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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片土地走来
作者：刘贤方
那年我十七岁
中国在1966年末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当时我是上海复兴中学初中一年级学生。不久，所有大学和中学都停课闹革命，我的中学时代也就结束了，从此再也没有迈进中学校门了。不管今天的社会如何评价那一场政治运动，对于经历了那段历史的很多人来说，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是难以忘怀的。
当时在校的高中和初中学生后来就统称为“老三届”，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我是68届初中，是“老三届”的最后一届，所有的正规教育也就是六年小学加一年初中。
紧接着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一大批中学生离开了城市，前往农村和边疆地区插队落户。据统计，仅上海地区前后就有109万初中和高中学生去了各地农村，北至黑龙江、内蒙古、吉林，南至云南、贵州和江西等地。
我们几个要好同学约定，要一起去黑龙江军垦农场。我虽报了名，却没有被批准，是政治审查没有通过。由于具体细节是不告诉本人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我有“海外关系”，我大伯父在香港居住——很多年后，我才发现情况远要复杂。
最后，我去江西农村插队落户。我出发时, 寄出行李上写的地址是：“江西省清江县山前公社西塘生产大队叶家村生产队”。
我是在1970年3月15日离开上海的。那个时期，上海每天都要发出数十辆列车送上海知识青年去外地。为了解决这一突起的运输压力，上海郊区的彭浦设立了临时火车站，其实也就是芦席棚搭起的简陋亭子，用于发送知青专列。
至今，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那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我爸爸、妈妈、姐姐和妹妹一起到车站去送行。我们一早出发，赶到那里时，发现整个车站已挤得水泄不通，都是即将出发的下乡知青和送行的家人、亲戚和朋友。
即将离开的都是些十几岁的青少年。一个老太太抓着那似乎是她孙女的女孩子，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死活就是不让她上车，是车站工作人员强行把她拉开、拖住，才使那哽咽着的女孩子登上了车，那老太太还在那里捶胸顿脚。我妈妈已红了眼睛，我觉得心里酸酸的，就先上了车。
最后，火车缓缓启动了。就在那一瞬间，送行人群不约而同地，齐声爆发出嚎啕大哭声。那一片哭声是那么地突然、那么地整齐，就如同交响乐团在演奏中，当指挥手中的指挥棒猛然地向上一挥,一下子进入了乐曲的最高潮。那是个多么悲壮的场面啊——可这却有悖于我们伟大领袖的教导。我坐车厢里，周边的许多学生都已哭成了泪人。
这列火车是额外的，要给所有其它列车让道，所以比慢车还慢。一路上开开停停，爬了二十几小时，我也是时睡时醒。直到了第二天下午，火车停下来了，听说到了目的地。出了车厢，发现那是一个偏僻的小车站，看了标志，知道是临江车站。
下车后就看到一群群的乡下人，皮肤黝黑，衣着粗陋。那是地方上的干部和农民，专门来接去他们那里落户的上海知识青年。我们各自找到了自己大队的接待干部。西塘大队还安排了一辆拖拉机来接上海知青，我们一行共是十五个上海人，在把行李搬上了拖拉机的拖车后，也就都爬上了车。
我也注意到，不是所有接人单位都来了拖拉机，有些地方是带着独轮手推车来接人的，那些农民把行李绑上车后，就带着知青步行返回。当时，我还颇为自得，他们靠的是11号车（指走路），而我们却有八个轮子的车来接。
后来才知道那些步行下去的知青才更为幸运，因为他们分配在离铁路要道较近的村子，交通方便，经济也比较发达。而我们下放的村子离临江车站，走公路有七十多里路，走山路也有三十多里地，交通极不方便，经济也更落后。
拖拉机上了路后，我们感受到了与乘坐公共汽车完全不同的滋味。抬眼展望，都是丘陵地带，是那种腥红色的红壤地，一路上也只看到稀稀落落的松树和小灌木丛。在那贫瘠的土地上，只有这些生命力顽强的植物才能生存下来。所谓的公路也只是两条平行的车轱辘道，是由机动车轮子长年行驶压出来的痕迹。那车轱辘道在高低起伏的山坡上绕来绕去。拖拉机也在山路上绕来绕去，它拉的拖车更是颠簸得不行。我们站在拖车上，紧紧地抓着扶手，被甩得晕头转向，有些女孩开始呕吐了。最后，终于到达了终点地——湛溪镇。
下车后，小韩，一个长得很妩媚的女知青，气愤地抱怨：“以后再也不要坐这鬼拖拉机了。”——那时我们尚不知道，以后能搭这拖拉机就很感幸福了，因为那里没有公共交通。要外出，只能到五里地外的光华山林场搭便车，是跑运输的拖拉机。是否能搭到车，那就要看司机的心情了，还要看他的脸色。
湛溪镇还不是我们落户的村子。我们十五个知青五个一组地被分到西塘大队的三个村子，离镇上还有几里路。各村来接人的干部和农民已在等候了。上海知青们已彼此结识了，大家挥手告别，并约好要互相走动，然后就上路了。
与我一起下放在叶家村的小谢，是上海知青班的班长，68届高中生，所以比我大三岁，瘦高个儿，穿着深蓝色的咔矶布中山装，很有干部架式。一路上他很活跃，见到来接我们的生产队会计叶钱儿，就主动上前握手寒喧，显示出他善于打交道的长处。还有三个女知青，小韩、小邹和小郑。
从湛溪镇到叶家村，约为五里的山路。农民们把我们的行李装上了独轮手推车，推着“吱嘎，吱嘎”地上了乡间小道。我很好奇，也想试一试。农民们指点我：先微弯下腰，背上车背带，两手各抓一边的手柄，再挺身站起身来，推着车向前走。可我才走几步，就跌跌撞撞，差点摔倒，赶紧歇手——可到后来，我能用这小车推着四五百斤的货，走上十几里路也不算一回事了。
到了叶家村，已是下午四点多，村干部们都在等候了。他们忙着搬行李，安顿我们住下，又是欢迎，又是问候，非常热情。最后，在分配给我们的厨房里，我们在饭桌边坐下吃饭了。桌上是大碗装着的菜，堆得满满的，盖在上面是厚片的腊肉，而下面就都是蔬菜了。
我们在吃饭时，周围站着一圈小孩，看着我们吃饭，睁圆的小眼睛中流露出渴望的神色，这使我们感到难堪。突然间，我们的小郑，一个脸蛋白净的女孩，激动地用上海话喊了起来：“哦哟！这么肥的肉，猪皮上还有未拔尽的毛，恶心死了，这怎么能吃呀？”——但不久后，这些上海姑娘们就不会这么讲究了。
我们吃饭时，先是按在家的习惯，把吃剩的肉皮和骨头在桌面上留下一堆。做饭的农妇示意可以扔到桌下，我们照做了，马上就听到桌下汪汪的狗叫声，低头一看，那些张牙舞爪的狗东西们，在为争夺肉骨头而打架。那些毛茸茸的身体在我们腿间钻来钻去，吓得大家连腿都不敢动一动。
第二天，我就积极主动，要出工干活了，其他几个知青也跟来了。就这样地，我们开始了那漫长的农村生活，所经历的种种艰辛困苦，是无法一一言尽。但是，有些地方的上海知青还更为悲惨。相比较，我们尚算比较幸运的。
万里长征始于足下
农村当时实行了人民公社化。公社相当于乡一级的行政机构，下辖数个生产大队，下面则是按自然村组成的生产队。生产队是生产和核算的基层单位，组织农民参加集体劳动，并以“按劳分配”的原则分配劳动成果。
江西农村以种植水稻为主，普遍推行了双季稻生产。但那里属于偏冷型的亚热带气候，适于农作物生长的温暖期比较短，所以每年春暖之际，必须分秒必争，尽快地把早稻秧苗种植下去，才能获得足够的水稻生长期，以保证一年的良好收成。这就是俗语所说的：“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春播季节的劳动极其繁重。
我们到叶家村后不久，春播农忙开始了。我们也与当地农民一样地出工、收工，参加紧张的生产劳动。所有的农活，挑担、拔秧、插秧，锄地、砍柴、挑水等等，对我们都是新的挑战。农民们挑着重担在田间小路上健步如飞，可我们连空手走路都会滑下水田去。但由于努力，我们适应得很快。
在江西的上海知青，都会经历过水土不服阶段。到农村后不久，全身长出了很多红点，像疹子一样，很痒，然后就转化为水疱，破了以后就流出黄水，痊愈后不久，又长出新的疹子。这样地长好了又发，断断续续，要到两年后才会适应。记得我有一次回上海，去公共澡堂洗澡。大家都是赤身裸体在冲洗，旁边那个不相识的小伙子，我看了他一眼，他也看着我。我问：你下放在江西的吧？他点了下头，说：你也是吧？我们会心地笑了——我俩全身都是点点斑斑，疤痕累累。这是上海人在江西农村生活过的铁证。
我少年时很害羞。有次，西塘大队组织我们上海知青学习，每个人都要发言，谈思想体会。我才说了一句话，脸就涨得通红，说不下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何红根笑话我：“来自大上海的，怎么连在大众场合下讲个话也不好意思呢？”
小谢是我们的带头人，他能言善道，长于外交。我比较木纳，但工作踏实，不怕苦不怕累、努力表现——三十多年后我故地重游，当地农民都还记得我，众口一致地说，小刘是最“吃嘎”（好）的，舍得累，吃了“恶苦”。
与天地斗其乐无穷
农村的习俗，每个村子中间都有一个大厅，称之为“总厅”。那里是集体开会和议事的地方，每到春节期间，厅里会生起炭火，众人围着烤火聊天。
