劳动，活动的自由度要比以前大不少，他的身边除了学校的几位外，又迅速增加不少知青，如周京生、汪天强、付强等。足见一个人的权威，并不是凭着强壮的体魄，而是需要智慧和魄力。他的同学在塔河邮电局谈了一个有几分姿色的上海女知青，但过不了几天，这位女知青却频频地出现在他身边。到大庆时，本来没有电力学校同学的名额，但该同学多次找领导要求到大庆，后来被分配到汽修厂工作。个中原委我们局外人是难已知晓的。

  我写完这段文字，掩巻深思：如果不是“怀疑一切”“无限上纲”；如果各级身负重任的领导能够给予和风细雨的教诲，杨怀德这几年的历史应该重新书写。

  大到民族之间，小到个人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较量。尤其是在自己工作生活多年的领地，来了一批陌生人群也要在他们的地方上生活养息。并使他们权威、工作生活秩序受到严重挑战，互相之间较量一触即发。

  刚到塔河单位，虽说生活艰苦，但很是十分轻松、清闲，平时总能看到知青们三五成群在外蹓跶。那天我们几个同学看到在修理推土机，就驻足观看，同时用上海话发表意见。当地职工浑身上下沾满了油污，虽说是十月中旬，但北国已是滴水成冰的季节，推土机还没修好，看到知青们个个衣冠楚楚，一股无名之火油然而生，其中一名修理工大声叫喊，你们能耐，来修啊！其他修理工也戏笑的附和着，我们几个同学互相对视，因为没有装配钳工专业，不敢前去修理，见状几个修理工骂骂咧咧地，并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其中一位拿出一份图纸嚷嚷，你们能看懂吗？我们几个同学一下都来了兴奋劲，都争着抢看图纸。因为在文革发动时，我们已学一年的制图专业课，由于三线建设急需推土机，彭浦机器厂的工作任务十分繁忙，由于劳力严重不足，军宣队、工宣队立即让我们这届同学参加实践劳动。所以，对这份我们熟悉的机械图纸不感到怯场。在交谈碰撞中，职工们的心态逐渐平和，友好了许多。此时，生产科长冷绍明走过，亲热地与我们交谈几句。这是我与冷绍明科长的第一次碰面，却对我人生关键的一步给予了帮助。

  吃好晚饭，知青们都为陈元盛担忧，都纷纷聚集在他的板房里，因为指导员兼连长的赵成美要从加格达奇回来了，赵成美是位解放战争参加革命的，由于长相酷似电影地道战里说：高，实在是高的电影演员，所以全连在背地里都叫他高家庄。他对人真诚，关心同志，工作认真负责，给我们知青留下不错的影响。但陈元盛毕竟打了副连长，知青们心中仍然感到忐忑不安，指导员中午回来后，副连长等职工抢先一步向他先告恶状，整个下午连队在平静中渡过，但知青们不安烦躁的情绪逐步漫延，甚至有人在帐蓬里大声辱骂副连长。吃好晚饭，陈元盛向指导员去作检查。陈元盛虽说外表粗犷，但心很细。他以诚恳检查，不讲副连长的坏话而获得指导员的宽谅。以后几天，指导员找了两位打架的当事人谈话，并召开了班排长会议。据参加会议的知青讲，指导员在会上对打架一事未作过分的渲染，主要是讲生产计划按排。每月月底，按惯例要召开全连大会。在会上副连长的检查的深度令知青们感到吃惊，检查之后，两位在台上握手和好，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一场风波被指导员艺术性的巧妙化解了。事后我想知青占绝大多数是指导员慎重处理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妥善处理知青和职工之间的矛盾，使我们连队生产计划提前完成，而受到上级表扬奖励。不久副连长调到其他连队任连长，走时，双方有点依依不舍。我们到大庆时，副连长到车站为我们拥抱送行。

  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里，人们对入团、入党是十分向往的。我由于受到“中庸之道”哲学的影响，遵守着“不骑马，不骑牛，骑着毛驴当中游”的信条，但我虽是小步，可不停步向目标前进，同时也欣赏水到渠成的做法，所以，我的组织问题到八十年代初才解决。

