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一年后的春节，我第一次回家探亲。

假期满了，该回了。鉴于一同探亲的伙伴还想在上海多赖几天，我只能只身返回——谁叫自己臭积极呢。

一路无话，火车坐到北安。再坐10个小时的汽车就可以回到黑河了。

汽车站里人满为患，一打听：大雪封山，有一个礼拜没通车了，啥时通还没个准。我脑袋一晕，倒不是因为第一次遇见这种事而慌神，而是看来按时归队销假有点悬。这不白积极了嘛。

看我着急，车站的值班员告诉我，从嫩江到黑河的路目前还没封，要不，绕过去看看？

二话没说，我又跳上了火车。绕到嫩江时天已经黑了。

明天的车票要明早才卖，因为不知明天天气怎么样。

唉！不管怎么说，比起北安来总算多点希望。

可是今晚怎么过呢？虽然汽车站不赶人，屋里还生有火炉，但满屋满地的行李，能搁屁股的地方早已坐满了人。再说这几天真够累的，太想放平了好好休息一下了。

门口进来个拎提包的干巴老头（东北好象管40往上的都叫老头），问了一下班次就往外走，我见他熟门熟路的象是个老出差，便赶紧向他打听：“请问附近哪有招待所？”

老头打量了我一下：“知青？”“是，上海的。”“跟着我，我也打尖。奥，是住店。”

多好，连向导都有了。

离开了车站，一片黑漆漆的，路两边的店面都已经上了门板，昏昏的路灯稀稀拉拉地鬼火一样极不情愿地照着路面。路上的积雪经过人踩车压已经变得既坚硬，又不平整，每一脚踩下去都不是同一个平面，为保持身体平衡，走这样的路腿更酸，人更累。何况，肩上一前一后还搭着两只超大超重超讨厌的旅行包呢。

北方的冷，是真正的冷。冷得干脆，冷得明白，就是冻死你也决不让你发抖。风吹过来，象无数小针一样扎你的脸，呼出的哈气在唇上，眉上，眼睫毛和皮帽子的绒毛上挂上了一层活动的白霜。不象南方的冬天：那样冷自肺腑，窝窝囊囊的阴冷。

夜路，不仅冷，还那么黑，那么静。偶尔有辆车驶过，很亮、很响之后便是更黑、更静。

按常理，旅店门口一定有灯光。可是，灯光在哪呢？旁边这老头一声不吭到底是什么人？我想打量他，却不敢，因为我感觉他一直在打量我……。旅店旅店快到吧，我快撑不住了。

冷已经不存在了，它早已被满身的臭汗替代了，四只脚在雪地上踩出的嘎吱嘎吱声，也渐渐地被我的牛喘声替代了。不由担心起来：现在要是蹦出个打劫的绿林好汉，恐怕连逃命都逃不动了……。

身边这个老头该不是吧？自己也太鲁莽了，怎么就跟着陌生人离开灯光了？走到这连只鬼都看不到的地方？他要是抢我的行李该怎么办？唉，手里要有根棍就好了，现在可以当拐杖等会可以当武器……热汗里面夹着许多冷汗。

　　老头真的来夺我的包了：“你背不动了，我来帮你背一会！”一招“金龙探爪”是那样的不由分说。“不用不用……”我一招“金蝉脱壳”又是那样的就坡下驴。咦？仅一个回合就拱手将行李送人了？

　　都说没见过杀猪就不会真正理解什么是“杀猪般的嚎叫”。同理，今天我算是真正理解什么才叫“如释重负”了。

　　不知是为感谢还是为押个“包质”。我从老头手里接过了他的那只旧提包。

心里还不忘阿Q一下：哼哼，反正我的行李很重，量你也逃不动。

　　这下轮到我来仔细打量他了：瘦，小个，脸上胡子拉渣身上却干净利落。在两个大包的重压下，渐渐地重心前倾，脖子前伸，眼珠前突，口喷白雾，巨喘如牛。不禁联想起了“呼哧呼哧”吐白烟的火车头……。

　　心中突然一热：罪过罪过，多好的老头啊！“大爷，还是我自己来吧，我年轻。”

　　老头没吭声，一拐弯，进了一个灯光昏暗的大院：“到了。”再一拱棉门帘直接就进了屋。

　　我赶紧跟进，见老头已经将我的包扔在了帐台上，指着我对柜台里边人说：“这小伙子是个知青，我的朋友。给整个干净点的铺。啊。”就象下命令一样。显然，他是这里的常客。

　　墙边的方桌，有几个人在边烤火边喝酒边喧哗，见了老头就大声招呼，老头甩掉了皮袄和拎包乐呵呵地就加入了他们……。

　　第2天一早，还黑着呢，在一阵阵汽车引擎的轰鸣声中，我从梦中被推醒了：“快起来。是你要赶黑河的车吧？车站5点半发车。正好5点钟院子里有车去车站，老李头让把你捎上。”“哪个老李头？”“就是昨晚你俩一道的那个跑腿老李呀。”“奥。他人呢？”我边穿边打听，还没谢谢人家呢。“他？神出鬼没的，早走了。”

　　也就5、6分钟吧，卡车就将我带到了依然昏昏暗暗的汽车站。等我下了车卡车还没走，司机摇下车窗探出半拉身来：“喂！小伙子，看见没？那边左面第2、第3辆已经发动的，就是屁股正在冒烟的那两个车，看见吗？对，都是上黑河的，可以先上车再打票。好，再见。”

　　客车在往黑河的路上颠簸，我在使劲地回忆老李的长相。可惜只有侧面的，而且还是扭了曲走了形的。真后悔昨晚只顾自己休息都没好好感谢人家。

　　但是，我记住了这个人一辈子。

　　多好的老李头！多好的北大荒人！

PS：听了我的故事后，太太说她也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不过是发生在白天。

　　也是刚下乡不久，她站在北安汽车站外的雪地里等人，不一会就觉得两只脚不太听使唤了，一位大娘路过，见状不妙就把她扶进了汽车站。

　　小小的候车室中间有一个烧得暖暖的大铁炉，老人家在离它最远处找了个长凳，扒掉了太太的棉鞋，将她的一只脚焐进自己棉袄内的胸口，双手使劲揉搓另一只，然后再换过来。

　　大娘一边搓一边叨咕：这么小就出来受这罪，闺女呀，这是作的什么孽哟……就这鞋在上海背不住还行，在这儿可太单薄喽……以后再冻着可记着千万别急着烤火阿，得先搓红了才行，实在要冻得厉害了就得先用雪搓……造孽呀……。

　　当时太太还只是个不懂事的小姑娘，还不会感激之类的客套，只有两行热流顺颊而下——是为这位素不相识的东北大娘，也是为想起了远在8千里外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