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大河西　

作者：龚金娣

　　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他。他告诉我：他是“老三届”，在黑龙江插队、工作了30年，不久才回到上海。

　　一听到站在我面前的人是曾与我同时喝过两条相同江水的人，不由自主地追问：“黑龙江哪里？”

　　“呼玛县。”他不在意地回答。

　　啊！一种亲切感油然而升，他就是在呼玛县金山新街基插队以后，又抽调到呼玛县委组织部工作，在组织部副部长岗位上提前退休回沪的周烨同志。真不容易啊！他把一生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祖国东北边陲。

　　第二天，他拿了呼玛县党史办1999年刘世杰同志主编的《呼玛知青风云录》递给我。他说：“这里有我的文章，原来有好几本，后来见到呼玛插过队的知青就馈赠，现在只剩这一本了。”

　　我知道仅有一本的珍贵性。白天还要忙于8小时上班的我，那天下班回到家里不知有没有用餐，就手不离书地看到了凌晨。第二天一大早，马上捧着此书匆匆地给他送回去。

去呼玛

　　《呼玛知青风云录》这本书把我的思念之情带到了35年前。那是1969年8月8日珍宝岛事件后，毛主席发出了“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呼玛接知青屯垦戍边的小分队来到上海。

　　1968年10月25日，才16岁的我已经从上海市徐汇区插队到上海县曹行人民公社。1969年8月的一天，生产队指导员徐秀英找我谈话，要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代表知青上台表个态。在那个“好儿女志在四方，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笑洒满腔青春血，一生交给党安排。”的年代，我二话没说，在当时曹行人民公社大礼堂，公社革命委员会召开的“响应毛主席号召到黑龙江去”的动员大会上发了言。

　　1969年9月30日，天下着蒙蒙细雨，生产队没有安排我们出工，下午5：00我就回家过建国20周年的国庆节。当晚7：00，生产队指导员徐秀英拿着去黑龙江的录取通知书匆匆忙忙地来到我家。10月1、2、3号派出所休息，4日上午我拿着通知书到派出所迁了户口，下午去漕溪路办事处领了一套绿色的棉袄、棉裤和棉大衣。5日带着行李在上海县政府招待所住了一个晚上，现在该地块的房屋已经拆除修成了人见人爱的幽雅的街心花园。6日一早，胸前佩带着大红花踏上了去黑龙江的征途。从上海县县政府所在地莘庄到上海火车站大约有30多公里的路。那天，阳光明媚气候宜人，我们乘坐着的大客车开着窗一路上受到夹道欢送的待遇，汽车缓缓地开得很慢，素不相识的老太太、老伯伯老泪纵横。他们抹着眼泪踮着脚尖从窗口上拉着我们的手叮嘱：“出门在外要相互照顾、相互关心，好好保重身体、好好保卫祖国，经常给家里捎个信报个平安。”到了上海火车站，站台上人山人海，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也来了，为我送行的除了父母、兄弟姐妹、还有中学同学，生产队指导员徐秀英和一起干农活的小姐妹也赶来了。上午11：30火车没有拉汽鸣笛，“轰隆”一声火车开了。“哇……！”车上车下一片哭声，开始火车行驶的很慢，车站上送行的亲人们追着火车边哭边跑，火车上的知青们头伸出窗外泪流满面挥动着手中的手帕呼喊着：“爸爸……妈妈……！”上海！让我再看您一眼，不忍心看见那么多人集体悲伤哭泣场面的我悄悄地离开了窗门躲到车厢里，“别了——上海！”我心里默默地道别了生我养我的黄浦江。

　　这是一趟专列，载着首批去呼玛县的700多名上海干部和300多名上海知青，年龄不同经历不同揣着不同的心情。但是，共同的志向共同的愿望：中国神圣的领土一寸都不可侵犯，誓死保卫祖国的北大门！把我们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火车开到泰山加水补给养，啊！雄伟的泰山真是壮观。年轻人高兴地跑了下去，有的还兴致勃勃抓紧时间去爬泰山，火车跑了结果有一个知青来不及赶回来被落在泰山脚下了。轰隆隆的火车整整开了三天三夜，进入黑龙江省会哈尔滨火车站的时候，受到黑龙江人民的热烈欢迎，省革委会主任到火车站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那场景好像就在昨天。

　　火车开到嫩江又一次停了下来，原来是呼玛县知青办派人给我们每人送来了一顶羊皮帽子。那帽子一戴可喜爱了，样子真象照片上的雷锋，戴着呼玛县知青办干部送来的新帽子，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车厢里又是一片欢声笑语。

