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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乡插队到上学读书
——一个上海知青的读书生活
作者：刘琪
我1966年6月小学毕业，恰逢文革爆发，取消了考试制度，使我想考重点中学的梦想彻底破灭。推迟了一年多才被按地区分配进了淮中中学学习。中学期间除了学工、学农、学军和政治学习等"闹革命"活动外，几乎没有"复课"。
1970年4月15日，我和张文建、戴钢等12名淮中中学学生先到达上海交通大学毛泽东塑像前的徐汇区集合点，集体乘大客车经过市区一片敲锣打鼓夹道欢送，在彭浦火车站随大批人马乘专列奔赴黑龙江。在出发前我们被告知和黎明、五原中学的一批毕业生一起被分配到金山公社三间房生产队，心情十分沮丧，倒不是嫌三间房这个地名露了穷相，而是因为看了地图，三间房是在公路边上。我们马上提出申请要去靠近江边的生产队插队，到了塔河下车后不久，上级居然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就地把我们转到黑龙江边的察哈彦插队。4月22日晚10点多，行进在大森林中的我们忽然看到在前方上空接连伸起几发红绿色信号弹，随后又看到月光下蜿蜒冰封的黑龙江时，心情十分激动，到中苏边境了
刚满16岁的我去黑龙江呼玛插队时，行李中最重的一个木板箱里装满了我的主要藏书。毛泽东1970年批陈整风时要大家学习的一些马列原著，如《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自然辩证法》、《国家与革命》等书的旧版本早在三、四年前我就在上海淮海中路妇女用品商店对过的上海书店里经一中年售货员推荐购得。到生产队不久，我逐渐发现许多知青都和我一样带了许多书，除了马恩列斯毛选集、鲁迅选集和单行本、各种革命回忆录和领袖传记外，有些是我过去听到过却没有看到的书，不少已经被批判的禁书和一些文革前供中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书籍在熟悉的朋友中半公开地传阅。
政治纪实类有锡兰（现为斯里兰卡）古达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美国记者安娜o路易斯o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唐人的《金陵春梦》等。
外国文学类有狄更斯的《大卫·科伯菲尔》和《双城记》、勃朗特的《简爱》、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雨果的《九三年》和《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左拉的《娜娜》、莫泊桑的《漂亮朋友》及载有《羊脂球》在内的中短篇小说集、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但丁的《神曲》、杰克o伦敦的《马丁o伊登》和《海狼》、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和《汤姆·索亚历险记》、德莱赛的《嘉丽妹妹》、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伏尼契的《牛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陀思妥夫斯基的《罪与罚》、赫尔岑的《谁之罪》、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和《叶普根尼o奥涅金》、屠格涅夫的《罗亭》和《猎人日记》、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等，还有《福尔摩斯侦探集》及瞿秋白编辑的《海上述林》。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和《州委书记》、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以及《普通一兵》、《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革命文学作品。
中国文学类有四大古典《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和《唐诗三百首》，现代作家的《家o春o秋》、《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小城春秋》、《红岩》、《烈火金刚》等。当然还有浩然的《艳阳天》、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和工农兵写作小组粗制滥造的《牛田洋》等。
