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伙”——对南二龙大队知青点撤消的一些回忆及思考

　　
　　一九七三年初，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阵痛后，爱辉县政府知青办终于下决心，撤消二站公社南二龙大队的知识青年点，让知青们自己搭伴选择寻找去向，将当时还留在南二龙（包括两个生产队：南二龙和额雨）的上海、黑河知识青年分散地调拨给了县内一些运作情况比较好的大队知青点，并将仍然没有去向而多余下来的知识青年统一调拨给了由上海干部姚力兴办于嫩江的“五七星火农场”，从而比较彻底地解决了由于南二龙知青点的建立，给爱辉县各项工作带来的一连串的问题。这就是对南二龙的上海、黑河知识青年心理上带去非常强烈冲击的所谓的“南二龙散伙案”。当然从另一角度看，也是当时的爱辉县政府对知识青年比较负责任的具体表现。

　　而导致南二龙大队知识青年点散伙的祸根，其实是早在这个知青点的建立之时就已经埋下了的。笔者试图通过本文从多方位来探讨这个问题，从而纪念所有在南二龙大队插过队的知识青年朋友们在那个可爱又充满酸楚的地方所留下的值得回味的青春体验。

　　大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知识青年本身来说，总是充满着极为复杂的回忆，因为上山下乡给亿万知识青年带去的后果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像发生在黑龙江省爱辉县二站公社南二龙大队的这样一种由于知识青年的到来，给大队的生活、生产、生态平衡等全方位的强烈冲击，并且最终以当地由于承受不了这些冲击而造成了严重后果，不得不“散伙”的事例。应该是不多的。在南二龙，为什么会出现这一问题，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

　　笔者认为，此后果的前因是当时二站公社及南二龙大队的领导急功近利，不顾南二龙自身条件的局限，大量接受安置知识青年而造成的必然结果。要搞清这一问题，首先要搞清南二龙的自然、人文等方面的情况：

　　南二龙，这是一个坐落在小兴安岭腹地的小山屯子，此地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漫长、寒冷干燥，夏季短促、温暖多雨，早春少雨易干旱，秋季降温迅速，常有冻害发生。早霜在9月中旬，晚霜在5月中旬。年平均温度-1.5℃，无霜期约90天，周围地形以山区丘陵地貌为主，植被为大、小兴安岭植物区系的过渡带，生长着以白桦树、蒙古柞树、山杨树为主的阔叶混交林，并有零星分布的兴安落叶松。林下丛生旱柳、胡枝子、杜鹃等灌木。土壤：有3个土类，以暗棕土壤为主，草甸土和沼泽土只有少量分布，土壤一般厚度在10—25厘米之间。

　　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中，原本应该是发展林业为主，少量开垦荒地，为林业人员提供基本食粮，任大自然自我调节，保持生态平衡，使之能够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在做到林业发展的基础上，再保证一定规模的各业兴旺，从而保证原有居民的正常生存条件。

　　从表面上看，南二龙这个地方，风水不差，周围群山环抱，山中物产丰富，土地肥的冒油，种庄稼不施肥，照样丰收。最早的居民是二百多年前清初吴三桂叛乱兵败后，部下被罚到了这里，大清政府是想让这些人在这远离中原的“蛮荒之地”自生自灭的。所以这里的最早居民是来自云南的。但是因为此地有茂密的森林，清澈的河水，大片未开发的土地，所以这些人就在这里安顿下来，这些人是这里的老住户，主要有“金”、“邵”两姓。这才有了这南二龙山屯。后来这屯子附近曾经发现过金子（在屯子西边的金沟），又引来不少人，开垦荒地，淘洗金沙，二百多年中，不少人来了，也有不少人走了，屯子就这样存在了。近几十年来，陆续又有从山东来闯关东的农民在这里落户，主要有“张”、“李”两姓。他们在一起生活，圈子很小，基本上是一种不变的生活的延续，无味而平静。人们在这几十里地的方圆内，留下了一块块耕种过的土地，一处处抛弃的马架子、地营子。应该说在这些年中，这里的生态虽然受到了一定的破坏，但不严重。因为总体居民的人口还没有超过这里自然环境的承受点。这里的人们在一种闭塞、自得的情绪中自生自灭。