　　火车开到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停下来加水的时候，素不相识的铁道兵上了我们的车厢，他们都是四川人个头不高。据说：大兴安岭一年只有90天无霜期，修这段铁路是几上几下几进几出，一到大雪封山供不上给养部队只好撤退。后来，周恩来总理把修鹰夏铁路带兵的召去，谈妥后到四川招来了铁道兵，这才修成加格达奇往北的铁路。在车厢里他们兴奋地说：“这是我们当兵五年来第一次看到的穿花衣服，梳小辫子的女同志。平时每天看到火车拉进来的是煤，拉出去的是大木头，司机的脸、鼻孔都是黑黑的。见到你们格外亲，就像见到了自己家里的姐姐妹妹。”然后，向我们讨毛主席像章。看到为我们铺路、架桥、开道的解放军，想到魏巍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站在我们面前的铁道兵不就是最可爱的人吗？！大家毫不犹豫地献出了带在身上的最大最喜欢的毛主席像章。此刻，那些铁道兵小战士的高兴劲就甭提了，车厢里就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火车整整开了四天四夜，才到达塔河，可能是到了铁轨的尽头了，全部的上海干部和上海知青都下了火车。大家你帮我、我帮你，遵照临行前上海路边送行的老太、老伯的嘱咐互相帮助把行李搬下了火车。那天晚上，驻进了铁道兵为我们搭建的帐篷。帐篷外白雪皑皑已达到零下20度之下，帐篷内地火垅却烧得暖烘烘的。天黑了，晚上吃的是用大桶装得大白菜炒肉片和脸盆装得白白的大馒头，每人一大碗菜就揪着馒头吃，我们到大兴安岭吃的第一顿饭真香啊！

　　第五天，我们开始往呼玛县进军。接我们的是没有篷的大卡车，行李放在车上，人坐在行李上。真是北国风光万里雪飘，往下看地上一片洁白，往上看蓝天白云，往前看松柏常青。卡车沿着盘山公路缓缓地往上爬着，到了一定的高度，车每爬高一米气温就下降0.4度，我们坐在车上觉得越来越冷大伙越靠越紧。雪片越下越大两边高山峻岭只有一条陡峭的山路，车子不是往上行而是向下滑，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后怕，那随时都有从悬崖峭壁翻下去的危险，可当时一点也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带队干部下车指挥，大家也自觉地跟着下了车，我们看到带队干部用自己的宽厚的肩膀顶住车厢，男同志找来木棍、石头顶住车轮不让卡车再向下滑，全车的人背着挎包齐心协力，脚底下一步三滑跌倒了爬起来，好不容易才艰难地把车推上了山顶。“我们胜利啦！我们胜利啦！我们胜利啦！”大伙儿欢呼着一个个龙腾虎跃地爬上了大卡车继续往前进。在十八站和开库康和衣过夜时，我们不知道进房间要掸掉棉袄外的雪，直接走进了暖和的房间，结果雪化了，房间地上湿了，我们的棉袄也湿了。

到边境

　　第七天，终于平安到达了呼玛县兴安公社。公社所在地很小，一下子公路上站满了来自上海的知青和干部真有点水隙不通的样子。下车后我们马上打听哪个生产队离苏联近？哪个生产队地处前线？听说大河西地处边防前线，二十五站是后方。不一会儿就要宣布具体分配到哪个生产队的名单。郝福良叫我的名，我们怕被分到后方去，王英、王群、姚育明、王一敏、崔宝庆、崔元庆、吴文虎、吴海林等我们几个赶紧把行李往大河西的车上装。郝福良再叫“小龚”的时候他们几个已经用棉大衣把我盖在中间卡车启动了。到了大河西，全村男女老少已经都在村口欢迎我们。生产队长曹克俭、党支部书记刘淑芬、团干部任秀珍、妇女干部孙桂兰格外热情地分头把我们迎进了宿舍。我们女同志住的那房间真大中间是火墙两边打统铺可以住两个班二十多个人，火墙烧得房间挺暖和的，真有到家了的亲切感。那时，我的体重是37公斤力气也小，听到一位老乡说：“啊！我们生产队来了一个小孩子。”有一位老乡怀里抱着个喂奶的孩子身边还站着梯字形的三个，她笑着不紧不慢地说：“见着你们就想起58年的时候我和你们一样大，开发北大荒来到这里，现在拖儿带女的一大帮回不去了，你们可不要像我这样哦。”那天晚上，生产队为我们举行了当地最隆重规模最大的欢迎仪式。在文艺晚会上，任秀珍在村大礼堂台上唱“新盖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边唱边表演把大家整整7天旅途的疲劳都赶走了。

