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生涯

作者：沈安妮

　　第一门电脑课，第一本电脑书

　　1983年年底，当我跨出旧金山机场时，除了行李外，我身无分文。下机伊始，第一件事便是找饭碗。从小受马列主义教育，财产为零的人是暂且不能在生意上着眼，作任何投资考虑的。插队落户贵州多年，我会栽秧薅苞谷，也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唱过歌。跟许多上海小姐一样，会打毛衣，穿自做的衣服，裁缝技术若是更上一层楼，兴许够格在上海街边摆裁缝摊。

　　来美前在上海跟外国语学院戴炜栋老师夫妇念了一段时间夜校英文，中国式的英文考试，我颇能过关，一踏上美国土地，人说话，我不知所云，我开口，则人不知我所云。总之，我所有的本事加起来，除了缝衣，洗盘子，别无所选，即使我愿意，人家还嫌我没有经验呢。曾有一位缝纫厂老板让我试工。整整一个早上，我缝了七十二根连衣裙带子，只挣了六块美金，扣去税和车钱，剩下的钱不够一顿中午饭。老板直哄着我签字订合同，为她长期卖命。此时此刻，我真正体会到何谓"血汗剥削"。我可不能干赔本活，因为实在是无本可赔！贵州的老乡常说，磨刀不误砍柴工，我开始去成人学校学英语，等磨出了英语刀子嘴，何愁找不到饭碗。

　　美国的成人学校，顾名思义，是成年人的进修职训学校，免费！由于成人学校的学生流动量很大，制度较松散，走入学校，填表，登记，立即进入教室上课。

　　旧金山中国城的北岸区成人学校中除了教员有美国人外，学生几乎是清一色的炎黄子孙。虽然是黄肤黑发，血浓于水的同胞，却说着世界上五大洲的各种语言和方言。

　　他们也许是来自中国香港的写字楼小姐，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小商人子弟，也可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高中物理教员，或是出生于南美的华裔，更可能是本地的闲人，退休后无所事事，......，鲜有人似我，来自贵州山寨求业心切的上海知青。

　　我每天恶补英文兼打字，两星期一晃而过，忽然发现学校还设有电脑班。经一番结结巴巴、比比划划的恳切要求，美国女老师终于让我坐进电脑教室，高兴得我立刻聚精会神，洗耳恭听。

　　黄头发蓝眼睛的洋老师打开洋话匣子，滔滔不绝的洋话，一波又一波地冲击我的耳膜。我似懂非懂，不懂装懂，声声ok，惟恐老师赶我出教室。老师手持一本上半部白，下半部深紫色的大课本，指示我购买教科书。英语班多半发免费资料，此处竟不同，我得自掏腰包。

　　直至进入中国城的东风书店，我才发现事态严重，这本半紫半白的BASIC LANGUAGE 课本居然要价二十一美金，当时我的脑细胞内储存的仍然是人民币币制......，一美金约折合一点六七元人民币(时值1983年)。一本电脑课本竟是如此天价，够得上一个上海徒工的两个月工资。打了半天的中国算盘，定不了主意，只好转回家与先生商量。盘算了一晚上，前思后想，为了在新大陆谋生立足，狠下心掏出银子，下了来美国后的第一笔大注。

　　在以后的电脑学习中，我才了解到，电脑课本的价格多半是五六十美金，更有八九十美金之数。若干日后，洋老师指着我要作业，我才意识到她一定是早就布置了作业给我，而我也必定是没听懂，却向她OK了好多次。询问多位同学，才知道我们得在电脑上完成作业。电脑室里，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国太太，身着洋装，正在电脑前做功课。我用中文告诉她，我想站在她后面看看，学习怎样用电脑，我一点都不知道怎样开始。洋装太太没吭气，似乎挺忙的。忽然她转过身来，不高兴地说了两句英文。我一下子没能回过神来，只见她满脸的不屑，语调刺耳，她好象是说我弄得她神经紧张，叫我走开。顿时我感到十分难堪，就似"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赵大大听到了"黑不溜秋的，靠边站站"。洋装太太显然是土生的华人，画眉描眼挂金戴银的，十分时髦。我呢，天天穿着亲戚给的旧衬衣，中国大陆带来的牛仔裤，浑身土气。我自作多情，认她是血浓于水的骨肉同胞。在她眼里，我不过是个土里土气、英语不通的穷外国人罢了。大概是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深入我的潜意识，"老子才不稀罕"！贵州老乡们的口头禅差不多脱口而出，土包子唯有一切靠自己争气。自此，我每天下午都泡在电脑实验室里，练习使用指令，写极短的BASIC程式。三星期后，我已经将整本电脑书的习题都做完了，结束了我的第一次电脑扫盲课。

