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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赤子心，黑土献终身
作者：
桂体仁
（一）
我生在旧中国，父亲曾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台湾是国大代表，东吴大学校长；堂伯父（桂永清）曾是国民党海军总司令，可以说 “官至一品”；母亲曾留学美国；哥哥在美国，是教授。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谁都相信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946年，我入上海交通大学读书。1948年，我在校接触了地下党员，读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在当时中国两种命运大决战的时刻，我决心追求民主和自由，追求欣欣向荣的新中国。我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失败已成定局；我又看到共产党朝气蓬勃，廉洁无私，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共产党有决心建设新中国，值得人民信赖。新中国建设需要我，我决心把学到的知识用来报效祖国。
当1949年，在中国两种命运进行激烈大决战的时候，我的家人都先后离开上海坐飞机和军舰去了台湾，而我却跟着地下党员越过封锁线，只身来到已经解放的南京。这使很多人都不理解，正如“文革”时有红卫兵问我：
“你跟国民党走，跟那位总司令的伯父走，还不弄个团长、旅长干干？为什么留下来？”
我当时很干脆地回答说：
“因为我相信共产党，因为我热爱祖国。”
１９８９年我去台湾，见到９０高龄的父亲，老父问我：
“４０年前你没走，留在大陆，听说受了不少苦，你到底后不后悔？”
我坦率地说：
“从个人小家庭的享受方面来讲，我不如哥哥和其他亲属，但从祖国建设的角度，我死而无悔。”
我选择了光明，我认为是正确地选择了一条赤子报国的光明之路。
（二）
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解放上海。
1949年，舟山还没有解放时，国民党的战斗轰炸机在这里的定海机场频繁起降来上海骚扰。解放军的哨兵们能用望远镜发现国民党飞机，但距离有限，上海没有足够的准备时间。
1949年岁末，解放军上海警备司令部找到了一件神秘兵器——雷达——二战结束后，国民党接收的日本投降物资。这架日本造雷达立即被架设到安国路76号、上海警备司令部的楼顶上。
1950年2月6日上午9时，国民党空军的17架轰炸机沿着东南沿海直奔上海，对刚刚解放了8个月的上海开始狂轰滥炸，位于闸北区的杨树浦发电厂、闸北自来水厂毁坏严重，全市陷入一片黑暗，市区工厂几乎全面瘫痪。这就是震惊了中外的上海“二·六”大轰炸。
轰炸中，尽管上海警备司令部楼顶上的雷达天线不停地转动着，而显示器上却一片茫然，没有发现一架飞机的影子。在关键时刻，人们寄托厚望的这部雷达没有起作用。
1950年2月15日，二、六大轰炸发生9天后，上海交通大学校务主任吴有训博士收到一封上海市政府陈毅市长的来信，请求交大方面调部分无线电专业的学生帮助修复雷达。第二天，正是中国农历除夕，这是解放军入城后的第一个春节。我们机电系四年级团支部在上午接到任务：现在上海遭到轰炸，要搞防空工作，需要班团支部全体同学去参加防空工作，具体的讲就是搞雷达。于是我们交通大学机电系四年级共21位大学生拿着介绍信来到了安国路76号。我们被调到部队协助工作，不久，我们便成为人民解放军一员，被分配到雷达部队的战斗连队，成为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雷达部队的技术骨干。
这个雷达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兵来讲，还是第一次看到，只是书本上听到这个词。当时我们还是很高兴，能够参与到一项对我们来讲还是从来没有接触到的技术，而且是一项尖端的技术，大家非常高兴。
1950年3月20日清晨，国民党空军一架B—24轰炸机从台湾起飞，目标上海。和往常一样，我们开始战斗值班。上午9时许，屏幕上出现一个不易察觉信号回波，于是我们怀疑有情况，马上报告了指挥室。
轰炸机刚刚靠近上海的闸北，地面炮火开始猛烈射击。轰炸机无法低空轰炸，也没有能接近攻击目标。慌乱之中投下了炸弹，然后匆匆返航了。中国雷达兵第一次完成了实战任务。
5月11日晚上9点多钟，我们雷达部队再次捕获目标，一点一点报着敌情。夜幕中黑森森的炮管悄悄地指向空中，探照灯光柱突然闪亮——飞机坠落在浦东塘桥镇。
自从这架B-24轰炸机被击落，国民党飞机再也没来过上海。