走进总厅，就看到竖立在右边的鼓架，上面架着一个很大的鼓，看起来就像是古代衙门里的皮鼓。那鼓敲打起来，鼓声低沉，可以传得很远。白天鼓声响起，是生产队集体出工的时候，若晚上鼓响，则是干部召集村民们来开会。
春播农忙季节开始了，前后大约有三个多星期。在那期间，每天凌晨三四点，在睡梦中就被“嘭！嘭！嘭！”的闷沉鼓声惊醒，那是开早工的通知。我从床上挣扎了起来，走出门口，天空仍然是黑漆漆的。我们要去秧田拔秧，在靠近村子边的秧田中，已挂起了一盏点亮的马灯，隐约可见。
我们就摸着黑朝灯亮的方向走去。我站在田埂上，停住了，一咬牙就把那尚在被窝里睡得暖乎乎的脚踩入了水田。那是早春的凌晨，水田中的水仍然寒气逼人,双脚浸在冷水中，那种侵入骨头的冷痛感觉，刻骨铭心，即使今天我仍然清晰记得。
站在水田中的最初两三分钟，人就像是凝固了一样，当浸在水中的脚被冷得麻木，丧失了感觉，也就不痛苦了。接着就弯下腰去拔秧，把秧苗拔出来后，再把秧苗根部的泥土洗干净后用稻草杆扎成一束，扔在一边后再拔第二束秧苗，第三束秧苗……这样地，一直要干到天亮。
收早工后，就匆匆地吃早饭，那只是青菜粥，放些盐而已。因为已很饿了，吃得特别香——我回想起来，也觉得难以置信，那么大的碗，一下子就吃下了两碗粥，那时胃的容积真有那么大？
接着就是出上午工。我们挑着满簸箕的秧苗捆，去离村子较远的水田。下到田里后就开始插秧了。就那么弯着腰，不停地插啊插的，要干上十几个小时，吃午饭时能休息一下，一直到晚上，直到肉眼已看不清插下的秧苗，才收工回家。
在收工的路上，我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一方面是因为疲惫不堪，另一方面也因为天黑得看不清路了。回家后，农民们还要煮饭、喂猪，可我们就简单地吃点冷饭剩菜或上海带来的酱菜、肉松什么的，很快就睡下了。
在一天的紧张劳动后，上床那就不是躺下，而是瘫倒的感觉。浑身的肌肉酸痛，脚底板也是火辣辣——白天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水田里，已被割了许多小口子。我瘫在床上，心里在想：明天是无法爬起来了。可到第二天凌晨，当鼓声又响起来时，我又强行着爬起来，又那么跌跌撞撞地走向了田头。
因为是农忙期间，生产队杀了一头猪，每户农家可分到一斤肉，我们知青受到特别照顾，每人一斤肉，我们五人加在一起就有五斤肉了。那样的新鲜猪肉，已是大家很久没有吃到的了。
我们提着肉回来，切成大片后，扔到锅里加一勺水，放一撮盐，煮熟后就这么吃了起来，还觉得特别香。那几个上海姑娘，也在啃得欢。我看了一眼小郑，她的筷子夹着一块白花花的肥肉，正飞快地往嘴里送，那猪皮上还留着毛呢！
想起初到农村时，她那种挑剔劲，现在却也在狼吞虎咽，我乐了——古人说的不错，人是“先衣食足而后知礼节”。农忙季节的劳动强度太大了，人体消耗过多，那是生理的需求，要补充油水。
收获后的喜悦
农村秋收后，就闲下来了。到了阴历年底，就准备过年了，按习俗过年是从正月初一到十五。生产队也开始结算分配了，那称之为“分红”。所有家庭，按各自人口、出工人数和天数、劳动强度，分配到劳动成果，其中有农业实物和现金。
我们上海知青也有应得的份额，每人分到一年的口粮、钱和其它实物。一年劳动下来，我分到了人民币67元多钱，当时这也是微不足道的。但这也是辛勤劳动后的第一次收入，那就意义非凡了。
分配到的农产品还包括珍贵的花生、食油等。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城市居民消费品是极其匮乏的。像上海那样的大城市，几乎什么都是计划供应，每个家庭都按期领取到粮票、布票、棉花票、肉票、蛋票、糖票、酱油票、盐票、油票等。
我分到了１５斤花生油，２３斤花生——要知道，上海的食油供应，每人每月才是五两，而花生则是很少有供应的。我把所有花生和食油，再加上自制的蕃薯片、麦芽糖、油炸豆腐、乳豆腐、豆豉等农副产品，装成了两大箱，喜气洋洋地，准备回家把年过。
原是我与小谢同行，可那三个女知青又来央求，要和我们一起走。那天，天空还是蒙蒙亮，我们五人就出发了。我们步行，而行李就由三个乡下老表用独轮小板车装着，吱呀吱地推着，一直把我们送到临江车站。从广州到上海的慢车停靠临江站，我们就是搭这班车。可那已是快到年底，是铁路交通运输的高峰期。火车虽然停下了，可车门口堵得满满的，不可能再上人了，况且我们还有这么多行李。
这倒难不住我，农村生活已使我变得粗野了。我领着头，我们一行人顺着列车一路走过去，看到一个车窗口是半开着的，这就是机会。我纵身一跳，双手抓住窗沿，再翻个身，一咕碌就钻进了窗口——我的背脊肌肉非常发达，在单杠上引体向上的动作，一下就可以做50多下。
我进去后就强力打开了窗子，一边嘴里在说：“叔叔，阿姨，我们是上海知青，要在这里上车，请借贵方一块宝地……对不起，请挪一下小桌上的茶杯。”
已为既成事实，多数乘客只好默认了。有个小伙子却生气了：“你看看，把我的茶杯都打翻了。”
我眼睛一瞪，吼道：“已经向你道歉了，你到底还想怎么样？”
他看我气势汹汹的样子，就不出声了。才眨眼之间，所有的行李就都传上来了。其他几个上海知青也被送我们来的老表连推带顶，从下面塞进了窗口。
在安顿好后，我才松了口气，发现上衣已全被汗水湿透了，因为用力，也是因为太紧张。我陪着笑脸再次向座位上的乘客表示歉意，说我们也是不得已呀。我们人都已上来了,他们也只能体谅了。
终于到上海了！走出了火车站，我看着走在路上的行人，首先大吃一惊：“上海女孩子的肤色怎么这么白啊？”苍白得就像在农村杀鸡时，放了血、拔了毛后的鸡那个颜色——请原谅我的不敬，但那确实是首次回上海时的第一个视觉印象，因为在农村见惯了那晒得黝黑的肤色。
走进家门后，第一感觉是房间里太明亮、太干净了。在看到家里的锅碗后，又是一惊，怎么这么小啊！锅也就乡下人的碗那么大。我问：“我们家的锅碗都换过了？”
“没有啊！”
我明白了，我已习惯了农户人家的大碗、大锅、大灶，就会产生这种视觉上的误差。一会儿，我妈下班回来了，她看着我就抹眼泪，可我却充满着幸福感。
在吃饭时，我妹突然大叫起来：“哥哥，你怎么把吃下的骨头都往地板上吐啊？
我一下醒悟了：“对不起，这是在乡下的习惯。”我告诉她，乡下屋内也是泥土地，吃剩的骨头扔到地上后，狗会吃个干净。
大病一场
第二年开春时，上海知青们又先后回到了农村。我稍事休息后，就投入了劳动。我已很有经验了。去年我初次下水田插秧时，那秧苗插得东倒西歪，不成行也不成线。小谢可强多了，因为他是高中生，在农忙时去过上海郊区参加劳动，有过插秧的经历。
但到这时，我已是插秧的一把好手了，甚至超过许多当地农民。只见我下到水田后，左手操起一把秧苗，右手从左手里分出一株秧苗，三个手指捏着敏捷地插进了水田，然后又是第二株、第三株……一排六行，插一排退一步，一排又一排……我插秧的速度，那真是比鸡啄米还快，即使在前面插秧的人已走了很远，我只要动起手来，那就是稀里哗啦地，一下子就赶上去了，最后还把他远远抛在后面。而且，我插的秧，窝距行距整整齐齐，秧行排列笔直。我在村里还是“起率”的（即插第一排的秧，别人就跟着我的秧排插）。乡下人夸我聪明，学习很快，才插了一年秧，就超过了他们练了半辈子的。
其实，我只是善于总结经验罢了。插秧的动作是，左手握着一把秧苗，右手的中指、食指和拇指从左手的秧把里分出一株株的秧苗，插到水田里。但我已悟出了窍门：提高插秧速度的关键不是右手插得快，而是能用左手的大拇指，迅速均匀地从秧苗把中分出一株株的秧苗。多数人不习惯使用自己的左手，所以要提高插秧的速度，就要人为地训练左手动作。在插秧季节前，我就训练了自己，左手握一把短稻草杆，练习以大拇指分秧苗的动作。这非常有效，所以到了春插季节，就有我那种令人惊叹的插秧速度。
一天上午，我与会计叶钱儿争执起来，我说我一天可插一亩田的秧，他却表示不相信，他在激我。我们打起赌来：我单独在一块九分多的水田插秧，只要完成了就可以收工——要知道，集体出工平均每人每天才插三分多田的秧。
我埋头干了起来，弯着腰不停地插着秧，插了一排又一排，中间也不休息。到了下午一点多，是去吃午饭的时间，我也不回去，让小谢替我把饭带到了田头。到了下午，水田中的空白面积已越来越小，胜利在望了，但我的速度也慢了下来。我极度疲乏，真渴望能放平身体，给酸痛的腰背一个休息的机会。但我还是强迫自己坚持，因为我知道，如果躺下那就再也不愿起来了。
到了下午五点多，我终于插完最后一株秧。我一下子就坐在湿漉漉的田埂上，仰天躺下了，就那么面朝青天背朝地躺着。我陶醉在那种放松后的舒服感，还有目标实现后的成就感。好几分钟后，我才又站了起来。
收工时间尚未到，老乡们还都在田里忙着。尽管我们打了赌，但我也不好意思真的就提早收工。但在不停插秧十多个小时后，我已疲惫不堪，再也不愿弯腰了。我就去干挑秧的活了。
晚上收工后,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就知道身体的感觉不对了。我暗中希望那只是因为太累了，只要休息一下就会恢复。回到家后，先躺下睡了，可到第二天早上，高烧已发到了39.5°，全身无力。我还想坚持出工，可挣扎着下到田里，实在无法支撑，又提早回家休息了。
当时，春插最忙阶段已过去了，我就在家里整整躺了两天，烧退下了，但仍然体乏无力，没有一点食欲，就决定去看病。乡下的房子室内极暗，我走到室外，在“光天化日”之下，才发现自己全身泛黄，是那种令人害怕的黄疸色。我开始担心起来了。
