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呼玛关爱情

作者：李维良

　　徐峰同志来电，要我写点当年在呼玛的知青经历。我是1969年10月不足16岁时去呼玛的，1973年9月离开呼玛。其间只有短暂的四年，迄今却有三十多年了。然而无论在时之短，或别时之长，毕竟在呼玛的日子是我由未成年到成年的转换期，也是我长身体、长知识，打好基础的关键期，因而永远难以忘怀。

　　我扪心自问，当年远离父母、形单力薄、年少无知的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其实是人性的关爱，至诚的指点。我由衷庆幸和感激的是，呼玛这块热土满足了我当年的最需要。有许许多多的长辈和师长关心、帮助过我，如：十八站公社创业大队鄂伦春民族的党支部书记孟春多；呼玛镇公社抗大生产队的知青兄长回光政、孔克勤；呼玛县电信局报房师傅刘家兰、姜椿芳等。我无法一一回首往事，就将多年前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摘录于后，并以此铭记呼玛和所有当年关爱过知青的人们。

　　1969年10月，还没过十六岁生日的我，怯生生地踏上了去呼玛农村插队落户的八千里路程。我们的知青专列上有一批上海干部同行，带队的是一个头发花白，脸色暗黄，说话声音很弱的女干部。知青专列行驶五天，她每天到每节车厢二至三次，和大家说话、聊天。有人说她曾是市妇联的高干，我看却象是一个走街串巷的里弄干部。列车出山海关后，她坐到我的座位旁，拉着我的手，亲切动情地对我说：“我的孩子和你差不多大，他到内蒙古草原去了。儿行千里母担忧啊！现在我和你们在一起，我就会少想儿子，你也少想妈妈吧。你叫我邵阿姨好了。”她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但使我如走失的孩子乍见到亲人一般。

　　巧的是，我和邵阿姨同分在十八站公社创业大队——一个鄂伦春人聚居的地方。当时气温已降到零下三十度，夜晚跑出屋外上厕所真是不胜其寒。于是，我们几个男知青便缩在屋里往外泼水，隔着门缝朝外撒尿。没几天，我们的门口便与日俱增地隆起了掺着黄颜色的冰堆。一天收工后，邵阿姨来到我们宿舍门前，指着快要封住门的冰堆说：“有大雪封门，有你们这样封门的吗？插队落户可以不要文明了吗？鄂伦春人曾经茹毛饮血，现在党和政府安排他们定居后，也逐步文明了。你们为什么反而潦倒呢？”说完，她抓过一把镐头，对着冰堆下了镐。我们都无声地跟着干开了。搬走冰堆后，邵阿姨又拿了一只痰盂来，她说：“初来乍到，夜晚出去上厕所容易着凉，你们把我的痰盂拿去用，不要怕难为情。”
不久，我们男知青全被拉上山去伐木，我天天拼命干活，累得瘦脱了形。下山后，队上让我参加公社召开的积代会，邵阿姨也去参加了。散会后我和她一起步行回队。沿途远眺巍峨的雪原，近窥跳跃的松鼠，我欢喜而又单纯地对邵阿姨说：“我干得卖力吧。”邵阿姨点点头，又摇摇头，缓缓地说：“要好好干，但不能不要命的干。你还在发育长身体，还要学习长知识。现在不允许你在学校长，那就在呼玛长！”她指着茫茫雪原和林海说：“就象雪不能永远覆盖生机一样，这里也不会永远保留现在的劳作方式，所以要学知识；就象松树长挺拔了才成材一样，你要长好身体才能多作贡献。”说话间，她塞给我一个挎包，里面有一大包白糖和几本实用的书籍。

　　这一晚我辗转难眠，我明白邵阿姨的话语，和给我的白糖、书籍一样，都是她早准备好的。几年后我考上了大学，若干年后我完成了MBA学业，可最早的教诲来自她呀！

　　光阴荏苒。邵阿姨终因风湿性心脏病的加剧，离开了北国回沪治疗。1972年春节我探亲回家，便急忙去看邵阿姨。当我经过她家附近的襄阳公园门口时，忽然听到有人喊我，一看正是邵阿姨。她坐在公园卖票亭里卖门票，包在头上的围巾在寒风中抖动，模样更衰老了。我被一个老干部的如此境遇惊呆了，一时说不出话来。

　　“是我自己要来的，”她安详坦然地对我说：“医生不许我回呼玛工作，市里也没有我的工作，都对我不太放心的。这样我就想到了这个公园。过去我在妇联为姐妹和孩子们服务，现在卖门票也还是服务，要服务一辈子嘛。”
热泪，止不住的热泪，顺着我的脸颊潸潸而下。那列车上的、宿舍门前的和林海路旁的一幅幅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作者：李维良，男，原在呼玛农村插队，现任上海市农委外事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