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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北大荒
来源：2005年7月8日杭州《都市快报》
从东北回来25年，他们没有一天忘记过那个地方：25年后，他们重返北大荒，带回了可以珍藏一生的记忆。
2005年6月30日，事隔数月，再次说起回到东北的七天，每个人的眼里依旧泪光闪闪。
2005年4月29日，一群年过五旬的沪杭中年人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在他们眼里，这一天自己的同伴们，看上去个个都像是十八九岁的小青年。“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知青；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 黑龙江香兰农场。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的一个重要批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在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196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大潮。城市中的许多年轻人被下放到了边远省份，最远一直到了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
这次重返北大荒的44位当年的知青就是在1969年去了香兰农场。他们为那片陌生的土地奉献了青春，整整10年。走的时候，他们是意气风发、激扬文字的青年；回到家乡，却已年近不惑。
如今，他们中有的成为了社会的中流砥柱，有的则默默无闻，过着最普通的生活。无论如何，他们都有着一份相同的情怀—— 难忘那片洒满了青春汗水的土地。
30多年了，站台上弟弟的哭声，犹在耳边回响。
知青焦秀珍很是热情，拿出了当天回香兰的成员名单，以及七天日程安排。她说，这一趟旅行全是大家自发组织安排的。44人中有4人为杭州知青，其他来自上海。距离离开农场的日子已经25年，几乎所有人，是第一次回北大荒。他们称之为“ 回归故里”。44人差不多包了一节车厢的铺，趁这个机会叙叙旧、唠唠嗑，重温一下当年跑过的几千公里长的沿途风光。风光依旧，人颜老。有心的人带上了当年的老照片，大家看着、聊着、笑着，绵延一路。
1970年4月，上海火车站西站，一辆专列停在轨道上。长达15 节车厢的火车，载着2000 多名知识青年，准备前往黑龙江香兰农场。每个人都有一套政府发放的棉被、棉裤和大衣，货场上拉满了横幅，高音喇叭播放着激扬的乐曲。亲人们都来送行，个个泪流满面。老焦那时刚满22岁，她是上海知青，比她小了10岁的弟弟还在读小学。他去送她。姐姐至今记得，火车开动的那一刻，弟弟哭着、叫着，赖在了地上。他的一个大姐已经去了新疆，这个姐姐也要去东北。老焦说：弟弟的哭声，30多年了，还在心里，忘不掉。说这话时，老焦的眼圈又红了。在火车上的三天三夜，他们在想： “ 北方究竟是什么样？农场什么样？我们的生活又会怎样？
25年后，火车提速了，30个小时就能到哈尔滨。他们依旧在想：“ 农场该变成什么样了？农场里的东北老乡又该变成什么样了？”
4月30日傍晚，44人终于回到了让他们魂牵梦萦的香兰农场。黑龙江香兰农场位于松花江畔，距离佳木斯市有100多里地，原本是个劳改农场。杭州、上海、哈尔滨等知青一来，把劳改犯都迁走了；知青返城，那里又成了劳改农场。农场由7个分场组成，每个分场间都隔着好几里地。如今，当年的知青们一下汽车，傻眼了：农场变化可大了。总场盖起了楼房，用上了自来水，有老年活动中心、绿地公园。原来惟一的那家破败不堪的杂货店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饭庄、超市、旅馆、商店??当年的食堂厨房有一口大灶，人一进去，能惊起一片苍蝇。如今大灶没了，和南方一样，换上了全套的不锈钢厨具。
25年了，“ 康拜因”还停在地里，仿佛谁也不曾离开。
老焦现在住一套两居室房子，杭州的夏天尽管炎热，但毕竟是家乡的土壤。
她记得，当年的香兰农场一片荒凉，黑土地望不到边。融化的积雪和马粪、牛粪裹在一起，粘着脚上的鞋子。这个季节，几乎找不到一双干净的鞋。知青们住的全是茅草房，墙是用地里的泥和着草、麦秆砌起来的，屋顶铺着厚厚的茅草。屋里是南北大炕，一溜躺十几个人。晚上没有电，漫长的冬夜，听得见田野的狼嚎。
在北大荒的第三年，知青们自己动手盖起了当地第一幢砖瓦房。如今，这栋房子还在，成了农场职工的宿舍。