我步行二里路，走到大队医务室，找到了蒋医师。当年农村实行“赤脚医生”制度，即选拔出一些有文化的农民，梢加训练后，就在乡下巡回治疗。这不能解决大问题，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西塘大队的赤脚医生中，只有这位蒋医师是从县医院下来的，是乡下人公认的最好医师。我诉说了症状，他检查了一下，说我没有发烧，不会有大问题，可能太累了，休息一下就会好，注意营养，吃些腊肉、鸡蛋等的。可他的建议对我没有用，因为我不仅没有食欲，而且一看到油腻的东西就恶心，想吐。
刚好小谢参加县知青代表大会回来。他已去医院化验了血，发现得了急性黄胆型肝炎，决定马上回上海。
我从箱里翻出医学手册，查阅中发现我的症状与肝炎的形容完全相同：皮肤泛黄疸色，没有食欲，怕油腻食品，体乏无力，等等。而且，室友也已确症为肝炎，我再也无法抱有侥幸心理了——我肯定患上了传染性肝炎。其实，肝炎症状极其明显。但蒋医师仍然误症，其医术也就可想而知，可据说他还是大队四个赤脚医生中最好的。真是庸医误病啊！不，那只是反映了农村落后的医疗条件。
我决定与小谢一起回上海，可全身软弱无力。村子离临江车站有几十里的路，就是去光华山林场搭拖拉机也要步行五里路，我哪能走得动啊！乡下人告诉我，只要打一针盐水葡萄糖，就立竿见影，恢复体力了。临走前一天，我又去找了蒋医师，提出要求，他同意了。
当年的农村,尚没有今天流行的打点滴，类似方式是用一个大针筒把盐水葡萄糖液注射进静脉血管。蒋医师做好准备工作后，开始为我注射。我伸出了左手胳膊，他第一次把针头扎进了我胳膊，针筒没有见到回血，就拔出来再扎进去，还是没有回血，就再扎……就这样地，进去再出来，尝试了四五次。我睁大着眼睛，咬着牙，耐心地看着他的不懈努力。他一边工作，一边解释说，这个活挺难的，就得要这么样地反复尝试。
他额头上冒出了汗。也真难为他，为了找到我的血管，确是费了很大劲。好不容易才听他说：“行了！”就开始为我注射。在注射过程中，我的小臂感到又痛又涨。到最后，针筒里尚余下了约四分之一的葡萄糖液，无论他怎样尝试，还是无法注射完，也就只能作罢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就动身了，先步行去林场，搭上了去临江的拖拉机，最后才上了去上海的列车。直到在车厢的位子坐下，我才放松下来，那时才觉得左手臂涨得难受。我掳起袖子，吃了一惊，整个小臂肿得像小腿那么粗，而且有一大片淤青。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最后，火车到了上海。当我突然地出现在家门口了，家人们看到面黄肌瘦的我，惊愕是不言而喻的。我妹妹马上带着我去医院看急诊。
医生在初步检查后，也不等血的化验结果就已做出诊断，要求我马上住院。我就住进隔离病房，在办理住院手续时，还要称体重。我发现只有98斤了，又吃一惊——我曾做健身运动，身体肌肉比较发达，体重一直稳定地保持在125斤左右。我难道真的瘦了这么多？
护士又要抽血化验。我有过蒋医师打针的经历，心里着实是害怕，但还是装出勇敢的样子——男子汉那能怕痛啊！我左臂的淤青和水肿尚未完全消除，所以只能伸出了右手臂。只见她用橡胶管把我胳膊捆上，把注射针头敏捷地扎向我的手臂，一针见血，然后缓缓地抽出了血液。拔出针尖时也就是那么一下，然后熟练地压上棉花球。我几乎没有痛的感觉。
我看得目瞪口呆，不禁肃然起敬，佩服地说：“医生，你的技术可真高明哪！”
她不以为然地说：“这算什么？你锻炼过身体，血管很粗，这是最容易的。我们在实习时，都要用兔子耳朵的血管练习扎针。”
我告诉了她蒋医师为寻找我血管，三番五次扎针的故事，她同情地摇了摇头。我展示了仍青肿的左手臂，询问缘故。
她苦笑了：“因为针头没有扎进血管，所以葡萄糖液都注射进了肌肉。”--难怪蒋医师在注射时，我又涨又痛，而且到最后都无法注射完所有针液。
跌倒了再爬起来
急性肝炎的初发期有传染性,所以要住院隔离。传染期过后，就可以出院疗养了。我在疗养期间，也与西塘的其他上海知青相互走动。我和小谢离开后，他们也先后回了上海。大家就觉得农村太苦，没有前途，不想回去，聚在一起，也是在发牢骚。
我妈妈说：“即使他们不回去，你还是按时回去，正好有机会表现自己。”
春节后不久，我就先回到了乡下。那时村里老表已在传说，说我们躲在上海享清福，不回来了。但见到我后，就知道我体质确实不好。这一次的疾病使我开始注意健康了，体力也就逐渐恢复了。等到春插农忙时，我又投身于紧张的生产劳动了。
我亲眼目睹的一件惨事,令我极度的震惊。我们隔壁住着叶文照家, 他是大队党支部副书纪，小小的个子，连他老婆在旁都显得像个庞然大物。但他却是村里有名的强劳动力，犁、耕、耙、挑担、推车，都是好样的。家中有五个小孩，最大的才十四岁，所以经济情况也不是很好。
他平时不苟言笑，但也不会像某些干部那样，要我们从上海回来时带这带那的。有次我送了他一条上海肥皂。这在那个年代是稀罕物，备受农民的欢迎，他却一定要付我钱。在那冷淡的外表下，却有着热心肠，对我们上海知青很照顾。
那一年春插农忙时，我没有看到叶文照出工，才知道他病了。对乡下人来说，工分犹如生命。他如果不出工，那就是说他病得不轻。直到有一天，我见他侄子用独轮车载着他推向村外去了，听说是去樟树县医院看病，那一定是性命攸关的时刻了。过两天他们又回来了，听说诊断结果是肝癌晚期，没有治了。让送回来，就是让等死了。
下放在我们村的小匡原是樟树卫生学校的。她告诉我们，急性肝炎没有及时治疗，就会转化为肝癌。
我们也去探望了文照。他已痛得既不能躺也不能坐，手里抓着一根拐杖，上身趴在饭桌上，痛苦地在哼着。他肚子鼓得大大的，已有腹水了。见到了我们，又用拐杖示意别走近——据说肝癌晚期是传染性最强的阶段。到了那个时候他还在为人着想。
他老婆在客厅给我们让了座，从那里我们还能听到他呻吟声：“老天为啥要我受这个罪啊……我这辈子是没有害过谁……也不知道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哪！”真是惨不忍睹。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听说他的精神好了一些，而且还喝了半碗粥。有经验的老人就在议论了：“这是回光返照。”果然当天晚上，我们就听到他家方向传来了嚎啕大哭的声音。
叶家村里的群众就讨论开了，为什么村里有这么多的肝炎病患者？小匡说：是村里的公共厕所位置有问题，离水井太近了。
那所谓的公共厕所，也就是由土砖盖成的一个极为简易的房子，里面有一个是粪池，像游泳池那样的坑，上面横放着一些木板条，出恭就蹲在两条木条中间完成。那环境实在不是很好，特别在夏天，苍蝇纷飞，奇臭无比。我们刚到时就很不习惯。有一次，我解手时，突然注意到底下粪池里的积留物似乎在蠕动着，再仔细一看，天哪，那全部是蛆呀！真是恶心死了。
叶家村的公共厕所离水井才二十几米远，而且又是在坡上。小匡分析说，粪池里的积留物会随着地下水渗到井中去，而农村又习惯喝直接从井里舀起的凉水，极不卫生。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把厕所挪到远一些的地方。大伙听了，都觉得言之有理，也同意这么做，可不知为什么，就是没有行动。
后来，我们上海知青都搬去了麾石村。有次，我路过叶家村，看到厕所还在原来的位置，水井还在继续使用，那村子也还是人丁兴旺。是啊，咱祖祖辈辈不就是在这土地上生息繁衍吗？生命本来就是来去匆匆，何必大惊小怪呢？
那一年，大队领导又把我们尚在那里的13个上海知青人都集中到了麾石村。那时社会的政治口号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在生活中的却发生了许多下乡知青的悲惨事件。据说周恩来总理在听取汇报时，都为之震怒。随之就有了国务院的专门文件，要落实知识青年的政策。所以，大队就把我们重新做了安置。
麾石村原是个只有三、五户人家的小村，却有七十多亩田地，人少田多，那里历来有外村的劳动力过去工作。大队过去也试着办过农业与副业相结合的企业队，推行集体养猪，制作油面、米粉等地方特产，现在又把这个村子办成了知青队。
大队的谢书记亲自过问，为我们落实住房和生活问题。村里一栋土砖砌成的房子，原是生产队的仓库，临时就改为上海知青的住房。里面隔出了四个房间，我和小谢、小陈住一间，小毛、小宦、小沈住一间，另外两个大间就留给了七个女知青。这个偏僻小村庄就成为了半个小上海，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那生命没有价值的年代
我偶尔翻到过去的笔记本，看到了我当年的笔迹：“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这段话摘自于苏轼《留侯论》，是我在一次与人性命相搏，几乎酿成大祸后，抄录下来以为自己的警示。但我为什么要牵涉进如此惊险的事件？这还得从头说起。
我们上海知青搬到麾石村后，生活就比较有着落了。但这么多青年人在一起，彼此间也难免就产生出了矛盾。
小谢是68届高中生，年龄大一些，是知青班的班长。但有些知青并不服他，认为他没在为大家做事，只知道与上级搞好关系——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小谢人还是不错的，但年龄比我们大，更多些社会阅历和工作能力，所以比较世故些。平时，小毛和小宦常向他挑衅，故意刁难，但小谢表现得很委曲求全。