旧金山市立学院的电脑课

　　旧金山市立学院坐落于山坡上。双向的车道由山脚蜿蜒而上，三米宽的石阶梯通往散布在各处的教学楼，最高处是巍峨的科学楼。公共汽车站和有轨电车站都设在山脚下，下了车，爬上坡，沿着蜿蜒的车道，走十分钟，到达电脑楼。

　　电脑楼的底层为电脑室，整齐地排列着许多终端机。1985年之际，个人电脑的价格仍十分昂贵，尚未普及。学校，企事业单位大都使用连接主机电脑的终端机。终端机供学生作程式设计练习用。学生可在两个小型的印刷机上随时印程式报告。上交的功课根据要求，一般需头一天在终端机上打入指令，送入地下室的大型印刷机，次日从电脑室工作人员处凭学生证领取印好的功课。上交的功课程式首页得印出自己的姓名、班级、课目及日期。有懵懂学生作弊，抄袭别人的作业，当作自产，充数上交，只留神于拷贝、印刷，没留意在首页上做手脚，兴冲冲地交去别人上学期的作业，然后不知就里地捧个大鸭蛋扫兴回家。电脑楼的其余各层均为教室，明亮的教室里桌椅整齐干净，教室的前后整面墙都是黑板，讲台的侧后方悬挂着教学用的大电视机。想起在贵州山寨的那些油灯如豆的夜晚，屋里暗影幢幢，蚊子嗡嗡，屋外是蛙鸣阵阵，山风呼呼，雨声淅淅，长夜漫漫。那时的我，以为是永远地失学了。置身于温暖如春亮如白昼的电脑教室中，往事实在不堪回首。如今我又是一名学生了，是的，我比别人晚了十几载，少读了初三，也从未踏进过高中，我深知，我的电脑学习之路将是漫长坎坷的，可是我经历过别人未曾有过的风浪，饱尝了别人无法理解的苦难，我深信，只要有路走，我一定会走下去，不停息！

　　在市立学院刚开始时，一堂课下来，如果老师在黑板上画些图，或是举例说明，我可以理解十之五六。课堂上半通不通，似是而非，我只能靠在家加强阅读来补课巩固。戒了小说，绝了电视，一本英文字典在手，查出的生词全写在最后的几页。难的是，有时候搜索完了生词，文章依旧读不通。别人浏览一遍可抓住要领，我则需要仔细精读几遍方能琢磨个大概。日本人研究出模糊数学，我则是模模糊糊学电脑，无可无不可也。

　　美国老师上课，喜欢添加幽默，气氛比较轻松，常常是满堂爆发大笑，我竟不知所以然。美国学生爱提问，老师与学生常在课堂上讨论。

　　我从来不在课堂上提问，怕的是我提了一个早先组织好语法的问题，一旦老师反诘，我会发昏，不知如何接下去。为避免影响别人学习，我只有滞留到下课别人走后，趁着只有老师和我二人时，才斗胆操练我的洋舌头。洋老师中的一位，多年后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开玩笑告诉他，当年我经常是最后一个和他一起离开教室，并不是我迷恋他，在擦爱情火花，实在是图个人少，我可以勉强挤出几句他听得懂的英文。

找工作！找工作！

　　求学固然重要，过了而立之年的知青辈，大都是上有高堂老父母，下有待哺小儿女，能一味求学吗？我的人生交响乐中的主题是摇篮曲 ------ 照顾孩子，夜间在学校奏电脑小夜曲，不考试之时便是练习求职进行曲。看报纸广告，打电话，寄履历表，应征面试，笔试 ...... 说句大话，我的求职谈话之多，寻工作经验之丰富，兴许得设计个电脑DATABASE 来储存失败记录。以下是两幕我演求职者的谈话短剧。

