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暖如春
--古稀之年忆呼玛

作者：徐　建

　　阳春三月，在改革开放大变样的上海，我们几位当年的上海插队干部与知青见到了阔别近30年、来自呼玛县的刘学臣、徐峰，激动的心情与相互的问候、思念、回忆使满桌佳肴均失色而不知其味，欢快、毫不拘束的长谈，把我们带回到那个难忘的特殊年代，浮现多少难忘的友情、往事。

　　1969年10月3日，我们上海插队干部专列火车离开上海，日夜兼程，途径哈尔滨、齐齐哈尔和当时从未听过地图上也查不到的塔河，到达目的地呼玛县兴华公社，前后六年与呼玛干部、群众结下深厚的情谊。三十多年虽过去，亲身经历的往事，仍历历在目，这是难忘的六年，影响我半世人生的六年。

严寒中的融融暖流

　　到呼玛的第一感受就是自然气候的冷。上海的十月初还处在夏秋之交，10月3日，我们告别上海的这天，艳阳高照，穿一件单衣背个包、上火车还满头大汗，随着火车的启动就不断添加衣服，经过四天三夜即将进入呼玛的前夜，已经是漫天白雪、地冻三尺。到塔河的那一夜，盖着棉衣外加皮大衣，还是冻得睡不着觉。但是对于被"流放"的我来说，内心受到的冷的煎熬远比塔河的冷更难承受。事情发生在这年4月12日，我成为"炮打张春桥"的现行反革命，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与各种会议的声讨、批判，使我成为众矢之的、上海难容之人。经过反复的调查、批判和检讨，8月下旬，"四人帮"在上海的心腹利用干部群众对党和毛主席的的信赖和忠诚，设计了一个"到边疆建设共产主义"的美丽神话，通过"报名批准"，用最美好的语言，把二千五百多名由于各种原因为"四人帮"难容的干部，一个月内"热烈欢送"到北大荒，去拿工分养活自己（后因各方面反对，甚至于上告到周总理，才被迫未付诸实施）。名单一公布就通知9月30日动身去黑龙江，国庆节不准在上海过，引起大家抗议，最后只好同意大家延迟到10月3日动身。去北大荒，将面临怎样的境地？我等待……

　　汽车终于把我们送到了兴华公社，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呼玛干部与群众的理解与亲情。与"四人帮"冷酷、呼玛的严寒相反，我们在呼玛感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给予的温暖、尊重与关心，这是从第一天到达开始的。我们到达的那天已是傍晚时分，人下班，天已黑，气候很冷，想不到的是公社书记孟祥永带着干部等待着我们。公社简陋的平房中几盏电灯在大地一片黑暗中特别显亮，会议室里用大油桶改装的火炉烧得十分暖和，公社食堂炊事员老潘大爷早就准备好了狍子肉、犴肉、粉皮、白菜……不少还是我第一次尝到的呼玛特产，相当丰盛。五天四夜的旅途疲劳、严寒，一下被热情包围融化了，这时我突然产生从一个家到了一个新家的感觉。

　　另一件事是春节年夜饭。1970年2月6日是我国传统一年一度的最隆重的节日--春节，这是我们在呼玛的第一个春节，终身忘不了。2月5日晚俗称大年夜，按习俗这一天家家户户是全家团聚热热闹闹的吃一顿丰盛的年夜饭，我们按北方习俗在生产队领导关心下与知青在食堂包饺子，也颇热闹，但条件是非常有限的。回到宿舍，这是一间乡村医生的的鸡棚（实际上原来是一间放杂物的简陋小屋，乡村医生作养鸡专用），把鸡移走，临时改建、整理一下，砌一个火坑，成为我们四个插队干部住所。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有点长夜难眠，我们四个人兴致勃勃地在"鸡棚"里摆起了年夜饭。酒当地很容易得到，我们也都不会喝，菜就难了，大家拼凑出当时珍藏的菜：咸肉、肉松、罗卜干、大头菜、加上当地的大白菜。想不到队长王学山记挂着我们，特别是惦记着我们当中还有一位年过50岁的老同志。他一个人摸黑来看我们，一看我们的年夜饭，回头就走了，约20分钟后他回来从怀里拿出6个鸡蛋送给我们，他说：你们从上海到这里过这样一个年太艰苦了。我们十分感动，因为我们知道他家很贫穷，家中人都严重营养不良，鸡蛋在冬天的呼玛十分稀少，在难以推却的盛情下，我们只好收下，我们来到冰天雪地的呼玛四个多月第一次吃到炒鸡蛋，其珍贵超过山珍海味，成为难忘的年夜饭，珍藏在记忆之中。

