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记忆

作者：何 欣

从内蒙到呼玛

　　1969年3月22日中午，我们104名六八届上海市中专、技校、半工半读学校学生在同学、老师、家长、亲友隆重的欢送下，于上海彭浦火车站登上北上的列车，奔赴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插队落户。

　　3月24日下午，火车到达宁城。第二天我们就被分配去甸子和西泉两个公社；去甸子公社48人，分在红城大队五个生产队和红旗大队；去西泉公社56人，分在建设大队、西泉大队、朝阳大队、东达大队、西达大队。我分在甸子公社红城大队第四生产队，与包志奋、施建兴、华远强、张龙根、苏友林、蒋德芳、陆兴元共八名男青年组成一个集体户。

　　在宁城插队虽然只有一年另四个月，但我却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磨炼（因本文主要是讲关于呼玛的事，所以在内蒙的故事只好省略了），触摸到中国社会的最低层，感受至深，永生难忘。（1999年8月，我和包志奋、李明堂三人专程回宁城，参加当地政府组织的老知青"第二故乡情"返乡活动，终于了却了多年缠绕在我心头的思乡之苦。）

　　1970年7月中旬，从公社传来消息：黑龙江省呼玛县在接收大批上海知青的时候，得知上海有一批中专、技校毕业生在内蒙古宁城插队，就要求将这批知青抽调去呼玛；经过与上海和辽宁方面（那段时期，内蒙古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洽谈，上海和辽宁均同意由黑龙江省呼玛县抽调这批知青去呼玛安置，最近就要调动。

　　我们于是翻看地图，了解到呼玛地处北纬51度，就在黑龙江边，与苏联一江之隔，是名副其实的反修前哨。大家都很兴奋，恨不能立即奔赴反修第一线参加战斗。

　　1970年7月22日上午，公社召集红城大队上海知青开会，宁城县驻队干部老金同志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他肯定了我们在农村的进步，并说贫下中农很舍不得我们走；他要求我们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为到反修最前线后能够很快适应那里的环境。

　　其后，甸子公社的老姚同志讲了话，他说：你们从小在上海大城市生活，明知内蒙农村很艰苦，但还是毅然打了头阵；来到农村后又接触了实际，学会了很多东西，也做了很多工作；他还主动检讨说公社在知青工作方面做得很不够，存在许多问题。

　　上海慰问团的王忠楠同志随后讲话，他说：我主要是来欢送你们的，上海革委会王俊生同志专程来护送你们上呼玛。我要向你们学习，你们抓阶级斗争、搞生产斗争都很突出，这次还有不少同志本来要出席县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的。（注：县讲用会日期是7月26日，正是我们出发之日。我也是代表之一。）去年我们来过一次，看到了许多事情，给我们教育很大。这里落实中央26号文件的行动还比较迅速，这也值得我们学习。（注：1970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26号文件，对改善各地知青状况起了很大作用。）现在为了保卫边疆、建设边境，你们要到反修最前线去了，到了新的岗位上，要继续保持和发扬你们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

　　最后，是来宁城接我们的呼玛县知青安置办主任姜学成同志讲话，他向我们介绍了呼玛的概况，他说：黑龙江全程3000里，有1000多里在我县；我县最北端是漠河公社，最南端是三卡公社，上下距离600公里；呼玛县与苏联隔江相望。从这里出发，火车两天到嫩江，离呼玛还有1000里，到黑河500里，到呼玛又是500里；交通很不方便，县里开会一般不能按时开。那里是山区，还没有开发，以农业为主。呼玛原属黑河地区，现在已划入大兴安岭地区。

　　那里的阶级斗争很复杂，边境建设任务很重。老百姓平时下地，还要趁天黑或下雨挖地道。吴八老岛就在我县境内，斗争比较激烈。最近苏修搞假缓和，但舰艇还在黑龙江里跑来跑去。敌人派遣特务，但只要过来就跑不了。

　　那里自然条件很艰苦，冬天零下47度，漠河达到零下50度。虽然是拖拉机种地，但活也挺累，要割小麦，刈草喂马，蚊子又多。那里地有的是，但种地只管种和收，平时不搞田间管理，广种薄收，靠天吃饭。工业很不发达，工厂很小，有的厂还要从头建设。呼玛很需要人力，现在才三万人；县城原来只有500人，上海下放干部来了500人，上海知青来了6000人，还要接6000人，任务就是保卫边疆、建设边疆。

