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情

作者：杨　丽

　　“上海知青”，一个历史的名词。它改变了我的命运，也使我与一个陌生的地方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三十五年前，我把热血和青春都留在了那块土地上--黑龙江省呼玛县鸥浦公社鸥浦大队。那是我梦牵魂绕的第二故乡，是我永远也割舍不了的黑土情。

入 疆

　　1969年11月6日，不满16岁的我，随着“知青潮”从上海出发，奔赴遥远的“北大荒”。五天五夜的火车，一天的汽车，使我第一次领悟了什么叫长途跋涉。当我来到三合战斗村时，第一次看到与我以往生活完全不同的一个银色世界。白色的屋顶，白色的树，白色的大地连着一望无际的天边。第一次离家，就走到了这么遥远，这么寒冷，这么偏僻的地方，尤其是当晚让我们住在三合大旅社的时候，我才知道目的地还没有到达，还有五十多里人烟罕至，野兽出没，冰冻崎岖的山路在等待着我，我的心深深地感到了悲凉。这里所谓的大旅社，其实就是一个大车店，一栋木刻楞的房子，蓝色的窗户，蓝色的门，屋里是一溜大通炕，靠房顶的墙上，还有好几个透着亮的小洞，屋外零下四十多度的刺骨寒风无情地钻进屋里，墙上挂满了冰霜。后来，老乡告诉我们说：“吴八老岛”流血事件后，“老毛子”（苏联人）经常挑衅，墙上的洞就是“老毛子”前几天才打过来的枪眼，村头对苏宣传的大喇叭上也密密麻麻的布满了枪眼。听着老乡的话，望着眼前的一切，我突然感到战争不可思议地一下子来到了我的眼前。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来说，我真正感到战争的残酷和无情。也真正意识到，我的生命和鲜血，将会和这片黑土地，这条长长的边境线连在一起。

备 战

　　我到鸥浦的第一件事，就是军训和挖地道。1969年夏天，吴八老岛刚打过仗，边境形势非常紧张。因此，刚到那儿就加入了战备的行列，我们白天黑夜地摸、爬、滚、打，练射击、挖地道、站岗巡逻什么都学，样样都干，完全就是一个没有领章、帽徽的准军人。

　　记得我们到鸥浦的第二天就进行了紧急集合，从温暖舒适的大上海来到荒凉奇冷的“北大荒”，又在来的路上看到了战争的痕迹，因此，我当时心里非常紧张，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在身上。没想到集合后，我们就开始往南地营子跑。由于我穿的太多，又蹚着没膝深的积雪，一会儿我就累得出汗了。正当我在心里祈祷快点到目的地的时候，指挥员忽然命令我们卧倒，我迅速卧倒在雪地上，趴在那儿一动不动，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感到两只胳膊特别的冷，这时，我才发现雪早已钻进我的袖子，化成了水又结成了冰。象这样的紧急集合，在我插队的日子里发生过无数次，有时是训练，有时还真是有紧急情况。我们每天还练操、打靶。刚开始端“七斤半”的时候，手不停的抖，枪都端不稳，练侧姿、低姿前进的时候，在冰冷的雪地上不停地起卧，常常累得腹肌疼痛，都上不了炕。晚上，还要在村里站岗、巡逻。当时，我们是两小时一换岗，我常常站零点到两点的岗。“北大荒”的下半夜异常寒冷，气温达零下40多度，我们穿的棉衣一出门就冻透了，如果再赶上下雪，那更是雪上加霜了。在我们站岗的两个小时里，有时还要卧在江边的雪地上观察江面，有时冻的实在受不了，就喝上一口酒精兑的土烧酒暖暖身子，再继续巡逻。不仅如此，我们还要24小时轮班挖战备地道。 “北大荒”的冬天天寒地冻，土就象石头一样的硬，一刨一个白点，震得虎口生疼。地道下面又很矮，人直不起腰，我们就跪着挖，常常累得满头大汗，等上来换班时，又冻得透心凉。马灯还把两个鼻孔熏得黢黑，引得大家相互大笑。就这样，我们还是像蚂蚁啃骨头一样，将地道一寸一寸地向前推进。为了鼓舞斗志，我们当时还编了一首挖地道的歌，事隔三十五年，我至今还能一字不漏的唱下来：

