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慰问团的老红军

　　回忆自己的过去大有将自己的心放在自己的臼齿间慢慢地磨一样，要磨出味道来，不管是酸甜苦辣，还是喜怒哀乐；要磨出汁水来，无论是鲜榨露卤，还是深窖陈酿；有时要吐出来仔细看看他的颜色和模样，而且往往会多次不同样，爱他就将他还到体内，烦他就将他藏在怀里，恨他就将他压到肺腑的下面，随他去跳动。

　　在襄河的年月里，大家一定记得有过来自上海的知青慰问团，许多人一定记得一位精神矍铄的老同志，穿着灰色的中山装，衣服上的四个口袋很特别，全部和下摆的口袋一般大，方方正正的全部放着带塑料封皮的日记本或大号的工作手册，有时拎着一个提攀上缠着绿色细玻璃丝的黑手提包，每天到连队和宿舍找知青谈话，在和你谈话或了解一些情况的时候，会不时拿出其中一本来记录下你的家庭或你本人的情况，同时也会从上面找到你的亲戚、同学、邻居等等在什么地方工作的信息，让你感到非常的亲切，我有幸多次看到那上面的文字，到现在还记住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布满了每一页，都是所了解的知青情况记录，日期地点数据齐全，是多么的珍贵，如果保存到今天肯定是一件知青历史的文献资料，可惜的是我总不能回忆起他的姓和名字来，只知道当年他是上海中国人民银行的干部，而且是个老红军干部，1976年春节前几天，离开襄河种马场回上海，再也没有见面。

　　迎接上海慰问团的那天，分场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隆重地向全体知青介绍了老红军干部，他也在会上作了慰问讲话，鼓励上海知青和各地知青一样努力学习，积极劳动，扎根边疆。听了他的讲话以后，我们以为可以给带来振奋人心消息的心里很快冷了下来，觉得这个慰问团是否到来，与我没有多少关系，一切生活必须照样。

　　说是慰问团其实就是他一个人留在了分场住下，在办公室西头一间较大的房间的炕上摊了一个铺盖，开始到食堂吃饭，后来也和我们一样打饭到宿舍里吃了，不时得到宝康照应，后来安排管电话总机的女同胞小李帮他打理，他不要这样安排，还是自己料理或叫宝康帮忙，一直到离开襄河。

　　我记得找我谈话是在他住下第二天的上午，我想那些内容肯定和大家一样，从问姓名开始到好好工作结束。在谈话中他要我给他抄录一份连队里上海知青的名单，在午饭前，我很快就誊抄好了，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指导员贺春荣进来看见了问我这是谁要的名单？我如实说明，他“哦，哦”地应了两声说：“可以，可以。”随后我送到了老红军的手上，老红军接到手里说：“蛮快嘛，这是全部的名单吗？”我回答说：“是的，是全部的名单，有几个回家没有归来的名单边上都注明了探亲假的日期，应该不会错的。”他打开名册看了起来，不一会儿抬起头看着我问到：“你抄这份名单你们的指导员知道吗？”“这份名单他看到过了，他说可以。”我回答道，老红军看着名册略有所思地点点头。

　　每天起床后，到西屋打洗脸水，应该能看见老红军屋里的铺盖卷，可从来没有看到他躺在炕上或睡觉，都是早早的起床，在分场的各处转悠遛弯了，当我们吃好早饭的时候，他也回到办公室吃早饭。

　　他是春播以后来到我们分场的，当时机耕队里一片忙碌，农业队的知青也开始配合送肥撒肥，只有畜牧队的战友按部就班地上下班，老红军就随着大伙上下班，到马厩料场等地方挨个儿探望上海知青，特别对畜牧队的女知青都逐个谈心，那时大田农活没有到很忙的季节，晚上就来到农业队宿舍看望大家。

　　随着接触时间的慢慢延长，我们已经习惯老红军的工作，而且他也能随时叫出一些知青的名字来，他还是经常带着笔记本和我们聊天，也经常和分场的干部交流谈话。

　　记得在夏锄开始的那天，他拿着一张名单问我：“这几个人是和你一批到襄河的吗？”我看了看名单说：“不是全部一起来的，只有三四个一起来的，其余都是第二批来的。”“你今天把这几个和你一批来的人找到办公室来，我要和他们谈话。”我注意到这几位好像家里都有困难的，而且曾经在他的笔记本上有过记录，于是，准备马上去找他们。过了一会儿，他又对我说：“还是让宝康去吧，别太张扬了。”老红军想的很周到，因为，想到要管保卫的找人到办公室总有点不舒服吧。

　　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在找人谈话，而且，也连续几天到场部去。没过多久，老红军拿着有关落实知青政策的文件回来了，文件里面见到有关照顾知青家庭困难和身体健康困难办理回沪的具体条文。当我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心里想，有多少战友符合条件？我也知道我的高度近视眼也是符合条件的，再想想，每天都在宣传扎根边疆，会轻易地让你回去吗？如果自己提出要求的话将会带来对自己怎样的政治影响？只能口是心非地对待扎根边疆了。