　　先后几批上海到大河西生产队共有7名上海女干部、8名上海男干部、38名女知青、59名男知青，总共112名喝黄浦江水长大的人改成喝黑龙江的水了。生产队给我们安排了大食堂，老乡孙桂兰为我们做饭。吃饭不花钱用饭菜票，女知青每人每月可以领36斤饭票、男知青42斤饭票，每人每月8元菜票。主食是馒头，菜除了土豆就是冻白菜。大家吃的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绿棉袄、绿棉裤，戴着一样的皮帽子，没有贫富之分，没有贵贱之分。

　　初来咋到，最不舍得的是用这么好的木头当柴烧。白天出去劳动，晚上戴着皮帽子睡觉，半夜里冻醒了集体起床在房间里蹦蹦跳跳取暖，跳暖和了再睡。早上醒来，眉毛都成白白的，皮帽沿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霜。上海干部知道了，“不能让孩子们受冻！”。当时他们40岁左右，知青20来岁左右，最小的王一敏只有15岁。上海干部晚上轮流值班，深夜走到每个青年宿舍给火墙添加柴火，让我们每个正在长身体的青年人能实实在在的一觉睡到大天亮。

　　吴八老岛事件后，边境形势越来越紧。清晨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起床，在冰天雪地里爬冰卧雪军训，左梯队、右梯队、3人小组借地形地物掩护伏卧前进，训练半自动步枪瞄准，经过训练后可以做到没有多大的响声，3分钟就能从床上把队伍整整齐齐的拉出去。白天劳动晚上义务挖2个小时的地道，在那寒冷的严冬，脱了棉袄还干的满头大汗。后来白天正常劳动晚上轮流义务站岗、放哨，每一班岗两个小时。以后，一部分知青上山修路，一部分知青上山伐木，留在村里的人没膈几个晚上就要轮一岗。冬天，晚上站岗、放哨，夜深人静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对面苏联巡逻兵皮靴踏在雪地上唰唰的声音。那时，我们会自豪地说“边疆无小事，事事通中央，眼睛天天出国，事事请示中央。为祖国人民站岗放哨当好耳目，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甜的。”

过春节

　　1970年2月7日，是我们离开上海到呼玛兴安公社大河西生产队过的第一个春节。当时，我们的民兵连长刘天云同志是大河西知青的主心骨，指导员周元智同志，他参加过淮海战役，那次战役他们的部队牺牲了只剩三人，他是幸存的三位中的一员。过春节生产队放我们三天假，为了使我们不想家，老周就组织我们搞拉练到后山进行模拟军事演习。冰天雪地苍松翠柏中忽隐忽现着生龙活虎的上海知青的身影，山里头回荡着近百名上海小青年的欢声笑语，笑声划破了宁静的天空。下山的时候老周蹚出了一条雪路，站在山顶往下看就像天然的大滑梯，我们一点都不害怕就从山顶上笑着喊着手舞足蹈直接滑下来。太美了！他们是在享受人生，还是在给北国风光增辉添彩？！下午3：00拉练结束回到宿舍，女青年一个个躲到被窝里休息。开始，宿舍里静的只听到火墙里柴火烧得呼呼声，不知从谁的被窝里传出了哭泣声 “呜……”一个传一个集体放声大哭，才17、8岁的女孩他们集体想家了。“每逢佳节倍思亲”她们思念千里之外可想不可及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也许当时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示思乡之情思亲之情。上海干部余明、陈本荣、任竹如、许大苏、老刘、老周等他们都来了，看到他们就像看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哭声渐渐的小了下来，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着火了