我听主席的话，
冻土听我的话；
地道冻土比石硬，
怎比小将意志坚。
一镐一锹一脚印，
蚂蚁啃骨练红心；
一颗红心两只手，
快挖地道埋苏修。

　　虽然，我们的生活很艰苦，但磨练了我们的耐力和意志力，为我们今后的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筑 路

　　1970年春天，呼中筑路战役打响了。4月24日，我们踏着反浆的山路出发了。在泥泞不堪的大山里走了一天，我们来到了二段。我在山中的小溪边洗净了棉裤和棉鞋上的泥浆，焦急地等待着来接我们的汽车。在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们登上了去塔河火车站的大卡车。当时，由于人多，大家都只能站在卡车上。“北大荒”的四月，天气仍异常寒冷，我们穿着湿棉裤和湿棉鞋，站在无遮无拦的卡车上，我冻得直想掉眼泪。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我已经完全麻木，站在那里就睡着的时候，我们终于到了塔河火车站，坐上了开往原始森林的小火车。尽管那是木板的硬座车，但我还是觉得像到了天堂。但我没意识到的是，呼中是一片漫无边际的原始森林，在那儿有更艰苦的生活和劳动等待着我们。

　　我们来到呼中工地的时候，首先遇到的困难是没有住房。在呼玛河边，我们支起了一个大帐篷，两边用桦木小杆搭成两排大通铺（因为是圆木，高低不平，大家都戏称条绒铺），中间放个空油桶，安上烟囱就开始了生活。由于人太多，只有一个帐篷，我们只能男女同住在一个帐篷里，每人只有50公分宽的地方，真是肩挨着肩，人靠着人，翻身都很困难。当时，我们用的是最原始的镐锨，吃的是高粱米、大碴子和脱水卷心菜 ，油只能少量的放一星点，荤菜和水果几乎成了我们的梦想。就这样，我们还是用我们的双手和双肩，筑成了一条从铁路线通往大山深处的公路。

　　回忆当时的生活，有苦也有乐。刚开始修路的时候，大家都干劲十足。打锤、掌钎、放炮、抡镐、使锨、挑石头、抬木头，我样样都干。饿了就啃黑馒头，渴了就喝塔头甸子里的积水，汗水湿透了衣服，又结成了碱花，看着用我们的双手和汗水修出来的公路一米一米的延伸，大家心里都非常高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体能在逐渐的下降，营养又跟不上，我们渐渐有了体力透支的感觉，尤其是天气渐渐热了，蚊子、小咬、大蠓都好奇的出来凑热闹，我们每天除了干活还要和它们斗争。再加上8月份雨季来临，山里的天说变就变，几乎每天都有一场倾盆大雨，而当时我们唯一能遮雨的工具只有一块一米宽、两米长的塑料布。更可怕的是，一下雨树上就会有许多缠绕的蛇在爬行。每天我们都会淋的湿漉漉地回来，等干衣服都变成湿衣服的时候，就只能穿湿衣服干活。时间长了,就有人病了，然后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的倒下了。但凭着我们当年的意志和信念，吃点药，躺一两天又继续干活了。后来，为了消除疲劳，增强信心，我们组织了宣传小分队。尽管白天干活体力消耗很大，但晚上我们还是聚在一起排练节目，然后到附近的部队去慰问解放军。我当时是宣传队的积极分子，并担任报幕员，因此出去演出的机会也很多。每当到部队演出时，解放军同志都非常欢迎，有时还拿出珍贵的大米饭和炖肉犒劳我们，这时，我就感觉像过年一样高兴，一切烦恼和疲劳都烟消云散了。