　　老姜同志最后说：你们来内蒙一年多，成长很快，你们的情况我们比较了解，你们去，我们很放心，你们去了以后一定都是很得力的骨干力量，我们很欢迎你们。

　　当天下午，我们分组讨论，大家都说，通过老姜同志介绍，对呼玛的艰苦方面有了一定的认识，基本上做好了过艰苦生活的思想准备。大家要求组织上能将我们分配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去，要以实际行动来回答党对我们的考验和培养。大家还讨论了一些再次北上的具体问题。

　　7月26日上午，我们在大队部门前集合，然后分乘两辆卡车驶向宁城县城。我们出发前，许多农民前来送行，我们和农民们都哭了。我离开上海时未流一滴眼泪，没想到与贫下中农离别时，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这大概就是感情的变化吧。

　　中午来到县城后，我们红城大队知青与老姜、前来送行的大队干部、贫下中农代表、沈阳五七战士代表等一起在县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成为我一生中最珍贵的照片之一。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同一批到宁城的上海知青并没有全部抽调去呼玛，甸子公社留下了3名知青，西泉公社留下了6名知青，还有2名知青在此之前已离开宁城，因此，最后调往呼玛的知青只有93人。

　　我们乘坐的是下午7点10分开往沈阳的火车。开车之前，宁城县在车站月台上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欢送仪式，上海市革委上山下乡办公室王俊生同志讲了话，并向宁城县、甸子公社、西泉公社赠送了毛主席座像；县革委会刘常委代表宁城县讲了话，向上海慰问团也赠送了毛主席像。很多到县里参加讲用会的五七战士都来车站送行，分别之际，大家都激动万分，热泪盈眶。

　　（我们公社的五七战士都是沈阳公检法的干部，年纪多在40多岁或50多岁，大多是全家下放农村；他们虽然比我们年长一大截，而且相处时间不长，但大概因为当时处于那种特殊年代特殊环境的缘故，彼此间很容易沟通，也能相互支持，感情十分真挚。这些五七战士后来不知何时返城，现在算来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二次北上的列车准时开动了，我们和欢送的人群都拼命地挥手告别，直到彼此消失在遥远的视线里......

　　7月27日晨，火车到达沈阳；一下车，沈阳京津沪浙知青接待站即来汽车将我们接到接待站，不但为我们准备了洗脸水和早饭，还安排我们看了一场朝鲜电影《战友》，使我们这些在内蒙农村呆了一年多的知青倍感亲切。

　　7月27日下午5点，我们乘火车离开沈阳继续北上，7月28日上午11点左右到达齐齐哈尔，下午2点半又上火车，晚上11点到达嫩江。

　　原计划我们要在嫩江住一夜，但嫩江方面旅馆没有落实，我们下车后无处可住；幸好呼玛派来接我们的几辆大客车当天赶到嫩江，随车还带来200斤饼干作为我们路上充饥的食品，于是我们九十几号人就都坐在呼玛的大客车上，度过了进入黑龙江后的第一夜。

　　7月29日凌晨3点，我们车队就出发开往呼玛。过了嫩江以后，气温明显下降，有点入秋的味道；天气时而下点小雨，时而还飘点小雪花，真是见到六月雪啦。幸亏大家早有准备，及时添加了御寒的秋衣。

　　经过黑河时，正巧那天中苏在黑河举行边境谈判，城里管制很严，于是，我们的汽车只在黑河加了油，然后继续赶路。晚上我们在呼玛县三卡公社住下。

　　三卡公社就在黑龙江边，江面不宽，江水很清澈，苏联的了望塔耸立在对岸一片浓密的树丛之中。我们不少人在临睡觉前都不约而同地来到江边，站在黑龙江水里擦洗身子；水不凉，很舒服；我想，这就算是我们行了在呼玛安家落户的洗礼了。

　　7月30日，我们的车队起早向呼玛行进；行至呼玛河边时，我们都被呼玛河畔的美丽景色迷住了，不由自主地发出一片惊叹声。

　　7月30日中午，我们经过三天半的旅行，终于到达二次北上的终点站--中国最北部的县，宁静整洁的呼玛县城。

　　从此以后，我们这一生就与呼玛结下了不解之缘......

