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知青到察哈彦知青

作者：刘 琪

　　在呼玛县金山公社察哈彦大队插队的知青清一色来自上海。1969年10月来的第一批只有12人，到了11月底，以汾阳中学69届以及七宝镇中学毕业生为主的80余人坐着拖拉机和马拉爬犁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村子，那天晚上极为寒冷，有个16岁的知青两耳垂还冻出了两个大血泡，好像戴了两个大耳环，让老乡们又是好笑又是心疼。1970年4月22日，又有一批来自徐汇区五十一、五十四、南模、淮中、市二、中国、华光、曙光、虹桥等中学百余名知青经过七天的旅程来到队里，这样察哈彦知青花名册上的人数就增加到203人，比村子里男女老少老乡的总人数还要多出60多人。除汾阳中学69届初中毕业生是作为试点全体整班下放到金山公社的外，第一、第三批知青大多数是自己报名或学校零星分配的。

　　203名知青全体聚集在察哈彦的机会一次也没有过。不是这伙人出外修路盖房子，就是那群人出外造水库伐大木，再就是一些人回上海探亲。唯一一次人数接近全体的盛会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1970年冬天的某个中午，去呼中修路的知青刚回队，去八十四林场伐木的知青马上要出发前的几十分钟内，在队知青人数达到190多人，食堂里挤满了一屋子穿着绿棉袄的男女知青。我那时个子小，在人群中仿佛有天都黑了的感觉。由于我队知青人数实在太多，1970年底有50人左右在县里安排下转到了新成立的县北疆农场插队。
（一）上海知青和老乡
　　知青刚下农村时，当地老乡内心并不真正愿意欢迎我们。一个只有36户人家的边陲小山村，忽拉拉陆续涌进来三批共二百多名看上去是不会干活的上海知青，无疑是一个重大负担。知青要吃要住要生活，挤满了所有队里闲置空房的上下铺和紧急加盖的几排宿舍不算，早上出工前因为上厕所拉屎要排队，还不时去霸占老乡家的坑位，让老乡急得有苦也说不出。不过安排上海知青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又不是他们这些平民百姓可以公开拒绝接受的。当我作为第三批上海知青来到察哈彦时，还能感觉到老乡对知青的抵触心理和不信任的态度。

　　但是在这最初的纠葛中，我们知青要负大部份责任。我们思想一度“左倾激进”，想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建功立业。自认为读过一些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而且钢枪在手（武装民兵的枪支几乎都由知青掌握），高人一等。除了在劳动上认为有必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外，在政治上却搬出毛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语录，先抓反修斗争和阶级斗争，以革命战士的角色频频出击。二批青年在晚上站岗巡逻时，发现某大队领导从场院鬼鬼祟祟偷拿麦子回家，当场询问，并怀疑他是潜伏特务立即加以监视，结果那人摆脱尾随跟踪，当晚就越江逃到对过老毛子的兵营里。三批女青年第一天下地干活就提高了警惕，设计埋伏，抓住了一群从地里捡麦穗带回家喂猪的大嫂大婶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我们甚至以反对资本主义萌芽和狭隘小农意识为由，阻止过老乡上山采木耳、下套子、打狍子。当然我们也干过偷鸡、掰玉米之类的坏事，地里未熟西瓜上的留下的水果刀三角形挖印肯定是上海知青的杰作。

　　尽管我们知青中当时有许多人的父母还没有解放或者是有“历史问题”或者是海外关系复杂，朴实醇厚的老乡却几乎不把知青的家庭出身看成大问题，他们只注重知青的干活表现。老乡在理论上辩论不过知青，打架也无法占便宜。但他们毕竟在这块土地上干了许多年的活，经验丰富。从大城市下来的知青整体上最初在干活时确实暴露出许多幼稚和不足，老乡便作弄我们，看我们的笑话，获得心理上的平衡。第一个月评工分，大叔大爷们说三批知青刚来不会干活，给我们只评了三分半，比当地干活最差的大嫂大婶们还要低，气得我们咬牙切齿，发愤图强。后来评工分时，几个不服知青的中青年老乡提出要和知青代表“二牛对头赛”，比赛割黄豆，看谁割得快割得好，结果非但男知青的代表连女知青的代表都打败了当地干活最好的青壮年老乡，有几个男知青割一条几里长的垅连一次腰都没有直过休息一下，让老乡佩服得五体投地。老乡最初不光看不惯知青那种浪费粮食、趾高气扬的不良习气，嘲笑知青缺乏生活和劳动的基本常识，拿洗脚黄铝盆和面煮汤，也抵触知青的一些卫生习惯，如一当地青年学上海知青刷牙要买牙膏，他父亲就讽刺他“象牛反刍那样满口吐白沫，不学好，臭美”。

