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由上海图书馆、作家出版社、上海作家协会、黑龙江省图书馆和上海黑土地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抒情年代----我和知青文学系列活动>>中的<< <我们的故事> 作家报告会>>于2008-12-14日上午在上海图书馆进行。12日傍晚，主讲的著名知青作家、黑龙江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贾宏图，一下飞机就在他下榻的宾馆热情地接待了组委会对外宣传组记的采访。下面是他接受记者庞继远采访的访谈录。

庞继远(以下简称庞):首先让我们对贾先生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对不顾舟车劳顿，立刻接受我们的采访表示感谢。今天的采访主要是来谈一下你的新作<<我们的故事>>。你的新作<<我们的故事>>自今年1月份出版发行以来，反响很大，引起了轰动效应。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到写这本书的？

贾宏图(以下简称贾):１９９５年，我在黑龙江省作协工作的最后一年，曾想采写１００个留在北大荒的老知青，想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永远的北大荒人》，而且跑了黑龙江垦区的许多农场，写出了十多篇，但因到文化厅任职，不得不放下这个计划，尽心去当公务员了。

庞:什么时候又继续写了呢？

贾:２００６年当我就要淡出官场的时候，我又把当年的愿望重新拾起，来写我最熟悉的群体--老知青。

庞:是什么灵感激发你来继续写作并完成这本书？

贾:是良心，是责任。

中国的知青运动----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兴起在文革中的１９６８年夏天，因废除了高考制度，学生没有升学希望，官方又不需要几千万的中学生在城市再闹下去，上山下乡是转移革命力量最及时的办法，毛主席当时的想法是尽快结束文革。

高潮是１２月毛主席发表“知青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之后，开始是学校的动员，后来就是社会的动员大--强大的舆论和政策的压力，你不想走也不行了。从１９６８年始，到１９７４年终，据统计有２０００多万大中城市（其中上海知青１１１万，到黑龙江省的上海知青１６、５万）的三届初中毕业生和三届高中毕业生（也包括回乡的中学生）到农村边疆的农村插队，到农场、林场和建设兵团当工人或兵团战士（屯垦戍边）。这是中国历史一次人口最多的大迁徙，涉及的人有数亿人，知青的亲朋好友。

作为千万知青中的一员，我亲身经历了这一场浩大的运动，虽然我只在北大荒待了８年，但由于的特殊身份，在北大荒当了６年记者，返城后，我又当了十多年的记者，我对知青的前世和今生有了更宏观和更微观的观察与思考。多年来，我有一个夙愿，要为“我们”----当过知青的“老三届”----写一部书。这出自我的责任，也出自我的良心。在兵团战士报当记者时，我自然是扎根边疆的鼓吹者。可我自己在１９７６年就返城了，现在身处高位、衣食无忧，而我的许多战友还在黑土地上过着艰难的日子，许多人已长眠在大山和莽原里，一想起他们心总有些不安。为了使灵魂安宁，我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用我的笔，告诉人们他们的过去和现在。

从２００６年５月开始还愿，用一种最通俗的办法，在黑龙江省发行量最大的《生活报》上开一个专栏《我们的故事》，每周发一篇，经过一年以后，读者纷纷要求能尽快结集出书。正好作家出版社的朋友也对这本书怀有期望，（责任编辑贺平当年在黑龙江的“五七干校”当小知青，总编辑侯秀芬是在陕北插过队的老知青，编审下乡在内蒙古建设兵团，她们的热情催生了这二部书。）这样一来，２００８年１月出版了《我们的故事》，１２月又出版了《我们的故事－２》。

在过去的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我四下上海、五次进京，又走了黑龙江农垦局所属的许多农场，采访了几百个知青。那些日子我每天都生活在感动和温暖中，有时采访时我和他们一起热泪长流，写到动情处竟痛哭失声。但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欣慰，我找到了一个说真话的作家的感觉。同时我也生活在责任的巨大压力之下，我不写就对不起埋在黑土地下的战友，不写就对不起就要遗失的历史！