历史哲学类的有《论语》和《孟子》、周一良主编的《世界通史》，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上册）、艾思奇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2年版《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等。
因为书少而想看的人又多，只好按朋友的先亲后疏、宿舍的先近后远原则，大家挨个排队交换看了。我的竖排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等在生产队里也算是稀有的好书，这样我便有了和别人交换或者优先阅读其它好书的资本。
林彪事件发生后，由于周恩来领导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教育整顿工作，国内出版了一批内部发行的西方、苏联的政治哲学图书和文艺小说，还印了一些古典小说和历史地理书籍。经知青领导同意，我在生产队领了100元钱，准备在队里办个图书馆。1975年回上海探亲时，我拿着有黑龙江省公安局大印的边境居民通行证，自然以省级公安人员的面目混进了福州路上的供县团级以上干部购买的内部书店，说忘了带介绍信，书店的一个姓洪的负责人看了我的证件，说了一句我儿子也在黑龙江插队，同意让我陆续选了100多元的好书，如《阿登纳、戴高乐论中国》、《尼克松传》、《纳赛尔传》、《多雪的冬天》、《人世间》、《你到底要干什么？》、《落角》、《摘译》等。此外还买了几套公开出版的数理化复习参考书。我和朋友把书背到了队里，放到知青食堂中新做的书柜中，加上大家捐献的一部分个人藏书，一个有数百册书的图书馆就建成了。不仅有利于知青的读书生活，连当地青年也受到感染纷纷前来借书。
在上海探亲时，一些单位的图书馆也悄悄地对内开放了，那些世界古典名著开始在熟悉的人之间流传和交换阅读，有时一本书只能在一家停留一个晚上。我记忆最深的是在短短四个晚上，我通宵达旦看了五部八册世界名著（其中有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一套四册），可谓收获之大。（自学读书的书目）
我插队的察哈彦生产队里有200多个上海知青，人多势众，大多来自徐汇区，一半以上的知青文革前家境都比较富裕，也有一些藏书；文革中父母虽然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依然有着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能够及时获得各种信息。从而在我们生产队里形成了一个自学读书、爱谈论政治的氛围。更重要的是我们干活绝不比当地老乡差，生产队还得靠我们这批知青去倒大木修路搞副业增加收入，所以当地干部也就不管我们的思想动态了，更不会来干涉我们在收工以后看什么禁书了。伴随读书兴趣的增长，我们队里知青学习的风气也越来越浓。很早就开始自发地在每天晚上学习数理化外语等知识，加上后来进入生产队领导班子的知青也是个读书迷，组织了不少读书活动，学习似乎成了我队知青除劳动站岗巡逻外最重要的精神生活。（能读禁书的特殊条件）
看书提高了我们的修养，陶冶了我们的性情。记得在好像是李锐编的《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说毛泽东青年时代为了锻炼自己专心读书的能力，每天捧了本书到长沙城门菜市场去读，还有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名言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既然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那么必须接受上天给你的磨难，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幸福生活，于是也自觉地开始磨练自己。到如今，我既能在任何嘈杂和复杂的环境下静心学习，也能够不懈地努力学习，不会沮丧也不会停止。