　　印象最深的是1970年11月6日那天晚上，边防站指导员到我们生产队作形势报告。要知道当时呼玛——兴安公社的大客车一个星期只有一趟，报纸和信要么不来，要来就是一大包。王一敏带去了一只收音机受苏联红旗广播电台干扰，经常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收不到。一听到边防站解放军来给我们作形势报告还要讲封冻期边境政策谁也不愿意留在宿舍里值班。不幸的事，听完报告高高兴兴回到女宿舍，一推门只见满屋子浓烟滚滚已无法进人。“着火啦！……”生产队所有的劳力不用动员提桶的提桶、端盆的端盆一下子全部冲到女宿舍门口。当时，生产队只有两口平时生活用的水井，大家排着队将井水一盆一盆传到女宿舍灭火，有的怕传水来不及，跑到井边争先恐后地装完水端着盆里水心急如焚地就跑。愿望和现实是有距离的，那一点水怎么灭得了这么大的火，火反而烧得更旺。房子是纯木头建成的，屋顶盖的全是木板，火光冲天就像一条火蛇窜上天空，古城岛、对面苏联的阿尔巴基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好在我们住的房子一间间是独立的，间与间之间中间至少相隔20米，旁边的女宿舍间隔只有5、6米。为了阻止火势蔓延，我们分成三路，有的灭火，有的将水都泼到旁边两间没有着火的房顶上。不知谁冲进了火海抢出了睡在门口第一个床位的唐凤秀的一只箱子，其余的全部化为灰烬。崔元庆和崔宝庆是兄妹俩，哥哥崔元庆同志的东西由妹妹崔宝庆保管，大火对崔家兄妹俩所有的衣服同样一点都没有留情。夜深了，火势渐渐灭了，20几个女青年穿在身上湿透的棉袄、棉裤冻成了冰棍，走起路来“咔嚓……咔嚓……”除此以外已经一无所有。当晚，生产队老乡赶紧翻出家里的棉絮连夜给我们每人赶制褥子和棉被，上海干部李万年、严根宝帮我们做了两层的上下铺的床。没两天，古城岛、二十五站、开库康、依希肯，还有公社所在地的知青、干部送来了好多衣服。着火了，烧光了，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谁都没有写信告诉上海的家人。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的生活用品烧光了，但受到这么多人的关心和爱护，精神上是富有的。大火烧光了我们从上海带去的一切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困难，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看到捐赠的物品，我们感动的都流泪了，生活在这样温暖的大家庭里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呢！

养猪

　　到大河西生产队不久，一次开会时得知：原来生产队的饲养场，一口猪养一年只有20来斤。后来，生产队就派我和商怀定去养猪，要养好猪首先要给猪创造一个良好地环境。我跟着小商把猪圈里里外外彻底地打扫一遍，室外猪粪冻得硬硬梆梆的，我们就用镐头刨，带粪的冰粒打到我们的脸上还真痛，溅在嘴边真不是滋味，看到干干净净地猪圈，我们心里还挺高兴的。给猪喂土豆，煮土豆的那口锅大的可以装得下像我这样大的两个人。我要跳到锅台上才能用铁锹翻动煮开的土豆。冬天冰天雪地热食倒进猪槽不一会儿就冻住了，食一冻住猪就不吃了。要给猪喂热食，又不能烫着它，煮熟的土豆外凉内烫，没等土豆冷了就要用手把土豆一个个捏碎，为了不烫伤猪的肠胃只能委屈自己的手了。但是，看到小猪一天天长大，心灵的安慰超过了委屈的双手。

教书

　　一天晚上，上海干部老刘找我谈话。大河西小学女教师张荣结婚了，爱人是公社干部，她要调到公社学校工作，让我去担任民办教师。张老师带了我没几天，我就跟陈伟民老师边教边学。

　　大河西小学有30来个学生，分成两个教室。一到五年级语文、数学、唱歌、体育、画画科目样样齐全。开始，我教一、三年级两个班，一个班画画、写字、做作业，另一个班讲课。有一次，给三年机上算术，提问时，没等三年级学生举手，一年级的学生就抢先回答出来了。唱歌、体育和劳动就合起来上大课。冬天，我早早赶到学校生起炉子，让学生走进教室上课时暖暖和和的。夏天下大雨，冬天刮大风下大雪，放学时，我会背着一年级小学生把他们一个个的送回家。学生病了，我会带着奶粉、白糖去看望，病好后再给他补课。

　　跟学生近了亲了，知道谁家什么时候缺盐少油，谁家的老人需要打针给药。家访时，我顺便把油盐酱醋给捎上，把老乡所需的药给捎上。一次，杨大叔惊讶地说：“龚老师，你真神了，每次我家盐吃完了，正要去买，你就送上门来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王大婶说：“龚老师，你是能掐会算还是乍得？我们家缺啥少啥，你都知道？！”我只是淡淡的一笑。

