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干部在呼玛

作者：曹文胜

　　提起上海干部，我记忆的闸门又一次被冲开，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那段激情蹉跎的岁月，那是一段呼玛人民永远都不能忘记的历史，是一段跨越年代、跨越时空的历史。

　　我也希望我们这些对上海干部点点滴滴的追忆，能让世代的呼玛人民都永远去珍惜、去怀念曾为呼玛的经济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上海干部。

离开城市插队落户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中，呼玛县接收安置了上海、齐齐哈尔、鄂旗和呼玛本地的8000多名知识青年，当时我在县知青办工作，后期任知青办主任，不仅经常和知识青年打交道，同时也接触了一些带队的干部，因为工作上的交往，对上海也有了一些了解。

　　为了组织和管理知识青年，上海市派来了大批干部。这批干部到呼玛的有四百多人，有年龄比较大的，也有的比较小，年龄大的已六十多岁，年龄小的也只有二十几岁，还没有成家。有高干也有一般干部，还有2名11级干部，一位是原上海市委党校教研室主任周抗同志。还有几位13级的干部，他们是荣边插队的张建树、周之德同志，在漠河插队的刘天云、洪景堂同志，在开库康插队的张杰同志等。这些干部来呼玛有的是夫妻带着孩子，有的是父亲带着孩子来的，也有的是母亲带着孩子来的。到呼玛后安排在各个公社、生产队，凡是有青年的地方，就有上海干部。他们从南方来到北方，从城市到农村落户，就当时形势而言，谁都无法估计这种插队的生活会是多长，他们的心里没有一点底，尤其是他们之中中年人比较多，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每个家庭都有一些具体困难，如李国勤同志，家里有老人，并且身体不太好，还有孩子、爱人的工作单位离家较远，照顾老人及孩子都很困难。还有在三卡插队的薛白同志，家里两个孩子都不大，爱人工作又忙，照顾孩子确实有困难，没有办法，只好从工资中节省下来点钱，找了一位保姆照顾孩子。曲波文没有办法照顾孩子，就索性全推到丈夫一人身上了。在这里特别要说一下英仁才同志，当时他的儿子才十几岁，妈妈上班他一个人在家。一次，小孩出门没有带钥匙，进不去屋，邻居的小孩让他从窗户进自己的家，没成想，孩子从四楼掉了下去，不幸身亡。所以说，他们付出的代价都是很沉重的。

　　上海干部到呼玛以后，呼玛县的领导从各方面都非常关心、重视他们。经常召集一些老同志来县里开座谈会，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县领导还经常下乡去看望他们，了解他们的吃、住等生活方面的问题。为了更好配合工作，县里还抽调上海干部赵堂景同志到县革委组织组专门负责上海干部的管理工作。

呕心沥血，培植新人

　　呼玛县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村屯分散，人口稀少。全县只有九个公社，九十多个生产队。当时农村人口只有三万人，接收大批上海知识青年对呼玛人来说，即是力量，也是压力。一个生产队要安置五、六十人，多的八、九十人，有的生产队青年超过当时的社员人数，像这样的地方，仅靠当地社、队领导也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当时上海干部多数同青年同吃同住，在各个方面照顾青年的生活，青年出去搞副业，上海干部也跟着去，修路伐木，凡是集体出去的活动都有上海干部。而生活上的管理照顾看起来是小事，可没有人管也确实不行，有些青年自我保护能力差，生活上必须有人照顾。可以这样说，青年来的头一、二年的生活和管理主要靠上海干部。

　　由于当时居住条件较差，十几人、几十人生活在一起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想法，干部们发现问题帮助解决，做青年的思想工作。我记得去兴隆五道沟生产队青年到了村里后集体不下车，上海干部去动员、说服。在当时，当地人听不懂他们说的什么，不了解内情，工作比较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干部表现了他们对工作负责的态度。

　　正是由于上海干部负责的工作态度，带动了很多落后的地方，使这些生产队跻身于先进。开库康二队原来是比较差的生产队，上海青年来了以后，这个队不仅收入增加了，而且在各个方面都有了新气象，这当然离不开当地领导的帮助和支持。同时与上海干部作了大量的工作也是分不开的。

　　新街基公社察哈彦生产队的青年食堂搞得好，吃的好，品种、花样多，他们自己种菜，还从上海寄来菜籽在察哈彦种，不仅青年们吃上了南方菜，当地社员也吃上了新鲜菜，这个青年食堂也是上海干部在那里管理。

　　在战备紧张的阶段，县里为了培训一批民兵，决定在原呼玛飞机场办一所抗大式的生产队，从各地抽调了一批上海青年和几位有种地经验的老农。同时还抽调李国勤、娄仁杰、任福林等上海干部管理，他们一边搞农业生产，一边进行民兵训练，准备平时生产劳动，战时打仗。这个生产队除了搞农业生产外，他们还担负县里的卸煤任务，在那艰苦的环境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建起了抗大生产队，即锻炼了青年，又保证完成了县里交给的任务。