进入椅子圈

　　我们从内蒙到呼玛时，只想着服从边疆建设的需要，至于究竟干什么并不清楚；去接我们的县知青办的姜学成主任一点也没透露，直到呼玛后才知道，我们将被分配到县里各企业、事业单位工作。

　　我们是1970年7月30日中午到达呼玛县城，7月31日、8月1日听了两天报告，8月2日上午，县里宣布了我们的分配方案。我和沈炜敏、包志奋、张龙根、任基峰、杨子康、张才忠、鲍风雨、张金山、陈勇翠、李培琪、彭月珍、周其、沈浩清等十四人分配到呼玛县发电厂。其他人分配到运输公司、农机厂、印刷厂、酒厂、制材厂、椅子圈煤矿、八十四木器厂、十八站通用机械厂 、银行、商业等单位。

　　当天我们就到电厂报到，受到电厂领导和职工的热情欢迎，不但立即为我们安排好宿舍，还派车到旅社将我们的行李取回来。

　　呼玛县远离国家电网，离黑河也有250公里，无法使用电网的电力，也无法与附近的电厂并网，整个县城只好靠电厂一台老掉牙的蒸汽机发电，发电能力仅有几百千瓦。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的局面，县里决定在椅子圈建设一座新的发电厂。（最初计划一期工程的装机容量仅为880千瓦，后来改为1500千瓦；二期工程为3000千瓦。）

　　椅子圈离呼玛县城36公里，三面环山，符合当时三线建设的战备要求；椅子圈煤矿离电厂只有2公里，煤炭运输十分便利；从椅子圈电厂向呼玛和兴隆金矿架设供电线路的地理条件也比较好；新机组投产后，必将对呼玛今后的工业发展和居民生活的改善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县里在椅子圈成立了电建工地指挥部，正在做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急需用人。我们这批新来的知青经过几天的学习和劳动后，就分批前往椅子圈参加电厂建设。

　　我和沈炜敏、包志奋等六名知青第二批前往椅子圈工地。8月9日那天中午吃过午饭后，我们带上行李，先乘卡车到七棵树，然后换乘东方红链轨式拖拉机拉的爬犁向椅子圈进发。

　　从七棵树到椅子圈还有18公里，公路正在建设之中；修路的队伍里大部分是上海知青。在离七棵树不太远的路边山体上竖着一块木制的墓碑，听说是不久前一位修路的上海知青在排除哑炮时牺牲了，同伴们在他殉难的地方立了这块碑，以示永久的纪念。

　　拖拉机拉着爬犁只能在公路下面的树林里穿行，一路开去，撞断了许多小树，让我们感到拖拉机象坦克一样所向披靡。爬犁在山地里行走时东摇西晃，好象坐在船上，晃得人头脑发昏，但颇有新鲜感。待到达椅子圈时，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算来足足走了四个多小时，刚下爬犁时脚都直打晃。

　　椅子圈电建工地还没有职工宿舍，所有的人都住在一座旧厂房里，床是用桦树杆搭成的大统铺，上面铺了一层厚厚的草。房间当中架着一个用汽油桶做的炉子，里面点着火，使人感到暖融融的。地上有一个用木板钉的桌子，桌子周围有一圈用木板钉的长条凳。住处虽然非常简陋，但大家都很乐观，说这条件比抗日联军强多了。

　　椅子圈电建工地的前身是日伪时期日本人建的一座发电厂，主要为金矿供电。当时装机容量有多大，现在已无从知晓；但从厂房内遗留的机器基础来看，肯定比我们的装机容量大得多。二战后期，苏联红军打进我国东北，消灭了日本关东军，并将日本人在东北的工厂的设备全部作为战利品运回了苏联。椅子圈电厂的锅炉、汽轮机、电气装置都是被苏联红军拆走的；据说从椅子圈电厂运回去的设备就装在黑河对面的布拉迪沃申斯克发电厂。

　　当我们进入椅子圈时，那里只有一座三十多年前的青灰色厂房，矗立在一片杂草和稀疏的小树林之中。十几米高的厂房已没有房顶和门窗，只有拆不走的混凝土基础；厂房内到处杂草丛生，一副残败景象。