　　有个一年级的学生病了，发热打针吃药退不下去。学生家长是个大胡子、矮个子，人很老实，我陪着他去找曹队长，向生产队预支了点钱，他带着孩子去呼玛看病。半个月以后，他一个人回来了，拿着孩子的作业本到学校来看我，伤心的哭着说：“这是咱娃住院时做的作业，断气时，他让我一定要交给龚老师批改。”顿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孩子的小脸蛋，笑嘻嘻的模样，深深的刻在我的脑际，拿着学生的作业本，责备自己真没用，只会教书，却无法拯救学生小小的生命。

　　后来，陈老师也结婚了，他爱人在县城工作。一次他爱人病了请假回家，白天我一个人一到五年级两个教室来回跑着教，经常是晚上10：00熄灯后打着手电备课到深夜11：30。既要抓好进度，又要保证质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也不知能怎么顶下来的，虽然尽心尽力努力地去做了，现在想想还真有点误人子弟啊！

代销员

　　大河西生产队离公社有6里路，说是6里走在路上碰不到一个人我觉得还是有点距离的，老乡要打点油、盐、酱、醋都要跑那么远。生产队长曹克俭安排我除了当老师上课外兼做代销店员工作。这个代销店面积不大只有几个平方米的空间可花样齐全，除了布匹以外针线、鞋袜、铅笔、本子、奶粉、白糖样样都有。在中学读书时，我有吃零食的坏习惯。有一次，上课嘴里含着橄榄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为此还召到办公室谈过话。自从做了代销店员工作后，我再也不吃零食了，否则公私怎么分得清，一季度30元零花钱怎么够用。没人监督没人管理自觉自愿地改掉了十几年吃零食的坏习惯。

　　公社供销社规定生产队老乡每户养5只鸡，每只鸡交10只鸡蛋。平时，老乡是提着鸡蛋来换油盐酱醋，我利用星期六下午不上课，将收来的鸡蛋放在水桶里挑到供销社交给金主任，由供销社再分配给公社干部。那时，老乡和知青抽的是经济烟每包0.09元。此烟比较紧张不是每次到供销社都能拿到，要是能拿到，我就很高兴。水桶里装着饼干等轻一点的小东西挑在肩上，背上背着一整箱的比我的身体宽大的多得烟，绕道寻到老乡和知青干活的大田里给他们送去受欢迎的烟。他们把我围在中间，大家一起抽9分钱一包的烟，小咬被熏得不咬他们，也咬不到我了，看着他们一起抽不太好买到的经济烟我心里也有一种满足感。

　　傍晚，张兆余到来小卖店买烟，那天他咳嗽很厉害。他说：“小龚，我咳嗽了，生病了。”

　　我说“咳嗽就不要买烟了，买包奶粉、白糖补补身子吧。”

　　他说“你又不是我妈怎么可以管我呵？”

　　“我不是你妈，但今天你咳嗽生病了，我应该管你。”我去拿奶粉和白糖的时候他走了。

　不一会儿，上海干部老刘找到我。“你跟张兆余吵架啦？”

　　“没有哇！”我将经过叙述了一遍。

　　“他在宿舍哭得很凶，你得去向他赔礼道歉。”老刘说。

　　“好啊！只要他不哭。”我边说边跟着老刘走进了男宿舍。

　　也许是我的瘦弱，觉得张兆余身体高大体格健壮，干活从不偷懒，性格开朗爽快怎么会哭呢？到了男宿舍看到张兆余眼泪鼻涕那个伤心劲是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的。我忍不住爽朗地大笑起来走他面前说：“张兆余对不起！我不对！你不要哭了。”

　　没想到他哭得更伤心了。边哭边用上海话说：“我加大的人哭了，侬加小格人还了笑。”

　　“男儿有泪不轻弹。”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想不通他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后来，我做了母亲慢慢地体会到了。那天，他生病了，咳嗽了，难受了，想上海的妈妈了。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不舒服得挺着出工，难受了得用自己的耐力韧劲挺过去，生病了流点眼泪算得了什么！也许泪水还可以带走缠在身上的病魔。

　　夏天，吴文豹从古城岛和大河西中间的小岛小河西回来。他告诉我：“他脚肿的很厉害了，浑身没力气，吃不下饭干不动活，想买点奶粉白糖钱又不够。”
“没关系，先赊帐。”我说。那时，生产队每一个季度给我们每个知青预支30元零花钱。他们到代销店买东西欠1分、2分、1毛、2毛，我从不在本子上记帐，可是没有一个会忘记还回来的。

