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反潮流的“勇士”

　　1974年3月，知青们结束了一年一度的探亲假，陆陆续续从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城市回到了农场。每年的这时候，知青们的情绪普遍都很低落。一是从现在开始又要盼上近一年时间才能回家探亲，那期盼的情景可真是望眼欲穿。二是农场春播在即，又将开始下大田“收骨头”的艰苦工作了。三是随着光阴的不断流逝，面对年复一年毫无目标的蹉跎岁月，知青们能不焦虑吗？

　　然而恰恰就在这时候，分场里流传出小道消息，说农场党委正在开会讨论，由于五分场每年亏损严重，（其他分场也都亏损）场部决定将我们分场改办为副食基地（养猪），农田队的知青都要转移到离这几十里外的其他分场去，同时迁一些刑满释放留场人员过来。消息首先是哈尔滨知青传出的。来到北大荒四、五年了，老老实实在农田第一线的大部分是上海知青，其次是天津知青。混的最好的是与当地干部交往关系密切的哈市知青。他们一般不下田，要么在机耕队，要么是菜园、酒房等相对工作环境较好的岗位。由于他们与当地干部、职工之间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因此他们的消息也最灵通。

　　知青们先还将信将疑，但不久就得到了证实，此消息千真万确。顿时分场里陷入了混乱状态，人心惶惶，谣言四起。一会说张三能留下，一会说李四也不走了，搞的知青们谁也没有心思劳动，各找门路，各奔前程去了。

　　说实话，知青们谁也不愿意走。来到北大荒近五年时间，对五分场产生了感情。大家朝夕相处，互相熟悉了，同事之间情投意合，现在突然要离开，到一个新的环境里从头开始，心里七上八下的，都很难过。

　　我当时还在农田队一连，每天除了下地干活外，工余时间也就与自己熟悉的几位知青交往。基本上和当地干部没有什么往来，也没有什么门路可钻。看着那些会“来事”（社交能力强）的知青走东家串西家，心里很不是滋味。

　　劳动了一天，大家都累了，逐渐进入了梦乡，我却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我看不惯那些整天忙忙碌碌走关系争取留下来的人，也为那些老老实实不会来事的人感到不平。昨天还是情同手足在一个锅里吃饭的“荒友”，今天却互相提防着打着小九九算盘不说真心话了。

　　人啊，为什么就如此自私，原来那么团结的知青集体今天遇到个人去留问题就不堪一击，象一盘散沙。我越想越睡不着，回想来到五分场快五年了，还没来得及改变农场面貌，今天却要分开了，心里真不是滋味。场党委究竟是怎么考虑的呢？为什么要我们转移？他们了解我们知青的心声吗？不行，我应该向党委反映知青们的心情，我虽不是党员，但我是团员，我有反映情况的权利。

　　反正也睡不着了，我干脆起床卷起铺盖坐在炕上写了起来。当时知青们的集体宿舍每间要住几十人，为了半夜起床解手方便，从来是不关电灯的，每天都是灯火通明。我展开信纸，以铺盖卷为桌子，怀着淳朴激动的心情着手写了起来：

　　“尊敬的农场领导同志：我是五分场的上海知青，这几天心情很不平静，听到场部的决定后，有些情况我感到有必要向场领导作一反映……。我们不是留恋五分场，千里迢迢我们都过来了，难道还怕这几十里地的调动吗？我们只是感到自己来北大荒广阔天地后没有完成自己肩负的神圣使命，心里很难过……。希望领导能考虑我们的要求…….”（由于时间久远，许多内容已无法回忆，大概写了有两张信纸）

　　第二天一早，我将信件交给农田队指导员，请她转交给场部领导。指导员也是上海知青，她当然不希望离开五分场，因此不但同意将信件转交上去，而且还将连队知青集合起来，向他们宣读了反映信的内容。知青们本来就情绪波动，现在见有人起了头，而且指导员似乎也赞同我的意见，于是大家沸腾了起来，情绪逐渐高涨，一场由知青们主导的分场保卫战开始了。

　　那时还处于文革时期，大字报可以随意写。短短几天时间，分场场部墙上贴满了大字报。知青们表决心的，提意见的，套大帽子的，形形色色铺天盖地而来，先前的矛盾焦点还只牵涉到分场撤还是留的问题，后来则渐渐的越扯越远了。事情闹大了，总场党委十分重视，专门派出了以党委第三把手为首的工作组到五分场蹲点。

　　经过工作组近一个月的蹲点调查，最后总场撤消了原来的决定，文件称：“…….党委认为原先的决定是欠妥的，低估了知青们到北大荒改变农场面貌的雄心壮志…….”

　　知青们胜利了，我也被当作了反潮流的“勇士”，在分场里着实红了一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