　　谈话之一

　　地点：加州政府机构大楼

　　场景：人事科谈话室

　　人物：中年黑人太太、中年白人先生均为负责人，另一来自人事科的小姐

　　申请职务：清洁工

　　从事政府部门的清洁工作不但有医疗保险，并且工作量固定，福利好。对一个挑过粪的知青来说，清洗办公大楼的厕所和马桶，当然是驾轻就熟，更遑论扫地擦玻璃。我的履历表显示了我有多年的家庭清洁工作经验。谈话的前一天，我临阵磨枪，将清洁工手册读了好几遍。州政府工作谈话一般是二人代表用人部门，一人代表人事部门。为确保公平合理，或是怕将来有人吵闹打官司，谈话全部录音。

　　人事科小姐带我进入谈话室后，介绍姓名，寒喧入座。几句老套以后，黑人太太提出了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如果地毯上有口香糖，你如何处理？""如何处置？还不是拣起来丢进垃圾箱。""就这样吗？""是的。"

　　正确的答案是捡起口香糖后，应使用一种专门的溶液作进一步的清洗。此乃关键的技术考核式问题，我未答对，自然出局。其实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常识性问题。嚼口香糖，简直可以说是美国人的专利。地毯家家有，不管是无产阶级，或是资产阶级。商店里各种洗地毯溶液，任君选择。20世纪70年代，甚至80年代，中国的老百姓是无福消受地毯的。即使是在上海------中国最大的都市，唯有大宾馆或是高级干部的家，才见得到地毯。地毯象征着极高的身份。我的父亲不过是上海的一介草民，母亲也不过是另一介草民，弄堂房子的住客，何来地毯之有？下乡之际，爬山下田，脚下踩的是水、泥、石头，脚踏实地------实实在在的泥土地。我住的茅屋里，泥地高高低低，坑洼不平，贫下中农教导我们：只须在不平之处多洒水，多踩踏，慢慢就平整了。如果我将实情告诉黑太太，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家没有地毯，国情不同，美国人的洗地毯常识，对我来说是全新的经验，也许我的机会大一些。不！家穷岂可外扬。不当清洁工也罢，至少我是很幸运的，有机会接受中国贫下中农的教育------土插队经验，也有机会接受美国工人阶级的教育------洋插队经验。

　　谈话之二

　　地点：中国人的小型贷款公司

　　场景：一层住宅楼面改建的办公室

　　人物：老板，年轻的女秘书，三四个办事员

　　申请职务：秘书兼打杂

　　开幕之时，女秘书用英语招呼我入座，然后她用广东话请老板入座。女秘书流利的双语使我气馁，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人，满脸和气，顿时令我感到有些希望。几个简单的英语回合后，老板问："你为什么认为你有能力胜任此工作？"我回答说，我在中国学过会计、出纳，来美国后开始学电脑；我的电脑课上得如何如何，我的电脑知识和会计经验足以胜任他们的工作；除了英语外，我会说国语、上海话、四川话......我正说得带劲，老板忽然插问："你会说广东话吗？""识听唔识讲！"我立刻搬出我仅会的一句广东话，也立刻领悟到我没戏了。果不其然，老板开始上戏，接下来好几分钟，老板唱他的广东大戏，待他停了板，我无以为继，唯有满面堆笑。老板用英语致落幕词：在美国机会很多，到处都有机会，只要你努力勤奋，你永远有机会。一番鼓励后进的肺腑之言。我需要机会，我需要工作机会！我当时的各种条件均处于半生不熟状态。学历：仅有一份市立学院的电脑程式训练证书，还未获得大专毕业证书。英文：半通不通，光听不说，我可以听懂百分之七八十，也可以流利地大谈准备充分的自我介绍，一旦与人交谈，常不免有鸡同鸭讲之状况。经验：唯中国的工作经验而已。在美国就业要的是美国的工作经验------找不到工作又如何积聚美国的工作经验。先有工作后有经验，抑或是先有经验才找到工作，正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世界难题。