庞:《我们的故事》的100多个故事都写了些什么？

贾:关心知青的命运就是关心民族命运。我们老知青中，成功者有成功的辉煌，下岗者有下岗者的苦难。所以，我要写“知青时代”（下乡的１０年）我们的苦难与风流，我还要写“后知青时代”（返城后的３０年）我们的艰辛和坎坷。我要写我们，还要写和我们共命运的父老乡亲。我要写成功者的辉煌和灿烂，我更要写失败者的沮丧和无奈。总之写我们中的许多人在逆境中奋发拼博，把种种人生经历变成财富，把最大的苦难咀嚼粉碎，凭着一股坚定的意志朝前走，和祖国一起从黑暗走向光明。

关于知青运动，无论别人怎样说，我还是要写，写我和我们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受，为这段历史留下“生命化的缩影”，以告诫人们不能让那些刻骨铭心的悲剧再次发生。也告诉人们，在那个阴风浩荡的年代，在那边塞绝寒之地，也曾有鲜艳的人性之花的开放。

庞:你怎样找到这些人了解到这些事的呢？

贾:当年的知青像北大荒满山遍野的山花，随处可采，可现在他们绝大多数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喧嚣的大都市，他们消逝在人群中。即使还留在北大荒的那些人，也埋没在大山和莽原深处了。近三年来，我曾五进北京，四到上海，在黑龙江省本省内的采访次数更是不计其数。我四处奔波，在密如森林的楼宇中和在边远的山村里寻找，寻找在中国历史上渐去渐远的身影……接待我的有共和国的部长，他们的身上还依稀看到年轻时的影子；接待我的也有坐在火坑上端着热辣辣老酒的知青战友，他的面容像罗中立油画《父亲》一样的动人心魄。望着他们满脸沧桑的木纳的表情，我会忍不住地流下眼泪。

这种人物命运的纪实写作方式，始作俑者是美国的作家斯特兹·特拉克，代表作是《美国寻梦》。特拉克在美国以口述实录的方式采访了３００多人，精选了其中的百篇续集为这本书。这１００人中有好莱坞巨星、企业大亨、政治首脑、美国小姐等上层人物，也有三Ｋ党魁、雇佣枪手、罪犯、偷渡移民及其他们的后代等美国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这本书记述了他们在美国本土寻找“美国梦”的人生经历中的所想所急和所得所失。这本书几乎成了美国的全景缩写，它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当成了世界各国人认识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这本书还获得了美国非虚构类文学的最高奖“普利特文学奖”。我也步特拉克的后尘，想写一本关于我们这一代的不仅在文学上有意义而且在社会学上更有意义的书。

知青就是那个时代的“标本”，每一个人的历史汇成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而这段历史对中国是特别重要的，是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崩溃走向新生的历史。我们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低谷的文革十年和最高潮的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于是，我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在北大荒当过知青的百万人当中选取１００人，然后把他们在“前知青时代”和“后知青时代”中有代表性又最具个性的故事写下来，以汇成一部时代画卷，留给历史的见证者本人，也留给历史，留给后人。