我们学习并不完全是为了能够被推荐上大学回上海，那当然是所有知青的梦想。从1972年开始，每年我队都有2至3人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回上海上大学和去地区中专学习，除了他们家庭出身能通过上面的政审，主要还是靠他们平时确实能吃苦、劳动出色、能够得到队里大多数知青和老乡的推荐。可每年只有两三个名额，杯水车薪，何必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伤了朋友的感情，所以我们学习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充实自己，从书中吸取精神食粮，使自己能够在一个艰苦的环境中有坚强的毅力和丰富的乐趣。那时我们大家白天干活都很卖力和辛苦，乃至一天有个劳动非常出色的女知青说出了她的心里话，"下辈子我就想变成一头猪，这天下的人和动物只有猪能够每天吃吃喝喝，睡大觉不要干活"。但到了晚上，几乎每个宿舍都亮起了几盏用拖拉机柴油点的油灯，大家各自看书学习（有时也会黑灯瞎火地在炕上听一个人讲从父亲藏书中偷看到的《金瓶梅》等"黄色故事"），早上起来两个鼻孔都是黑乎乎的。一些知青朋友还自发地组织起学习小组，结合马恩列斯毛著作还有各种通过非正常渠道流传过来的内幕消息，讨论各种社会现象和学习中的疑难。二十多年后，有知青调侃地说，我们当时讨论的经常是政治局级别的国家前途问题。县里的领导几次来我队视察工作，最喜欢听我们"传达"中央最新文件和高层动态（许多常常要到半个月后才会通过正式渠道一级一级传达到县团级）。看到大家自学讨论的情景，都要感叹几句，这察哈彦的知青那么爱读书爱学习，呆在这里白瞎了。
读书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我们的理论水平。特别是知道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真相。如斯大林根本不是列宁喜欢和指定的接班人，列宁和斯大林有矛盾，在遗嘱里建议解除他的总书记职务。读书促使我们深思而不盲从，同时也促使我们试图用书本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除了利用所得知识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种植高寒地区没有的蔬菜和水稻，进行农业科学实验外，在1975年，我们队知青引经据典，从原著语录、宪法、农村工作"六十条"出发，搞了一场真正的形"左"实"右"的反潮流。我们和县路线工作队进行了长达一个月激烈的辩论和策略的协商，破天荒地民主直选了队委会，估计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也属于创举吧。最后还废除了大寨式评工分，明确实施以责任制为基础的定额计件包工式工分制，这样使生产队的工分值1工（10工分）从1969年6角到1975年底升到2元1角。这都得益于从读书得到的马列主义理论和政治术语能吓唬住当地的干部，才能促使体制变革获得实效，老百姓获得实惠。（读书的实效作用）
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提出学校学生应该以学习为主，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等指示下，国务院转发的关于全国高等院校1973年度招生工作的文件中，明确规定大学中专招收工农兵学员时要进行文化考查，"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政审条件也有所放宽。我也有幸被推荐报名参加了文化考试，7月20日考数学、语文，21日考政治、理化，每场考试90分钟。从考场出来，除理化外，自我感觉还可以。
但我们不清楚，就在大家拿到准考证的7月19日那天，《辽宁日报》已经发表了一篇"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报道。辽宁省有个与我们一样、也把上大学作为"自幼理想"的回乡知青张铁生，他在理化考卷后面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的反感，认为"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垄断了"，"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交了白卷。毛泽东的侄子、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该事后，删去了信中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等恳求语，马上指示要公开发表，利用其作为反击周恩来领导的教育整顿的重磅炮弹。当我从电台广播里听到8月10日的《人民日报》转载的有关张铁生的报道后，就知道这个反潮流事件的出现会剥夺包括我在内许多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人上学读书的希望。以后我们队许多家庭出身复杂的人在推荐上大学时并不报名，既然给推荐到县里也会被刷下来，何必要浪费这宝贵名额，还不如让更有希望的人去争取一下。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学习，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似乎支撑了我们要读书的梦想。（1973年考试）