　　但是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此地有不少外地（主要是山东）盲流进入（主要是屯中居民的山东乡亲），这种情况对小小山屯的生活、生产带来了不小压力，本来能保持平衡的小山屯失去了原本是稳定，蠢蠢欲动，结果是欠下了许多债务。加之山外社会的折腾、进步，对这里也有非常强烈的刺激（文化革命对闭塞社会有强大的冲击力度，当时的南二龙党支部书记，就是一个在中学毕业后，热情地投入到革命浪潮中去而得利的“青年人”。当时他也只有二十几岁。）这两种情况以一种历史背景产生在这个小山屯子的时候，他（支部书记）及其他大队的领导，甚至与他们有共同背景的公社领导，都在等待“时机”。

　　机会来了。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表了他那段对当时社会，并将持续近十年之久的，具有极其深刻影响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要热情地欢迎他们。”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被发送到边疆来了。这在正常社会历史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要找同类的举动，斯大林干过、布尔布特做过，对青年人是不公平的，但对他们，二站公社、二站公社南二龙大队、二站公社二站大队的领导、乡亲们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一批批上海的、哈尔滨的、黑河的知识青年在短时间内来到了这里。这里的干部们如何做出反应呢？与他们各自所处的环境、利益及其他许多因素搀杂在一起，他们做出了各自不同的反应：

　　爱辉县原本比较富裕的大队（这样富裕的大队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多见，像爱辉县爱辉公社拉腰子大队、爱辉大队、西岗子公社的某些大队、四嘉子公社的某些大队）的领导们，马上会想到，知识青年到来，大批的到来。会有什么结果呢？只有一个，瓜分社员的工分值，这是关键。因为这些大队的土地是个定数，不会变化，所产出的，也基本是一个定数。（因为当时农村基本上是靠土地种庄稼的产出，作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副业占的比例不大，在短时间内增加也是可能不大，再说知识青年来县里虽然有统一调拨的安置款，但每个青年600元的安置费对家大业大的这些富队来说，本也算不了什么，再说这钱又不能乱花的，县里说好要专款专用的。所以从骨子里，他们并不欢迎知识青年的到来，第一反应就是最好不接受。但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能违背，所以以先不表态，看形势发展，再作动作。其结果就是爱辉公社拉腰子大队，在第一批上海知识青年（69年3月）到来的时候，竟然没有接受一个知识青年落户。第二批（69年4月）到来时，鉴于形势，也只接受了很少的一批青年来落户。基本没有对大队生活、生产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反之，对二站公社的二站大队、三站大队以及南二龙大队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随着社会的进步，沿江的大队都置办了拖拉机、康拜因、马牛成群，什么都有，生活富裕。而我们这嘎哒呢，穷的当当响，要啥没个啥，现在听说接受安置知识青年可以有安置费，一个人还不少呢。据说一个就有600元，如果来个百把十个，加在一起就有十几万呢。十几万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概念，我想大家是可以现象的出的，它可以办许多事情的。实指望着靠它脱贫、指望着它还债、指望着那想起来也是美滋滋的以万为计的人民币打入大队的帐户，那是一种什么感受，对穷怕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剂强刺激的“药”（说不清楚的药）。因此一有这样的消息，马上行动，向县里表决心，美其名却是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立竿见影。

　　针对这样的一种反应，县里应该是比较尴尬的。从一般思维想象，应该是沿江大队比较富裕，有家底，也有接受知识青年的能力，不至于造成什么不良反应。所以应该是沿江的大队多接受一些青年，而山区的困难比较大的大队，就少接受一些青年，可是从各公社各大队得到的反应却是相反的。结果只能是随其发展，发展的结果就是，沿江大队谨慎小心，点到为止。而山区大队却是狮子大开口，一批批的接收，我们南二龙在69、70两年中，竟然接受了近200名知识青年。这其实是一连串的灾难的开始。

