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两则

　　六九年五月，和成千上万的知青一样，稚气未脱的我，年方十六足岁，从东方大都市上海来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3团，最初分在了17连。当时连队的知青有北京的、天津的、哈尔滨的、鸡西的、上海的……真可谓来自五湖四海，却因地方派系观念十分严重，又偏偏不能走到一起来；我们每天的生活，除去劳动，俱无什么文化娱乐，闲暇时显得十分枯燥单调，一个个又青春年少，血气方刚，精力旺盛又无处发泄；加上离乡背井、千里迢迢，不免思念亲人，心情沉重压抑，故而常为一些琐碎的事，一触即发，借吵架斗殴来渲泄。

　　在这年的六、七月间，有几天，我连上海老知青（即六八年从普陀区去黑龙江的）到当时的师部裴德不知是看病还是游玩去了。上海知青只剩下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新知青。其中的一日中午饭后，我们正在女生宿舍里闲话说笑。突然，×××气急败坏地推门进来，大叫“不好了！”原来，由于当时老知青外出，哈尔滨知青趁机“发难”，要欺负我们上海的某某女青年，顺便也给我们这些新来的上海知青一个下马威：我们一等血性汉子闻讯，十分气愤，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懂得在当时的时代，忍让就是懦弱，就意味着甘愿受辱，如若我们不出来应战，以后就可能被他们踩在脚下翻不了身。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全力出击。这时我不由想起了以前常看的武侠小说中锄暴安良行侠仗义的侠客之士。我从小就十分崇敬仰慕他们，总企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他们的一员。今日当“侠士”的机会来了，怎能轻易放过。在一阵躁动下，我和一干弟兄冲出门去,仗着几分蛮力，我在伙房边，顺手抽出了单杠上的一根铁棒，迎着“寻衅滋事”的哈尔滨青年而去。他们见我气势汹汹胆大妄为的样子，知我等是不好惹恼之辈，也许他们心理上又未曾料到，一霎间，便作鸟兽散。此事也就到此作罢，终于没有酿成大祸。自此以后，我在他们（哈尔滨青年）及某一些人的心目中便有了凶神恶煞的莽汉粗人的形象。一个个唯恐避之不及，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有机会为义气、为他人打了几回架，当起了我心目中自以为是的“侠士”，我“铁头”的名气也自然响了起来。然而这“侠士”的命运却是“凄惨”的.短暂的。

　　第二年，因与我交往甚频的同学，砖瓦厂的ххх有一些不安分的行为而受到团部“处置”。我和杨向东等人亦因此而受到牵连。团里召开广播批判大会，全团范围的大喇叭点了我们的大名，把我们毫不留情地打成了其实并不存在的所谓“牛马羊”集团。我和杨向东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集团的“领袖人物”，受到了严厉的批判，立时“声名狼藉”，从此被打入了另册。当时几乎所有连队的上海知青都受到株连，卷入其中，他们的心灵都受到了残酷的伤害。我本人也由往日的“革命小将”、先变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教育对象”，继而又变成了“左派布尔什维克”的“批斗对象”。瞬时三变。想想好滑稽，叫人忍俊不禁，却又笑不出来。其时，不断的大会批判，小会帮助；又是工作组找我谈话，又是让我写检讨、谈认识，我成了一名专业“运动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字也爬上了我的炕边，很有几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势，几乎叫人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然而我扪心自问，自己并无什么劣迹。充其量的“罪行”也只是自以为是地为侠义为他人打了几回架而已，无什么可愧疚的。

　　面对着无情的现实，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人整人的年代里，我心中尽管对被整有所不满，可又苦于无处诉说，也想不出什么与之抗争的良策，只能以举止行事怪诞顛狂，说话言谈嬉笑怒骂，开会讨论插科打诨来发泄心中的不平。以致于我们17连一位姓孔的付指导员说我讲话阴阳怪气的，她怎能知道这是我当时对时世的一种嘲弄，一种抗争。

　　自所谓“牛马羊”事件挨整以后，我带着受伤的心灵，从心理上对领导比较憎厌，处处时时事事与他们对立较劲。一有机会，便“寻衅”和他们顶撞吵架。我采取的策略是，大错不犯，使他们无法上“纲”上“线”，然而小错又不断，即使他们批评，我可择机反击。本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吗，他们领导能“尅”我，我又为何不能找他们的岔。即使争辩起来，我也未必会输，事后依然我行我素，叫领导奈何不得。72年6月从17连调水利队以后，几乎连队所有的领导，我都有过和他们针尖对麦芒的“斗争”。我想，既然我当不成“侠士”，那么我就不妨作作“斗士”。于是，我由“侠士”变成了“斗士”。