　　不久，上海医疗小分队来到大河西生产队，上海干部任竹如大河西知青都叫她任阿姨，找吴文豹去看病。冬天知青上山伐木，棉袄、棉裤被树枝划破露出了棉絮，衣服破了、裤子小了都是任阿姨和张菊英、徐凤娣修好缝补好的，我想任阿姨会领吴文豹去把坏了的身体修补好的。谁也没想到，医疗小分队决定把吴文豹带回上海去。当时，大家都很羡慕，觉得吴文豹真幸福，可以回上海了。到了上海，他的水肿已经到了腹部，马上住进医院。后来我才知道，春天黑龙江快要开江时，他、许存宝和几个老乡赶在开江前到小河西去春耕。没想到人还没走到河岸边“哗啦！”一声江开了。人和马、马车、车上麻袋里的种子、随带的粮食等全部掉进江里。这时，吴文豹他想到的是生产队的财产不能受损失毫不犹豫地跳进寒冷刺骨的冰河，不顾从黑龙江上游一泻而下的冰块的撞击的危险，推马救车挽回了生产队的损失。但是，他却因此而得了风湿性心脏病。吴文豹出生于抗美援朝的时候，父亲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举家赴沈阳，参加援建沈阳飞机场的工作。以后又参加周恩来总理交给的攻克战场急需的新型探照灯的研制工作。吴老伯没日没夜夜以继日刻苦地钻研终于成功地完成了这项光荣任务，可他却病倒了，积劳成疾的他走了，留下了1岁、3岁、5岁三个儿子。他母亲除了白天工作，晚上和外婆一起帮人家洗衣服含辛茹苦地才把这3个儿子拉扯大。吴文豹回到上海没多久就“牺牲了”，大河西的知青碰到一起都会提起九泉之下的吴文豹。这是一个悲剧，谁会对这个悲剧负责呢？事实上只有20来岁的吴文豹和他的母亲负起了全部的责任。吴文豹走了留给他母亲的是向他父亲生前单位借的一笔不小的医药费，吴文豹的母亲把一切奉献给了社会，奉献给了孩子，还清了这笔医药费，追随着吴文豹也悄悄的离开了人间。

我和牛

　　冬天，马爬犁和强劳力都上山伐木搞副业。快过年了，那天我起的很早，一个人赶着牛爬犁去公社供销社采购年货，老乡过年需要什么我就采购什么，冻梨、冻柿子、饼干、糖果等。供销社金主任忙的很，除了给我提货还要接待零售的顾客，供销社知青王玉琴、盖建军、杨步高也挤时间帮我操办，一直忙到下午。冬天，那里的日照短，下午2：00太阳就下山了。当我赶着牛爬犁回来的时候，天渐渐黑了下雪了。从早上出去到下午也没有吃东西，这时我感到饿了，出门时也没有想到给牛带粮草，它一步三停“呣……！呣……！”地叫，也许牛也饿了。我就下了爬犁，在牛的前面拉着缰绳想拖着它走，不仅拖不动，它不是往前走，而是甩着牛尾巴往后退。拖不动，我就跑到牛屁股后面去推。这下倒好它拉着爬犁叮叮噹噹拼命往前跑，我的油罐、酱油、醋瓶子眼看就要遭殃了，我三步并着两步赶紧跳上爬犁想控制住缰绳。谁知，我一跳上爬犁老牛就停下来了。这样反反复复不知多少次，急得我只好用鞭子抽它，抽得我心都疼了，牛只是“呣……呣……”地叫。气得我实在没办法跳下爬犁狠狠地咬了它一口，“呸……”！这6里路不知走了多久，天完全黑了，我看到了对面苏联城市的灯光。车上有饼干我没有去拆封，只是在雪地上捧了两口雪洗去嘴里牛毛的醒味。零下4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只有我一个人看着老牛急得满头大汗，真是我终身难忘的一次采购年货。眼看快到家了，我真想笑，还没等我笑出声来，发现牛不是往代销店那条路走去，而是叮叮噹噹地朝那有一个较大的山坡的马号跑去。我怕打碎货瓶用尽全身力气拉紧缰绳。谁知，那饿急了的老牛带着快点回到家的心情越跑越快，缰绳失控了，我被摔倒在地上，牛拖着雪地上爬犁也拖着雪地上的我，爬犁随时都有从我身上碾过去的危险，我实在拉不住缰绳，从山坡上滚了下去。当我爬起来一屁股坐在地上还没有定过神来，“龚老师……！”我的泪花涌了出来，嘴里还叫着：“老牛……！”抬头一看那么多孩子，我的学生王长清说：“天黑了！我们看龚老师您还没有回来，大伙儿分成两条路，一拨在村口，一拨在马号等您，看到牛爬犁到了马号，我们知道您走这条路，就赶来了。”我心里顿时热乎乎的，一天的疲劳和饥饿全都抛到了脑后。