　　一开始（69年上海知青两批一共有七十多），其实就有问题，知青来了，队里借口来不及造房，让知识青年都分散地住在老乡家中，还用这样能使知青贴近贫下中农，便于向贫下中农学习来调侃知识青年，也用此来掩盖他们将知青的大部分安置费，挪作了它用：还债，购置生产资料（能见到的有东方红75履带式拖拉机），真正能见到的为知青服务而建造的只有一间知青食堂。随着70年又有两批近百名知识青年的到来，又有款项进入，大队用此款购置了大种马，继续还债。（我感觉清还旧债在这些钱的去向中占了较大的比例）大队经济依旧捉襟见肘。为知青建房仅三幢干打垒毡房草盖顶的房子，计有十三开间，一为知青食堂、一为三开间的知青宿舍（建于第二批青年来后）、一为“八间房”（建于第三批青年来后），其中有四间为插队干部住房。

　　此外，大批青年到来以后，大队的生产当然要有发展，那时国家看大队生产的水平，一个是看单位产量，另一应该是看人口的平均产量，南二龙在短短两年中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农业生产当然也要有发展。怎么发展这里的生产呢？也许只有这几个方面：农业以开荒，扩大种植面积来达到发展生产，在这里，似乎土地多的很，也很肥沃。其实不然，这里是小兴安岭的腹地，要扩大耕地，只有一条路，毁林开荒。

　　[当时我们到了南二龙，经常参与的一项农活就是“拣根子”，就是开荒后，为了让拖拉机能更方便的耙、播，在犁地后将地里的较大的树根拣去，我有过一篇小文：“捡根子这门活，在东北小兴安岭中，我想也不太多见，只有在二龙这样的穷山屯里，当森林被打拌子砍耳场最低级的利用以后，就将这些空地开了荒，种庄稼，所谓捡根子，就是在新开的荒地上，拖拉机翻了以后，由于原先森林的树根都还留在地里，这对拖拉机作业，如深翻、耙地、播种等都有许多的不便，所以当拖拉机开进了那块荒地，我们就涌进那块地，跟在拖拉机后面，捡树根，大多数树根还是很好捡的，但有的根很长，扎的很深，一头翘的很高，而另一头却怎么也拉不出来，用斧子吧，下面的根还会卡着犁铁的，所以大家就来到一起，劲往一处使的拼命拉，一定要把它拉出来才罢休。然后大家把捡出的树根，堆在一起，如果已经过了护林防火的季节，大家准会点上一把火，围着这熊熊燃烧的篝火，看着那些枝条在火中劈啪炸响，那烧白了的炭灰会顺着火势，向四周飞去，有时会借着风势，飘得很远很远。此时的我们大家，都在想些什么，我不知晓，反正，那时的我，茫然的很。”]（虽然有过去的大量撂荒地可以开出来，但在南二龙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人口过，因此那些撂荒地，即使是全开出来也是不够的，必须要开新荒地，毁林是肯定的，再说撂荒地，本来就是用来轮作，减轻土地压力的，现在全开出来，势必也会有不良影响）

　　还有的就是，那里原本是高寒地区，无霜期很短，庄稼不一定能长的好，所以开再多的土地，也不能肯定生产就能发展，单位产量平均数和人口平均产量都可能庄稼的收成问题，变得越加严峻。这条路基本走不通。