　　多次在中国人小公司的失败经验，最终使我认识到一个铁的现实：旧金山的老华侨都是广东人，我不懂广东话，与老板沟通尚且困难，谁会花了钱请我去吓跑他们的广东顾客？大陆来的说国语的打工仔还没修炼成正果，熬成老板金身呢！广东老板要的双语是广东话和流利的英语。即使我的国语说得与赵忠祥一般标准，加上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腔，更有十年说贵州话的经验，供求不合，奈何也！

　　面谈次数多了，我差不多练出了沙家滨阿庆嫂的功夫：观脸色，察眼神，听话听音，一番开场白，我便可以揣摩出美国胡司令的不满意，或是香港刁参谋长的不中意。小公司老板常常是当机立断，三言两语打发你走人。大公司都有一套程序，瞧您不上眼，不会马上让您觉得难堪，两星期后，给您一封客客气气的回绝信。记得有封回绝信还形容应征失败者为"明珠暗投"，唉！明珠本人不敢当，千万可别暗投到人老珠黄不值钱。

第一个工作------电脑打字员

　　到处面试，到处碰壁，依然是处处时时寻寻觅觅。报纸报导，美国护理人员奇缺，必须由国外进口护士。美国要进口护士！我虽然目前不是护士，有利条件是我已经进入美国口岸，旧金山的市立学院有口碑甚佳的护士专业，平均成绩在3.0以上便有资格进入护士班。百分之九十九的护士班学生可通过加州的护士执照考试。适者生存，当机立断，我必须改学护士，赶快进入美国社会最需要的工种中去。市立学院的护士专业需两年时间。第一年学习解剖及护理等，第二年开始进医院半工实习。实习期间领薪水，这意味着一年后确保有饭碗。我怎会如此沉迷于学电脑，没早一点转专业。样样弱势的我，岂能选专业？

　　世事难料，正当我向护士专业冲刺，在姐姐友人的全力相助下，我找到了一份最低档的白领工作------银行的电脑打字员。命中注定，我不会当护士。白天八小时，尖尖十指不停地在电脑键盘上跳踢踏舞，眼睛紧盯电脑屏幕，思想高度集中以保持零错误率。下班后已是精疲力竭，头昏眼花，忙着回家、接孩子、做饭、吃饭，风风雨雨地赶着去上电脑程式设计、系统分析、微积分、物理...... 做学生难，做老学生更难，做电脑老学生是难上加难。

第一份电脑程式设计工作

　　1989年年尾，我突然接到一份来自加州食品农业部的程式设计工作的谈话通知，询问我是否有兴趣去加州州会------萨克拉门托市工作。按常例，此为第一步询问。

　　我立即作复表示十二分愿意。第二步是应征谈话。终于，在焦急的期待中，我接到了州农业部电脑科人事秘书的电话，与我约好了应征谈话时间。当时我已完成了旧金山市立学院的电脑课程，手上有了一张大专文凭的小王牌。多次的失败使我总觉得手中的王牌还太少了，一般来说，电脑程式设计师要拥有大学学历，再加上两三年的工作经验。

　　萨克拉门托市离旧金山约九十英里，不到两小时的车程。

　　谈话的那天，天气晴朗，瓦蓝色的天空，阳光明媚，我的先生开车，带着小孩，一家三口驶向萨市。一路上，和风徐徐，路边山坡上层层苍翠。加州的冬天不冷，气温大都在摄氏十度上下。冬天只是在树林、草丛、野花上随意涂抹，添加了些深红色、暗黄色和深深浅浅的金褐色。阳光下，依然处处明亮，生气勃勃。好天气！好心情！希望好运气接踵而至！

　　主持谈话的是一位比我还矮小、一头深褐色短发的女士。美国人多半高头大马，我面对的是位眼神机敏、十分精干的"袖珍洋马"。寒喧之后是几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最后的问题出乎意料之外。"你喜欢艺术吗？""当然喜欢！我在中国学过画。""科学与艺术，何以为重？""我喜欢数学，故在美国选学电脑。我虽热爱艺术，却毫不出色。"这是实话。上海人称那些刚有点入门某专业的人为三脚猫，我在上海学过一段时间的水彩画，很遗憾我全身所有的艺术细胞加在一起，仍无颜称为艺术三脚猫。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在履历表上填写两年艺术专科学校的学历。谦虚固然是美德，就业更需务实，尤其是在美国这样一个重学历、重经验的社会。