因为年龄小个子矮，我下乡没多久就被队长照顾去养猪，一干就是六年。期间曾经把猪养得比老乡家的猪还白白胖胖，一度被生产队送到黑龙江双城学习骟猪及兽医技术、送到公社学习做发酵饲料。夏天早上和下午放猪时，我都带上红灯牌九管三波段半导体收音机和书籍，为防备对岸苏联边防军的越境绑架，有时还腰挂匕首，背上一把装满子弹的冲锋枪护身。我让我养的狗看着猪不让它们祸害庄稼，自己铺块塑料布垫张狍皮，坐在地头、泡子边和江边，或看书或学英语或听广播，居然还看完一本北京外国语学院一年级的大学教材，优哉乐哉。有时也会象高玉宝那样，在空旷的庄稼地和山林江边，大喊几声，我要读书，我要上学。为了提高养猪技术，1975年，我回上海的时候，自费到上海农业科学院进修一月，跟着一个姓樊的右派老兽医学习，除了动物生理学等兽医知识外，他还教我学了些化学知识。樊医生虽然身处逆境，仍诲人不倦，可惜我后来考上大学后，因他平反后搬家失去了联系。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末，在邓小平的决策下废除了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方式，恢复了自愿报名、统一考试的高考。教育部文件规定，"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可惜因为刚回上海，我来不及复习，所以没有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那年，全国有570万人参加考试，最初只录取了3.7%，21.1万人，后又扩招6.2万人。
我在上海复习了半年多。尽管我喜欢理科，但对我这个1966年的小学毕业生来讲，完全没有物理化学的功底，只好选择文科复习。请我中学的班主任帮我复习地理，母亲又找了过去的同事辅导我数学和语文。
1978年6月，我和其它五位知青坐船回黑龙江准备参加高考。途中，同舱的好友留下一纸遗书在半夜投海自杀。好友的自杀给我极大的震动，乃至十多年后我在撰写《老知青的故事》过程中回想起他依然泪流满面。但当时我心理却意外地坚强起来，可以说只有一个念头，我要读书。我确信无论遇到何等痛苦困难严峻的现实，只有鼓起生的勇气，才会有出路。牛虻、保尔，那些书中不屈不挠的英雄在这关键的时候激励着我去奋斗。
1978年高考为全国命题。6月18日，黑龙江先有一场初试，考语文、政治和历史，我的成绩是65、72、78分，但总分并非出类拔萃。得知正式考试时可以加试外语作为录取时的参考分，我不听大家的规劝，自认为语文和数学是我的强项，不需要反复复习，地理、历史和政治也已经背得滚瓜烂熟，考前再背一次就可以了，决心突击复习英语，加大录取的可能性。借着过去在地里放猪时打下的英语底子，整整两个星期，每天十六个小时，把一本7毛2分的上海英语高考复习参考书和一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中级英语教材中的句型和单词背了两遍后，才重新开始复习其它科目。
在填写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专业志愿时，我选择的大学专业几乎都是教育学，第一志愿是上海师范大学（现在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当时我选教育学专业完全是"投机取巧"和有自知之明，并非是我热爱教育事业。首先是考虑到因为大家不了解教育学专业、报考这个专业的人少，我容易被录取。其次是考虑到老三届们的雄厚实力，如果选中文、历史专业，一进大学，只接受过完整的小学教育的我赤脚狂奔也赶不上他们，而教育学专业对大家都是陌生的学科，我笨鸟先飞，努力一下，至少并驾齐驱没有问题。
1978年7月20日早上8点，我和许多知青在呼玛县一中第2考场参加了考试。当天考的是政治和历史。第二天21日早上考数学时出了岔，感觉上非常容易的题却怎么也背不出公式。出来后自知已经不及格了，硬着头皮鼓足精神考好了下午的地理。第三天22日早上考语文，下午是英语笔试。
因为只计参考分，卷子发下来后，考场上走掉了一大半，半个小时后，就剩我一个考生和两名监考。我脑子也是一片空白，老师破例同意我抽烟，还给我倒了杯白开水。虽然到了大学后才搞清楚英语动词四种形态的含义，考试时凭着对句型的熟悉和看的英语文章多，选择题瞎猫逮耗子，ABCD随机勾一个算一个，造句时知道句型但单词记不起来也来个土洋结合，如中译英"我们县今年建了拖拉机站"，我就写"Our
county set up a TUOLAJI station this
year"。三分的题我句型对了，你至少给我两分吧，把卷子涂得乱七八糟，接连换了几张考卷。在我按规定申请延长30分钟后，监考老师又给了份空白卷，让我把选择题和中译英重新誊写了一遍。由于我不是考英语专业，所以不需要参加英语口试初试。