　　我讨厌牛的脾气，但也被牛的灵性感动过。也许是要过节的缘故，还是因为这头牛太老了。那天，我去学校上课，王一抗、吴文虎、王荣生他们在学校边拉大锯。我看到老乡老郭、老王将牛栓在拉大锯的架子上，牛瞪大着眼睛“呣……！”叫得很惨。老郭在牛的膝盖上敲了一下，老牛下跪了，牛眼睛睁的大大的通红通红的豆大的泪珠掉了下了。老王拿起铮亮的一米多长得鐥刀，在牛脖子上拉了一下，鲜红的鲜血流进地上的大铁盆里。“呣……！”牛还在叫，那声音好凄凉啊。老王用鐥刀顺着牛的脖子拉了一圈，牛皮给剥了下来。我看见他们开膛乘热每人咬了一口牛肝。那年月半年闻不到肉醒味，中午我们知青食堂吃土豆烧牛肉，过苏联的“共产主义”生活，大家可高兴了，那天我没有去食堂吃饭，剥下的牛皮还挂在拉大锯的架子上。第二天一早，我看见马号里的牛，公牛、母牛、小牛、小牛，公牛、母牛、小牛、小牛，百十来头牛一家一家从大到小排着队，“呣……！呣……！”一路吼着，来到学校前的大锯旁边的晒谷场上，一行一行地排好队好像有人指挥似的集体统一跪下，有节奏地不停地“呣……！呣……！”叫着，边叫边落泪，叫得我心神不定。也许杀掉的是他们的老祖宗，好在我没有吃那头牛肉，心里没有愧疚感，就这样整整叫了三天。从早叫到晚，弄得我没心思上课了，只好去找曹队长。曹队长听我一说，他憨厚地笑了把牛皮从大锯架上拿走后，牛才不集体到学校前跪拜，我才得以安宁。这也许，是我多年来不敢吃牛肉的缘故吧。

伐木

　　冬天，学校放寒假，北方的寒假时间比较长。我就和大伙儿一起去劳动，主要以上山打柴为主。我和崔宝庆俩人一组，走好几里路到大河西的东边树林里去伐木。把大树伐倒后锯成50公分长一段劈开后，码成一米高两米长，这样可以得7个工分。早上带去的馒头到中午冻得咯嘣咯蹦的硬，要是能遇到抽烟的男青年还好，他们带火柴拾点干柴点上火，把馒头插在树枝上放在火上烤，烤软了一层剥了吃一层。有一天，我们俩在山里与男青年分开了，身上又没有带火柴，怎么办？我俩就用锯把冻得硬邦邦的馒头锯开，再用斧子把馒头劈成一小块，含在嘴里，含软了再慢慢咀嚼下去。那天零下40多度，我和崔宝庆花了2个多小时伐倒了一棵大榆树。真高兴！不知怎么回事，大树它转啊转的没完全倒下，而是在前面一棵大树上挂住了。再来，我俩在这棵树的后面又选了棵大树，想让它倒下来得时候把前面挂着的那棵树砸下来。又是2个多小时，没想到这棵树不仅没把前面的树砸下来，它们却联合起来一起挂在那棵树上了。不甘心失败的我，坚持要去锯挂这两棵树的那棵树，客观冷静的崔宝庆无论如何也不肯去，两个人在树林里争执起来。最后，崔宝庆恳求地说：“小龚！求求你，我们回去吧！今天不能再干了。”锯有一米多长，一个人是没法干的，我没办法屈服了回来了。那天，我们俩白干了，一个工分也没有挣到。回家的路上风特别大，脸被寒风吹得麻木了，走着走着也不觉得冷了，到宿舍进门的时候觉得脸有点痛。吃饭的时候，菜汤的热气哈在脸上针刺一样的痛。有人惊呼起来：“小龚你脸颊上冻出泡了”，脸上的泡用纱布包起来了，有一个多星期不能出门去干活，心里惦记着那花了大半天伐下的还挂着的树，万一不知情的爬犁撞着它突然倒下来，不就闯大祸了。过了好几天，我听到王一抗在食堂里讲：“今天，我们伐一棵树倒下了三棵树好危险啊！”摘挂了！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来了。好感谢崔宝庆理智的恳求，我是没有摘挂的能力的，要不还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呢？！