　　远离父母亲人，从上海来到黑龙江边的小村子，还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对大多数只有十六七岁的城市青年来讲，确实是一场严峻的人生磨练。好在来黑龙江插队之前，大多数自愿报名来的知青对生活和劳动的艰苦在已经有心理准备。时间长了，我们和老乡的关系经过磨合和实践的检验，逐渐改善。首先是由于大批上海知青的到来也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使队里接到了许多修路、伐木等副业任务，集体资金迅速增加，买了拖拉机和康拜因，开垦了许多垧荒地，在知青的提议下还较早地取消了每月自报公议大寨式评工分而采用相对合理的计件定额包工式劳动计酬制，每工从1970年的6角到1977年已经升到2元5角，让老乡们感觉到知青的到来不但没有降低他们的收入，反而使他们日子越来越好过。其次是我们的吃苦耐劳和聪明才干逐步得到了老乡的认可，大多数知青在老乡的教育下，干活越来越出色和精明，成为了劳动生产的主力军。在下乡几年后，察哈彦大队的队委会、妇委会、医务室、小学、机房、畜牧场乃至出外修路、伐木搞副业等几乎都是知青在挑大梁，独当一面。而老乡们已经开始真正喜欢上海知青了，不仅循循善诱地教我们如何干活、赶车、伐木的真本事，也悄悄地传授些偷尖耍滑的窍门，劝我们这些充满激情、争强好胜的知青干活不要太拼命，以免累坏了身体。我们也开始融入了这块土地，或许是爱屋及鸟，甚至老乡遭到外面人的欺侮，我们知青也极其仁义地出手相助，让他们十分感动。大家都以察哈彦人而自豪，成为真正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和朋友，察哈彦知青的通称取代了“上海知青”。人们一旦开始喜欢热爱自己生活的村子、城市、国家并为此感到骄傲时，就会为它的发展出谋划策和努力奉献。二十多年后，有知青重返察哈彦，一位老乡在大学读书的女儿祝酒时称：“你们是在特殊的时期，来到特殊的山村，对察哈彦发展作出了最特殊贡献的特殊的人”。一顿几小时的午餐，成了颂扬、怀念知青过去“丰功伟绩”、“偷鸡摸狗”的泪水和欢笑交织的报告会。
（二）察哈彦知青“臭名昭著”的团队精神
　　虽然察哈彦知青内部最初也有小小的摩擦冲突，来自不同学校不同班级或者是住在不同宿舍的知青大多数有自己臭味相投的圈子和派别，但没有一个圈子或派别的知青能够在队里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进而无法无天、仗势欺人。从政治学的观点来看，这样互相牵制约束反而会阻止强权、霸权的形成，促进良性的和平共处，容易形成尊重个人、发扬民主和积极上进的正气。察哈彦知青通过朝夕相处和风雨同舟，交流情感和相互理解，自我管理，在劳动、学习中逐渐形成统一的集体目标和独特的团队精神，珍惜友谊，注重合作，变得异乎寻常地有凝聚力，甚至由于在打架闹事上也能团结一致“枪口对外”而变得“臭名昭著”。

　　1970年代初期，察哈彦知青出外搞副业时，一旦碰上我队有人遇到其他公社或林场的人、或者是地痞混混等的故意挑衅和欺侮，无论是党团员还是调皮捣蛋的主儿都会倾巢出动地进行自卫反击，不屈不挠，尽管自己一方也曾被打得鼻青眼肿头破血流，但不把对方为首肇事者横行霸道的威风打下去决不罢休，有次甚至误伤了县革委干部鼻梁骨，轰动全县。县里曾想过要严肃处理察哈彦知青集体对外打架事件，最后都不了了之。一是察哈彦知青的自卫反击是维护本队知青和老乡的名誉尊严和集体利益，“师出有名”并非恃强凌弱，多属后发制人并非寻衅滋事，颇有江湖上“替天行道”打抱不平的色彩，并能注意打击的对象和范围，很少伤及无辜，有理有利有节，甚至是英雄见好汉，打出了莫逆至交；二是察哈彦知青的自卫反击是一个自觉参加的集体行动，无一退缩，有时连对方受伤者都难以指认出我队知青中谁是主犯元凶，大家在上级调查时众口一词，承认打架人人有份，要抓一起抓。因为法不责众，上级只能乱点鸳鸯谱，随便罚几个人五块钱了事。