庞:这期间，最使你感动的是什么？

贾:是采访乐兰英。一次，我以省人大领导的身份到省内的杜尔伯特蒙古自治县去视察工作时，我听说并叫县领导帮我找到了惟有的一名上海留守知青乐兰英。当我在乐兰英家院子里见到她的时候，站在我面前的上海知青乐兰英，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东北老太太的形象，当年上海知青的影子，一点儿也没有了。可能是她觉察到了我的疑惑，她忙从身上掏出她当年从上海下乡到东北时的乘车证举到我面前说:“贾主任，我真是上海知青啊！”这时从旁边走过来一个东北小老头儿，是她的老公王木匠，看上去，比我还要苍老许多。在她的草房住屋里，我看到家徒四壁，是因超生受罚，家境已是一贫如洗。当年她下乡带的一台老收音机和上海父母当年给她陪嫁的一台老缝纫机是家里仅有的大件家具了。然后，我又见到了她的几个女儿。看着这一切，我的心里很难受……临离开时，我掏出了身上仅有的500元送给她，她坚持不要，说:贾主任，这钱我不能要！我说:我今天来看你，不是什么主任，我也是个老知青。她满脸感激地收下了钱。第二天一早，已经10年没离开村子的乐兰英带着女儿从村里赶到县里来为我送行。当她看到县里的高楼大厦时，她已经无法表达她的惊讶了。那年过春节的时候，她的女儿在给我的拜年电话里只说了几句话就哭了起来。我一问才知:乐兰英死了！她叫女儿找出了她当年下乡时穿的黄军装、黄书包和一个印有广阔天地字的茶缸穿上带上，回到阔别40年的上海。可能是因为回到故乡心情过于激动兴奋了，也可能是因为要办理回城的手续过于复杂心生焦急忧虑，乐兰英突发心脏病，在她的故乡上海离开了人世…… (贾停止了讲述，低头良久。)

庞:这本书是用笔写的，更是用心血写的！现在，这本书的一、二集发表了。你的目的达到了么？愿望实现了么？

贾:现在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我已超额完成了自己的计划，这两书我写了１１４个北大荒老知青的故事，其中说到的有名有姓的知青不下四五百人，书中的主要人物也有二百多人。其中，上海知青就有４２人，如下乡后被打成“反革命”大学毕业成为黑龙江省著名企业家的袁启鸿（《走出伤心地》）、献身知青事业的哈尔滨知青联谊会副主席唐坚（《艰难的探亲假》）、情怀芍药沟的盛文秀（《早春的芍药》）、带着“小芳”回家的戴建国（《村里有个姑娘叫小凤》）、在黑河开小店的翁静之《黑土情缘））、扎根边疆林场的“站人”李颖（《“站人”李颖的幸福生活》、小水电站专家黑河政协副主席张强富（《一个人和一条河》）、“垦荒模范”陆士龙（《永远的垦荒者》）、“火中凤凰”蒋美华（《火凤凰》）、“乐不起来”的乐兰英（《乐不起来》、“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陆建东（《位卑未敢忘忧国》）、经历坎坷的咸氏三姐妹（《三人行》）、一个人改变一个县教育的张盾（《在三江汇合处》）、心系呼玛开放的教授刘琪（《圆梦》）、大山人的救护神张大东（《走进大册》）、“大兴安岭的音乐家”叶磊（《走上高高的兴安岭》）、与鄂伦春兄弟血脉相连的阮显中（《血脉相联》），无私支持边疆建设的优秀企业家张刚（《张刚，你是这样的人》）、在修路建设中死里逃生的周迈、林兰新（《青春铺就的路》），投资家乡修路的王再放和她一家知青五兄妹（《一个个家庭的非戏剧性剧本》）等等。

通过写这些上海知青，我认为在北大荒的近百万知青中，在边疆吃苦最多，返城后创业最难、对北大荒感情最深、对第二故乡贡献最大的就是上海知青。每次到上海，和老知青相聚，我都感到了一种特殊的温暖。

庞:说到这些老知青沿续着的故事，你依然是滔滔不绝、激情满怀。你的心里脑海里还有千言万语要说要写。那么，你的下一步创作计划是什么？

贾:在<<我们的故事>>这两本书里，我比较关注底层老知青。下一步我想写写高层成功者的老知青，还有海外知青。他们也是老知青的一部分。

庞:叶辛写出了<<孽债-2>>。也有人从理论角度说知青文学的发展方向是向知青子女身上延伸。你怎么看知青文学的发展方向？

贾:老知青们目前的生活状态仍然大有可写的。

庞:你把知青文学史诗性作品的任务交给了梁晓声、王安忆、叶辛。你认为知青文学会出史诗性的经典作品么？

贾:二战，过去这么多年了，还有人在写。连越战都还有人在写。中国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就达2000多万人，涉及的人有数亿人，知青的亲朋好友，时间持续达10年。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应该产生史诗性的作品，也一定会有史诗性的作品出现。知青作家们应该有这个理想！有这个志气！但经典著作不是你想写就能写的。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未必想到它能成为经典，但它成为了经典。经典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你今天写的，现在不是经典，也许将来就成了经典。这要靠历史来决定。