　　我们进入椅子圈的第二天就投入了紧张的体力劳动，因为有内蒙锻炼的底子，大家并不觉得劳累；我想到在内蒙铲地时，每天四点多钟就下地，中间吃两顿高粱米面或谷子面做的大饼子，晚上要干到八点多钟才收工，累得走路都走不动，回来还要自己做饭，用小米野菜稀粥混个水饱，然后倒头就睡；而现在只工作八小时，在食堂就餐，吃的是白面大馒头，尽管菜不算太好，但我感到与内蒙农村相比可强多了；加上每月有48元的工资，工地上还有每天4角的补助费，经济上可谓一步登天，我们很知足，因此干起活来浑身是劲。

　　在我们进椅子圈之前，电建工地上的主要劳动力是原呼玛装卸队的工人，大约有十几人；加上几位呼玛电厂调进的干部和工人，青年工人很少，但其中就有四名上海知青，是从插队知青中抽上来安排工作的，他们是：张申庆、臧德胜、许桂南、吴小玲。

　　9月份，工地上又来了一批上海知青，他们也是六八届中专、技校的学生，原来由于健康等原因在上海待分配，呼玛县就将他们直接分配到县直属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他们是：陈国钧、林恩高、陶德龙、夏伟樟、杨永发、杨东良、徐婷婷、华金媛、翁爱娟等。

　　另外，电建工地指挥部还在呼玛各公社生产队抽调了几十名临时劳力参加电厂建设，其中绝大部分是上海知青；特别是荣边公社小工厂来的几名知青如孙大成、宓祖谋、李耀华等，在椅子圈工地工作有一年多，时间最长。

　　第二年初，十八站通用机械厂要搬迁到呼玛，先在呼玛盖厂房，厂里的工人作了临时安置；从内蒙来的分配在通用机械厂的知青，均被安排到椅子圈工地支援电厂建设，他们是：潘志成、王国珍、薛春华、孙德芳、李明堂、赵国镇、费凤生、陈爱珍、金毅、黄瑞鑫、徐国渊、王振平、王振远等。还有几名从上海直接分配去通用机械厂的知青如吴佩兴等，也安排到椅子圈工地工作。老朋友们会师椅子圈，真是高兴非常。

　　知青们的陆续到来，使原先冷清的工地热闹起来了。有了大批生力军的加入，基建速度明显提高，厂区的面貌很快得到了改观。

　　必须一提的是，曾有两名从生产队来椅子圈支援电厂建设的上海知青，在那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虽然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但心里一辈子都在纪念他们。

　　第一个牺牲的女知青是个长着娃娃脸的活泼女孩，大概不满十九岁。那天她乘煤矿的拖拉机回生产队取东西，不料在离椅子圈不远的公路上，拖拉机与拖车连接的销子震掉了，拖车失去控制翻了车，乘车的人大部分被甩了出去，她却被拖车的车厢板压在下面，当时就死了。不幸的消息传回椅子圈，大家都非常难过。

　　第二个牺牲的男知青是和生产队老乡进山放木头的，和我住在一间房子里，是个不太爱讲话的男孩。进椅子圈后的第三天就出事了。那天他们一伙的两个社员比他们先进山，在离道边不远的地方放起树来；当树倒下时，这位知青乘坐的马爬犁正好经过这里，赶爬犁的老乡见有危险，猛地一甩鞭子，马往前一窜，将倒坐在爬犁上的他掉在了道上，被倒下的大树砸个正着。得知他遇难的消息时，正是午餐时间，大家震惊和悲痛，一时默默无语，谁也吃不下饭。

　　在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在椅子圈那样要啥没啥、交通非常不便的山沟沟里，白手起家干了三年，完全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终于建成了一座发电厂，这其中的甘苦，只有亲身参加建设、经历过无数艰辛的人才能体会，才会真正懂得这座发电厂的价值。对于我来说，我的青春和理想在那时就都铸进了椅子圈电厂的基础里，椅子圈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无论我走到哪里，它都会呼唤我的灵魂，让我永远不会忘记它。