我所在的的雷达部队作为中国第一个雷达队被记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
（三）
虽然我正确地选择了一条赤子报国的光明之路，而且为保卫祖国的领空做出了贡献。那段时间，我无忧无虑，热情奔放地工作着。
然而，像我这样家庭出身和复杂社会关系的人，在当时的政治空气和处处时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氛围下是必然要倍受磨难的。
１９５１年镇反开始，我被列入了“被审查人员”的名单，参加政治训练，接受组织审查。
审查后不久，我就由于家庭出身和复杂社会关系从华东前线部队调到航空学校当教员。在航空学校我刻苦钻研，在雷达教学和科研上作出成绩，又受到通报表扬和嘉奖。
抗美援朝，我多次报名参加志愿军，那正是雷达实战锻炼的好机会，可是，别的战友前前后后去了不少，就是没有我的份，原因还是家庭出身和复杂社会关系。
不久，领导又把我调到后方防空学校当教员。在防空学校我又多次立功。
１９５５年肃反，我又第二次受到审查，历时１０个月。
１９５８年，部队动员上山下乡，开发北大荒。尽管我舍不得离开部队，舍不得离开自己心爱的雷达专业，但我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我是“脑袋上刻了字的人”迟早要转业的。于是，我同大家一样，也写了申请的大字报。申请很快批准，我随十万官兵转业来到了北大荒。
即使到了北大荒也不得安宁，１９６１年我又因家庭出身和复杂社会关系被内迁到友谊农场。
友谊是全国最大的国营农场。文化大革命前，国家分配大量的农业院校大中专毕业生，他们大部分分布在农场一百多个农业生产队，少部分在农场机关担任农业、畜牧、农机技术员、技师。也有部分卫生、财会、师范等院校毕业生来友谊农场工作担任医生、会计、教师。由于当时政治运动，有一大批高中级知识分子和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分配到友谊工作，他们工作在生产第一线，经过实践，大部分都成为技术骨干。
我和这些大中专毕业生、高中级知识分子等科技人员一起为友谊农场的发展、进步做出了贡献。
1960年我被推上了教师的岗位，以我的家庭出身和复杂社会关系，在北大荒能当上教师，也已经是领导开恩了。我在讲台上一站就是１８年，为农场培养了人才，同时，也将人才输送到全国各地。
当然，在１８年中，我蹲过牛棚，挨过批斗……
我唯一遗憾的是：报国无门——我所掌握的知识无法发挥最大的作用。
（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纠正了自身的错误，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１９７８年，友谊农场党委将我调到农场科研所工作，并让我主持“电子在农业上的应用”的课题研究，我终于走上了自己所热爱的专业岗位。
１９７９年５月，我国从美国贝利克公司引进了一台粮食干燥机，要安装在友谊农场五分场。农场场长问我：
“是请外国人安装，还是我们自己干？”
我坚定地回答说：
“外国人能把设备制造出来，我们中国人怎么就不能把它安装上？请领导放心，我们保证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但是美方提供的图纸残缺不全，和设备有差距。
于是我和另外几名工程师，轻装上阵，起五更睡半夜，在只有３０厘米宽、少说也有六七层楼高的角铁架上爬上爬下。汗水顺着脊梁，无声地流淌着……
按常规，这成套的机械设备应该等美国人来安装。贝利克公司的农业机械销往世界各地，从来都是该公司的技术人员亲自组装的。曾有不少国家试图自己安装，得到的是失败与嘲笑……可我坚持自己动手，我坚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安装自己制造的机器。
助手递过图纸，而图纸仅仅如同说明书，简单到不能再简单。我看着上面油路部分皱起眉头，上面标的是油泵、压力表、阀门的安装程序。如果这样安装，那阀门跑到压力表后面，压力表怎么还会起作用呢？油路还怎能控制呢？是粗枝大叶？还是有意作难？我经过苦苦的思索，最后抛开图纸，决定按我们自己研究的程序安装。
电路部分又如一堆乱麻堆放到我们面前。没有图纸，密密麻麻，多如牛毛，我们要一根根查清，再一根根地组装。
２０天后，机器终于安装好了。
贝利克干燥公司的布特金斯特意从美国赶来。他一下汽车便直奔晒场，不顾风尘，不顾烟雾，穿着咖啡色西装，在干燥塔上急不可待地爬上爬下，认真而固执地检查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来不及擦汗便忙不迭地伸出大拇指：
“中国人聪明，我到过２６个国家，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你们安装得这么正确，中国人了不起。”