　　在“惹事生非”“臭名昭著”的同时，察哈彦知青这个集体在修路、伐木和生产上一直十分出色，也远近闻名。1973年，由于全队的努力，察哈彦年终分配时，一工首次超过了2元，许多知青不仅生计可以自理，扣除每季度预支和一年的饭菜钱，还有积余，出工天数和挣工分最多的那位知青奇迹般地净得666.66元（远远高于每月三十来块赤膊工资的城市青工和兵团、农场知青的年收入）。县革委以及上海知青慰问团派干部下来进行调研，发现我队知青确实与众不同。白天不仅仅是几个人而且是几十个人、男女上百人干活积极，互相帮助。拿铲地来说，最先铲到地头的知青绝不会心安理得坐下休息，顶多是抽根烟歇口气，就马上返回来接其他知青的垅，知青的垅接完了，大伙再接老乡的垅，然后才集体一起休息，不斤斤计较，而以干活干得好干得多干得快为荣、以偷懒落后为耻。察哈彦知青经营的集体食堂伙食美味多样，文艺学习活动红红火火，精神生活丰富多彩。到深夜几乎是每间宿舍都亮着煤油灯，大家热衷看书讨论，充满乐观的人生态度，即使在极其艰苦的劳动环境下，也能挖掘出生活的乐趣和发现自然的美，看不到在某些知青点中弥漫的消沉、堕落、内部斗殴等“乌烟瘴气”的现象。他们同情和感叹地说，这察哈彦知青那么爱学习，呆在这里真是白瞎了。
（三）风云变化中的察哈彦知青
　　真正让县里和老乡认识到察哈彦知青力量和能力的大事发生在1975和1976年。当时一些知青朋友自发地组织起学习小组和政治夜校，除学习数理化和科学种田知识外，大多是结合马恩列斯毛著作还有各种通过父母亲友等非正常渠道流传过来的内幕消息，讨论各种政治现象和学习中的困惑，清醒地认识了社会和自己。二十多年后，有知青调侃地说，我们当时讨论的经常是政治局级的国家发展方向问题。上级领导也开始喜欢到我队来听知青“传达”毛主席最近批示、中央最新文件和高层动态（许多文件常常要到半个月后才会通过正式渠道一级一级传达到县团级）。1975年，还派了工作队来抓基本路线教育和年度改选，提出了由党支部决定队委会人选再经上级批准的方案，力图树起一个增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先进典型。

　　谁知道察哈彦知青不唯命是从也不领情，竟公开批评工作队和县里的官僚主义作风，认为他们搞一言堂包办代替，剥夺了社员的民主权利。知青利用黑板报和大字报，展开舆论宣传，反对任何将广大群众监督排除在外的领导方式，强调“为大数人谋利益，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 …… 是区别真假共产党的试金石”，要求工作队开大会听取群众意见，按照农村工作六十条和四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由生产队社员大会投票直接选举队委会，制订合乎群众利益的管理分配方案，自然赢得大多数老乡的支持。

　　开会那天，先有一名男知青指挥大家唱毛主席语录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唱到“究竟谁怕谁”时，为显示集体力量歌声接近于狂吼，把在主席台上的工作队队长气得双腿直哆嗦。随后是察哈彦知青拿手节目，男女领唱全体四部和声“浏阳河”，优美动听，掌声四起，缓和了气氛。接下来却是雄壮深沉的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坚持真理，观点鲜明。大会上知青们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赢得全场老乡和知青的一阵阵喝彩鼓掌声。

　　尽管工作队队长曾经指责知青想篡党夺权，扬言要抓几个小右派和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反革命份子来杀鸡儆猴，但这种压制民主的高压做法却使知青们义愤填膺，据理抗争，毫不畏惧，甚至扬言一旦有人遭到打击报复，会集体到北京上访告状。经过长达一个月的辩论和协商，在上级领导的干预调解下，工作队最后同意按照知青的方案进行民主选举，上级认可由社员大会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的队委会的合法性，这在当时应该算是比较有新意和创见的农村体制改革的试验，可惜并没有得到重视和推广。社员大会选举产生的七人队委会中知青占了四名，知青还起草制定了包括财务公开、小组长责任制在内的八条劳动管理规章以及细致的定额计分标准，如在哪块地铲几条垅得几分，抬多少块坯子多少块砖记一分（我后来干装窑出窑的活一天最高可拿到25分），饲养员每天出工为8.5分或9分等等，奖勤罚惰，增强了民主气氛，激发了积极性，提高了效益。到了年终分配时大见成效，老乡和知青数着人民币个个心花怒放。事后，工作队队长四处宣传，说这察哈彦知青真团结、真邪门，谁也不怕谁，厉害得连唱歌也会变着法子骂人，不仅嘴上马列主义头头是道，还真能理论联系实际，把大家的收入也捎带着提高了，让你挨了骂还要口服心服。乃至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县和公社的领导明明清楚呼玛县的政治谣言传播中心在金山公社，金山公社的政治谣言传播中心在察哈彦生产队，却也睁一眼闭一眼，不深入追究，甚至悄悄地保护我们。