修涵洞

　　每当我坐着汽车奔驰在高速公路上，时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进椅子圈的那条公路。

　　那条公路是椅子圈与外界联系的唯一的命脉。电厂建设时，工地上所有的建筑材料、机器设备、粮食蔬菜、油盐酱醋，都要靠汽车或拖拉机一点一点地运进来，还有我们知青最关心的信件，也要靠拉货的车捎进来，因此，公路一出现问题而不能通车，工程建设就要受影响，工地上的日常生活也难维持，上海来的信件到我们手里走一个半月的情况也不奇怪。我们都希望公路的路况良好，畅通无阻。

　　修建公路时，要穿过两段草甸子，每段大约有300多米长，如用块石做路基，取石、运石、人工等等费用都非常巨大；后来，路基都是用直径30厘米以上、七米长的松木一棵一棵排列在一起垫起来的，由此可见修这条路所付出的代价。

　　冬季里，泥土都冻得象石头似的，路还比较好走；一到春季开冻时节或夏天雨季来临，公路泛浆，车辆很难通行，交通基本就中断了，工地上就要度过一段很艰难的日子。

　　那时，电厂只有一辆老掉牙的卡车，不但速度跑不起来，启动都很困难。工地上就靠这样一台破车来回运输物资。

　　1971年1月份的一天，卡车到椅子圈后，司机向领导反映：在离七棵树五公里左右的地方，一个涵洞被来往的汽车压塌了，他的汽车花了好长时间才爬过来。去煤矿拉煤的卡车也在那里受阻。

　　第二天，工地领导徐永庆派我和荣边公社知青高岳去修复那个涵洞。我们便立即取来大锯、斧子、撬棍、扒锔子和几个当作午餐的馒头，乘上那辆破车就出发了。

　　到达现场才知道，涵洞是用直径二十厘米的松木搭建而成，上面一排的松木全断了，形成了一个V字型的大坑；要完全修复，差不多等于重造一个，单靠我们两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决定搞些原木把洞填平，让汽车可以通行。涵洞附近没有可用的树木，我们便进山伐树。

　　我们上山干活后才知道困难不小：首先，临时借的大锯没有整理过，拉起来累死人；好不容易放倒一棵树，打完树杈，要扛到公路上，连个搭肩的人也没有。山上没有路，一个人又扛不动，两个人一前一后很不好走。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将两棵原木整到公路上。

　　看看材料还缺很多，但要全靠上山现伐，显然时间和体力都不够。小高提议到古龙干河大桥去拆修路时搭的房子，我算算来回的路程和大约需要的时间，决定说干就干。

　　大桥与涵洞之间要过两个山坡；我们在大桥的旧房子上拆了两根直径约十五厘米、长约六米的原木杆，一人一根扛回来；那天虽然下着雪，但身上的衣服全都被汗湿透了。

　　为了抓紧时间完成任务，我们草草吃了午饭（每人两个冷馒头），马上接着干了起来。我们将原木填在大坑内，用扒锔子固定好；并根据修理的需要，又上山去砍伐一些木头回来，在涵洞周围填好、楔紧。

　　天色很快就暗了下来。我们的工作基本上完成了，但由于扒锔子太少，牢固程度令我不太满意。我们的修理质量还有待明天汽车的考验。

　　大概下雪的缘故，整个下午没有一辆汽车进出椅子圈。我们只得扛着工具，迈开双腿往回走。干了一天的活，再走十三公里山路，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们又饿又渴，边走边吞把路边的雪润润嗓子，但也没忘记欣赏林影昏月的雪后夜景，特别是放声唱起杨子荣的"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来，更感到意境极佳。

　　离煤矿还有三公里处，突然看到前方有一群人走来，好象还在呼唤着我和小高的名字。原来工地领导和同志们不见我们归来，非常焦急，于是派人来迎寻我们，生怕发生什么意外。

　　我们回到工地后，同志们都说在为我们的晚归担忧，并关切地问寒问暖，使我深深地感到集体的温暖；尽管两腿累得酸痛，但心里十分愉快。

　　第二天，汽车又开进椅子圈，我向司机打听通过涵洞时的情况，他说，涵洞修得很好，汽车通过时很平稳；其他司机反映也不错。我听了以后，一直牵挂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作者：何欣，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