　　还要记述一段我生病的事。一个人远离亲人生病是很难过的，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下放到兴华卫生院的穆大夫听说上海插队干部有人生病，就专程到宿舍来替我诊治送药，这种关怀带来的温暖和引发的感激之情是一般人无法体会到的。呼玛的生活很苦，除主食馒头，间或高梁、玉米面外，副食基本没有，最困难的时候，油、酱油都供不上，顿顿一碗盐水煮土豆，我们都不大适应。生病发烧二、三天的我，更吃不下什么东西了。其他插队干部想熬点粥给我吃，但是大米是严格按计划配给的，粮站刘站长知道后特批三斤大米让我们烧粥，我加糖竟吃了二碗，人很快就精神了。后来他们知道上海干部吃一次大米饭象过节一样，经过上级批准，每月配三斤大米，特殊照顾我们上海干部

　　往事多多，件件难忘，仅此三事，也就足以反映出呼玛干部群众的性格与品德，呼玛干部群众给予我们的无私关照，呼玛干部群众与我们血肉相连的友谊。 
满腔热忱奋斗边疆

　　下面记述几件与当地干部群众、插队知青一起，凭着对毛主席的忠诚与信念，并肩战斗的难忘之事。

　　我们到兴华公社就听说当地有二种可怕的地方病--克山病与大骨节病。克山病是一种原因不明的心肌坏死，慢性的使不少人失去劳动力，急性发作随时都可能导致死亡；大骨节病则使小孩长不高、发育不良、骨节粗大疼痛不已，不仅会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力，而且也使这些人从小就缺乏童年的健康与欢乐。克山病与大骨节病严重损害兴华人民的身心健康，也严重制约当地经济发展。我们在这里难得看到几个身强力壮的当地年青人，外地来的人也都不安心，克山病与大骨节病是压在兴华人的头上的一座大山，因此防治克山病与大骨节病当然成为当地政府经常讨论的问题，也是我们上海插队干部与知青十分关注的问题。1972年，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李秋季怀着强烈改变兴华面貌的决心，调查研究这种地方病，当从资料中得知可能与水质中亚硝酸盐含量有关时，就研究决定要我承担对全公社范围内的井水进行测定的工作。这是一项关系到全公社切身利益的挑战性任务，我当然愿为之奋斗。接受任务后我找了不少有关资料，包括克山县有关资料。在学习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利用回沪休假，每天到上海市防疫站向有关人员求教，学习水质测定的知识、技术，得到有关方面的很大帮助和支持，最困难的是采购水质测定的试剂、必要的简单设备等。由于当时的交通、物资条件，黑龙江买不到这些试剂、设备，这些物品在上海也很缺乏，购置十分难。有时为购一种试剂由于规格、纯度要求，不仅要有介绍信，还要托人、跑好几个地方、费很多口舌，特别是其中大部份是玻璃瓶装试剂和玻璃仪器，只能随身运回兴华，不能托运，换车搬运真是既担心又劳累。回兴华后，卫生院腾出一间房作实验室，在各个队配合下，我从日胜利、宋家店、新民、三合屯、东山、兴华、新立前后屯，一个一个水井取样分析测定，还对呼玛河水取样测定，最后结果是除三合屯一口水井的水样亚硝酸盐含量未超过有害标准外，其他水井的水只有新立有一口井亚硝酸盐含量超得不多，其余的井水水样均几倍、十几倍超过标准，而呼玛河水取样测定水质最好。比较科学地对可能致病的水质进行了定性分析，同时我们认为营养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为此，公社党委决定各队到呼玛河拉水喝，还研究从呼玛河引水工程，以及增加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等。我们当时多么希望改变兴华的面貌啊！但由于当时财力、人力、物力的困难，改变现状的愿望并没有实现。这次从刘学臣同志处得知，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卫生、物质条件的综合变化，兴华地区这二种可怕的地方病--克山病与大骨节病已经消除了，这真是创造了我们当时无法想像的奇迹，为造福兴华地区的子孙后代做了一件永志不忘的好事。遗憾的是秋季同志过早地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如果他地下有知，现在兴华实现了他生前遗愿，他也当含笑九泉了。

