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殷红的柞叶

　　三十多年的北方生活，令人最难忘的是十月里那一丛丛殷红的柞叶，它红得象一蔟蔟跳动的火焰，透过殷红的叶子总会让我忆起离去很久的方玉。记得方玉最喜欢红透了的柞叶，每年十月里都要去砍几枝放在宿舍里，从金黄，淡红，一直放到鲜红，在叶子颜色的过度中，细细地品味生活，品味人生，她说：叶子就象人的一生一样从无知走向成熟。

　　方玉是我们连队小学的老师，她是68年下乡上海的知青，因为弹得一手好月琴，下乡不久就被分配到团宣传队演样板戏。后来，样板戏不演了，排一些小节目到各连队巡回演出。再到后来，小节目也没啥好排的了，宣传队也没什么事，方玉主动要求下连队，这就到了我们连，当上了一名小学老师。那时的连队小学只有两个教室，分别是一至二、三至四年两个复式教学班，两个班加在一起也就四十来个学生。连里考虑方玉教学经验少，小班怕她带不了，就让她带三四年级的大班。

　　方玉是68届老初中的功底，教小学四五年级的课倒没多少困难，加上她歌唱得好，又弹的一手好琴，她在原来教学计划中加进了音乐和活动课，一天唱啊闹啊的，把一群孩子哄得乐乐呵呵的，整天价方老师长方老师短地跟爹妈去说，使得满连队上下没有人不说方老师好的。星期礼拜，过个年节的，她总是被老职工挨家地请去吃饭，给这帮小青年羡慕得够呛。

　　方玉中等个，苹果脸，红脸蛋上一笑一对酒窝。连队女知青原来只有三五个人，她的到来，又是从团宣传队下来的文化人，并且是来当老师的，更是引人注意。一度她成了知青们议论的中心，男知青们也都想方设法与她接近，或是想着法地帮她干点什么。

　　方玉很勤奋，每天晚上一般都是在学校看书备课或是去学生家家访，到了星期天才在宿舍洗洗衣服，闲下来，喜欢弹弹琴，唱唱歌。那个年代的文化生活很枯燥，收音机里也常常收不到可心的文艺节目，知青们学的样板戏、革命歌曲、特别是过去的一些老歌，总想找机会唱两嗓子。白天干活没空，晚上躺在炕上哼上几句，唱上两段，有时候高兴了唱得有应有答的。自从方玉来了以后，这种唱歌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那时的青年宿舍是一栋平房，女宿舍在房东头的一间，与男宿舍仅一墙之隔。她的琴声或歌声传过来时，男宿舍立刻就静下来，起初都是静静地听着，后来是起哄似地一起喊着要求再来一个，再到后来就是情不自禁地那边唱这边和。不需要谁来指挥，不需要事先约定，更不需要集中彩排，唱得是清丽委婉，和的是雄浑有力，象似在开晚会，唱了一首又一首，既是出于情不自禁，又是系于情有所依，常常是一唱唱到天亮。

　　一晃两年过去了，那是1972年的冬天，学校放寒假，方玉请假要回上海探亲。在等着团里批假一段时间里，就在连队里干一些杂活。记得那天是12月20日，连队让她和职工家属一起给职工和青年宿舍拉取暖煤。煤场在江边，高高的煤堆是夏天船运来的，夏秋两季浸透了雨水，到了冬天，煤堆表面被冻成厚厚的硬壳。用镐刨都很难刨动。先拉煤的人在煤堆边上打开了缺口，后来的就继续阔展成一个个工作面。年轻人图省劲，就从煤堆硬壳下面往里掏着挖煤，渐渐地掏成了大洞，久而久之形成了洞里的人传煤到洞口，洞口的人再往车上装的工作链条。到洞里挖煤虽然粉尘大，又脏又呛，但是省力出活，而且背风暖和，尽管老职工说危险，但是毕竟没出事，小青年谁也不在乎，争着抢着到洞里掏煤。方玉她们开始的几车装得很顺利，到晌午装最后一车的时候，方玉与一个女职工照样抢着到洞里往外传煤。干着干着，忽然洞上方的煤开始往下落，外边的人只听里面方玉喊了一声“不好，要塌了!”声音刚落，煤堆真的塌了，一声沉闷的巨响卷着黑色的气浪扑下来，随着气浪一个身影飞出来重重地摔在地上。黑尘散尽，外边的人围上来，扶起摔在地上的人一看，不是方玉!方玉呢？方玉!方玉!“快来人啊，方玉被压在煤里啦”!当人们所把塌落下来的煤搬尽的时候，只见方玉趴在地上，两臂向前平伸，象似在用力推着什么。人们七手八脚地把方玉抱上了车。

　　方玉妈从上海赶来，面对女儿欲哭无泪，组织上问她有什么要求，她只说待来年春天给女儿的墓前立块水泥的墓碑。下葬的那天特别冷，连里所有知青、职工和学生们都自发的来到了墓地。呼啸的北风掩盖了人们的哭声，风卷着雪花呑没了人们的身影，墓地上一从从柞树在风中呼呼作响，殷红的叶子在风中摇曵着，象似方玉的一张张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