电机启动了，人们屏住呼吸，一转、两转……液体在穿行，压力在上升……十转、百转、千转万转，成功了！
布特金斯信服地说：“我相信，你们也能制造出同等水平的干燥机……”
美国人言中了，仅仅事隔二年之后，我们终于自己研制出了自己的粮食处理中心，我和我的同事们研究设计制造的控制系统——作为干燥机的心脏部分——健康地运行着。
１９８Ｏ年，组织正式接纳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被评为黑龙江省特等劳动模范。我在参加省工会组织的《党在我心中》的巡回报告团的材料中写道：“在科学的春天里，我真正成了科学的主人，我更加热爱党了，更加看清了伟大祖国的光明前景，祖国，为了您的美好的明天，我将发奋工作。”
１９８１年，组织派我去加拿大进行引进技术考察。
１９８２年，我被调到红兴隆管局科研所工作，领导让我在一年内将几件进口的康拜因电子监控系统做好电路测绘及分析。我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任务，并写出了学术论文。该论文被中国农机学会的两个专业委员会同时录用。
１９８４年，我调到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工作，负责筹建电子计算机中心。我兼任经理的科技开发咨询公司和任主任的电子应用中心，不但为垦区１ＯＯ亿斤商品粮基地建设提供科学技术咨询，而且还年盈利１Ｏ余万元，既服务垦区，又分担了院里的困难。
我参与研制了玉米精量点播机，获农业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我主持研制的粮食电子秤，获农垦部科技成果三等奖；
我主持研制的干燥机热风恒温控制器，获农牧渔业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上述我主持研制的GHG－l型干燥机热风恒温控制器和GSK－l干燥机出粮水份控制器，以及参与研制的TM煤气炉和5HT－15高温干燥机，已得到推广应用并形成生产能力；为高大的储粮仓提供的自动测温和微机控制装置，使产地粮食处理工厂化由梦想变成现实。
1988年至1993年，领导组建了电子技术推广应用研究中心，设计研制粮食处理中心的电控装置和电脑测粮温装置，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当时，垦区粮食处理中心发展到８２座，每天处理粮食近５万吨。
当时，国务委员宋健到垦区视察时，对国产化粮食处理中心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指导“希望你们把这项技术打到垦区外面去！”根据这一指示，该项技术的应用拓展到了垦区以外。
截至1995年，全部采用国产设备，在垦区内外建成并投入使用粮食处理中心175座，总日处理能力15万多吨，经济效益累计上亿元。
多年来，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先后多次被评为五好教师，红兴隆管理局“劳动模范”、黑龙江省农场总局“特等劳动模范”、黑龙江省“劳动模范”、黑龙江省“特等劳动模范”、 全国政协先进工作者等等称号，1989年获全国“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称号，1996年获黑龙江省“优秀侨联干部”称号。1999年荣获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称号。我感谢党和人民给了我的荣誉，但这些都不应是我所追求的，我一心想的是把知识献给人民，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的四化大业多做点贡献，向祖国奉献一颗矢志报国的拳拳赤子之心。
我在北大荒给居住在美国的哥哥的信中写道：
“我正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认真钻研，你弟妹正为祖国的农场建设而辛勤工作，你几个侄儿女们正为祖国的未来而刻苦学习。祖国面貌日新月异，希望你有机会回来看看祖国的巨大变化，祖国是欢迎你回来的”
在十万官兵开拓过的北大荒，在百万知青战斗过的农垦兵团中，我只是和所有的北大荒人一样做到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我这个喝着黄浦江水长大的老兵，对我半个多世纪的遵循不疑的人生座右铭，只有自豪，没有半点后悔：“面对任何压力，不改变人生的初衷，始终追求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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