大丰收

　　1970年4月，女知青顾彩萍和崔宝庆思想好劳动表现出色在我们大河西知青中第一批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吴学范和曹玉茂被光荣地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是1972年5月在我20岁生日的时候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一份子。呼玛县兴安公社大河西生产队原来只有20来个强劳力，我们112名上海人来到后给这个生产队如虎添翼。

　　在我们没到大河西之前，整个公社卫生院只有两名医生，负责方圆几十公里地方的巡徊医疗。上海知青到了大河西成立了卫生班，班长聂申华、黄范带着十几个女青年学会了医疗常识、战地救护、打针给药。从那以后，大河西人享受到了伤风感冒、头痛脑热不用走出家门，聂申华和黄范会带着卫生班的同志送医送药到家里。上山伐木、外出修路，卫生班也派人随队跟去。

　　从112名上海人到了大河西生产队，原来不出工的女老乡受女知青的影响也走出了家门干起了农活。那里的强劳力，原来每干一天活只能挣0.5元。我们到了大河西创造条件，改变广种薄收的生产方式还开展了副业，使每个工一天能挣2.50元。

　　大丰收了，正在长身体的知青的口粮能不能提高一点？上海干部和知青干部在油灯下讨论这个问题。有的说：知青的口粮呼玛县知青办有规定。有的说：男知青上山伐木一顿吃半斤两个馒头也不觉饱 ，能否提高到48斤。同时，安排好生产队所有的劳力第二天将应交的公粮全部从麦地直接送到公社。不知谁，把这个消息不完整地捅到了公社。

　　上午，我正在上课，老乡陈瑞玲心急火燎地跑到学校，她说：“龚老师！她不好了！有人到我们生产队仓库，要将仓库明年的小麦种子全部拉走，怎么办？”这小麦种子，可是经过我们知青的手一粒粒挑选过的。记得有一天，王一敏马不停蹄地从早干到晚低着头在种子堆里挑出14斤草子。我着急了，安排学生做作业，赶紧跟着她到了仓库，看见那人正拿着麻袋装粮食。“不许动！你是谁？这是我们生产队明年的种子粮，一颗也不能拉走。”“我是公社党委书记……！”他说。为了保住生产队集体的劳动果实，我这个小人物义不容辞地与当时公社最大的大人物发生激烈地争执。好在上海干部挺身而出保护了我们，要不还不知道是什么下场。林彪事件暴露后，才知道公社书记执行的是一条从上到下征过头粮的错误路线。
没两年，生产队添置了拖拉机、收割机。我们每人每年吃完用完还分到好几百元，70年代初期的几百元的含金量可不是现在的几百元哦！

结束语

　　在大河西生产队的知青中，成功者不少，吴学范现在国务院外国专家局任职，曹玉茂在上海市普陀区人大常委会任职，王一敏出版的《当代青年的职业选择与指导》和《当代社会成人的职业再开发与指导》已经作为大学的专业教材，姚育明成了上海晓有名气的女作家，王一抗在交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吴文豹的哥哥吴文虎在708研究所研究设计室科研领导岗位兼做党务工作，也有的退休后在家里赡老扶幼等等。可以说，在不同的岗位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都是成功者。

　　而我，在离开大河西以后的30年的生活中，独自在外碰到一些常人难以想象到的困难，承受了一般女同志无法承受的负荷，真是可以说过历经风雨。但是，我扛着重负闯过来了。是黑龙江呼玛县兴安公社大河西生产队短暂的生涯奠定了我人生的基础，待人诚挚处事坦率坚韧不拔百折不挠能伸能屈，这才有了我今天的生命、事业、生活。

　　忘不了啊！黑龙江畔的呼玛县大河西生产队的山山水水、父老乡亲、我的学生、共同插队的上海干部和上海知青，还有经常下乡到大河西的住在学校里和我们同吃一锅饭菜一起去铲地一起上山打火的原呼玛县委宣传部长吕开太同志。

　　“洒泪相别三十载，回眸寒窗暖意生。”我的黑兄黑妹们愿我们的友谊之树常青。更愿思念是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衰老！

作者：龚金娣，上海知青原在兴安公社大河西插队，现在闵行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