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 缘

作者：施如平

一

　　当我拿到《呼玛知青风云录》的第一反映，就是在知青名录中寻找自己的名字。令人失望的是，在众多熟悉的名字中却没能找到自己的大名，心里难受极了。在黑龙江生活工作了九个年头，如今经常想起那儿的山，那儿的水，那儿使我这辈子都不能忘怀的人以及永远不会忘却的事，可光荣史册却把我遗忘了，不免有些失落感。今天，喜讯终于来了，《呼玛知青风云录》编委会决定出版续集，并将遗漏知青的名单附上。激动之余，思绪万千，不禁提笔，将思绪化作文字。
我是69届初中毕业生。1970年5月，我随赴黑龙江省呼玛县荣边公社插队的一批知青，一同乘车经塔河到三合的。那时黑龙江刚开江，他们大部队坐船从三合往下到荣边，我则反其道而行之，坐船逆流而上，去我哥哥插队的鸥浦生产队落户的。

　　到鸥浦大队才一个多月，生产队便派我到鸥浦学校当民办老师，学校让我负责全校的音乐课。我是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唱歌对我来说本来就是驾轻就熟的，害怕的是当时边境形势紧张，鸥浦公社机关刚迁往白银纳，但学校还保留着中学部，有的学生年龄比我还大，再说我又不会弹风琴，不知如何是好。校长关永和老师像看透了我的心似的，鼓励我不必害怕，学生不会对你怎样的，至于弹琴，他保证教会我就是了。当天他就让我听了一节音乐课，作为示范教学。第二天我就走马上任了。在我未学会弹琴的情况下，我就壮着胆子，用唱一句跟一句的方法开始了音乐教师的生涯。学生们学得出乎意料的认真，对我这个才十七岁的“小老师”也特别的尊重。他们求学的态度消除了我原有的顾虑，使我上课更大胆更放得开了。那边在关老师和夫人尚丽华老师的悉心教导下，我很快学会了弹风琴。经过一段时间实践，我从单手弹奏到双手弹奏，从只会单一的弹C调到各个调都会弹，再后来能边弹边唱地教学生了。为我的这点进步，关老师夫妇倾注了多少心血，放弃了多少休息时间，谁也记不清。我打心底里感激他俩。

　　在以后的接触中，我发现关老师、尚老师在文艺方面吹、拉、弹、唱门门在行，他们自己编节目给学生们排练，演出也搞得红红火火，大大地丰富了小山村的文化生活，我从中也学到了许多。在体育方面篮球、乒乓球、跳高、跳绳、踢毽子样样精通，他们夫妇俩还都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出板报、写标语更是行家里手，真不愧是黑河师范毕业的高才生。也许是我还太稚嫩，也许是他俩确实胜人一筹，反正我对他们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儿叫关心，圆圆的脑袋，大眼睛、小嘴巴，咿咿呀呀刚会说话就“施姨、施姨”地叫得可甜了。我特喜欢这个孩子，有空就往他家跑，给他拍照、托家人在上海给他买衣服。很快我就成为他们家的常客，他们把我当成自己的妹妹一样，经常留我在家打牙祭，总是吃些知青食堂难得吃到的饭菜，我对尚老师的称呼也改叫作“丽华姐”。他俩都是勤快人，一有时间关老师总会搞些副业，上山采木耳、蘑菇、野果，下江捕鱼，丽华姐更是个好后勤，养鸡、做菜、蒸馒头、包饺子样样在行，因此家里的伙食特别丰盛。虽然经济上并不宽裕，但每次在他们家吃饭总要翻个花样，就拿饺子来说，上次是白菜猪肉馅，这次是韭菜鸡蛋馅，下次可能就是西葫芦馅，生怕亏待了我这个上海来的小妹妹。同时我在他们家学会了做“拔丝土豆”、“小鸡炖蘑菇”。我现在能包一手皮薄馅大的挤饺子，就是丽华姐手把手教出来的。

　　因为我是民办教师，放假得回生产队干活挣工分，所以一放寒假，我便回生产队打场去了。这年寒假是丽华姐生第二胎的预产期。一天，帮他们家带孩子的谭婶告诉我昨晚丽华姐出事了，难产，被边防站小车送十八站医院了。把小心（关心的爱称）和家都托付给她了。由于当时交通闭塞、通讯落后，丽华姐到底怎么样无从知晓，心里一直忐忑不安。这时，由于打场时下雪，青年食堂分到的麦子太湿，必须烘干了才能轧面。于是，我想到利用关老师家的炕烘麦子，这样一举三得——我既能帮他们看家，自己也挣了工分，又省了他们家的柈子。我把这个想法跟谭婶一说她便欣然同意了。没想到第一天便闯了祸：由于我从未烧过炕，直到把炕烧热了才不添柈子，等闻到麦子的香味时，一股焦味同时飘进我的鼻孔。赶紧把炕洞里的余炭掏出来，可是已无济于事了，炕头的毯子已经烤糊了一大片，我心里甭提有多难受了。他们家已经出事了，我还给他们雪上加霜，实在太对不住他们了。幸好我从上海来时带有一条毯子，我便悄悄地把毯子赔给了他们。之后我便更卖力地为他们看家，帮他们放鸡、喂鸡、关鸡。可是我又特怕鸡，不敢抓，碰到有的鸡不肯回窝时，我只能干着急。幸好鸡都有夜盲症，到天黑时会自己趴下任你抓，总算没闹得鸡飞蛋打。不久传来了丽华姐生了一对双胞胎姐妹的消息，但她却一直精神恍惚。不过没有生命危险，我真为他们庆幸。后来直到我自己临产不得不进行剖腹手术时，我才体会到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丽华姐能死里逃生，真是福大命大啊。打那年寒假后，他们就调到三卡学校去了，不知为何搬家时只有关老师一人来。后来在与丽华姐的通信中，才得知她大脑留下了后遗症。时隔六年，我去荣边公社参加文艺培训班时，在呼玛偶遇关老师，还是他找车送我去荣边的，而丽华姐已有三十多年未见面了。虽然我与关老师丽华姐只在一起工作了一个多学期，但也许他俩是我当老师的启蒙老师，也许因为我把他俩作为我走上社会的良师益友，也许因为这是我在黑龙江的第一段情缘，因此我特别地想念他们。