高考结束后，我就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队长念我多年来养猪辛苦没挣多少工分，破例让我去抬坯子和砖，装窑卸窑。当时在我们知青的策划下，已经实现了定额计件包工式工分，早上起早干三个半小时，下午四点后再干三个小时，努力一下，一人一天可以拿到25分，大概有5元人民币。虽然活很重，也不是每天都有活干，收入却相当可观；特别是白天可以休息看书，非常自由。（个人1978年高考经历）
8月24日早上8点半多，大雾刚刚消去，我正在砖窑休息，忽然看见老乡刘会计朝我们奔来，不停地喊着刘琪刘琪，我们队就你考取大学了。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数学几乎是全军覆没一败涂地，哪能会是我第一个拿到通知呢？刘会计跑到我面前，大声地告诉我，你怎么还在干活，刚才公社接到县里电话，让你马上乘船到县招生办领通知参加英语口试，全县就你一个有通知，恭喜你，你肯定考上大学了，快回去换衣服，小船马上就下来了。
我这才明白过来，考试还没有结束，但我上大学读书已经见到曙光了。这时已经能够听到下行去县里的小客船在村子上游8里远的黑龙江上鸣笛，估计还有15分钟就能到达察哈彦码头。我一面让一起干活的伙伴去码头截船，让船等我；一面飞快地奔回山上宿舍，拿了一套比较干净的旧军装、内衣内裤和一双凉鞋，找出英语课本和字典以及出门必备的边境居民通行证，搜出所有的人民币11元5角8分，心想在县里考试这点钱也够了。2分钟之内把所有的东西都塞到绿色军用书包里，我就向码头奔去。路过一个知青宿舍门口时，忽然想起没有带干净的袜子，不能光脚参加口试，于是打了个招呼，顺手牵羊，把他们晾在绳子上的一双袜子塞到我的书包里去了。
我带着满脸的砖窑红尘土，穿着破烂的劳动服刚踏上甲板，船员就拉上跳板开船了。上船后，我向船员借了个带长绳子的小水桶，站在船舷边打上一桶水，就跑到后舷的厕所从头浇到脚，抹上肥皂使劲檫洗了两三遍，浇了七八桶水，全身上下才换上干净的衣裤。我把脏衣裤和破球鞋卷成一捆扔进黑龙江。看着它慢慢地沉下，周围还有几圈漂浮着红砖尘土的涟漪。虽然没有象范进中举那样疯疯癫癫，但依然兴奋不已。早被冰凉的江水冲洗清醒的脑海里不停地回荡着这样一种声音，我要读书了，我要进大学读书了。
下午一点多，小客轮到达呼玛县城，下船后我马上赶到了县革命委员会大院找招生办，招办主任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赶上小客轮了吧，你可得好好感谢我呀"。原来主任昨天傍晚把让我参加英语口试的通知交给往上走的大客轮，以为晚上12点多就可以送到我们队告诉我了，我再坐今天上午的小客轮下来就赶趟。今天上午8点多，主任上班时，看见浓雾还没有消失干净，心里打了个咯楞，大客轮会不会因雾大水浅在黑龙江里抛锚？他赶紧给我们公社革委会王作连老乡长打了个电话询问大船是否到了察哈彦，王乡长告诉他大客轮连公社都还没有到，主任便马上让公社打电话给我们生产队，通知我赶紧坐船下来。一切都是那么的巧合，这二十分钟几乎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亏得这位招办主任工作负责，早上及时给公社打电话询问，公社又及时用手摇电话通知生产队，又亏得刘会计今天不知为什么心血来潮要到大队部算帐，一进门就接到了这个电话马上奔到砖窑通知我，才让我赶上了船准时来到县里。一旦晚了这二十分钟，我搭不上小客轮，就要走70里山路才能到公社，到了公社如果没有车，还要走50里才能到三间房大队边上公路，就算每小时平均能走8里地，120里就要化15小时，至少要走到半夜，而半夜里公路上几乎没有汽车。
我双手抱拳连声向林主任表示感谢。可接下来主任告诉我的消息却让我感到危机四伏，前途不明。和去年外语口语初试和复试都由县外办翻译在县里主考不同，今年由于报考外语专业的考生成绩较差，所以不管报考什么文科专业、凡外语成绩在30分以上的考生都要参加口语复试，大兴安岭地区外语口试复试统一于8月28日在位于地区中心点的林海县进行。我英语仅考了50分，居然还是全县第一，全地区第二！？。
但我十分担忧，一是我缺乏语言天才，虽然自学了英语，把一本大学一年级的教材都看完了，但我的发音只要被教大学英语口语的母亲听到，都要被痛骂一通不停地纠正，乃至弄得脑子发涨非常害怕开口读英语；一旦参加口试，肯定不及格。说不定还会影响我被大学录取，得不偿失吃大亏。二是路那么远，先要买6元的票乘整整10小时跑600里的公共客车到塔河，再要化6元乘4小时的火车才能到林海，我身上没有那么多的钱，这是最大最重要的问题。幸好从县大院走出来后，看见一辆拉木头的林场解放牌卡车驶过，灵机一动想起一个原先在我队供销社工作现在在县林业局当会计的刘同科，虽然和他并不熟，但好歹都算是在察哈彦混过。
26日，我带着大刘借给我的20元和他老婆给我准备的干粮坐上去塔河的客车。当晚借宿在塔河火车站附近朋友的宿舍里。