　　由于我拥有农业学历、学画的经验、美国的电脑大专学位，机缘凑巧，不其然我竟成了加利福尼亚州农业部电脑科的合适人选------ 运用电脑制作农用地图的程式设计师。苍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闯进了电脑业，更使我高兴的是综合电脑与艺术的工作是我所爱。

　　我的老板，即那位与我面谈、浑身充满活力的"小洋马"是个富有创造力，极其聪明的美国女人。整个电脑制图设备，包括电脑软硬件、二度及三度空间的地图显示终端机、电脑印图机等，均由她一人计划、安装、测试及操作。

全工半读继续求学

　　我的工作是写程式处理各种经纬度、平面或立体坐标、色彩、标示等数据。测试程式十分繁琐，且须十分仔细。每当终端机屏幕逐渐显现出所设计的彩色地图，或是当大幅的农用地图从印图机的滚筒中慢慢滑出，我永远是聚精会神，兴奋之至。

　　应玛芙的建议，我将解析几何中的坐标转换公式编入程式，也将统计学公式写成供直接使用的程式。玛芙的头脑中不断产生新主意、新计划。我们要将科研观察收集的数据，依据不同的阶段制成图，然后再用程式控制地图逐一显示于屏幕之上，既可以选择性地显示单一图，又可以完整地显示系列图以及与卡通同理的动态画。

　　为了解决工作中不断产生的问题，也为了完成学业，我进入了萨市的加州州立大学电脑专业就学。该校校园极大，校车行驶于校园之中，并往返于轻轨铁路小火车车站与学校大门之间。萨市是个园林城，州大校园内亦是林荫深处教学楼，树影婆娑读书人。在萨市州大的第一学期，我选修了电脑图形学和线性代数。电脑图形学介绍硬件，学习使用软件及硬软件设计原理。图形课的授课教授是个五十开外、高高大大的美国人，天庭饱满，声音浑厚低沉，上课总是问学生前一课上了什么，偶尔还谈他的酒。他的办公室布置则显出他颇有艺术修养，使我觉得他似乎更适合演莎士比亚的悲剧英雄。线性代数是电脑专业的必修课之一，印度裔的数学教授非常热心，帮助我检查、核实我工作中需要用到的数学统计公式，并且为我寻找解决工作中问题的数学资料。至今我依然记得，每当学生有疑问时，他总是要我们都看着教室的墙角落，想象三度空间，理解线性代数的空间概念。

　　州大电脑专业有两三位华裔教授，一般说来，只要是中国老师的课，我一定选，理由无他，只为多了中文沟通的机会，无法用英文表达时，中文上阵。教数据结构的王教授看起来三十多岁，和我年纪相仿。他是十年寒窗苦读，而今满腹学问，一介教授，为人师表。我则十年浩劫难挨，今日头脑空空，一无所长，全工半读。

　　感慨乎！叹息乎！怨天尤人，于事无补。我唯有一步一个脚印迈向我的学士学位，有朝一日迈不动了，我爬也要爬到头。范进尚能中举，我焉能输于古人。

　　王教授年轻有为，教学认真，严格要求学生。程式设计常常很难，曾要求我们将一个文字处理的搜寻逻辑转换成电脑程式。我思考了很久，依然无法理清思路，写成的程式自然混乱，测试结果不如人意。交作业的前晚，我再三检查，修改，测试。凌晨两点了，我依旧强打精神，面对电脑，此时此刻，真可谓：

　　无言独对屏幕，灯如昼，

　　寂寞电脑，深夜锁人心。

　　剪不断，理还乱，是程式，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夜更深了，我既无法思考，也根本无法入睡，改两下程式，试跑两下，毫无作用，趴倒在床，合眼干嚎两声，撑起来，周而复始重复机械动作。我住在旧金山，在萨市工作、上课。每天清早五点起身，来回路程共需三个半小时，相当于每日从上海去苏州上班。晚上七八点后到家，忙着做饭，做作业。老父母称之为"作孽"(上海话的"作业"与"作孽"发音相同)。来自台湾，一帆风顺的王教授怎能体会到我，一个既要求学，又要养家活口，更兼母职的老童生的心头滋味？