那是因为他怕他俩。那时的小毛，矮矮个子，长得粗壮，一脸的横肉，很凶猛的样子，而小宦则中高个，黑亮的肤色，再配上粗浓的眉毛、厚嘴唇上的小胡子，看起来就很粗犷。他们的形象，以我们当年的说法，“很野”。开始时我觉得他们流里流气的，但熟悉了，就觉得他们只是“吃象”（样子）难看，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但我看不惯他们对小谢的那种霸道样，嘴上没说，心里却觉得他们蛮不讲理。小谢是我们的班长，是义务性的服务，我们不应苛求责备，要支持他的工作。
一天下午，生产队保管员吴生和在给我们分发口粮，小谢主动地去帮忙。这时小毛和小宦又凶起小谢来，怪他没有让秤杆翘得更高一些，使他们多得些稻谷。我觉得那是保管员的工作，小谢只是在帮忙，他们这么闹，实在没有道理。我实在忍不住，就多了几句嘴，意思是说他们的不对。我只不过想说句公道话，但或许态度也不很好，结果反而是我与他俩争吵起来了。
我与小毛吵得特别凶。我平时不太作声，似乎很老实，也许他们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而实际上的我，却也是脾气急躁的。在激烈争吵之中，就发生肢体冲撞了，小毛又转身找出两把菜刀，威胁要与我单挑，一人一把刀进行决斗。我也不是吃素的，怒气冲天地冲上去。但是，其他劝架的知青硬是把我俩拉开了。
自那次吵架后，我们虽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彼此不再说话了。
为何被陌生知青殴打
一个多月后，就是农历七月十五，也是马家村赶集的日子，离我们村十五里路，是地方上一年中最大的集市，方圆几十里内的农民都会去赶集。我们上海知青也去了，我和小沈、小陈相邀着，一起赶个早出发了。
马家村是一个有两百多户人家的村镇。我们到达时，集市上已是人流熙攘，热闹非凡。当地的习俗，一些较大的村镇都有集。到了那天，附近的农民都会来赶集，或是来卖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或是来买一些生产或生活必需品，也有像我们这样来逛街的。
我们兴致勃勃地走在人群里，观看着周围的环境。那是村里一条主要的街，街的两侧开设着杂货店、供销社、面馆等好几家店铺。街道两边已经摆满了摊位和各种有待出售的农副产品，有水果、蔬菜、鸡蛋、鸡鸭、箩筐、扁担等。街上人群拥挤，大家你推我搡的。
我们在逛街时，还遇上了其他上海知青。其中，有个叫老葛的，长得很壮大，有过一面之交，又都是来自上海虹口区，就更觉得近了一层。大家聊了起来，在面店里叫了小馄饨汤吃，后又新结识一些上海知青。
然后我们又去逛街了。走着走着，我与他们其他几个人走散了。正在这时，旁边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头，侧头一看，一个高个的陌生人，开口就是上海话，也是上海知青。“你跟我来一下。”
我已感觉到有些不对头，但还是跟着他走了。
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又追问了一句：“你是西塘大队的吧？”
“是啊！”
我们已到一个偏僻空旷的街口，他停了下来。旁边的三四个陌生人围了上来。“你为什么要欺负他？”高个子上海知青随手指着其中一人问道。
“什么？我都不认识他。”
“哟，你还嘴硬！”一拳就过来了。我挡开了他的手臂，回手也是当胸一拳。他摇晃了一下。
“好哇，还敢还手啊！”一下子就扑上来了，我朝他的下巴，狠狠一拳，他仰天倒下去了。其他几个人就都扑上来了，我也拉开了架式与他们干起来了。我出手也很重，他们在后退了。
“这些人也真是不怎么样。”我心中想到。
就在此时，我后脑勺感觉到一个沉重的打击力，我站立不稳，向前扑倒在地，翻身起来，看到那个高个家伙抡着一条崭新的扁担，又在向我劈下来——他从旁边一个卖扁担的农民那里抢来了这根扁担当武器。我一个箭步跳上去接住扁担，侧身抬腿一脚踹在他的肚子上，扁担就在我手里了。我也抡起扁担乱劈。
当时，我已是处于上风，胜利在望了。但是，一个家伙从后面猛然冲上来，抱着了我的后腰，我就施展不开手脚了。其他人一涌而上，大家挣扎在一起，那时我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也不知是打到了什么时候，直到另外一帮上海知青上来劝架，那个带头的就是老葛，他与他们那一伙似乎也认识。他边说“算啦，都是自己人，不要打了，”边把他们强拉开了。这时我才注意到周围已站着一大群围观的群众。
小陈和小沈也找到了我，关心地询问着。我极其愤怒，一股难以压抑住的杀气，根本不想就此了结。但我实在是疲惫不堪了。
小陈心地很好，硬是拉着我就走，他连街也不逛了，陪着我先回家。在路上，我才注意到穿在咔矶布外衣里的背心已是稀烂了。我鼻青眼肿，身上好几个部位都在隐隐作痛，浑身疲软无力。可是我心中却是怒火万丈，一门心思地想着要如何复仇。
在回家的路上，我只能慢慢地走着，中间还停下歇了好几次——后来听说那伙人还不肯就此罢休，特别是那个带头的高个儿，他一颗门牙被打落了。他们又纠集了一帮人，沿着往西塘大队的方向，一路追杀过来。很幸运，他们没有碰上我。
不久，村里老乡已知道了此事，大家都沸沸扬扬，说：“这些上海人是不要命的，我们再不要惹他们了。”但谢书记是一个好人，他特地过来看我，还招呼了大队的赤脚医生过来，要替我治伤。
那些农民朋友很关心我，我的朋友小夏，下放在另一大队的知青，也捎话过来问候，但我没有多说什么。别人看我不吭声，以为我把此事忍下了。
事实上我是咽不下这口气的，我无法忍受这样的屈辱。我在心里已发了狠：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报仇雪恨。但我懂得发狠不能在嘴上，也不能打草惊蛇。
我逐步地了解到大致情况。这群打我的上海知青下放在临近的高安县。这些人与素昧平生，无仇无怨，显然就是受人指使来打我的。我获知那伙人是八里路外周家村的上海知青小孙的朋友。而这个小孙我也认识，因为他与小毛和小宦比较亲密，来过我们村好几次。有这样一层关系，我就能猜到谁是幕后的操纵者。但我要从小孙处亲口得到证实，我要确切知道谁是罪魁祸首，然后就要一报还一报。
在表面上，我依然如旧。出工、收工、吃饭、睡觉。但在内心，我已经酝酿了一个行动计划，首先要养蓄精力、治好内伤。我每天都喝土郎中开出的草药，而夜里就摸黑悄悄地到村前的打谷场活动筋骨，甩拳踢腿，重新操练起学过的拳术动作。
我又向当地老表打探去周家村的路。为防止走漏消息，惊动对方，我在闲聊中慢慢地收集信息。我看到一个老表的砍柴刀很好使，刀面加手柄有一个手臂长，刀背有一手指厚，刀口锋利，握在手里沉甸甸的，用力一挥，小孩手臂粗的松树枝就被砍断，唰唰地掉了下来。我一下子就看中了，花了五元钱，从老表处买了过来。
我在不动声色中准备着。
狭路相逢“勇”者胜
三星期后的一个凌晨，天尚黑蒙蒙的，其他知青还在睡梦中，我悄悄地起了床，吞些冷饭，就出门了。我把柴刀从后背插入腰带，再披上一件灰色的外套。从外表看，没人能注意到我所携带的刀器。我走上去周家村的路，在看到那个村子时，天露出了鱼肚白，还是一个好天。
可是，我又开始犯愁了。那是个好几十户人家的村子，这么大的地方，我怎样才能不惊动别人，又找到上海知青户啊？我觉得我的计划还是欠周密性。正好这时，我看到一个老表在前面的田间小路上走着，就加快几步，上去打招呼，询问上海知青的住处，又问小孙在不在。
他似乎与上海知青很熟悉。他告诉我，那些回上海探亲的知青刚走。我的心沉下去了。可是，他又接着说，小孙与他任民办教师的姐姐今年不回上海，要在这里过春节。而小孙送那些知青搭火车，昨晚才回来。真是太凑巧了！
他以为我是小孙的朋友，主动带了路。他领着我在村中小巷里绕来绕去，最后带到村子大厅前，指着后面一个房间说：小孙就住在那里。事后回想起来，这么大的村，若不是这个热情的老乡，我还很难找到这里。我向他表示谢意，他就走开了。
整个村子仍是极其安静，多数家庭仍在睡梦中。我就上去敲门。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开门的就是小孙。他还是睡眼惺忪，但一看到我，脸色就变白了。我挤身进了房间，随手就把门关上了。他也不发一语，退身到床沿又躺下了。
我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为上次马家集的事而来的。我已知道那是你指使的，但我与你无怨无仇，所以一定还有策划者，只要你能告诉我他的名字，那么冤有头，债有主，我马上就走，不会动你一根汗毛。”
我恶狠狠地盯住他，等待他的回答。这一切太突然了，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已是慌了手脚。他先承认了，那些上海人是他的朋友，是他哥哥托他们照顾他的，但他矢口否认他与此事有关。在我的严厉驳斥下，他沉默了，不再回答我的问题。
我最后说：“我给你十秒钟考虑，如再不如实招来，我也就只能不客气了。”
“一、二、三……”当我数到十后，他仍无反应。我一把就抓住他的头发，按在床上狠狠地揍起来，我的全部仇恨都发泄在拳头上，还专拣要害的两肋和腰部打——后来听说他那次伤得不轻。
狗急了也会跳墙。他猛地一个翻身，把我一推，跳起身来冲出门外，我紧跟着追了出去。我到了门外，就看到他手里握着一把锄头了，向我扑过来了。我已来不及多想，反手抽出插在背后的柴刀，迎头冲上去。
当他举起锄头劈下来时，我猛然向右一个侧身躲过锄头，左手趁势抓住挥下的锄头把，右脚向前一步，右手握着柴刀，就狠狠地向他的头上砍了下去——甚至在多年之后，当我回想起那一刻的情景，就会身冒冷汗--我那一刀下去，如果砍中了的话，后果就实在不堪设想像了。