  在到大庆尚有十天左右的时间，各个连队陆续发展几名知青团员，用现在的话说是突击入团。我的同学孔繁尧也想借此机会解决入团问题。孔繁尧身材瘦弱，皮肤白净，能言善变，外号小排，但筋骨不错，是我校足球队员。有天晚上，孔繁尧叫了几个知青共同请我的知青好友，团支部书记王树宝吃饭，企图解决团组织问题。我那时对这种事似乎不是热衷关心，而是在食堂吃好饭便去拱猪赶羊了。忽然有人告诉我，王树宝被小排打了，我立即放下牌，和“大阿乡”丁建忠等数人奔到他们吃饭的地方，只见坑上杯盘狼藉，残羹淋漓，王树宝依靠墙上，泪流满面的哭泣着。我到大兴安岭时，便和王树宝生活在一起，由于在政治思想上比较进步，不久升任排长和连队团支部书记，平时对我帮助照顾不少，记得我的脚被大钉子刺破，当时鲜血直流，他怕我破伤风，拼命地将污染之血挤出，包扎好后，我的日常生活起居均有他代劳。至今回忆起来，仍感动不已。他被打，我岂能不管。我和“大阿乡”等数人，直奔“小排”居住地，将他按在坑上，一阵拳打脚踢，打得他鼻青眼肿，连连求绕。当然，我也被带到保卫科审讯，准备移交公安机关。“大阿乡”也早已溜之大吉了。“大阿乡”到大庆设计院后，八十年代初参加石油部的英语培训班，后到南海油田外事办工作，再到深圳石油集团工作，真是名利双收。我在深圳碰到他说，你什么事情都比我先一步。听后，双方哈哈大笑。我的知青好友将我被抓的信息迅速告诉指导员“高家庄”和生产科长冷绍明，他们先后到达，都将我臭骂一通，然后到保卫科长办公室，革委会副主任张春生在家听说知青打架闹事，披着一件羊皮大衣急冲冲赶到保卫科，询问具体事情后，便和保卫科长，冷绍明和指导员来到我被关的办公室，狠狠地批评了我，并要写出一份检查书，指导员在他的身后，不停地向我眨眼暗示。我无奈的写了一份检查书，也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份检查书。为了减轻责任，我将“小排”打人的惨状后果渴尽笔墨予以描述。深夜，我失望的回到帐蓬，才知“小排”只是鼻孔流的血，眼睛旁有乌青块，其他并无大碍。保卫科来调查取证时，“小排”已洗掉污血，再说他也不想把事闹大，因为他责任在先。由于他们三人的帮忙，保卫科也只轻轻地发落我。在我离开大兴安岭时，打破不上领导家门的习惯，先后到他们三人家中告别感谢，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给我说了做人的道理，不要冲动是他们三人对我的共同警言，也使我在今后几十年的工作、学习中受益匪浅。“小排”在大庆被分配到汽修厂，后和曾获市局劳动模范浙江女知青结婚，八十年初隨妻调回浙江。二千年的金秋十月，在同学聚会上与“小排”邂逅相遇。他除了略微有点胖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样的能言善变，活泼好动。我们握手致候，笑谈各自现状，谁能想到我们曾是兵刃相见的敌我，现在却谈笑风生。看到此时此情，我想起名人的两句诗：渡尽刼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描述我与“小排”的关系真是贴切不过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想他属于“四人帮”的余党，鹰犬，走卒？还是一枚被人遗弃的棋子？还是由他自己定夺吧。

  一位著名的诗人说过，一个人活着，但他却死了；一个人死了，但他却活着。他呢？还是由他自己定夺吧。

  在此。我衷心希望他能够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步伐，做一个有益予人民的人。

  今天我所要纪念的人，不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刘和珍君那样悲惨，也不像董存瑞等先烈们那样壮烈，他们只是普通的知青，但却在青春年华绽放之时，暗然的离我们而远去。