厕所应该叫“ 茅坑”：地上挖个坑，搁两块木板，周围围上芦苇席。女知青第一天到香兰时，根本用不了，一定要人搀扶着才能站上去。一个月后，所有的女孩子都能一脚稳稳当当地踩上去。那时候，她们中年纪最小的不过17 岁。
退休后的老焦习惯每天早起锻炼，然后回家收拾家务，下午就一边看电视，一边织毛衣。天气好的日子里，她会和一群老头老太四处去玩。而当年知青的生活就简单多了：下地干活。北方天气不比南方，往往10月就开始下大雪，到了次年4月底还在穿棉袄。全年只种一季稻。早上7点下地，晚上5点收工。春忙时，半夜2点就要起来，参加锄草会战；脱谷时，则要一直赶到深夜12 点，顶着满头的白霜回去。
第一天收工，一个上海女知青哭了，“ 来之前，老师说，你们只要把种子撒下去，就可以去跳橡皮筋了。”每一个知青都觉得北大荒的日子真苦，苞谷也吃腻了。可25年后，他们想想那时的生活又挺有意思，说实话，让人怀念的还就是那些下地干活的日子。
印象中，集体娱乐活动很少。1970年，农场所在的汤源县组织了一次基层民兵比武大赛。农场也组织了一支队伍，一个个穿着军装、拿着步枪，英姿勃勃。比赛结束后，知青们拍了一张集体照，这张照片如今被挂在了杭州朝晖路上的一家东北饭庄里。
现在，农场的地都承包了，也用上了机械化耕作。去的时候，地刚刚翻好，正等着播种子。知青们惊奇地发现，当年他们用过的联合收割机还在。这个叫“ 康拜因”的家伙停在地里。恍惚间，还以为，25年了，谁都没有离开过。
78岁了，钱会计已经双目失明，他说看到故人很高兴。
故地自然有故人。来之前，知青们就想好了，一定要去看看老领导、老同事以及东北老乡。
钱深贵，原香兰农场四分场会计。知青沈红武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徒弟。
一聊到自己的师傅，沈红武的话特别多。钱会计是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今年78了。认识钱会计时，沈红武只有22岁，当时她被抽调到他身边做出纳。老人手把手地教会了她所有的财务知识，不仅让她干出纳，还培养她做会计。钱会计总爱说：“ 放手干，做好了全是你的功劳，出了错就归我。”相处两年，钱会计的性格脾气，沈红武也摸得一清二楚。他爱喝酒、抽烟，遇人就唠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一身的酒气。后来，沈红武终于发现了师傅酒气熏天的原因：原来每回喝酒，酒一到他嘴里，他马上就用老棉袄的袖子抹嘴，悄悄把酒吐在棉袄里。这个味，怎能不大？
钱会计从不买纸烟。他抽的烟全是用账本纸卷着烟叶抽的。沈红武也替他卷过烟，师傅一高兴，就夸她：“ 你这个小脑瓜行啊。”家里有了肉，也不忘给她捎点来。遇上冬天，她要赶八里地去总场领工资。钱会计一定会把自己的老羊皮袄脱下来，给她穿。
25年来，沈红武一直有个心愿，一定要回去见一见师傅。还在杭州时，有传言说钱会计早去世了。到了农场，沈红武一打听，钱会计竟还活着。一见面，知青们就哭了：钱会计已经双目失明。老人一再说:“ 看到你们来真高兴！”老人依然健谈，倒是知青们不知该说些什么。不过，回来之后，沈红武挺安慰：师傅现在过得不错，住在总场的老干部宿舍，房子宽敞，还雇了一个保姆照顾日常起居。偶尔，两个已经安家在城市的儿子还会回农场看他。
要走的时候，钱会计拿出了啤酒，非要一人“ 整”一杯。因为身体原因，他已经戒烟戒酒多年。这一天实在是太高兴了，他说，每个人都要干。
末了，沈红武说，钱会计是个好人。
3天以后，老任头就去了，神态安详，再没有人世的牵挂。
老任头，原香兰农场四分场大队主任，所有四分场知青都熟悉他。老任头姓任，名字大家已记不清了。知青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个快60 岁的老头， “ 老任头”就这样叫了开来。
老任头也是个东北汉子，可人长得并不魁伟，性格也不豪爽，甚至是个“ 粘了吧唧”的人，做事慢吞吞，说话时眼睛还一眨一眨的。老人爱说东北老话，一张口就能来句歇后语。知青们背地里都爱模仿他说话。老焦特地给我看了他们与老任头的合影，指着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家说： “ 就是他。”
有一回开大会，老任头正襟危坐，讲到了男知青的宿舍卫生，他清了清嗓子： “ 你们南方人啊，真是稀屎漫锅台。”起初大家都没听明白，回头仔细一想，原来在说男寝室脏呢！
这次，一伙人也特地去老任头的家看他，想从老领导嘴里再听听那些生动的东北老话。老人今年84岁了，剃了个板寸头，比以前白净了许多，可精神大不如前。知青们问他，还记得我们吗？老人眨巴着眼，摇头。很多人他都不记得了，很多事也模糊了，倒是走的时候，老人说，欢迎你们再来。
就在知青们准备从哈尔滨回南方时，噩耗传来：他们走后的第三天，老任头去世了。农场捎来话：老人走得很平静，没有任何痛苦，眉眼里还带着点笑。家属说，他没病，可能就是他见到了你们太激动了，农场的人说，他见到了你们，不会再有牵挂了。