他反应却也是极其灵活——此真乃为大幸也。就在我的柴刀劈向他那一瞬间，他松开了手，一个转身就跑了。我也紧跟着追了上去。
他赤着脚，还在那湿漉漉的青砖地上还打了个滑，摔倒了，接着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一下就蹿出去了。那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那是人在性命危急时刻的求生本能。他在小巷子里转了几下就消失了。这一切都发生在眨眼的片刻间。在那个时候，我真是懊丧不已：已经是煮熟的鸭子，怎能又给飞了呢？
我已经冷静了。我对这里环境毫不熟悉，又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所以也不敢恋战。绕了几圈后，找不到他，也就只能离开了。我手里还提着那把刚夺来的锄头，以作防身之用。我走出了村子后不久，就发现一个乡下老表在半里路之外，不紧不慢地跟着我，我已走了二里多路，他还跟着，嘴里喊着当地老表的土话。
开始，我不懂他在喊什么，可他一句一句地重复着同样的话。我终于听明白了，他在喊：“……那你可以把锄头还给我了吧？”原来这锄头是他的。在那个年代，一把锄头也是农民家庭的一件财产。可他又不敢走近，所以不远不近地跟着。
我又走了一里多路，就要上山了。我估计也不会有人再追来，站在田埂路上，把锄头向水稻田的中央一扔：“锄头就还给你了。”
我继续上路了，而那个农民也没有再跟上来。
我在山路上走的时候，觉得脖子左边湿湿的，该是露水吧，我也没在意，随手抹了一下。可才一会儿又湿了，我再抹一下，伸手一看，哎呀，都是鲜血。这才注意到左边头角上擦破了一块。回想起来，可能是我刚才侧身躲过劈下的锄头时，未完全躲辟开来，还是擦到一下。可在那性命相搏的紧急关头，神经高度紧张，根本没有感觉。到这时，才觉得隐隐作痛了，我从树上摘了一片叶子用手压在创口上，一会儿血也就止住了。
我回到麾石村时，还是早上时间。在我们知青房子前，几个晚起的室友正站在门口刷牙洗脸。我也不露声色，进屋后换洗一下，在伤口上擦了些红药水。那天我还出了工。可到下午，就有消息从外村传过来了：小刘把周家村的上海知青小孙差点打死啦！
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还是高度警惕，是怕有人来报复。晚上睡觉时都要顶上房门，那柴刀就放在枕头边。但是，一直也没有人来找过我了。
很快地，打架事件在方圆几十里中流传开来了。有一天，附近何家村的一个老表带着他的儿子来见我，说要拜我为师学武功，还一本正经地说，要三拜九叩地举行拜师仪式，还要杀猪办酒席。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告诉他我不会武功，也不配做他儿子的老师。但是，民间故事还是在流传，传到后来就带有传奇色彩了。
其实，那些熟悉我的老表们，知道我是一个本分、老实、有上进心的上海知青,却也对我多了一份敬畏。所以，我后来当生产队长时，尽管只是个知青，却也能有效领导村里的农民。
这一次经历对我，是极为深刻的一课，使我认识到人的兽性一面。我带了那把柴刀，不是去杀人，而是为了以防万一。我独身去闯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要有紧要关头的自卫武器。而且我估计小孙不会轻易就范，必要时，也可以此来威胁他一下。只要他害怕了，就会说出实话来。
可在那紧要关头，我脑子就狂热了，我冲上去时，真的是想一刀砍了他。可那一刀如真劈中的话，他不死也会残，那么我不仅毁了他，也毁了我自己——我将是行凶杀人犯，我的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那也就没有我后来的一切。是啊，犯罪与成功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再想想，许多决定民族兴亡、国家历史的大事，何曾不是决定于某人关键片刻的一念之差吗？
这是一段不光彩的经历，但它若还予我有教益的话，那就是使我认识到，狭路相逢勇者胜。那次我从周家村回来后，就以为对方不会甘休，也准备了有人来报复，但这后来却没有发生。我想，我在勇气上盖过对方，就能在精神上压倒他，所以才没有后发事件。这也给予了我人生的启示：我们做事，只要目标确定后，就应以大无畏的精神，全力以赴，不要患得患失、考虑太多，那会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
数年以后，有次我回家时，我妈突然注意到了：“哎，你的头角上怎么会有一个疤啊？”我还想糊弄她，可她肯定地说：“这是原来没有的！”我只好说：“我也不知道，或许发生过意外，但我已不记得了。”
我妈就说我“戆”，连自己的身体受到了伤害都不知道。在母亲的眼中，儿子是永远没长大的。其实，我实在不敢告诉她这一经历，怕惊倒了她。
但那次打架经历给我上了深深一课，那可能的后果使我感到惊恐，也使我理性了，事情就告一段落。事后我又抄录下了本章初的那段话，本是苏轼评论张子房的，也成为了我的座右铭。
生命无法承受之轻
我对农村生活的最大感触，还是本书开首时我妈的那句话：“过去你奋不顾身，是因为生命没有价值呀！”
是啊，那是一个人命不值钱的年代。我的亲身经历，以及我的耳闻目睹，都使我感受到了“生命无法承受之轻”。以至于今天仍有劫后余生的感觉。
记得那是一天中午，我的朋友小刘从公社林场过来看我，他是樟树县城的下放知青，我们很投缘。我们坐在房前聊天，只见一个乡下小孩，慌慌张张地跑来，气喘吁吁说：有人掉到后面的水库里去了，要我们去救人。
我们赶到了村后的水库处，看到在水库的堤坝上几个大小不等的孩子，在那里惊慌失措。他们指点着，大致告诉我人落水的地方，我就走下水去。
那是秋季，水库里的水只有齐腰深，但水库的中央，就有一个很大、很深、陡然陷下的坑，那是早年为修堤坝打土方挖的。那地形我知道，附近的农人就更熟悉了，因为每年冬天，水库干枯见底，就都可以看到——人就是掉到那个坑里了。
我下到水里，一直走到那个坑边，摸索着下去了，就发现确实是很深的水。我一个猛子下去，潜到库底，水很浑浊，什么也看不到，只能用手在地上摸索着。我实在憋不住气了，就浮起来，把头探出水面，猛吸一口气，又潜了下去，过了一会儿，又浮出水面，又吸口气，再下去。这样反反复复地好几次了。
最后，我的手碰到了一树枝杆似的东西，那好像是人的肢体。我正好快憋不住气了，脑中闪过死鬼附身的传说，有些恐慌，紧抓着那杆东西，使劲地向下踩水，头伸出水面后，换过一大口气，便全力向堤坝方向游去。直到我的脚触到水下地面时，才站了起来，也把手抓的东西提出水面，在岸上观望的人们不约而同，“哇”地叫了起来——拖起来的个赤身裸体的男人躯体，我手中抓着的正是他的小腿。
我再把他拖上了堤坝后，一看，呀，还面熟。那是附近毛家窝村的一个老头，他老婆被我们戏称为“疯老婆子”，因为她平时嘻嘻哈哈的，显得有些傻气。那老头双目紧闭，脸色灰白，表情极其恐怖，早已没气了。水库离我们村有半里多路，从孩子找到我，再到我赶过来，耽搁了不少时间，已太晚了。
最初来叫我的那个小孩，哭哭啼啼地诉说了整个事件。他们几个人相约，中午收工后去水库捞喂猪的水草，脱光衣服后就下水去干活了。农村人不会游泳，但没有关系，因为水库的水也很浅。他们也知道水库中央那个很深的坑，所以避免过去。但那天老头看到深坑那个方向漂浮着的猪草很茂盛，舍不得放弃，就站在坑边上，尽力伸手过去多捞一些草，一个站立不稳，就掉到坑里去了……
过了一会儿，那个“疯老婆子”就赶到了，她抱着死去的丈夫，呼天呛地，嚎啕大哭起来了。我看着旁边的猪草篓子，心中大为不忍：为了这些猪草，一条生命就这么结束了。
后来我和小刘就离开了。走在路上，他告诉我，见我下水时，他心里直打战。其实，我也害怕，只是不愿表现出来。
那天下午，我们在地里劳动时，听到毛家窝村的那个方向，传来了放鞭炮和吹唢呐的声音，那是在为刚死去的老头料理后事。
我们上海知青所集聚的麾石村，本村人姓吴，据说这一家族是历史上最早来这一带落户的，但近年来衰落了。吴姓的本家只剩下了三户，其它都是外村人家，包括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村里的一户吴姓人家，丈夫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了孤儿寡妇。那女主户叫秀英，她把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拉扯大了，也吃了很多苦。
秀英的两个女儿都出落得漂亮、能干。我们到村子落户时，大女儿已嫁出去了，小女儿叫在莲，十六、七岁，尚在家。我们知青出工时，就爱与她打情骂俏，也别有一番情趣。秀英的小儿子长根才十五岁，聪明可爱，常与我们上海知青一起玩，也学会了上海话。
她大儿子水根在农校读书，我们去那里时他刚从学校毕业回乡。他长得很清秀，像个白面书生，在农村也算是一个有知识的，我们常在一起聊天。
可水根回来后不久就病了，据说是风湿性关节炎，拖了很久。对于农户人家，这样的病人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不能劳动挣工分，可同样地要吃饭，而且还要花钱治病。为了治病，秀英带着他去医院，又请了三教九流的土郎中，中西药都试过了，却都不见效。我们看着他惨白的脸色，慢慢地消瘦下去。到后来连行走都很困难了。