27日下午5点多，我到达林海县革命委员会招待所，得知全地区英语成绩在30分以上参加英语口试的考生有8个，我被告知我明天早上被安排在最后第二个考，时间在11点左右。我估计赶不上11点15分去塔河的火车，便提出我路最远，是否能让我早点考，然后赶上火车当天回到塔河，省下一天5元的旅馆钱。在场的地区招生办的负责人体恤插队知青的艰难，当即决定把我安排在早上8点30分第一个考。我也得知主考顾老师原是西南联大毕业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被流放到黑龙江一个县城，摘帽后当了一个中学的外语教师，他发音纯正，所以被省招办调来主持大兴安岭地区的英语口试复试。
1978年8月28日早上8点半，我满怀信心地走进考场。我先大声地说："Good morning
teachers"，用英语向大家问好，然后面对考官们鞠了一躬。这才看清大桌子靠窗那一边坐着主考顾老师和两个副主考，两头各坐了一个女记录员。主考让我面对着他坐下，副主考用中文问我的姓名，我说，"May
I speak in
English?"，问他是否要用英语来回答。他说用中文回答就行，随后他又问我下乡几年了，在哪里插队。我一一回答了他的问题，呼吸也平静了不少。突然一个副主考用英语问："How
old are
you?"，我马上用英语回答了他。这时主考告诉我，我们要正式开始考试了，考试分口语问答、发音、阅读理解、口语翻译四部分。乖乖，那么多呀，这不要把我考懵了。
神差鬼使，我突然心血来潮，先下手为强，用"刘式"发音的流畅英语背诵起我的简历来。大意是我是一个下乡八年的上海知青，在农村我自学了英语，我是在麦地和草甸子以及黑龙江边放猪时学的英语，尽管我的发音very
very
poor，但我喜欢学习，我要读书等等。虽然我从考官们的眼神里看出他们可能没有全听懂我的英语在讲些什么，但我坚信他们知道我行云如水般的大段叙述用的都是英语单词而不是俄语或者是中国的任何一种地方土语。
我一口气讲了两分钟，顾老师及时打断了我，微笑地对我说，你英语不是挺不错的吗。两个副主考也给我打气，不要紧张，考试挺简单，我们不会为难你的。
顾老师打开封好的考卷袋，随意挑出一张，开始了发问。简单的疑问句，我尽量用yes或者no来回答或者复述。副主考后来问了些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之类的疑问句我也对答如流，自信心越来越高。顾老师突然又问我："Where
and when you were born?"，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急中生智想起了母亲教我的一句话："I beg you patten"，意思请他再说一遍，顾老师还没有复述完，我忽然领悟到好象是在问我出生日期，于是我用英语回答"I
was born on Febery 1954 in Shanghai ,I am 24 years
old，（我1954年2月出生在上海，今年24岁）"。我看到副主考们和顾老师都点了下头互相交换了眼色，我知道我全蒙对了。
接下来让我跟着顾老师的发音念英语单词，我自知没有语言天才，发音惨不忍听，低着头大声跟读熬过了这关，自我评估及格没问题。
第三个考试项目是让我自己随便在一堆考卷中选一张，在两分钟内看完，然后不看卷子回答问题复述内容。上天似乎在眷顾我，我抽到的一篇文章是一个美国工厂的介绍，内容恰好接近我看过的一本大学教材中的一篇课文。所以我明快的回答和准确无误的复述让考官们不停地点头。
第四项的英译中、中译英的简单造句更让我超常发挥。什么"我哥哥是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之类的翻译，我不等考官用中文讲完，回答就脱口而出。顾老师高兴地用他那纯正的美式英语告诉我："You
are excellent"，副主考也用中文告诉我，考得不错，你肯定能上大学读书了。
出考场之前，我向全体考官说了一句"Thank you very much!"，又深深地鞠了一躬，衷心地感谢他们帮助我圆了读书的梦。
回到塔河的第二天，我县一位担任俄语副主考的叶老师也从林海回来了。叶老师告诉我，我的口语问答成绩为优，发音成绩为良，阅读理解成绩为优，翻译成绩为优，总评成绩为优。这时我已经知道我的考分了，在我们生产队名列第三。数学32分，语文63分，政治73分，历史82分，地理88分，总分为338分，离全国重点大学340分的录取线差2分，此外还有50分的外语笔试参考成绩和优秀的口试参考成绩。叶老师分析，我可能会被黑龙江大学外语系录取。（英语口试实录）
于是我赶紧回队整理行装，我把自己喜欢的书籍，以及东北冬天要用的棉衣裤、绿色军大衣以及黑色棉大头鞋等生活用品，装了三个箱子；然后和一些办了病退的知青一起把行李送到塔河，准备在拿到录取通知后再办理托运。9月24日在我离开塔河准备回队时，从电话里得知我队考378分的小侯已经被上海同济大学录取，其他队里也有人收到了一些重点大学的入学通知，但全县考分最高的新街基大队的小沈也还没有拿到通知。