  我们在碧水修建完火车站家属房后，又在火车站不远的地方抢建纤维板厂。为了在封冬之前，浇筑完室内设备基础，在缺乏大型挖掘设备的情况下，知青们每天至少要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在挖掘主机设备基础坑时，由于坑深，地下水不断渗出，为施工方便，一边用潜水泵抽水，一边知青们轮流下坑挖土，尽管穿着水靴，但脚下仍然感到阵阵刺骨的寒意。三天之后的一个早晨，邓启林感到双腿麻木，失去知觉，小便不通，腹部胀疼。消息迅速在连队传开，指导员“高家庄”见状立即派人向上级发电，速派医生救治。上级派了一位从哈医大毕业不久的女医生，对此病也束手无策。只好做了导尿处理，要求立即转院治疗。是转上海还是哈尔滨治疗，也引起争论，还是指导员“高家庄”拍板，决定转上海治疗，主要他是上海知青，以后可由亲属照料，另外，上海的医疗水平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当晚，女医生和数名知青乘车南下，“大阿乡”丁建忠也随同前往。邓启林走后，留下的知青也议论起来。因为他长得眉清目秀，皮肤白净，活泼开朗，颇有阳光男孩的气质，所以深受女知青的青睐。一个月前，他嫌女友不够丰满，他们平静的分手了。如果他们不分手，社会公德和实际利益的两难选择要摆在这位女知青的面前了。春节前夕，我们回沪探亲。他仍然是谈笑风生，他的母亲在一旁轻轻地哭泣。他的父亲在外地三线工厂，妹妹是六八届初中生和他同年毕业，为了让妹妹留在上海，他选择了“上山”。看到我们生龙活虎，而儿子却躺在病床上，怎么不令他母亲伤心痛苦呢！他母亲身材匀称，五官端正，如果不是生活重担的压迫，可能会更加丰采动人。人们常说，子女会错位遗传父母的基因，他不但遗传其母亲的基因，而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第二年我们又去探视了他，他已从医院转到家里治疗，病情依然如此，由于激素的原因，面孔也是完全变形了，不久听说他远离我们而去了。

  关于是工伤还是病假的问题，单位里争论不休，但指导员“高家庄”说，我对医术不懂，但过度疲劳和寒冷是导致疾病产生的主要诱因。后来我们到了大庆，争论结果如何也不得而知。但指导员多次为知青利益而大声疾呼，全力维护，也是深深的感动着我们每个知青的。

  知青朱永祥我和他不太熟悉，但深知其好动好唱，虽然唱功不太正宗，道地，但只要听到：阿里山的姑娘和阿瓦人民唱新歌的歌声，就能迅速找到他。在大庆他被分到汽修厂。一年的夏天他到水泡子嬉水游泳，再没有回到他熟悉的环境。据说其父母是上海市医院的著名大夫，曾经救治了无数病人，但站在儿子面前，他们却无力回天。

  知青林楠在八十年代初，他们夫妻调到南方某市纺织厂工作，曾令我们羡慕不已。但好景不长，工厂破产倒闭，他携妻带子返回上海。他们生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儿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求学，另一个女儿在高中上学，两人均无工作，生活十分艰难拮据，他只能到工地上做电工或电焊工维持生计，他妻子看到从大庆回来的同学个个兴高采烈的神态，自己感到无地自容，便悬樑自尽，离他们而去了。我早就说过，绝大部分离开大庆的人是错误的选择，就连我调到江苏油田，福利待遇，工作环境与大庆相差无几，仍然有这样的感觉，主要是缺乏大庆那种气派，氛围和东北人的豪爽。

  沉舟侧畔千帆过。苦难的日子已远我们而去。我们作为新上海人回到了故乡，沐浴着的光辉，过着比上海人还悠闲、宽松、舒适的幸福生活。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滿襟。他们过早的离我们而去，使我们每个健在的人都感扼腕叹息，所以，今天，我写此短文，是想铭记他们三人和那些在　祖国的南疆、北国、西域、东隅，将他们的青春年华和热血永远的留在那里的不相识的知青们，愿他们在天之灵安息吧！

                                                      2006.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