　　还有一件难忘的危险事，知青在老乡的指导下，成长为生产上的一支生力军。他们打芟刀、修筑公路、赶爬犁、伐大木、开拖拉机，吃苦耐劳，奋斗在生产的第一线。有一次，我与女知青小奚伐木，我俩合作拉一道锯，与往常一样都很正常，但是在锯一棵枝杆分布比较均匀的大树时，我们对树的倒向和开锯面作了仔细判断后开锯，当我们几乎把树快锯通的时候，树就是不按我们预料的方向倒下，我们知道这时树有可能在任意方向倾倒，人很难躲避，因此非常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危及生命。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一面相互提醒鼓励，一面寸步不移的站在树根边全神贯注树的动静，但是危险还是在树突然倒下的一刻发生了，小奚被树压着了，我惊叫救命，周围一起伐木的老乡、知青也都一古脑儿跑过来，此刻我脑子一片空白不知该怎么办，而经验丰富的老乡一看只压住一只手，大呼还好，人基本上没有生命危险。大伙分头去拿撬杠和斧子，终于把小奚从树下救出，用马爬犁送到最近的医院。经诊断检查，竟只有一些表皮伤，可能由于地上积雪和枯叶层厚，小奚被压的手腕朝上，再者树枝受地上其他横木支撑的缘故。我与知青们一起经受了一次生死的危险考验，尽管过去了许多年，每回忆起这件事仍止不住心惊肉跳，真有些后怕。可那次事故的后果却是出人意外的，老乡说这是他们知道的奇迹，真是神仙保佑、难以想象的奇迹。

　　在呼玛最令人担忧的就是火灾，森林着火如果不能及时扑灭，那后果就严重了。森林着火就是命令。一旦发生山火，家家户户男男女女马上组成一支灭火队伍，带着各式灭火工具，带上干粮，不分前线后方、不分日日夜夜，人人完全视为自己的职责、义务，整个村庄都行动起来。在一次打山火行动中，我被指定为副指挥上山，这是一次难得的见识与体验，指挥是派出所所长徐作田，他指导我这个第一次参加打火的副手带好狍子皮、鄂伦春刀（少数民族鄂伦春打猎时配带的一种短刀）、火柴，还有干粮、水壶等，告诉我为什么要带这些东西，什么情况下怎样用等等。这次打火最直接体会到的是老乡们吃苦耐劳、无所畏惧、维护国家利益的精神。森林扑火是很危险的，而且老乡都告诉我很遭罪，那次火不是很严重，但是近百人上去根本见不到人，我被指定守在一个点上，实际上是比较安全的，但蚊蝇、小咬（一种咬人很历害的小虫）、闷热、缺水的折磨是非亲身经历决难想象的，老乡的水壶以酒代水真使我惊奇万分。上山扑火主要办法是打一条隔离火道。我们这次运气好，下了一场大雨，把火灭了，除留下少数人监视余烟火场外，在山上三天就回来了。

上海呼玛永相连

　　我在呼玛六年，我看到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世界，亲眼见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事物和现象，辽阔的黑土地、无边的大森林、大草甸子、性能奇特又漂亮又随地可见的桦树皮、狍子、飞龙，还有零下四十多度的"冒烟"天气、在漠河竟有午夜如同白天的日子、呼玛河黑龙江开江流的冰排、能使煤油冻结油灯自灭的严寒等等，大自然的奇观使我感受到伟大祖国的辽阔、可爱、自豪。