升任电脑程式分析师

　　1991年，我终于结束了每天三小时往返于旧金山和萨克拉门托市的长途跋涉，转入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加州州政府劳工保险公司电脑部门。

　　十六层楼的公司大楼地处旧金山市中心的玛结街。1991年，公司的电脑部门主要有IBM和WANG两种系统，应用程式大部分使用公共商业语言。我被分配至IBM系统的ASSEMBLER维修组，每天的工作是解决电脑系统发生的任何故障，或是为其他部门提供急需的报告，或是为客户作特殊的服务。工作紧张繁忙，压力大，是一个迫使人快速学习的环境。我毫无选择，一头扎进去，尽全力学习，工作，可谓之在游泳中学游泳。业务指导王先生是一个极其优秀的电脑人才，土生华侨，毕业于加大柏克莱数学系。王先生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做事沉稳，有条不紊，更可贵的是他诲人不倦。

　　全组十来个人，人人手上都有程度不同，范围不同，性质不同的程式修改工作，个个都向王先生请教自己无法解决，或是根本不知如何着手的疑难杂症。王先生对每个人的所有工作都了如指掌，一一指点，逐个辅导。对于新移民的我，王先生常常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解释他的技术性指示，甚至不厌其烦地画图、举例。王先生深知我的英文蹩脚，帮我修改英文信件时，却总是客气地说："我完全懂得你的意思，只是改成美国化一点。"维修组的工作节奏极快，幸得有了王先生，我虽然时时感到压力，却也学了不少技术。王先生携夫人游泰国回来，每个组员都收到一把泰国制铜饰小刀。礼物虽小，却是来自遥远的万象之国，是王先生的一片心。

　　一年多后，王先生升任经理，我和另外一位印度裔的同事被提升为程式分析师，形式上接王先生的棒。有一位中国人同事，年资深，经验多，做事谨慎小心，典型的电脑工作者，曾有两次机会担任王先生的职位，他深感此职责任重大，竟两次因担心不能胜任而拒绝升迁。

　　因此，当不少人得知我这样一个英语糟糕，经验远不及他们的人，居然毫不犹豫地走马上任，当然十分好奇。嘿，岂不闻中国的至理名言：船到桥头自会直，车到山前必有路。如果他们知道，多少年我曾经在贵州的山上，破衣烂衫，汗流浃背，锄禾日头下，多少日我曾经在旧金山风雨交加的日子里，奔波于学校、家和公司三地，修习电脑程式课程，多少晚我曾经在家中的电脑前，苦思冥想，做那永远做不完的电脑作业，读那永远读不完的电脑催眠书，那么轻轻易易放弃已经到手机会的人，岂能是我！苦难的知青岁月只教了人勇往直前，绝不退缩。

　　全组十来个组员，除土生的美国人，计有印度裔、乌克兰裔、菲裔、阿拉伯裔、华裔，一个雏型联合国。我的美国国龄和美国工龄均只能以最短来形容，英语仍然常常凝固在舌尖上，我却要接王先生的棒，担任技术指导，又一下子比各位多拿几百美金，小小联合国中自然风起云涌，谁会心甘？更何况，我的前任王先生又是如此优秀。不快时时发生，通常是迫不得已我才应战，繁忙的工作使我无瑕应接。

　　有人写信要求我必须以书面的方式来指导他的工作。我不客气地指示对方学习研究现成的程式，写报告来。也有人找我谈话，满脸诚恳地先赞扬了我一番，说是我被提升前，大家都很喜欢我，但我的能力实在是不足以担此重任，尤其是我的语言沟通能力，实在太差了，令大家感到失望。口口声声大家大家的，好一个复数人称代词！直显得我有负众望，真该自己知难而退，识相下台......