　　1976年7月28日晨3时,在河北省唐山一带发生了强烈地震,天津和北京也受到影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了地震情况的简短消息后，察哈彦知青又从美国之音等外台中得知地震强度超过8级，死伤无数，马上集会讨论以何种方法支援灾区人民，表达我们与党、国家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决心。考虑到知青粮库里存有多年积余上万斤小麦口粮，大家举手表决，一致同意以我队花名册上近百位知青的名义向唐山灾区捐献一万多斤小麦，在队知青每人平均捐25元，在上海探亲没有收入者减半。下午收工回来，除食堂工作人员外，全体在队知青还有一些老乡都到知青粮库帮忙装麻袋，再运至江边。

　　第二天中午，一位知青代表带着这批粮食和慰问信乘大客轮来到呼玛县。由于不知道把粮食卸到哪里，知青代表便用十五分钟从码头跑到县革命委员会办公室询问。县领导既不清楚唐山大地震的危害程度，也从没处理过知青捐献给灾区物资的新鲜事，看到“臭名昭著”的察哈彦知青情绪激昂就心里发怵。他们只好同意先把粮食卸到县码头仓库保存起来。晚上，县里终于接到上级指示，唐山灾区不接受任何国家和地区、集体和个人的捐献物资和捐款，请各地退回已接受物资和钱款。知青代表则坚持要捐送，说这是我们知青对灾区人民的慰问和一点小小的心意，哪有运回去的道理。县里干部非常感动，说你们不仅打架惹事全县第一，而且干活学习全县第一，连做好事也闹了个全省第一，察哈彦知青的水平和觉悟确实高。经过协商，县里决定不收我们捐献的现金，而由粮站出面收购我们捐献的小麦。既没有违反上级规定，也满足了我们的愿望。县广播站也连续三天多次表扬了察哈彦知青的不凡壮举。

　　1987年，大兴安岭地区森林火灾发生后，我队知青又迅速聚会捐款千元至重灾区图强林业局表示慰问，虽然我们谁也没有去过图强，但我们是在黑龙江插队的知青，“我们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们曾经在那里留下过脚印，留下过汗水，留下过悲欢，留下过梦想。如果我们现在还在那里的话，也一定会留下热血甚至生命”。当地党政机关收款后向上海市委写信反映并表示感谢，接市委领导批示，解放日报记者熊能在头版对此做了详细报道。
（四）察哈彦知青的变化
　　1971年林彪事件、尤其是1973年毛泽东回复福建李庆霖信时说了“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国内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话以后，知青政策开始松动。察哈彦知青开始分流。推荐上大学和中专的十多人，招干2人，招工1人，直接参军2人，转往他地间接参军数人，转到父母老家插队和他地就职的数十人。更多的是1976年以后以病退等理由按照政策陆续返回上海，或在1977年高考恢复后直接从生产队及在他地考上大学，203人都离开了察哈彦。根据1999年聚会的粗略调查，虽然去插队前大多数人是69届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但现在203人中至少有五分之一40人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很多人回沪后尽管没有读大学，但还是积极拼搏，努力学习和工作，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和其它技术资格证书，所以在下岗的大潮中还能自谋出路。还有20人左右现在定居在海外和港台地区。除因年龄退休外，当然也有很小部分知青面临困境，还有些知青已经病故。

　　不可否认，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地理环境，类似于军营活动的集体生产，家庭经济状况的特殊性等等条件，促使察哈彦知青自我管理，形成了特殊的团队精神和集体意识，这在整个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中并不具有代表性。尽管当时物质生活贫乏，劳动艰苦，但一个好的人文环境以及合作的集体，却使困难和挫折成为激发我们向上前进的动力，拓展和充实了我们的精神和情感生活。至今大家聚会回忆，过滤了苦难后，都会庆幸自己曾经生活在察哈彦那种努力学习和工作、关心国家大事、真诚友好的良好氛围中。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察哈彦知青的积极向上、刻苦耐劳、团结互助、无私奉献的精神又是黑龙江呼玛这山水天地所抚育的知识青年的优良共性。

作者：刘琪，男，现在上海华东师大教育信息网络中心工作。
电邮:ceric@mail.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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