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伤心地——贾宏图上海知青故事系列之三

　　凡是当年在黑河下乡的知青，谁都忘不了龙镇。这个三等小站，当时是北部线的终点，无论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的知青，都在这里下火车，再转乘汽车、拖拉机、马车，分赴荒原深处和密林之中的几十个兵团农场的几百个连队，豪情满怀地投身屯垦戍边的战斗。这里曾像战争年代的兵站一样，每天涌动着穿着黄棉袄的年轻人。这其中，有的人后来成了在中国有影响的人物，如曾担任过国家环保总局长的谢振华（北京知青）、外交部副部长的王毅（北京知青）、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的刘东辉（哈尔滨知青）、山东省委副书记姜大明（北京知青）……

　　去年冬天，在那个飘雪的日子，在去黑河的路上，我有意绕到了龙镇。它已成了一座街道宽阔，建筑现代的小城。那黄色的火车站还在，可广场上全无往日的青春喧嚣和人群熙攘了。我在站前徘徊许久，找不到我和战友们当年的足迹，却想起来了一个上海老知青袁启鸿的悲情故事，龙镇是他的伤心地。

　　老袁和我一样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本来我们都有着美好的人生前景，当年我们虽然分别在上海和哈尔滨，但都被推荐为留学法国的预备生。从天而降的文革如狂风暴雨，把这一切都化作泡影。１９６８年８月，他受上海黄浦区的委托带领３００名知青来到黑龙江建设兵团的一师五团（五大莲池）下乡，另外由同是老高三的优秀学生方存忠（现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带队去了五师。半年以后，工作能力突出的老袁被师后勤部调到龙镇组建物资批发站。当时他还没入党，却被任命为站的整党小组和清查专案小组的成员。真是福兮祸所附，他的人生悲剧就此开始了。

　　１９７０年３月，在老袁刚过完２２岁生日的第二天，他突然被隔离审查了。一时间，批发站院里贴满了批判现行反革命分子袁启鸿的大字报，罗列了他的“八大罪状”：张贴反革命标语，唱反革命歌曲，组织反党小集团，为反革命分子翻案，非法混入共青团……其中最严重最核心的罪状是“张贴反革命标语”，现在看来十分荒诞，当时就是触目惊心了！

　　１９６９年１２月，为欢送一师的“毛泽东思想讲用团”到哈尔滨开会，龙镇批发站在招待所门前搭建彩门，要在两米多高的门前贴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标语。那天晚上又黑又冷，老袁从哈尔滨出差回来，看到负责贴标语的两个女青年很辛苦，就跑来帮忙。他站在两个摞起来的方凳，两个女青年一个为他扶凳，一个给他递标语。为了贴得均称，老袁先贴当中的“席”，再贴第一个“敬”和最后一个“疆”，再贴“毛”和“寿”字，接着贴“祝”和“主”字，最后贴“万”和“无”字。由于写的是隶书字，“万”字和“无”字有些相像，又由于天色昏暗，最后把“万”字和“无”字贴倒了，“万寿无疆”变成了“无寿万疆”！第二天早上发现了，他们吓了一大跳。老袁他们马上改了过来，又作了认真的检讨。现在成了他最大的罪行！

　　他组织反革命小集团，是因为他自发组织几个爱学习的青年学哲学，经常讨论理论问题，还办了一个“学习园地”。还有人说他自己在宿舍唱歌时，把“枪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唱成了“我听枪的话，党听我的话”。所谓“混进共青团”是因为他的入团登记表上少了一个公章！其实，老袁被编织这么多罪状的原因，是他反对在只有４００人，成立不到一年的批发站揪出了１７个反革命和贪污犯，因此他得罪了主要领导。这位掌权者亲自发动了对一个知青的政治运动。

　　老袁成了第一个从知青演变成反革命的典型，向全省通报，然后开始了对他的武装看押和巡回批斗。首先被剃了鬼头，还付了２角钱的剃头费。游斗是在严酷的１９７０年初春进行的，范围是从龙镇北到孙吴，南到德都的方圆几百公里。批斗他的多是和他们一起来的知青，虽然已经来到边塞，但红卫兵们的革命意志并未消退！批斗前他被捆住双手和双脚，堵住嘴，扔在解放车的车厢里，脸被冻得青一块紫一块。一般要走四五个小时，如果要小便只能尿在裤子里。一到目的地下了车，或立即进会场接受三四小时的批斗，或者先去干掏厕所的脏活累活。有时开完批斗会已经半夜了，他刚躺下，又进来一些人把他从炕上拖下来，用麻袋套在头上，接下来是一阵拳打脚踢……又是知青们的恶作剧，老袁也是哭笑不得。