　　当2号线的公路竣工的时候，我又报名上了1号线。所谓1号线，就是没有人烟的原始森林。勘察队勘测好路线，在中间插上标记，然后我们就按标记左五米、右五米的把树放倒，把草皮铲掉，把树根和多余的石头炸掉，修一条十米宽的公路。出发的时候，我们把东西装上拖拉机，轻松地有说有笑地走，但走到原始森林边缘的时候，前面没有路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35里没有路的大山，我们自己吃、穿、用的东西，都要靠自己的双肩背上去。我当时对自己没有信心，总觉得身上背着几十公斤的行李，还要钻几十里大山，我肯定走不到目的地，希望有人回来接我。但踏上了征途，情况完全变了。虽然那天啃的是冷馒头，喝的是山里的溪水，赶着扰人的蚊蠓、小咬，踩着潮湿的腐叶，或在茂密的林中钻来钻去，或在横倒的大树上像走独木桥似的跳来跳去，衣服和鞋子湿了又湿，但我还是在天黑前就到达了营地。

　　这次负重行军，磨练了我的意志，也增强了信心。后来我又下山去背粮。记得那天我背的是五十斤面粉。开始上山的时候，我走得很快。不久，天下雨了，我拿出塑料布把面粉包起来。由于森林茂密，山路泥泞，我的速度慢了下来，渐渐地我的前后都看不见人了，我有些着急。又走了一会儿，有一条两米来宽的小溪挡住了去路，前面的同学砍了一根碗口粗的树架在上面，形成一座小独木桥，当人陆续走过去后，独木桥已泥泞不堪，圆木上非常的滑，我小心翼翼地走在上面，就在快到对岸的时候，我想猛的一下跳上岸。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脚下一滑，脚已跨上岸，头却朝后向水边倒下去。由于背上负重50斤，且又是头朝下，我怎么也站不起来，而前面已经看不见人影，于是我大声呼叫，好在前面的同学没走远，来了两个人才把我拉起来，否则，天黑后我还在老林里的话，就太危险了。幸运的是面粉有塑料布包着，没怎么湿，我终于把粮食背到了营地。事后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把粮食卸下来，我回答说，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一旦卸下来，我就背不上肩，就再也无法将粮食背回去。这是我们的口粮，如果失去，我们就将挨饿，因此，我必须守住这袋面。

　　其实，像这样有惊险经历的人还有许多。比如，我们的先遣部队进山时要背帐篷、油毡、锅等生活用品，冯华康就因为负重太重，一下子陷到了齐胸深的沼泽里，好在同学们齐力用背包带把他拉了上来，才没有发生危险。再有我们修路接近尾声时，天下起了大雪，由于我们天天要过一个腊子口，风很大，而且雪被一次次踩踏后，变成了冰。朱祥均在过腊子口时，一下子掉了下去，当时大家非常着急，万幸的是原始森林里的树很多，他被幸运地挂住了，当把他拉上来的时侯，他只是受了点伤，生命保住了。可是，不幸的事还是有时发生。在我们临界的荣边公社修路点，有一名上海知青因为排哑炮发生了意外，不幸被炸伤。

献 血

　　在筑路战役全面胜利地时候，我们离开了大山。当汽车在我们用自己的双手修出来的公路上从大山深处缓缓驶出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既激动又有成就感。看着这条用鲜血和汗水修成的路在眼前慢慢地消失，我在心里说：再见了，大山！再见了，原始森林！

　　我们坐汽车，换火车，到达塔河的时候，已经天黑了，我们必须在塔河火车站过夜。经过了半年的筑路经历，我们的毅力和意志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在车站坐一晚上，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在意了，我们有说有笑地聊着天，等待着天明。突然，一个工作人员跑来告诉我们，有一位铁路职工在修灯时从高处摔了下来，造成脾脏破裂，急需输血。我们二话没说，跟着他到了医院。从医生那里得知，病人生命垂危，急需动手术，需要1000毫升的血。病人的血型是B型，我也是B型，因此我毫不犹豫地献出了200毫升鲜血。和我一同献血的还有周天植、盛品湘、于建成和其他生产队一个我不知名的青年。病人脱离了危险，我们才放心地踏上了回家的路。这次献血，虽然是在我长身体的时候，又是在长期缺乏营养的情况下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鲜血，后来导致了一场严重的坏血病，留下了后遗症，但我从不后悔。因为我挽救的是一个生命。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延续下去，是我心中最大的安慰。

“回家”