这对一个寡妇人家，确实是不容易，她平时也颇有怨言，水根当然也感到很大的精神压力。
最后，水根下了决心。那天他对母亲说，他想吃只鸡。农村人家都养鸡，但一般只有贵客到时才会杀鸡款待。当下，秀英就骂开了：为了你看病，花了这么多钱，全家都难以聊生，你还想吃鸡，吃了会死喔！——那是当地人骂人的口头禅。
就在出上午工前，水根又吩咐他的弟弟：上海知青小沈还借了我家3寸布票（当时的棉布是计划供应，有3寸布票就可以拿钱买3寸布），以后你要记得向他要回来。
可长根急着要出工，回嘴说：是你借给他的，你自己怎么不去要？他哥没吱声，他也就走出了家门。
收工后，我们一伙人从田里走回来，经过秀英家门口时，走在前面的在莲就开门进屋了，但马上就哭喊着，跑了出来，我们赶紧跟了进去，看到水根脖子上吊了根绳索，挂在门梁上——他自杀了。
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水根放了下来，但早已咽气了，应该是在心灰气丧之际放弃了生命吧。我看着那尸体，惨白枯瘦，那肋骨条条分明，简直是个骷髅啊！
那时，他们全家都在嚎啕大哭。农村妇女有边哭边念的习惯，那个秀英一边哭，一边念念有词：水根啊，你说想吃鸡，我怎就没明白你的意思呀……你关照长根去要回小沈借去的3寸布票，也就没有想到你要走啊……我这个寡妇为什么就这么的命苦哪……
——就这样地，我们才知道水根结束自己生命前所发生的琐碎小事，包括他为那三寸布票的后事安排。那一刻，我想起了《儒林外史》中的故事：那个土财主严监生，临终前总不肯断气，已说不出话来，只是直直地伸着两个手指，众人皆猜不到他的意思，只有小老婆赵氏明白，知道他嫌油灯点了两根灯芯太费油了，在把其中的一根掐灭后，他才吐了口气，离世了。那只是故事，可在现实生活中，却也有类似的事情在发生。
困守农村的日子
上海知青初下乡时，以为那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在经受了劳动锻炼后，就可以回城，或是进工厂，或是上学。可是，我们在西塘生活了数年后，却仍然没有这种迹象。其中，只有小陈当兵走了，小金通过父亲退休顶替进了工厂，小曹办理病退回上海，其他人都还在农村。
大家的情绪越来越低落，更注重于眼前的实惠了。那时流传的信条是：“有‘如此’就如此，没有‘如此’不过是如此。”每一知青离去的消息，都会在其他人心中激起更大的波澜。社会上越来越激进的政治高调，更是令人感到不祥。
在失望之余，大家开始各找门路了，有的投亲靠友，转到其它地区，有的干脆长期留在上海，也有的在乡下呆一阵子，又回上海呆一阵子。我们刚到农村时，走在山前镇的街上，常遇到其他上海知青，可到后来上海人就越来越少了。
我一直坚持在农村，可心态逐步地发生着变化。下乡之初，我最感兴奋、最盼望的是回上海探亲过春节的时刻，因为我能与家人团聚，能吃到上海风味的食品，能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指点江山。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家对我已是苦楚多于幸福了，因为要好的同学大多已进了工厂或上了学，也因为回上海所带来的触景生情的苦楚。
有一年我回上海，在家门口碰到街坊三宝，他当年没有考上中学，就进了工厂。他问起我的近况，大吃一惊：“怎么，你还在农村啊！”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个彻底的人生失败者。
当年我离开上海时，隔壁邻居的女儿小英还是个小孩，可我回上海又看到她时，却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是啊，我在农村已太多年了。
我想起了贺知章的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那一刻，我真正理解了诗人的失落。我已没有回上海的欲望了，那里所见的故人旧物，只能增加我的伤感。
我们西塘的上海知青还比较稳定，因为大队领导给予了一些力所能及的照顾。小汤担任了生产队的会计，小韩担任了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小宋担任了大队代销点的售货员，小毛和小沈成了拖拉机手。这些工作安排，可避免田间劳动的艰辛，比较轻松。大队干部与上海知青非亲非故，能把这些机会给予我们，算是很不错了。
我还是在当农民。大队领导曾要我担任代销点的工作，但我却推辞了这份好差事。我要继续奋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因为只有在最艰苦的劳动环境中，我才有机会表现自己。
那时，小谢也在上海住下了。原生产队长钱妮病了，也不愿再干。大队就任命我为生产队长，并让老农贵修协助我管理生产。我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一重任，因为我要有所作为，我需要一个表现的机会，才利于目标的实现。我野心勃勃——我要上大学。
在“文革”中，大学在进行“教育改革”，废除了全国统考的招生制度，招生则以“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方式。那种招生的数量是少之又少，每个公社也只有几个推荐名额，由基层单位推荐，还要送上级审查后选拔录取对象。
我目标很明确：我要上大学。所以，我积极努力，在劳动中表现突出，以获得群众的肯定和推荐，从而能获得到大学深造的机会。
在那个年代里，我有过机会。我曾数次被大队领导推荐上大学。我的表现是公认的，所以基层群众、大队领导，甚至其他上海知青都同意推荐我，但我在政治审查时却被涮了下来。
在那一过程中，我经历了热切期望后的无限失望。那种痛苦、绝望和挫折感，若没有那种经历，是很难体会的。而且我还不能公开流露出自己的内心感受，那就显得我表现好是“动机不纯”。
——与其他上海知青相比较，我要经受更大的精神折磨。我更加努力，表现出更大劳动激情，却是因为我更不安于现状，更强烈地希望改变命运。这似乎是荒谬的，却带有时代的合理性。我也确实为自己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但随之而来的是挫折和受挫后的心灵创伤。但表面上，我的热诚和积极性不减，我竭力地压抑住内心的情感，凭着毅力在坚持。归根结底，我只不过是表现出更大的政治虚伪性。
工地上的悲哀
在南方的农村，农民每年初春时就投身于紧张的劳动，到秋收后就闲了下来，而冬天基本上是在休养生息，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又开始忙起来。
在那如火如荼的“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这个千古习俗就被改变了。冬天就是兴修水利会战的开始，县、公社、大队各级都有工程项目，所需劳动力由上级向下面各个生产队摊派，而出差的劳动力费用也要由生产队承担。那个时期农村也兴建起了一批有效益的水利工程，但生产队的负担过重，农民苦不堪言。而且，由于缺乏一个长远规划，有些工程就只是人力和资源的浪费了。
我冬天很少回上海了，也就与民工一起出差，去水利工地劳动。我参加了西塘水库和吴城水库的修建，也挖掘过山前人工渠，体验到了出差民工的疾苦。那样的出差少则半个月，多则一个多月。民工们以大队为单位，住在工地附近的农户家中。所谓的住处，也只是农户人家腾出个房间，在泥土地上铺了稻草，摊开自带的铺盖，一排一排地就地而卧。甚至连妇女也要出民工，所以是男、女各一间房。
每天早上就上了工地，要干到天黑才收工。各大队会派人替集体煮饭，菜则要自己携带，也就是腌菜、辣椒、咸萝卜之类的，既下饭又可长久保存。
在山前人工渠道的工地上，成千的民工热火朝天地在那里奋战，场面气势壮观、振奋人心。我们依靠人工，挖出了宽有25米，深度超过两层楼房的人工渠道。
我穿着劳动布的裤子，裤管卷到了膝盖，脚着的是橡胶底的解放鞋。已在十二月的寒凉气候中，可我仍然赤裸着上身，与乡下人的唯一差别是肩膀上戴着垫肩，那是从上海带来的。我簸箕里的土和石要比别人多，挑担时走路的速度也要比别人快，尽管我曾是大城市人——这就是我表现突出的秘密。因为我是上海知青，大家对我有较低的预期心理，但我干起活来，比土生土长的乡下人更拼命、更吃苦，他们就很感动。那里的人们是善良、纯朴的。
人工渠道越挖越深，到后来已有三、四个人高度的深度，我肩担着泥土和石块，脚踏在沿着人工渠边挖上去的阶梯，一步一步走上去，到了地面后，把土石倒在指定的地方，然后又下去挑下一担土石。就是这么地，挑完一担又一担，一担又一担……一直要天黑才收工。然后，又是一天，又是一天……
——这些经历说起是枯燥的，但生活本来就是枯燥的，人本来就是这么活着的。在身临其境之刻，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今天回想起来，觉得难以想象，我怎么能够如此长时间地忍受这样简单、重复、原始的体力劳动。这让我明白，人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具有难以置信的毅力。
最后完成的山前渠，看起来气势磅礴，一条笔直的人工渠道一直伸展到极目之处，渠道的两边，两条等高，与渠道等距相隔的人造堤坝与人工渠道平行，也一直伸展到极目之处。当我站在完工的渠道旁，自豪感油然而生，这里也有我洒下的汗水。