　　那时这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的忍受能力到了极限，他在思考用什么办法可以痛苦少一些地死去。终于在１９７０年５月的一个寒夜，他趁看守他的人熟睡的时刻，把一条绳子挂在了房梁，并把自己的脖子伸向了绳套。这时他看到满天闪烁的星斗，抚面而来的春风，一下子让他清醒了，他想了她父母早逝后把她养大的姐姐，想到了多年关爱他的老师、同学；他也想到了如果就这样死去，谁来为他洗刷他的不白之冤！

　　在犹豫之间，终于被人发现，他走出鬼门关，又回到了地狱。批发站的工作组决定把他送进监狱，建议判刑１２年，但监狱人满为患了，无力接收。老袁只得就地改造。当时每天５点钟起床，先到煤场装一车６吨煤，早饭后清扫供应站大院，清掏厕所，再为全院的三个食堂的１５口大缸挑水，每天１８吨，每挑一担水要走１００米！马不停蹄般干完这些活，已是晚上十多点钟。他每天爬上床铺都十分艰难！

　　经过一年的艰苦劳动，师里的一位副政委说话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千里迢迢从大城市跑到你穷山沟，就是为了来当反革命的？你们这么做怎么能让千千万个知青家长放心！”１９７１年初夏，老袁被解除看押，“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下放连队劳动。这以后他又去大兴安岭伐木，在零下５２度的严寒中，他学会了把顶天立地的大松木放倒，也学会了用大海碗喝酒，他又恢复做人的尊严，还赢得了一位美丽善良的哈尔滨姑娘鲁际的爱情。现在他们的一双儿女都大学毕业成了专业人才。

　　１９７７年，和祖国共患难的袁启鸿迎来了命运的转机，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当时他已经入了党，恢复了在供应站的工作，分管全师的煤炭的采购供应，那是权利很大的岗位。他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高考――他没有请一天假复习功课。第二年春天，他拿着录取通知书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报到时，老师告诉他，你四门课考了３９４分，只差６分就是满分，是全省的状元！还给他看了登载这条消息的《黑龙江日报》。

　　后来老袁的日子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了，入学后当了７７届学生党支部书记；当年夏天，他被平反，他档案中的“反革命”材料当面烧掉。１９８２年毕业后到哈尔滨锅炉厂工作，第二年第一批晋升工程师。１９８５年在机械部出国英语考试中获第一名，接着受命到美国ＣＥ公司技术合作，参预设计世界一流的电站设备。回国开始担任锅炉厂处长、生产长、副厂长。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年开始担任哈尔滨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执行董事。后来又担任哈尔滨锅炉厂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在哈尔滨的几十万知青中，老袁是企业界的最高领导，我经常在电视里看到他陪中央领导到“三大动力”视察，和外商谈判，到香港组织股票上市。他西装革履，满脸风光。

　　为了写这篇短文，我找到了老袁，他急匆匆地来见我，提着装满材料的书包，好像是来上课的大学教授。他已不再担任企业领导了，而成了一个研究宏观经济学的专家。他的名片印着十几个头衔：省政协常委、市人大常委、全国西部开发顾问、中国管理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还有许多大学的特约教授。他奔波在国内外的学术会议上和大学的讲台上。他从书包里给我拿出他的一篇篇论文，他告诉我他２０００年就给朱总理写信提出“科学发展观”问题，他作了很长的批示，让国家计委领导听取我的意见。他三年前就提出过建立“节约性社会”的建议，他最近又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给省政府写出了报告……

　　在老袁滔滔不绝的讲演中，我又看到了一个饱经磨难的老知青的永不干涸的激情；在他那厚厚的论文中，我又感受到一个忠贞的知识分子对祖国和民族深深的忧思。我还看到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

　　老袁没有给我提供关于龙镇悲情故事的细节。但我想他心中涌动的热血中肯定有来自那里的坚强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