到农场第二天，老焦回了趟四分场。她曾是这里的职工家属妇女主任，带着一群东北老娘们白天搞生产、晚上抓计划生育。分场里的家属们都还在，老焦走进一户人家，正巧有两个妇女说着话。她们看到了老焦： “ 这不是小焦吗？”说完，大家哭了，老焦说，你们都没忘了我啊！东北大娘一个劲地说，小焦你没变，还和从前一样。怎么会忘？你是我们的妇女主任。
老焦和每个能遇上的家属都照了相。当年她和她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年底，哪家宰猪宰羊，一定会叫上她，让她吃上一大碗猪肉炖粉条。
10年青春，老焦说，在黑土地上她结下了一辈子的朋友。
1979年知青大返城，老焦回了上海。当年她们同住一个寝室的女孩也都回了各自的城市。老焦嫁给了一个杭州
知青，他们在农场就认识了，和很多知青一样，是在农场谈的恋爱。小伙子每次来见她，要走十里地。后来，老焦随丈夫到了杭州，进了学校做老师。前年，老焦满55岁，光荣退休。和老焦聊的时候，她的丈夫一直坐在一边。他不爱说话，但爱听妻子说话。
大部分知青像老焦那样，回城之后经历结婚、生子、工作，波澜不惊地过了25年。但他们并没有忘记那段岁月、那些经历。老焦常对孩子讲北大荒、讲黑土地、讲爸爸妈妈做知青的故事。她从不避讳自己是个知青，她为这个身份感到骄傲。
老焦说，在那里她结下了一辈子的朋友，那是完全没有私心杂念的、最纯洁的友情。他们一起劳动、一起吃喝拉撒。回城之后，这些友情更显得弥足珍贵。现在到时间了，他们就会聚一聚，聊聊孩子、聊聊健康，当然还有过去的点点滴滴。聚会的地点就在东北饭庄。
对北大荒，老焦也怀着深厚的感情。过年，她会包饺子，这是东北人的习俗。她爱看东北二人转，她说话带北方腔。如果正巧遇上了东北“ 老乡”，她会和他们搭腔，告诉他们：我曾在东北待了10年。她的青春留在了黑土地上。
老焦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回城的生活平淡而幸福。当年160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回到故乡的。
4口坟，那些永远被遗忘在北大荒的年轻生命。
老焦带回的DV带里，有一个头发全白，穿着旧军装的老人。看着他，老焦心里难受，她说，他不老，他比我还小呢！他叫王力生，他是个杭州知青。
由于王力生和当地姑娘结了婚，不能再返城，他留在了北大荒。知青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种地。大家让他领着到处转转，他还说杭州话： “ 你们不要急，让我把这片土豆种好再说。”他真的把地里的土豆伺候完了，才带着老乡们四处走动，但绕了一圈，始终没把客人往自己家领。
对于过去的25年，当年和他亲如兄弟的知青，绝口不问。人们只知道，目前他靠种农场的地为生，农闲的时候帮人打短工。他和东北老婆生的女儿，因为政策照顾，已经落户杭州。知青们明白，像王力生这样还留在农场的知青，内心矛盾：既希望家乡有人来探望，又希望与他们就此别过，永不见面。他们心中的百般滋味，只有他们自己去体会了。
还有一个早被人忘了姓名的上海知青，死在了1969年年底。他去粮站磨米，大衣卷进了机器，被皮带活活打死在了传送带上。知青们用木板钉了一口棺材，把他埋在了荒地里。没有墓碑，只有一块木牌，用黑漆写上了他的名字，死的时候他才刚满17岁。因为路太远，家里一个人也没来。知青们按照南方的习俗，为他守了夜。
之后又死了三个知青，一并埋在了他的身旁。此番，大家也想去看看他们，四个坟头竟全没了，荒地被整治成了庄稼地。因为土地都承包到户，每块地都得利用起来，只剩下两棵白桦树寂静地站着。
据说，为了保留那四口孤坟，留在农场的知青曾据理力争。可有人回了一句：还有谁会回来看他们呢？
2005年5月7日中午，知青们坐上了返回江南的火车。站台上，同在一个农场待过的哈尔滨知青赶来送行。隔着一扇窗户，大家泪眼相对。
火车动了。25年的光阴远了。
1979年4月，老焦一个人回到农场办理病退手续。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几个公章就让她和这片生活了十年的土地彻底告别，她又能做回上海人了。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她就收拾完一切，登上返沪列车，站台上没一个人送别。她不在乎。
那个时候，她满脑子想的全是返城之后的生活。
在此再次感谢农场领导和苏艳君等小哈青们的热情接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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