　　日子过得很快，秋天已经过去，看着老红军填表申请办理知青回沪的过程，两位女战友先后回家办理迁户口了，心里七上八下的，我在表面上只能装着无动于衷。

　　冬天的来临，气温渐渐下降，那天他打开从上海寄来的棉衣包裹，披上一件带有毛领的外套对我说：“有了这件棉衣就不冷了，小张，这些年来你基本适应了吧。”我说：“六七年了，还行，就是大冷天有点抗不住。”“看来你还是不适应这里的气候啊。”说完看了看我。面对老红军的话语，我一时不知应该如何回答......。

　　连着下了几天大雪，四周一片白茫茫的，在办公室里我们只能烤火聊天，老红军也较多时间和我们一起谈珍宝岛，谈周总理的逝世，但从来不谈他自己过去的事情，也较多时间和指导员老贺个别谈话，参加党员的支部生活，也参加召开的知青学习会，给战友们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

　　每年的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生日，1975年的那天，食堂安排了生日长寿面，在吃完面条的时候，老红军对我说：“过两天我要回家过年了，以后有条件再来看你们。”是啊，天气太冷了，老红军的身体能顶得住吗？应该回家休息一下了。

　　元旦前的三天，清早，机耕队的28小车载着慰问团的老红军离开了襄河种马场第一分场开往场部。我帮他提着那只旅行袋，在场部汽车站挤上到龙镇火车站的接站车，抢了一个座位，等车上人员稍稍安定的时候，他上车坐在位子上和我告别，当汽车即将关门启动的时候，老红军凝视着我的眼镜对我说：“你的眼睛不适应北方生活，到南方应该好一些，你知道吗？”我认真地对他说：“我知道的，你的意思我知道的，过完春节我就办理。”他拉着我的手告诉我：“就是你的事我没有办，不过你们指导员是知道的......，你快下车吧！”
一路顺风，老红军，再见！望着汽车慢慢开走。

　　第二年的12月份，我回到上海。可恨无知的我，当时根本就没有记起慰问团的老红军，今天，他的点滴往事在我的记忆深处不断浮现出来，当年给我的关怀越来越清晰，久久的不能释怀，总有一天我能回忆起他的名字。

　　各位襄友：我的老红军故事写了个开头感到不可再写下去了，需要大家给我帮助，有谁能记得老红军的姓名吗？请告诉我，有谁记得他的事迹的吗？您可写出来告诉大家。

　　张龙生说: 要记叙一件往事必须有地点时间，要记叙一位往日的朋友或人物必须有他的姓名，这是最起码的条件，慰问团的老红军是记忆中比较深刻的事情，可气的是就是想不起来他老人家的名字。

　　王雅珍说: 知道慰问团，也记得有这么一个老同志，但不记得是老红军，名字更无从谈起。记得有次他作报告，总结了知青的情况，里面几首打油诗是录用我之手，印象很深。

　　那年，要求每个知青写下扎根边疆60年，不在城里吃闲饭之类的保证书，我们实在是不肯写，周大脑袋大会上作动员：你们谁先写，我第一个就让他回城，第二天陆陆续续写了不少。结果哈市青年王刚头脑活络（就是周大脑袋旨意）第一个写了，是第一个走的。大家都想不通，做什么表面文章吗。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慰问团的老同志，老同志无言以对，安慰了我几句，好象是要往上汇报之类的话。反正总觉得他走得时候非常沉重，因为他没给知青带来任何希望。

　　张龙生说：慰问团的老同志确实给与了慰问，不，是安慰，将问题向上汇报也是他的基本工作办法，如果没有这样的老同志了解情况向上汇报，邓小平也不会了解具体的知青状况，为后来彻底解决问题奠定了基础，可惜就是不记得他的名字。这位老红军在分场也按照政策落实了一些当时符合一些政策的人回沪，没有他，许多政策的透明度照不到具体的我们身上。

　　王德民说：王刚么，我不想多讲什么，他好象是从一分场调过来的。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别人下地回来大多先要回宿舍洗把脸才上食堂打饭，而王刚则一脸灰头土脑上食堂，且逗留时间较长，其用心良苦不言而语。

　　王蕴询说: 关于老红军的事我不是十分清楚,倒是回到上海后听到政府部门一些老同志说过：知青下乡后不久,就收到了许多知青的哭诉信,有的反映生活艰难过不下去,有的是遭受迫害,有的女生被凌辱等等。因此上海市抽调了一批干部下到所有上海知青去的农村(场),历时半年，要求他们要与知青同吃同住,名为慰问实为调研。回来后确实向市府汇报了不少情况，后来就陆续有了上调、读书、病退、照顾回沪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