　　当时的大队领导们当然也想对此做补救，就希望从其它方面来补充收入，当时进行的农业以外的作为大概有这么几项：外出民工、打拌子、砍耳场，甚至我还参与过通过挖掘早年北安到黑河铁路（日本人修建的，45年苏军光复东北时给摧毁了，连铁轨都拆往苏联去了）的额雨站（这是一个五等的小站吧，好像有给火车机车给水的功能，故地底下有比较完整的给水系统，这个苏军拆不走）留下的水管子（生铁铸管）买给县水利局。但是这些副业对于一下子来了近二百人的小山屯来说，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甚至还会将事情越搞越糟。比如说，打拌子、砍耳场这些副业，与其说是副业，还不如说是饮鸩解渴，把事情越办越糟。方圆这么大一块地方，原本有自己的生态平衡系统，再生承受限度，一旦这一系统被打破，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由于大量知青的涌入，除开荒会严重破坏生态系统外，打拌子、砍耳场都会严重破坏二龙山屯周边的生态平衡，人口增加后，每年需要大量的生活、取暖的燃料，这些燃料只能通过砍伐森林来满足，大大超出再生能力的对森林的砍伐，必然使得在屯子周边越来越难以找到大片的柴火林地，这也都无形中加大了南二龙大队对生活、生产资料的满足的难度，同时也会因此而引起，山民与外界（主要是与当时的兵团）、山屯居民之间、青年与山民之间的，甚至是青年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些冲突会使得原本的矛盾更加激烈，最终达到不可调解的地步。公社和大队的某些领导也曾经想用一些办法来减少矛盾的冲突，比如说，二站公社的三个大队，都将原本的地营子改组为生产队，将大批的知青夹带着老乡按自愿的组合来建立新的生产队。试图减轻人多带来的压力，二站公社的卫疆生产队、东山生产队、东方红（额雨）生产队等等都是那时的产物。但这些举措最多只能减轻问题，而不能根本解决问题。问题特别严重的是原本基础最差的南二龙大队，连年吃县里的返销粮，外出搞劳力输出的副业收入，抵不了债务的压力，加之由于这许多问题带来的青年心中的压力而引发的一些偶然与必然的事件，加剧了矛盾的激化。

　　在南二龙大队，几件似乎是偶然的事件，更加激化了这种情绪与事态的发展。由于这些事件往往与上述问题有关，有的本来就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直接导致的，所以它们都会更加严重地加深那些问题与困难对二龙社会的影响，从而导致到最后变得不可解决。

　　例如，二龙知青与额雨知青间的对立，并逐步发展升级到青年群体间的斗殴事件的发生。从根源上看这类矛盾与斗殴事件，原本不应发生，因为这些青年原来就是一起从上海来到这边疆山屯插队的，他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发展到这个地步，其间强烈地夹带着当地农民由于对知青的不满、无奈的情绪，既而发展到他们居间挑拨离间青年，使原来南二龙的知青在分成两个生产队（两个生产队的人员组成，无论是当地老乡，还是知识青年，都带有清晰的阵营对立的界限特点）后，产生强烈的对立情绪，双方在分队时又为土地、财产、生产资料的权利划分，加深了这种裂痕。双方从互相指责、谩骂，一直发展到肢体的对抗，到群体的斗殴，最后发展到不可收拾。使许多原本对这里还抱有一定好感的青年失去了对这里的信心，强烈地希望能早一点离开这里。从72年半年开始，就有个别青年由于承受不了压力而开始想方设法自行离开大队，再加上一些表面上看起来表现好的知识青年，原本作为扎根边疆形象的一些“带头人”开始被县里招工、升学离开大队，更加动摇大部分青年在边疆农村“干革命”的信念。

　　由于粮食生产连年不足，返销粮问题由于资金问题赶不上趟而引起断粮，老乡可以从各方面关系去解决吃饭问题，而知青食堂由于没有了做最基本饭菜的粮食与蔬菜，导致食堂开不出饭来，这对动摇知青继续坚持下去，起到非常严重的逆向作用，使大部分知青，人心浮动，再无心恋战。

　　此时为了解决资金问题，由县里出面安排的冬季上山（大罕公路）备料工程，却又发生了上海知识青年晏智勤的不幸身亡，此事件的突然发生，给南二龙带来严重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因为此事件一来使得备料副业工程不可能再进行下去，它使南二龙经济雪上加霜，不仅没有收获，反而要为小晏子的死付出一定支出。二来小晏子的惨死，给大部知青带来的心理震撼是极其严重的，“兔死狐悲”，使大部青年根本无法保持正常心态，大队生产几近停滞，对二龙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