这样的雄伟工程，是当政者的政绩，但实际效益却不是很大。因为这只是用一条人工渠取代本来已存在的自然河道，那河道本也具有把上游的水排到下游的功能。当然，因是自然形成的，所以弯弯曲曲的，没有人工渠道那么壮观，没有那种人定胜天的冲天豪气。可是，这样的工程太劳民伤财了，而且还占用了不少耕地。
当年为修建水利工程，无偿地调用了农村劳动力。农民们的积极性当然不是很高，可又不敢违背上级指令，只能软扛硬磨。记得那是在西塘水库工地上，某天，公社党委书记来视察。他看到了出勤民工，稀稀落落，没有多少人，勃然大怒，马上要下属去调查。在那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里，结论也是轻而易举就得出的：“阶级敌人破坏”，要立即清查。
清查的结果显示，缺勤的人很多，但大都是“贫下中农”，所以无法和阶级敌人挂上钩。最后，发现毛家窝村的一富农家庭的父子俩都没有来。所谓富农家庭，也就是说，那父亲在50年代土地改革时，被定为富农的经济成分，而富农在文革中又被划为“黑五类”，而他儿子那就是富农的家庭出身。
其实这一对父子是请了假，才没出工的。他们向生产队长请了假去卖猪。因为队里派了他俩的民工差。那样的苦差，农民们都不愿去，所以成分不好者就要首当其冲，因为他们不敢抵触。这父子俩都是单身，长期在外，养的猪没法照管了，就只能卖了。但猪由国家统一收购，所以他们那天把猪送去卖给湛溪街的供销社，却正好碰到公社书记下工地视察。
尽管他们缺勤是请了假的，但为要寻找“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就管不了这么多了。当天晚上，工地上就召开全体民工的批斗大会。这一对可怜人，就站在那里，弯着腰，低着头，接受批判，连气也不敢出。最后，批斗大会结束了。但是，对于阶级敌人，“在政治上要批臭，在经济上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所以还宣布了惩罚性处理：罚款300元，还要罚他们夜晚加班，完成两个土方的工作量。大会结束后，公社书记前呼后拥地先离开了。
会后，我看到那富农的儿子，一个忠厚的农民小伙子，在与黄书记说话。黄书记是个女性公社干部，约三十多岁，她由上级派驻在西塘大队。那富农儿子，可怜兮兮地向她哀求：是否可以减少一些罚款。黄书记断然决然地拒绝了他的哀求。
只见他手摸索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袋，颤颤畏畏地递上去，说这是他们卖猪刚得到的，185元钱，全部都在这里了。他接着说，他们家已没有钱了，要补足罚款的余额，只能向别人借钱。可借钱也需要时间啊！他恳求黄书记给予几天宽限期。
黄书记接过纸袋，向披着的干部服的胸前口袋一塞，凛然说道：“你只有24小时的期限，到时候你必须把钱凑齐交来。如果缴不清，我们将拆你家的房子，卖你的床，我们可以让你经济上破产。”她边说着边要走了。
“还有，今夜你们必须完成规定的土方量，如果完不成，明天还要加倍处罚。”她又转过头来厉声地警告，然后扬长而去了。
我的恻隐之心油然而起。可我强制性地压抑住这种情感，连怜悯的想法都不敢有。那是一种危险的情绪，因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那个时代，这可是大是大非，是关系到阶级立场的原则性问题啊！
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
有一天，我与老乡们在水稻田里耘苗，远远看到村前山路上走来两位陌生人，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地人。我们远远地观察着，他们走进了村子，与在村口玩耍的孩子们指手画脚地说些什么。一会儿，春莲跑了过来，一边喊着：“小刘，有人找你！”
我踏上了田埂，习惯地把脚在水田里甩了两下，洗去了粘在脚上的淤泥，就踩着赤脚向那两个人迎了上去。
高个子笑着迎上来，自我介绍说他姓李，那个年青一些的是姓张。他们是江西拖拉机厂的干部，现是下放知青的带队干部。这我已听说过了，江拖是江西的大企业，在山前公社林场设立了一个知青点，专门安置工厂职工的子弟，还在那里建起了拖拉机修配厂和农副产品加工坊等，这些都有利于地方的发展。
他俩从公社知青办的老萧处获知了我，就从公社林场步行十八里路，特地来找我。我邀他们在村前大树下就坐，并用竹筒勺子给他们各舀了一碗清凉的井水。他们大口地饮着，天太热，走长路最容易渴。我们聊得很愉快。
他们是来了解我们上海知青的情况，并想通过我们的事例，对那些刚从南昌下来的知青们进行一场思想教育。我同意了。他们下星期一将步行过来，自带干粮，当天往返。老李特别强调，不需要招待，只要提供凉水就可以了。
到了那一天，老李和老张带领着一个上百号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我们这个小村，他们大多是高中毕业生，年龄应在十八、九岁，看起来却是那么地年轻、单纯、天真烂漫，就像春天的太阳，我也为他们的欢乐所感染。他们对农村的一切都表示出极大兴趣，问这问那的，有些问题在农村人听起来会觉得很幼稚。他们太可爱了！
最后他们在村前的空地上席地而坐，老李说了几句，简单地介绍了我，然后请我讲话。我站在他们面前，突然想到，我刚从上海下放到农村时，尚不到十八岁，难道我那时看起来，也是这样年轻单纯吗？想到这里，我的心就隐隐作痛，一种难言的悲凉之意涌上了喉咙。
我轻咳了一下，压抑住情感，开始讲话了。我首先介绍了其他几个上海知青：小沈、小汤、小宋和小韩。小宋是大队代销店售货员，小韩是大队民办学校老师，她们实际上已离开了这里，我请她们过来是为增加阵容。
我发言时，先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劳动是严酷的，但是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接着，我回顾了下乡历程，从上海大城市来到江西农村，从柏油马路走到田间小路，从白面书生到普通农民，这是个艰辛的过程，但也是知识青年与工农紧密结合的必经之路。我也谈了理想、目标、奋斗等，都是一些慷慨激昂的话。
那些年青人坐在地上，仰着头听我说话，脸上的表情是那么的虔诚，他们被打动了。
在讲话结束后，我又带着他们参观了我们知青的生活环境和生产队的田地。最后，在送他们上路时，我又特意带着他们经过了村前山上的整片杉树林，那是我们到麾石村那一年亲手栽下的。那时种下的杉树苗，已长成一人多高的小树了，绿油油的很喜人。
是啊，这已是我在农村的第七个年头了，可还是前途渺茫。
屡受挫折的大学梦
我目标是上大学，但却一直无法实现梦想，因为政治条件不过硬。在前两次招生时，我被基层推荐上去后，在政治审查时刷下来了。在那个年代里，所谓政治条件，主要指家庭出身，即父母亲的政治面貌。
我父亲是教师。知识分子当时被称之为“臭老九”，那虽不是“红五类”，但也不是最坏的“黑五类”。但我家有“海外关系”，因为我大伯住在香港。若是境外的亲戚关系，国内的人事部门就无法调查证实，那就具有可疑性，也就是“政治污点”。可我大伯在中国驻香港的国华银行任副总经理，算起来也是中国驻海外机构的雇员，这应不同于一般的海外关系呀，我多次申诉，但从没有得到过正面的答复。
今天听起来，这或许是荒唐的。可在那个年代，政治决定一切，没有政治生命就没有个人前途。我的出身不好，为了改变命运，我就要加入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只要我成为了共产党员，我在政治上就及格了。可也正因为这个“政治污点”，我入党就更加不容易，就要有更好的表现。
我想入党，就要向党组织靠拢。大队的谢书记是一个忠厚人，没有太多文化，但很关心上海知青，在我们中的口碑很好。我表达了入党的意愿，他也很支持，当年的入党程序是先填写入党申请书，由大队党支部讨论通过后，再上报公社党委，只有当公社党委批准后才算正式入党。
我们上海知青的档案由公社党委办公室保存，但为了我入党申请之事，公社把我档案转到了大队党支部，由大队书记保管--这我事先不知道，我极其关心我的入党进程，我很希望大队党支部能尽早通过我的申请。
那天我与谢书记约好了晚上去见他，他邀我去吃晚饭。我就给他的小孩带去了一袋上海的大白兔奶糖，这在农村也是个稀罕物。
吃了饭后，我们就聊起天来。书记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他肯定了我的表现，说我有群众基础，麾石村的人们对我反映很好，有口皆碑。
后来，他拿出了一个牛皮纸袋，递给了我。我看了封面，才知道那是我的个人档案袋。这可是保密的材料，这也体现了我俩的特殊关系。
在当时的中国，每人都有个人档案袋，这东西与其生命同时存在，终身保存。它由所在工作单位的人事部门管理，当此人调到另一单位，这一档案也会跟着转过去。里面记录着人生主要经历，社会关系，政治身份，也记录着在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中的评定。在那个年代，这个档案袋的重要性不亚于肉体生命，也记录了很多的冤假错案。
我拿着我的档案袋，双手微微发抖。这东西对我来说，是极其神秘的，尽管我从未见过，它却一直主宰着我的命运。我小心地打开了档案袋，取出里面的材料翻阅起来......