　　我与许多同去的干部一样，在边疆这几年直接接触农民群众的疾苦和农村生产力的落后低下的情况。"过硬的饼干，核桃酥的砖，新挂的马掌，到不了金山"，这是当地一些群众描述呼玛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力低下的顺口溜，讽刺饼干硬得咬不动，砖却酥软得没有强度，从呼玛到金山屯不过几十里地，在呼玛新钉的马掌，不到金山就掉了。我们从上海到呼玛，更清楚看到这一点，特别感觉到贫困的边疆农村要提高文化、倡导科学技术，发展经济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粉碎"四人帮"后，我们这批插队干部更深刻地体会到中央一系列决策的英明正确，我们打心底里真诚拥护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

　　几百名上海插队干部、几千名上海等地知青一齐来到人口甚少、长期闭塞的呼玛，人口剧增、文化差异冲突、物资匮缺等，给呼玛带来诸多新的矛盾和产生了极大变化，根据我长期从事社会问题和刑事法学研究的经验，每当出现社会变革特征时，会出现许多社会性问题，许多事物和现象具有特殊的冲击、影响和启示，如人口迁移、文化冲突、物质需求与精神生活矛盾等，我亲身经历并观察、积累了许多在一般情况下无法得到的知识和经验。最早与知青的共同生活与紧密交往，以及在兴华"笆篱子"（监狱）接触到三名被剃光头的过境少年犯的情况，引起我许多特殊的思考。深感预防青少年犯罪问题很重要，粉碎"四人帮"后，我重新回到刑事司法与社会治安的教学研究战线，我把重点放在犯罪与青少年犯罪问题研究上，是与这一段经历以及所给我的感受、启示与认识分不开的，我深深怀念这难忘的六年，也深深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

　　粉碎"四人帮"后，我从"五七"干校被调回到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作。1979年初，呼唤民主与法制的中国，出现了法学的春天，华东政法学院恢复。我又回到法学教育研究岗位上，从事刑事法与犯罪学科的教学、研究，特别关注我国青少年犯罪动向与治理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侧重青少年法律保护、少年司法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建立起我国第一个青少年犯罪专业研究所，创办迄今为止国内唯一国内外公开发行的青少年犯罪专业杂志--《青少年犯罪问题》，承担国家"六五"、"七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和上海"八五"、"九五"重点科研项目，出版有关著作十余部，国内外发表论文200余篇，有的还获得全国或上海市的奖。在大学本科教学基础上，率先在国内招收、培养"青少年犯罪与青少年法"专业方向硕士研究生，为国家培养这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与国内外进修教师。还曾先后赴英、美、日等国进行学术交流访问，组织并主持中外和全国或区域性学术讨论会。

　　我认为最有影响的还应该是与实际部门紧密合作，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作了大量的开拓性研究与探索，首先是与上海长宁区人民法院合作试建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经最高人民法院肯定，推向全国法院，进而促进我国少年司法一条龙建设。当前我们还在研究与推进在我国建立少年法院。第二项重要开拓就是创议、制定中国第一部保护青少年的地方法规--《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对各省市及全国的青少年立法产生重大影响。此外还讨论、参与起草全国其他一些有关法律法规，努力促进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完善与进步。

　　我是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曾任青少年犯罪研究所所长、《青少年犯罪问题》杂志主编、青少年法律保护中心主任。1982年，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成立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当选为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以后当选为副会长、执行会长、第二会长。1999年退休，今年已届古稀之年，是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校务委员会委员，《青少年犯罪问题》杂志顾问、退离休高级专家协会会长。兼任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第二会长、上海市犯罪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警察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爱心基金会常务理事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仅管人已退休，但心仍系着呼玛，我觉得呼玛地处边疆，发展经济是首要任务。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制环境、社会治安、青少年教育保护等也会出现一系列新问题，希望呼玛的发展能吸取其他地方经验，早预见、早预测、早学习、早准备，后来居上，健康快速全面发展。学无止境，探索创新，关注实际，服务社会是我一生的奋斗目标，我一生学习并坚信马克思主义，事物在发展，情况在变化，开拓创新是社会进步的需要、科学发展的需要，没有开拓创新就没有进步发展、就没有生命力。我希望我的工作对呼玛的进步发展也有一定作用，如果力所能及也愿在"三个代表"思想指引下继续有所奉献。

作者：徐建，原上海插队干部，曾在呼玛县兴华公社插队，现任华东政法学院教授、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第二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