搭卡车回到县城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了。金山大队考取上海同济大学的小童告诉我，我已经被上海师大录取了。在县招生办我看到了主任通过省招办朋友关系用电话抄下的我县所有考取上海重点大学人员的名单。我一看名单开头，"刘琪，上海师范大学；沈坚，上海师范大学……"（后来才知道由于我英语口语复试总成绩优秀，所以招生人员根据有关规定，把英语笔试的50分参考分计入了总分，我才侥幸被录取）。由于担心录取通知书送到县邮电局后，还要先转到公社邮电所，一旦误了班船，半个月才能到达我们生产队。我特地找了在县邮电局工作的上海知青小张，让他每天关心一下邮局到的挂号信登记表，一旦发现有我们的录取通知书，马上告诉我们，我每天晚上七点整在大队部等他的电话。
在队里等了两天，一位朋友已经收到了东北全国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走了，而我和沈坚的通知却还没有到，真让人心急火燎。9月27日白天，我和侯肖松、陆一民、何少云等在江边拿着步枪、冲锋枪、轻机关枪留下合影。下午5点多，一个朋友跑上山来告诉我，小张来电话了，录取我和沈坚的上海师大通知已经在县邮局了，让我过一会到大队部接电话。
小张在电话里告诉我，今天他送信回来，看到挂号信登记表上有我和沈坚的名字，但是邮件已经封入明天准备送到我们公社邮电所的大邮袋里了。他赶紧骑摩托车把已经回家了的管理人员带回邮电局，两人一起打开已经用火漆封好的邮袋，他自作主张地拆了我们的录取通知书，上面规定我们必须在9月30日之前到学校报到，看来要等我们乘船出来拿了录取通知书办手续肯定来不及了，问我如何处理。
第二天早上，我与沈坚以及公社、县的领导通了电话，最后县和公社领导破例决定，派公社吉普车送沈坚到县里拿通知转组织关系，再回到公社办我们两人的户口迁移手续，我要上缴的边境居民通行证等我乘船路过公社时交给等候的民警。由于过去有个知青办户口迁移时没缴出边境居民通行证，他又从内地回来越江到苏联当了特务，他被我方逮捕后交代多次进出边境为苏联克格勃收集传递情报靠的就是这只有一年期限的通行证。所以上级规定不先缴边境居民通行证，谁也不能办户口迁移。
9月28日晚上，队里磨房的发电机坏了没有发电，我还没有彻底收拾完行李。7点多时，小客轮已经提前3小时到了察哈彦码头，在朋友和老乡的催促下，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生活了八年的宿舍，门也不用再锁了，不会再有知青去住了，花名册上的200多个知青现在只剩下5个考大学和2个在办病退的人，而且马上都要离开这里了。天特别的黑，在小客轮探照灯的光束下，可以看见码头上黑压压人头一片，好象队里的老乡们都出来为我和小侯两人--兽医和人医--送行，祝贺我们回上海去大学读书。面对老乡的热情欢送，我们不停地挥手告别，并许诺以后一定会回来看大家的。
1978年就是乘坐这艘小客轮参加英语口试和离开生产队的。
由于10月1日是国庆节，托运行李手续在10月2日才办完。10月3日，在塔河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上，我们和沈坚等碰头了。当火车开动时，我拿到了日思夜想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这才确确实实地感到上大学读书不是梦。由于在县里出发前，已经给校方发了"因路阻不能按时报到"的加急电报，所以我们一行也安心地在路上耽搁了几天，游玩了北戴河和北京等地。（返城经过）
1978年10月11日，当我穿着一件蓝色涤卡中山装第一次走进大学教室时，一位从黑龙江军垦农场考回来的同学轻轻地对另一位从黑龙江国营农场考回来的同学说："看，又来一个黑龙江农民！"。这年我24岁，全班42人，我年龄还排在第30位。但班上其他人要么是拿国家工资的工人、农场职工，要么是中小学教师，要么是应届毕业生。只有我一个还算是在地里干活养猪、挣工分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我也为此而自豪。
1978年在我队直接参加高考的6人，4人考取大学；另两人虽被地区师范学校录取，犹豫了半天还是选择回上海明年再考，最后也上了大学。1978年全国有610万人参加高考，最初只录取了其中的4.8%，29.3万多人，后来又扩招10.7045万人。1980年后，因年龄限制，插队知青基本无法直接参加高考，但还有自学考试、夜大学、出国等途径可以求学。
1999年我队知青聚会时统计，200人中至少1/4以上有了大学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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