　　在我七年的“斗士”生涯中，时有与领导的争吵，确实也获得了些小小的胜利。最令人欣奋难以忘怀的一次斗争，是协同沈至信搞的一次“倒周”运动：那是在76年秋冬时节。水利队的后勤副队长周хх申请入党，团里正在考虑通过,听说让其入党乃是一位曾率工作组整过我们上海知青的付团长的意思。为了报被整的一箭之仇，沈至信提出要把周хх扯下马来，不能让他入党，我和几个知己表态全力协同沈至信的行动。我们运筹策划，制定方案，搜集了周хх的“反面材料”，决定利用他在历史上曾有过的生活作风问题和现在的一些错误言论，做大文章，同时再利用我们各自成立的《肯登攀》、《奋斗》两个学习小组撰文写成大字报、影射攻击，造造声势；在那段日子里，我们相继贴出了一系列针对性很强的大字报。文章内容无非是“要维护执政党共产党的纯洁”、“要防止入党动机不纯、居心不良的人混进共产党内”、“堡垒易从内部攻破”……等。作好了“倒周”的舆论准备。在此期间，为争取一切可以依靠的力量，沈至信还不断走访了一些其他单位的对周持有不佳看法的连级领导干部（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人的姓名在此隐去），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同时，还充分利用了水利队领导内部的矛盾；沈至信还在一次团里干部开会的会场叫出了有关领导，据理力争，开诚布公地就周хх入党一事发表了我们强硬的声明，阐述了我们的观点和原则立场：让周入党不对。周入党动机不纯，如让其入党，是对党不负责，我们将不懈努力，走访上告，斗争到底。在我们的坚韧斗争下，周хх终于未能入党，也未能遂了团里某一领导的心愿，我们获得了胜利；尽管我们为此呕心沥血，历经数月，颇费了些心血，但毕竟是我们胜利了。可以舒心地吐出一口压抑多年的“恶气”，心中很是痛快。

　　我在北大荒十年岁月中的这段往事，现在想来，虽然不免有些可笑、可悲、可叹，但它对我今后的人生也还是有些许有益的启迪；我当“侠士”时，身心受到了伤害，这只是历史的一种误会，人生的一种悲哀。不能否认这段经历所带给我的积极意义——它增强了我在遇见厄运时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抗打击能力；同样，我在当“斗士”时，正义得到了伸张，这只是时势的一个必然，付出的一个收获。但也不能否认这场胜利从反面给了我的一个深刻教育——任何恣意伤害他人的行为，都必须要付出代价，受到惩罚，不是现在，就是将来，无法逃脱。

二、一次畅快的醉酒

　　七一年冬季的一个早上，天气寒冷，气温在零下二十多度，又刮着凛冽的阵阵大风。张永宝刚做完夜班，按照我们两人前一日的约定，我们收拾好冰锥、蝌蚪网和麻袋。拖着小爬犁来到了17连南面一公里处的七虎林河上打鱼。

　　我们在冰冻有1米多厚的河面上，用冰锥凿开一个直径在四十公分左右的深洞，看见了河水。我们使用蝌蚪网在河水中顺时针不断地搅动，于是产生了漩涡。此时，深洞附近困在冰下的鱼儿，可能是见此处空气清新，也或许是漩涡产生的向心力，蜂拥而至。我们搅动一阵，提出了蝌蚪网。每一回，总有些收获，大多是手掌长肥腴的鲫鱼。我们把它倒在了冰冻的河面上。一霎间，刚才还扑腾欢快的鲫鱼，在严寒中便冻得硬邦邦的；我们把它拣起丢入了麻袋。就这样，一回又一回，过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打了十多斤鲫鱼。望着这丰硕的收获，我们忘记了寒冷，忘记了劳累，满怀着喜悦打道回府了。

　　这天的晚上，我们煮好了鲫鱼，张永宝、裘福宝、龚振生、薛卫平和我五个人围坐在我们宿舍的热炕上，就着鲫鱼、酌起了醇厚的北大荒的酒。我们一边喝着酒，一边大摆龙门阵。天南地北的闲聊乱扯一通；也许是吃着自己打来的鱼的缘故，我这天显得特别的兴奋。不一会儿，我们三瓶白酒已有一瓶半下肚。此时，大家的话比较先前逐渐多了起来，情绪也亢奋激动起来，也不知是谁叫号较劲。吵着要将余下的一瓶半白酒，五个人均分，一口干完。我等都是性情中人，又有几两白酒下肚，全身热血沸腾，对此挑战，无人肯畏缩不前。于是，一人提议，众人响应。大家用茶缸均分了余下的一斤半白酒，每人分的三两。“一、二、三、干！”一声令下，每个人都痛快地喝完了自己的一份。烈酒下肚，稍过一回，便见颜色。但见裘福宝东倒西歪地扶着墙回自己屋睡觉去了。我与薛卫平则酩酊大醉不省人事躺倒了炕上。事后听说，薛卫平不知是触及了什么伤心事号啕大哭，哭个不停。然而我呢，又不知为何兴奋，则放声大笑，笑个不止；薛卫平曾将我踹下炕去，是张永宝和龚振生把我重又抬上了炕。他们两人也是酒话连篇，在劝解我与薛卫平；据说，我被踹下炕躺在地上时也还是笑个不止。真不知那天为什么我是如此的畅快。第二天早上起床，听他人评说，方知我们昨晚醉酒；可对于醉酒时的情形我全然不知。

　　这次醉酒可谓是我至今为止喝得最畅快的一次醉酒，也是最开心的一次醉酒。以后的多次醉酒，全无青年时代的几分豪兴，几分张狂了。

　　现在，我多么渴望再让我有这样一次畅快的醉酒，真的！

1997.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