　　离开呼玛已经三十多年了，但呼玛始终镌刻在我心里，每每都有一种冲动：“回家看看”。 

　　1995年4月5日，我们鸥浦大队的上海知青举行了一次大聚会。事后，我日思夜想地想回趟呼玛，回趟鸥浦，回趟“家”。终于，在1999年我们下乡30周年的时候，我和史美忠、罗俊、顾胜勤决定结伴回“家”。当时我们和老乡已多年没联系，不了解呼玛和鸥浦的具体情况，也不知道有什么人认识我们。但我们太想念那里了，决定去了再说。我们下飞机、坐汽车，一路来到呼玛。没想到呼玛的老乡张开温暖的怀抱，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呼玛县的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还接见了我们，使我们沉浸在“家”的温暖之中。然后，我们又继续赶路，来到了白银那乡、鸥浦乡。在白银那，我们见到了老队长王玉良。老队长的风趣仍不减当年，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在鸥浦，我们见到了所有我们认识的老乡。离开鸥浦二十多年了，有些老乡已记不清我们了，但我却都能一一叫上他们的名子。连陪同我们一起去的孙建国大哥、徐秀娟大姐都直夸我的记性好。其实，离开了这么多年，但鸥浦的山水、鸥浦的老乡一直萦绕在我心中，我常常想念那块黑土地，想念那块黑土地上的人。只可惜，我最想念的当年把我当作女儿的张大娘已经辞世，我到山里找到了她的坟墓。山里静悄悄的，只有挺拔的白桦林，在微风中发出“哗哗”的声响，仿佛在诉说30年前一个上海小姑娘与一位黑土地上的大娘相知相交的依稀往事......我流着泪在墓前祭拜了她老人家，站在她的墓碑前向她诉说了许多一直深埋在心里的话......

　　到鸥浦的当天，我们去了边防站，到了江边。看着航标灯，望着对岸的俄罗斯，心中无限的感慨。我们还看了南地营子的大地和当年渴极了就喝的死水泡子，看了我们当年的宿舍，食堂以及打水的老井，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年前。最让我高兴的是：当年倭西门岛是争议岛，经常有挑衅事件发生，我们女民兵从没上去过，这一次我如愿以偿的登上小岛，走在曾经用热血保卫过的这片国土上，了却了我多年的宿愿。

　　到了鸥浦我们才知道，这个偏远的小山村，至今都没有通上电，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贫困，和三十年前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于是，我们看到有困难的老乡，马上就接济和帮助他们。第二天我们还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酒、肉，在老乡家买了鱼、鸡蛋、菜等，请老乡吃了一顿团圆饭。那天晚上的气氛热闹极了，大家又说又笑，马国成、王笃莺又唱又跳，共同回忆过去，叙述今天。老乡们都说：我们这里从来没这么热闹过，连过年都没这么热闹。我们听了既感慨又激动，老乡这是拿我们当自个亲人看啊。

　　短短的几天眨眼就过去了，当我们就要和老乡分别的时候，内心充满了依依不舍。长途汽车驾驶员似乎也理解我们的心情，车开的很慢很慢。老乡们站满了一条街，流着眼泪拉着我们的手，嘱咐我们要“常回家看看”。我们也流着眼泪和老乡一一告别。车走远了，但我不敢回头望。我知道，老乡们还在村头，还在招手......

　　回上海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三十年前，是这里的老乡，用他们无私的关爱，是这里的黑土地，用她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我，磨练了我，培养了我。他们是我的亲人，这里是我的第二个“家”。我们能为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做些什么？我们一定要为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做些什么。回上海后，老乡来信需要的东西，我都一一给予满足。我总在想：虽然我的能力有限，但在我有限的能力范围内，我应该帮助一下鸥浦的老乡。能为我的第二故乡做一点事，尽一点力，是我心中最大的愿望。

　　今年是我下乡三十五周年的日子，我一直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与我的丈夫和孩子一起回到我的第二故乡看看。他们虽然没有这个经历，但却是我的一段历史。远在英国留学的女儿用电子邮件告诉我：妈妈，我不了解那段历史，但我尊重那段历史。因为没有那段历史，就没有今天的妈妈。女儿说得对。

　　但愿我们能够成行。

作者：杨丽，上海知青，原在呼玛县鸥浦公社鸥浦大队插队，现任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客户部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