　　No way! 安安静静地听完"弹劾"，我正色道："我认为我完全有能力胜任我的新工作，而且我也在尽全力做好我的工作。提升我是领导的决定。如果你认为我不够格，或者你们认为我不够格，也就是你们认为领导作了错误的决定，我想，你或是你所说的大家，应直接向领导汇报你们大家的意见，指出领导的错误。"领导能做错事吗？绝不可能！此理天下皆同。我该做的是尽快提高我自己的业务能力，以此凸现领导的正确英明。

　　几年后，这位曾与我有过勃蹊的同事不得已求我帮忙。其实，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拒绝她，坐观她出错。但是我毫无保留、尽心尽力地提供帮助。我的职业道德是：在电脑工作中，我坚持一丝不苟的原则，我不能容忍浮夸不实的作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电脑从业人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但我的知识，或是我的经验，只要是我认为正确的，我应当传授给共同工作的同事们。即使是与我水火不相容的人，我也绝对不会在工作上夹入私心，故意刁难。当年的老三届知青，如今的美国政府电脑程式分析师，我的人生哲学是：为人于世，尽力做一些力所能及，对社会有益的事。生于中国，立足于美国，在这个多种民族、多元化的社会中，我尊重每一个人，学会理解别人，体谅别人，可以包容错误，但不能容忍歧视与不公平。

做人的尊严，一个中国人的尊严

　　美国虽然是一个法治的社会，种族问题却依然不少。歧视源于肤色、民族、宗教，或是根深蒂固的偏见，或是文化背景的迥异，或是经济地位的悬殊......。 早期的华人移民大都来自广东省的农村，也由于早期的一些限制，大部分华人只能就业于餐馆、洗衣店。如今，一些工程、医学、电脑等高科技高薪的工作领域，已处处可见龙的传人。中国人已被视为优秀少数民族，伴之而来的却有一种迷思：中国人埋头技术，任劳任怨，从不抱怨。我希望这仅仅是一个错觉。

　　我的小老板，白人，女性，与我年龄相仿，曾因为依靠、信赖我的工作，与我相处甚为融洽。近年来，电脑业发展迅速，日新月异，公司以高薪请了不少电脑专业工作人员，以增添设备、提高技术力量来加强在劳工保险业中的竞争能力。电脑技术员大都是男性，正如电脑班的男女学生性别比例，三四十人的班里只有三五个女学生。电脑工程设计，更是男人的天下。兼任一个高科技雇佣兵团的领导，小老板时而赠送鲜花，时而购买糕点，开派对更上了日程表。派对上比赛纸飞机，集体朗诵生日故事，唱歌，赛诗等。只可怜一些英文似通非通的外国人，说本行的电脑行话，还有舌头打结的时候，赛英文诗是连脑神经都要打结了。我向来不愿拂人意，欢喜热闹，人乐我乐，无可无不可。有派对我尽量参加，交钱或做拿手菜，我一一照办。小老板要求我们购礼物送外来的高薪临时工，我亦照办，区区几个钱，大家高兴。圣诞节，生日会，小老板给人人送礼，我则送相当的生日礼物回报给她。当有高薪专业临时工生病，或开刀住院时，我们的小老板则捧着鲜花、慰问卡去医院探病。对一个有爱心、关心别人的人，我永远是尊重的。

　　1997年美国国庆，一个与我同年的中国同事突然车祸身亡。闻噩耗，我顿时失声痛哭，平日里朝夕相处，嘻嘻哈哈，猛然间，人没了，永远地没了。同车而亡的还有这位同事的哥嫂及正值青春期的侄女。殡仪馆设在旧金山的中国城，我们的公司位于市中心，按美国人的交通观念，两地仅一箭之遥，咫尺相隔。面对灵堂里的四具棺木和泪流满面肝肠寸断的老母亲，我感到万千哀伤，无语哽噎。公司里的同事，其他部门的老板，白人、黑人、菲律宾人......都到了场，而我们的小老板却无影无踪，我感到心寒。作为多年的直接上司，属下的工作人员遭此惨祸，慰问吊唁不但是人之常情，且是必要的工作。一星期后，小老板又让人开始筹备冰淇淋派对时，我愤然拒绝参加，只感到彻骨彻心的冷。原来她的爱心仅止于某些人而已。