协助地方，辛勤工作

　　上海干部来自各行各业，有的原来是搞理论工作的，有搞技术的，十八站林业局在塔河修建贮木场时，抽调了原在上海海运局的几位懂工程技术的同志帮助施工，保证了工程质量和进度。

　　知青办成立了知识青年再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当时我们工作人员少，经县里同意，抽上海干部来协助，因为人员的流动，有来的有走的，先后在知青办工作的同志有赵根法、李明佳、李华明、宓殿群、朱家勋、陈慧珍、张荣华、刘英姿、徐占年、徐向群等。他们在这里工作主要搞再教育工作，总结知青工作典型，下去搞调查，办了内部的刊物，命名为《一代新人》，这个刊物的主要内容是宣传知识青年的先进人物、好人好事以及怎样做好知识青年工作的，同时也反映知识青年工作中的问题，刊物的稿件主要是这些上海干部们撰写。他们经常深入公社、生产队了解知青工作情况，下青年点搞调查，刊物基本每月发行一期，下发到各公社、生产队和青年点，对推动知识青年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为了做好知识青年工作，县里要求各公社必须有一名专职干部做知识青年工作，而各公社配备的专职干部大部分都是上海干部。如漠河公社的曲波文、三卡公社的薛白等。值得一提的是，县里还有的单位抽一些干部负责这项工作，如公安局抽陆伯青。

建设边疆，发展经济

　　在计划经济时期，物资比较紧缺，特别是机电、五金、机械等物资，在一定的情况下影响了呼玛县的经济建设。上海干部利用原来的关系在上海搞一些物资，70年初县里派马元明同志随同上海干部张荣华、吴松生等同志去上海为呼玛县进了一批物资。

　　呼玛县是林区，有木材资源，县里认为办造纸厂是发展经济的一条出路。但办造纸厂没有设备，困难大，经过几位上海老同志的努力，终于建立起了呼玛自己的造纸厂。外事办要造船，主要缺少发动机，又是上海干部去联系。还有些公社和单位也利用上海干部的关系在上海搞了一些物资、设备，这些都为呼玛的经济建设和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上海干部在呼玛工作十年里，为呼玛的经济建设付出了辛苦，做出了贡献，功绩不可磨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上海为这些插队落户的干部落实政策，大部分干部回到了上海，回去后有的干部还和呼玛保持联系，为呼玛的发展工作。99年大兴安岭在上海召开商贸洽谈会，地委派由原来在呼玛工作的王雨臣同志去打前站，首先还是找在呼玛插队的干部赵堂景、赵根发同志帮助联系上海的有关单位。

　　插队干部回去后，上海又派出知识青年慰问团，人员的组成有的是原来的插队干部，有的是从各机关抽上来的在职干部，慰问团的同志们虽在呼玛的时间短，但他们也为呼玛做了很多工作，无论是知识青年工作，还是县里的其它工作，他们都付出了一定的辛苦，有一定的功绩。

　　我和上海干部因为工作关系接触、交往比较多，也多认识了一些同志，他们不仅在工作上给了我许多帮助，在个人生活上也给了一定的帮助。有一次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春华同志患病，县医院不能确诊，就是我同上海干部联系去上海治的病。我老伴患红斑狼疮，也求上海干部帮助联系医院，在病床紧张的情况下去了就能住院，治病没耽误，经两次住院治疗效果很好。

　　我在知青办工作期间，来协助工作的上海干部同志们，工作都积极主动，有热情、有能力，我们之间都互相尊重，关系处得比较好。我觉得自己在知青办做出的成绩和这些上海干部努力工作分不开的，所以，我内心感谢积极协助我工作的这些上海干部。

　　上海干部离开呼玛以后，我和这些上海干部和知识青年还在保持联系。80年、91年、99年，我曾几次去上海，我都看望他们，在一起叙旧，有机会在一起玩玩，还有时候在一起聚会。

　　我到秦皇岛后，上海干部、青年也到我这里来。97年夏天，李华明、赵堂景、徐向群三位一起到我这里住几天，也有青年经常到我这里来，我从内心里高兴，看来我们之间确实有了深厚的友谊。

　　有一些上海知识青年的儿女陆续考入了秦皇岛燕山大学。在这上学期间，节假日有时间就到我家里来，和我的孙子、外孙女都比较好，到了节日，我的外孙女就要找小姐姐来家里玩，看到这些，我们和上海人之间的友谊已延续到了下一代。

作者：曹文胜，原呼玛知青办主任，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