我写的<<我们的故事>>能引起全社会对老知青命运的关注，就是我的最大光荣了。相对于它的文学价值，我更看重它的社会意义。

庞:我们今天对贾先生进行了一次成功的采访。通过交谈，在我们面前，更加鲜明地树立起了一个有良知与有浓重知青情结的老知青的形象，一个有强烈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大作家形象。这不仅使我们进一步地增强了对<<我们的故事>>一书字面的和内涵了解和理解，同时也增强了我们对正直作家形象的崇敬。我们受益匪浅，收获很大。再次谢谢贾先生。

责任良心铸就丰碑

----<<我们的故事>>>作者贾宏图创作心理剖白

“多年来，我有一个夙愿，要为‘我们’――当过知青的‘老三届’――写一部书。这出自我的责任，也出自我的良心。”无论在交谈里，还是在讲演中，你都会听到<<我们的故事>>的作者贾宏图先生这样表达他的创作初衷和原动力。

是的。在责任和良心的驱动下，他虽身处高位衣食无忧，却时时挂念着仍在黑土地上过着艰难日子的当年老知青们，缅怀着长眠在大山和莽原里当年的知青战友。他身处高位，心系老知青。人说位卑不敢忘忧国，他是位尊不敢忘知青，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谁。

是的。在责任和良心的驱动下，在他临届退休，刚刚淡出官场，就五进北京，四下上海，省内农场农村采访无数。在茫茫的雪原，他寻觅着当年知青们的远去的身影;在茫茫的人海，他搜索着当年战友们的人生轨迹。大海捞针，沙里淘金。他进出过豪华的殿堂，他盘坐过低矮的土炕。几百个当年的老知青重回他的视野，一百多个知青战友出现在他的笔下。

是的。在责任和良心的驱动下，他夜以继日地写，呕心沥血地写。写一代知青的苦难与风流、坎坷和艰辛、成功者的灿烂辉煌、失败者的无奈沮丧……直写到热泪长流，痛哭失声！但是，他还是要写！“我不写就对不起埋在黑土地下的战友，不写就对不起就要遗失的历史！”“为了使灵魂安宁，我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用我的笔，告诉人们他们的过去和现在。”良心在驱动，责任在呼唤！一个不忘本的老知青！一个有良知的大作家！

是的。在责任和良心的驱动下，他还要写“我们”对自己审视和反思:“由于当年的愚昧无知、狂妄自大、胆怯懦弱、自私和利已，怎样使自己和别人的命运雪上加霜。”把“我们的时代错误”沉淀为“我们后代最为珍贵的《人生宝鉴》。”这是另外一种教训变经验的宝贵贡献。

是的。在责任和良心的驱动下，他洋洋洒洒70万字，用爱和激情写出了114位老知青“前知青时代”和“后知青时代”的40年人生历史轨迹，写出了一代知青“豪情满怀的鲜活人生：纯真的理想，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以及柔韧亮丽的人性之花”。他给知青历史留下了清晰的足迹，他给知青时代留下了一面镜子，他给知青文学树起了一座丰碑，他给知青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他为一代知青树碑立传，他为一代知青画出了一幅清明上河图。“我们的故事”，必将像清明上河图一样，成为一部知青历史的时代画卷，成为知青文学的经典之作，留给历史，留给后人，留给千秋万代。

庞继远2008-12-16 1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