　　此外，就在那一二年间，南二龙还发生了“南二龙大队社员、知青为耕地开荒‘过界’问题与兵团连队知青群殴案（过程中也带有非常明显的本大队领导、社员挑唆大批知青参与斗殴的情况）”、“卫生室着火案”等等对知青来说都是极为具有不稳定因素的事件，一点点的消耗知青们的耐心。当然更为严重的是，平时没有饭吃，到年底没有一点收入，像笔者劳作一年下来，大队会计通知我，不仅没有收入，还因我吃了粮、吃了菜、住了房、领了并消耗了劳动工具等等，倒过来欠生产队多少多少的款项。（因为南二龙大队的秋后分配是极为令人失望的，比如说：70年一个劳动日[以10个分为单位，即所谓的一个工分]是0.45元、71年只有0.32元了，而我作为一个不太得力的男青年，和女青年中较强的一样，我对此没有异议，因为我才16岁，实在也真干不了什么活。评得的工分额是0.8个工分一日，也就是说我当时劳动一日，70年我只得0.36元、71年更是只得0.256元）这才是真正的冲击，笔者在到那里干了一年半的活计以后，期间还包括了两次在大罕改公路上那么拼命的干，到头来还是没有任何收入，连回上海探亲的路费也还要家里寄来，那真是透心凉的啊。

　　所以说这样的知识青年点，是没有一点生命力了。“散伙”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因为大队在花完了青年们的安置费以后，知道青年已经没有什么油水了，主要干部都先后撂过挑子，根本没有心思去着实解决问题。

　　在这里有必要谈谈上海插队干部的在这个问题上的情况，从上海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而去的插队干部，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由于他们当时下乡时的特殊情况，（有许多都是受“四人帮”极其在上海的手下迫害而去的黑龙江，当时大多是在非正常的情况下去的，所以有些干部的处境本身就有些不利）但在这些老同志当中，决大多数都是非常好的同志，他们爱护青年、帮助青年，处处为维护青年的利益出发，并且尽量的利用他们的丰富经验、聪明才智，以及各自可以发挥的影响，去为青年服务。随队的上海干部（尤其像于希敏、袁采、李也甘等）在困难中为知青到县里去呼吁，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甚至在青年极度困难的时候，拿出自己的工资和国家配给的粮食，接济困难中的知识青年。以及在接下去的善后工作中，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可是由于他们当时的特殊处境，以及他们大多是文化干部，对农业及农村工作，还是缺乏经验，再说那里毕竟是黑龙江，他们的一些关系及能力，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也很难真正地扭转颓势，也只能做到这样了，也就是使南二龙的青年们有一个较好的出路。

　　正如“南人北相”所说，爱辉县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确实表现的还算负责任，在看到了南二龙的严重情况后，（二站公社的二站大队、三站大队情况虽然也并不十分好，但毕竟比南二龙要好一些）最后在1973年底做出了撤消南二龙知青点的决定，首先为当时还留在南二龙的知识青年提纲方便，自己联系的方向，只要在政策范围内，一切开绿灯。并在本县范围内，联系沿江的富裕大队，动员他们接收适当人次的二龙青年落户。（爱辉公社、西岗子公社、卡伦山公社等都接受了南二龙的知识青年）由于当时有相当部分的上海知青还在上海探亲，以及有些知青不愿分开，所以县知青办和上海插队干部又帮助联系了当时由上海插队干部姚力在嫩江县开办的知青农场——嫩江五七星火农场，将余下的所有知青妥善的安排去了那里。

　　到此，南二龙知青问题算是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有一句话是要提一下的，从当时的情况看，南二龙大队的情况在黑龙江也可以算是很困难的了，但这并不是说南二龙山屯本身是什么穷山恶水，其实那里是山清水秀，风景相当的美丽，物产也是蛮丰富的，只是不适合过量的人类进入、活动而已。再有那些分到各公社的二龙青年们，对进入到新的大队后，大多有“跌进米缸”的感觉，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有比较才会有认识，因此这些青年一般都能珍惜这一结果，在新的地方好好的干，据说都还混得不赖，一直到七十年代后期知青大回城。我想也许是因为吃过苦的人，才会真正的感悟生活，这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