二

　　关老师他们调走后，我便担起了鸥浦学校的文艺宣传工作。由于组织了文艺小分队，排练并演出了许多节目，在鸥浦公社有了一点小名气，到75年下半年我被调到白银纳（鸥浦公社所在地）中心校。当时中心校已有鄂伦春族老师关金芳任音乐教师，我便接了四年级的班主任，教语文课，仍负责学校的文艺工作。第一次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第一次同少数民族接触，关金芳给我的印象实在是太好了，活泼、大方、热情、豪爽，集鄂伦春人的优点于一身。也许是志趣相同，性格相似，很快我们便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她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我是团支部宣传委员，在政治工作上以她为主，以我为辅，在文艺工作上以我为主，以她为辅，我们配合的非常默契。

　　一年中，我和关金芳可以说是形影不离，我们一起活跃在篮球场上，一起为小分队编排节目，一起代表公社参加县里的文艺汇演，一起辗转于各生产队之间巡回演出，又一起沉浸在获得成功的喜悦之中。

　　记得76年暑假，学校派我和关金芳去参加呼玛县革命文艺函授培训班。傍晚在三合上船，由于没有在外过夜的经验，一路上只顾说话，根本没意识到身边的人都借了毛毯。到了半夜，被东北的夜晚冻得受不了，我们只好把随身携带的替换衣服全部穿在身上，紧紧靠在一起，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只得硬着头皮去敲乘务员室的门，要求借条毛毯给我们。乘务员没好气地说：有什么事明早再说。我们只好摸到机舱，在得到好心的师傅同意后，在机舱里坐到天亮。虽然被隆隆的机器声震得大半夜没合眼，但总算逃过了夏天黑龙江寒夜的一劫。经过这次“劫难”我们的关系更不一般了。

　　培训班很快结束了，回到白银纳，我们就把学到的训练方法和我在小学体操队的训练方法结合在一起训练小分队队员，每天上课前进行早锻炼。队员中大多数是鄂伦春少年，都很能吃苦，很快就能劈叉、下腰了。基本功扎实了以后，那些本来就能歌善舞的孩子们舞姿更美了。看到取得的成果，我俩甭提多高兴了——黑龙江江轮之夜的劫难总算没白熬。

　　这时正值哈尔滨歌剧院到白银纳慰问演出并下来采集鄂伦春民歌，共同的语言使我们和歌剧院的荣老师、汪老师很快打成一片。在我们的要求下，他们特地为我们作了一首歌唱鄂伦春少年的歌——《鄂伦春少年》。不久，县里组织各学校汇演，我和关金芳将《鄂伦春少年》改编成舞蹈，由关金芳教歌，我负责编舞。学校老师全部出动，到供销社购买颜色鲜艳的布料，学校的能工巧匠们赶制出一件件漂亮的民族服装。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正在我们翘首等待汇演的时候，传来了毛主席逝世的噩耗，县里的学生文艺汇演取消了。我们为之付出的心血虽然没能得到展现，但我和关金芳之间的友谊却更加牢固了。我们穿着鄂伦春的民族服装照了些像，总算留了个纪念。

　　77年秋天，加格达奇师范学校招生，使同是代课教师的我和关金芳见到了一丝转为正式教师的希望，我们一同到呼玛参加文化考试，一起到加格达奇参加专业考试，又怀着同样的心情等待，并同时被加格达奇师范学校艺术系录取，由同事变成了同学。我们两个住一个宿舍，同吃同住，同进同出，亲如姐妹。

　　78年知青们陆续开始办理回城的手续，我的心动了，在回城和就学之间，其实是亲情和友情之间，我必须做出选择。最后我选择了亲情，决定回城。这一决定的作出是痛苦的，因为我与关金芳将天各一方，有可能彼此再也见不到面了。关金芳知道了这个决定，虽然有些伤感，但还是觉得我应该回上海，并约了几个好朋友一起到学校附近的山上放声歌唱，一起到照相馆合影留念，当作为我送行。9月5日我与关金芳在加格达奇火车站依依惜别，此情此景终生难忘。这便是我在黑龙江的最后一段情缘。

　　今年六月我将与家人到呼玛访友。当年是抱着扎根边疆的理想去插队落户的，根本没想到能回城，而回城后会重访黑龙江就更不敢想了。现在我将重返第二故乡，又能见到阔别二十多年的黑土地了，又能见到黑土地上纯朴的乡亲们和当年那些活泼可爱如今已长大成人的我的学生们了。关金芳在电话中说,她要到加格达奇火车站接我，我们将在二十多年前分别的地方重逢。想到就要与关永和、尚丽华、关金芳重叙旧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总觉时间过得太慢。也许，到了黑龙江又会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总之，我期待着这一天，期待着我们的重逢。

作者：施如平，上海知青，原鸥浦公社鸥浦大队知青，后任白银纳中心校代课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