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怀念——贾宏图上海知青故事系列之一

　　我们离开北大荒已经三十多年了，可是他永远留在了那片黑土地里。如今他的坟和碑也被荒草深深地掩盖了，留给我们的只有迟到的怀念。

　　我和他在一个地方下乡，都是６６届老高三的。他小学和中学是在上海读的，高中毕业于哈尔滨９中。他比我们早两年来到这大小兴安岭交界的密林深处，参加了创建这个青年农场的最艰苦的劳动。因为他是“开国元勋”，我们这些后来人对他都很尊重。他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圆脸上挂着一副高度近视镜。他言语不多，见人总是先笑，很儒雅的样子。但眼神很忧郁。他衣裳很破旧，上面总是粘满泥土，显得很劳碌。和他一起来的同学都说他很能干，不怕吃苦。我和他不是一个连队，只是擦肩而过的时候相视一笑而已，好像一句话也没说过。

　　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６９年春天，那时珍宝岛已经打响，地处黑龙江边的我们兵团连队已进入紧张的战备状态。临江的老百姓正在后撤，一列列的军车正向边境集结。我们这些带着保卫边疆的誓言而来的知青义愤填膺激情燃烧，已做好了为祖国献身的准备。那时已没有心思种地了，就准备打仗了。这时上级来了命令，要把一部分家庭出身不好或亲属有“政治问题”的知青遣送到远离边境的农场。对这些热血青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说实在的这些青年，当年积极报名下乡，就是要回避城市里的文革运动，摆脱家庭的影响。他们拼死拼活的劳动就是想争取一个和其他青年一样的政治前途。然而在他们要为祖国献身的时候，他们被当成了失信的“另类”。他们的心在流血！我们也为之难过。

　　他也在被遣送之列，据说是因为他早已去世的父亲是伪官吏，他的姐姐、姐夫是技术专家，当时正在被审查。和他一样命运的还有我的几个同学，都是因为所谓的家庭“政治历史问题”，其实他们都是祖国最忠诚的儿女。那一天下着雨，泪水和雨水一起在他们脸上流淌。我们许多人都赶到营部为他们送行，大家像生离死别一样痛哭不止。他没有哭，夹着一个小行李卷上了汽车，脸色苍白、双目无神地注视着远处黛色的山林。

　　我们期待的为国捐躯的时刻没有来临，边境又趋于平静，又恢复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劳动。一年以后，我离开了那里，调到兵团报社工作。后来听说，他死了，是在一次打井的事故中，怎么死的不得而知。当时我难过了一阵，感叹人生的不公，后来渐渐淡忘了，连他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

　　为了实现为留在北大荒的老知青写一部书的夙愿，１９９４年夏天，我又来到了锦河农场，当时我下乡的哈青农场和后来他们被遣送的那个农场都划归了锦河。我在翻看场史的时候，在革命烈士的章节里发现了一个名字：阎启庸。啊，就是他！我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

　　那悲壮的一幕发生在１９７０年２月２０日。阎启庸和三个青年执行打井任务，那是一种最古老的方式，当挖到６米深的时候碰到了岩层，需用炸药爆破。阎启庸领着１７岁的鹤岗青年高云雷背着包扎好的炸药包下到井底。他们仔细埋好炸药，阎启庸又认真地检查一遍，然后被摇了上来。正在井下的高云雷点燃导火索后，阎启庸又和另外两个知青迅速把他用辘轳摇上来。当高云雷解开绳子就要离开井沿的那一刻，他脚一滑又掉进井里。这是千钧一发之际，导火线在丝丝冒烟，摔昏的高云雷危在旦夕！阎启庸毫不迟疑地抓住辘轳上的井绳就往下滑。这时井下烟雾弥漫，也许他首先想到是拔掉导火索，但是没有实现。他马上用绳子拴住了高云雷的腰，拼命呼喊井上的人快摇辘轳，他双手托着小高往上举。当小高刚离开井口那一刻，井下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沙石和炸碎的阎启庸的躯体从井口喷出，染红了那一片雪地。巨响之后，一片宁静，接着是让天地动容的哭声。高云雷和两个战友得救了，而阎启庸永远地溶化在这片黑土地里。那一年他只有２５岁。全连的战士都赶来了，他们都跪在那片染着阎启庸鲜血的雪地上痛哭。他们的哭声在冰冷的荒原上久久回荡。

　　阎启庸的二姐阎启芳从哈尔滨来到连队处理他的后事，全连的青年都围着她哭。他们说，启庸是我们最好的哥哥。他们对二姐说，冬季上山伐木，他总是把工具扛在自己肩上，来回７０里路，他的棉衣都被汗水湿透了。晚上我们睡觉了，他还为我们磨锯。春天盖房子，他下到没膝深带冰碴的泥水里搅拌。关节炎犯了，疼得睡不着觉，他用烤热的砖热敷，第二天照样跳到泥水中干活。他曾用自己省下来的钱买奶粉送给生病的战友。有时吃饭时班里分的菜少了，他拿一份干粮悄悄退到一边去吃。出事的那一天中午，他也没吃菜，拿着两个馒头提前来到工地。

　　启芳对大家说，弟弟从小就是这样助人为乐。他在上海读书时，我们住的四川北路有条小巷地势低洼，一下雨那里的水没膝深，当时只有十一二岁的启庸，总在那里扶老人过路，背小同学过水。在新泸中学读初中时，一天晚上风雨交加电闪雷鸣。他爬进来就住学校跑，回来时浇成了落汤鸡。第二天，学校出早操，老校工走到他的面前说：“就是他！”他红了脸。校长当着全校同学表扬他昨天晚上在风雨中把学校所有没关好的窗子都关上了。

　　阎启庸像一条牛背着沉重的精神枷锁，赎罪般地辛勤地劳作在北大荒的土地上。他以真诚的心善待每一个人，甚至为了保护战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可在当时他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只是简单地开了个追悼会，就被草草地埋在了连队附近的一片树林里。经过他所在的基层单位５年的努力，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１１日，省政府下发文件批准阎启庸为革命烈士。当时已经查清阎启庸的父亲阎伯时先生是一位进步人士，他在担任蒙江县（现靖宇县）县长时曾为杨靖宇将军资助过军用物资。因此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追捕，他只逃住兰州，客死异乡。

　　尽管知青都走了，但农场的职工并没有忘记阎启庸，他们把他的事迹写进场史，印成材料教育后代。农场医院的医生郝文东历时十年收集阎启庸的生平事迹，并积极建议在场部的锦山公园为烈士立碑修墓。我那次采访时就住在公园旁。这里有座小山，绿树葱郁，亭台楼阁掩映其间，山顶上还有一个当年知青挖的人工湖，碧澈清幽。有朝一日，阎启庸能安睡在这锦山湖畔，当是令人欣慰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