　　以后，我更明白连她对人的尊重，也仅止于某些人而已。为了给别组的一个书面回复，我向她请示。她站在办公室中间，吼道："你既不能设计Database，又不能当Project Leader，你只能写程式，你就这样回答。"她竟无视我当时正在上高级Database设计课，她忘记了她曾经给过我白纸黑字的评语：担任十二个程式师的技术指导...... 即使是我不学无术，一无所能，作为一个领导，岂能在公开场合张口辱人！更何况，较之于她，我可是州立大学电脑专业的科班出身。

　　矛盾终于激化，导火线是搬办公室。小老板将我安排到一个最差的工作环境------靠近门口的办公室接待员处，并且是今日通知，明日搬，毫无商量余地。美国的大小公司都有些不成文的规定：年资高的工作人员较之新进人员，一般享受较好的待遇------靠窗，或是宽敞些等等。我曾在地上长草的茅草房顶见天的泥墙屋里居住经年，经历了那么多艰难困苦的插队落户，办公处狭窄些，我岂会在乎？为了工作，我完全可以忍受一些不愉快或不舒服，但我不能忍受歧视与不公平，尤其是不公平的待遇来自一个对我毫无尊重的小老板。我可以是个埋头苦干的中国人，但我更必须是一个不平则鸣的中国人。我向小老板口头提出新的工作地方太窄，连书和工作用的资料都没地方堆。回答是：只要先搬电脑，书和资料可丢掉些，有些东西可搬回家去。最后一句话是决定已作，她不会再三解释了。如果她很客气地要求我帮忙合作，我反倒难以坚持不搬。很明显，小老板以为她看到了我在乞求。当领导的怎么可以叫下属丢工作用的资料书？她的盛气凌人在火上添了油。几经斟酌，我依旧决定先君子，后小人。我写了一封正式的报告，罗列了我的工作，言明了我的工作需要环境安静，思想高度集中------近门的地方不但要时时为人开门，更是人声嘈杂等等。通篇文章极其清楚地表明：在新的地方我无法工作。当日，小老板就作复，回答极其简单：立刻搬，任何想法以后再考虑。

　　至此，我感到她完全是在玩弄她芝麻绿豆官的权力了。她没有想到，我的书面报告本身就是开战前的暖身运动，战略上的第一步。她当然更不会想到，我早已经思考过争斗的后果。我在她的下面兴风作浪，终不至于助她平步青云。若是两败俱伤，我有技术在身，可以走人，她的仕途可就从此断送了。物极必反，我一状告到大老板处，又接着到人事部去反映情况。经验丰富的大老板极其慎重地处理了这个看起来并不大的风波。先将我安排到别组的地盘暂坐，两月后，让小老板安排我搬回原处。

　　在这搬办公室事件的前前后后，我周围的中国同事们，无论是来自何处，都给了我不少关心和支持。有的帮我修改檄文(是写给大老板的报告，不过此处我非常想用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檄文"二字)，有的多次询问关心，有的好心劝我为长远着想，忍让换得平静，平安......，平安固然是我所求，但没有尊重，何来平安！我要的是对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尊重，忍辱退让会使我永远觉得窝囊。与我周围仁心慈肠，宽厚为怀的中国同事相比，我似一个好斗的公鸡(此处应为母鸡)，也许，我身上真有那么一点DNA来自揭竿而起的远祖。我母亲姓方，她的家乡是浙江山区的开化县，母亲说她的祖上是方腊的一支，在农民起义失败后，为躲避官军的追剿，逃进了深山，方家的烟火在崇山峻岭中延续了下来。息事宁人，自扫门前雪固然属于中国文化，但我认为，更多的是不少中国人由于语言障碍，缺少对美国主流社会的了解，因而兢兢业业于个人的高教育、高技术，而淡漠政治，淡漠周遭的种种。殊不知，美国的社会重视公众利益，尊重个人自由。美国的法律是建立于大众的愿望之上的，你不参选不关心政治，你便放弃了你的权利。你不能指望一个黑人或是一个白人立法将华语纳入双语教育中。只有靠你自己，中国人去争取你中国人想要的公共教育。只有靠你自己，中国人去争得你中国人想要的尊重与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