其实，我的档案简单，因为我很年轻，又是在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个人材料包括我的小学、中学的学习纪录和成绩单，父、母、弟、姐、妹的社会关系等。我急切地寻找父母的政治情况部分，父亲的政治结论一栏寥寥几句，是用黑色的墨水写的：
父亲刘□，一九四八年从台湾返回，有敌特嫌疑，有海外关系，他兄长刘□，现住香港，据其自称是在我政府驻外银行机构工作。
那真是触目惊心啊！我那时的感觉，就有如当头一棒，眼冒金星，只觉得天昏地暗，那种突如其来的震惊，是我从未感受过的——那一瞬间，我却想到，我小学作文中曾用过这样的形容词句（奇怪，我当时居然会有这种念头，而且至今仍然记得），可那是抄袭来的。因为没有亲身体验过，只把那种描写当作是一种艺术夸张。可那一刻，我明白了，过去之所以没有这种体验，只是因为尚未真正到达伤心处。
谢书记也许注意到我极度反常的表情，告诉我不要着急，这些都没有关系的，我的表现已为群众所肯定。他这么说，也许是安慰我，也许因为他文化水平低，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可我是清楚的，“敌特嫌疑”是个没有结论的结论，这才是最可怕的。有这样的一个政治鉴定，我是没有前途了。
我在惊骇之余，一下子，似乎什么都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家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提心吊胆过日子；为什么在中学时，我报名去黑龙江军垦农场，强烈要求却被拒绝；为什么我数次推荐上大学，却在政审时被否决；为什么我的入党申请迟迟批不下来。过去以为我不是“红五类”，这时才知道我父亲还有如此严重的“政治污点”。
也不记得那天晚上我是怎么回到家的。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夜没睡，凌晨迷迷糊糊入睡了，可又在噩梦中惊醒，首先跳入脑海的是“敌特嫌疑”几个大字。我真希望那只是一个梦啊！
我欲哭无泪。天哪，我该怎么办啊？一下子我就想到了放弃，算了吧，我为什么要苦苦挣扎，与自己的命运抗争呢？为什么继续地做无用功呢？还不如像其他上海知青那样，回上海去吧。
我感到绝望了，我在绝望的痛苦中思索了几天后，逐渐地冷静下来了。我反复地询问自己：（1）我是否已尽了最大努力？（2）理想是否已经完全破灭？
那时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我想到，我出身固然不好，但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了。我已担任了生产队队长，这是重要的一步。我是上海知青中佼佼者，应以此为基础，在工作中做出不平凡的业绩，以此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
这也是当时的政治术语，“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指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年轻人，而所谓“典型”是指他们中那些表现好，从而算是背叛了“出身阶级”的榜样。那个时代极其看重家庭出身，但也为政治上需要，会树立一些这样的典型。
当然这样的典型是少之又少，可我对自己说，即使只有一个这样的“典型"，我就还有机会，我就要成这个“典型”。只要我入了党，也就有了新的人生。
只要希望尚未全部破灭，那我就要以十倍的勇气，百倍的努力，继续奋斗。当时我是这样勉励自己的：“今天，我在为了争取前途而竭尽全力，即使我最后没有实现目标，临终时也可以告慰自己：我没有成功，只是因为能力不够或运气不济——但我已尽了力，我死而无憾。”
我决定继续留在农村，我还要努力。我也去信家里，把我刚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家人。起先，我以为他们早已知道这些，只是觉得不便于告诉我。我在收到回信时，才知道连我父亲也根本不知道这一组织结论。
事情就是这样荒唐，我父亲有着如此严重的政治结论，却从未被告知过。既把他视为一个危险的政治人物，却不屑进一步审查，以消除这一政治隐患。就这样地，他背着这个政治黑锅二十多年，一直到我从我的政治档案中了解到此事。
我父亲的历史按说也不复杂，他1947年重庆大学毕业后，就去台湾高雄的石油炼油厂工作。当时中国大陆处于内战时期，在国民党政府的失败已成定局时，他在台湾感觉到当地人对中国大陆人的憎恨，认为台湾没有前途，就决定返回中国大陆了——可那时的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呀！后来，我还知道是因为我大伯的关系。他住香港，又与一个国民党的大特务同名，结果就张冠李戴地把被怀疑上了。也就这样地，我父亲就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我父亲接到信后，找了学校系党支部黄书记汇报，大意是自己过了这大半辈子，也差不多了，已无所求，但不能因为个人历史而影响小孩的前途。他向黄书记反映了我的处境，请求上级能调查他的历史，给予一个政治结论。上级同意了这个要求，就开始了组织调查。
--这个政治调查持续了近两年，最后终于推翻了原政治结论，他的上级也以公函形式通知了山前公社党委。但那时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文革”已经结束，大学高考制度已经恢复，大学招生择优录取，而我是通过了高考而上大学的。这些当然都是后话。
一切为了改变命运
而在那个时候，我还在奋斗之中。我彻底明白了，光表现好是不够的，我必须有特殊贡献，我要在领导农业生产中作出不平凡的业绩。只有这样，我才有希望入党，只要能入党，也就能把这一局死棋走活。
我在农业生产上是一把好手了，耕、耙、犁都会了，挑担、推车都不比当地农民差，插秧更是一把快手。但这已不够了，我还要进一步掌握农业知识。
我就向贵修老头学习，他在村里年纪最大，也是本村人，不仅熟悉二十四节气等相关的农业知识，而且对当地的田土资源情况最了解。我常请贵修喝酒，虚心请教。一个上海知青，这么尊重他，他很有面子，也乐意传授经验。我们结下了友谊。
在集体化劳动的制度下，农民的劳动力和劳动技术决定他们工分的底分，所以他们要掌握技术活，但他们不见得就很了解农业生产知识，因为生产队干部负责生产的组织与计划，他们才必须懂得农业知识。
只有那些年纪大的农民，因为在集体化前曾单干务农，所以还懂得农业知识。贵修就是这样的老农，他的认真传授，再加我的虚心学习，使我比一般农民更懂行，也很了解当地水土情况。总之，我成为了一个比庄稼人更庄稼人的庄稼人。
同时，我还扎进了科学种田的研究。上海的家人给我寄来了许多农业书籍。我白天在田头劳动，晚上收工后钻进了蚊帐，凑在煤油灯下阅读。我是带着问题学习,比如到了禾苗生产期，那是水稻受到昆虫威胁的时期，我就对照书本，研究各种昆虫的习性和防治方式。我也常在收工后，到田间去研究禾苗生长情况。很快地,我成为了当地颇有名气的农业小专家。
我虽然是生产队长，可刚开始一些农民并不重视我，农务上有不同意见时，他们会说：“伢子啊，话到种田，你懂得几多哦？（孩子啊，说到种田，你到底懂多少啊！）”这是开玩笑，我也不为意。但不久，他们就对我刮目相看了。
那是我担任了生产队长后，又到了春插季节。我们那里种植双季稻，春插的质量对早稻的收成影响很大，而早稻产量又占水稻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多，所以春插工作的完成对全年总收成举足轻重。我要有所作为，这是个关键的时刻。
当时农村在推广“合理密植”。与传统的插秧方式比较，也就是在同一面积上种植更多兜的秧苗,每兜要放更多根的秧苗。农民们则认为，田地肥沃，可以适当密植，因为土壤中有足够的养分支持更多的禾苗生长。但田地贫，插苗就应该稀一些，因为土壤没有足够的养分支持禾苗的成长。
此说法似是而非。因为田地若是肥沃，插下去的禾苗会自己发兜（即抽条，长出多支苗来），最后结出更多的稻穗；可田地若是贫瘠,秧苗无法发兜，只能靠插下的秧苗长大后结稻穗。所以，贫瘠的田地就更该合理密植。
当时，上级一直在强调合理密植。但是，在偏僻的山村，山高皇帝远，上面的政策很难有效地落实下来。我们村是田地贫瘠地区，应该合理密植，但农民由于保守的传统，一直在私下抵制着。
我当生产队长后，就钻研起水稻种植技术。最后我得出结论，以我们的客观条件，合理密植才是提高产量的最有效途径，所以一定要推广下去。我召开了全村农民会议，宣传了合理密植的科学原理，并强调了落实。我也规定了惩罚性措施，插秧若达不到标准密度，就扣一天的工分。
在春插开始后，我发现插秧还是没达到密度标准。我若在场，大家都会顺从，可我若不在，却又是按惯例行事。刑不罚众，我又不能扣所有人的工分。最后我终于发现了，是贵修老头在作怪，他时常发牢骚，与我唱对台戏，而他又有威信，大家都听他的——他暗地在与我较劲。
我必须有个对策。要行之有效，就得杀鸡吓猴，我在暗中留神着。一天，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我发现贵修领头插秧的那块田整个密度都不合标准，就跳上田埂上怒气冲天，指着他破口大骂，又粗暴地把他拉上田头，推搡着，摆出一副要揍他的摸样。自我前次在马家集打架后，老乡中已有我武功异常的传说，对我都心存一分敬畏。我又威胁要把他捆到大队部去。此时，可怜的贵修已吓得脸色发白，众乡亲们都为他求情，并承诺大家将会按标准插秧，我才骂骂咧咧地收了场，但还是扣了他一天的工分。
这一招还真灵。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作怪了。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春插工作，在完成的质量和进度上都得到了好评。
--回想起来，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是我粗蛮霸道、忘恩负义，还是勇于坚持真理；是我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急功近利，还是在为改造农村的落后不余其力？这些问题我甚至今天也无法回答,但那也是一个人性被扭曲的时代,我们不应以今天的价值观去衡量过去的历史。
在农忙接近尾声时，一件似乎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却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处境。公社党委袁副书记，一次在下乡检查工作时路过我们村，看到大家在插秧，就下田一起干起活来。收工后，我们知青们就邀他留下吃晚饭。那个年代，吃的也就是粗茶淡饭。在饭桌上闲谈时，其他知青谈到了我与贵修老头的那一次冲突，袁书记听后马上很有兴趣,他把此事作为了上海知青坚持科学种田，与农村保守势力作斗争的典型例子。后来，这公社还在全体会议上作了宣传和表扬。
那一年，我们队的早稻大丰收。农民乍也不明白，为什么从庄稼长势看，与往年差不多，可稻谷实际产量就是要多得多。那年我们春稻的收成就超过了往年二季水稻的总产量，达到了“一季超全年”的目标。任何一个生产队，能达到这一点，都是了不起的成绩，而这发生在一个由上海知青当生产队长的地方，就更是一个奇迹。这样，我就成为了公社的先进典型，还成为县知青先进代表。
农民是最务实的，他们相信亲眼看到的，就对我信服了。自那以后，我的工作就顺利很多了。
哪里是我的出路啊
又到了每年一度的大学招生阶段，我又被推荐上去了。这一次，我的希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大，可我的政治条件还不够硬，也就是说，我还不是共产党员。那么，我在政治审查时还是可能被卡。
所以，我在迫切地等待，等待着即将召开的公社党委会议的结果，那次会议将审批一批入党申请书，其中也包括我的。这已是我第二次提出申请了。前次，我的入党申请在大队党支部通过了，却没有被公社批准。但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我已是上海知青的典型，我的突出表现已得到上级的肯定。我觉得我的申请应该能够得到批准。
如果公社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那就完全改变我的政治条件。我是知青生产队长，表现突出，若还是党员身份，那就极可能被大学录取。那么，梦想就会成为现实。一下子，我觉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几乎陶醉了。
党委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得到了消息。我们大队报上去的五个入党申请人，有四个是当地的农民，他们都被批准了，而那个未被批准的就是我。尽管我的表现突出，尽管很多干部都了解我，但在讨论中仍出现了不同意见。最后的决定是“再考验考验”，我又被否决了。我真是太失望了。
不久，大学招生的录取结果也宣布了，我又落选了，还是卡在政治审查这一关。
那一年，莲塘大队的上海知青小武被大学录取了。她初下农村时，属于那种吊儿郎当的，常来我们大队找小宦和小毛玩，打扮得花枝招展。我很不以为然，觉得那与农村环境太格格不入了，因为我们是来经受锻炼的。
可在一年前，她一反常态，积极上进，在劳动中也吃苦耐劳，得到群众的好评。她的入党申请是与我同批报上去的，可她被批准了。大学招生她也被推荐上去，而且被录取了，就要回上海上大学。
我感到屈辱、痛苦，我太悲愤了--世道为什么如此不公平，难道这一切都是上天故意安排吗？我只想发泄。我一个人跑到了村后山丛中仰天长啸。
《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是被诸葛亮气死的，他临死前大叫：“既生瑜，何生亮?”我也对天呐喊：“老天哪，你既不让我上学，何必又三番五次给我机会，然后再是希望破灭后的绝望，这倒底是为什么啊？”
我在农村已多年了，可回顾整个历程，就好像在经过长途跋涉后，却又重新回到了原点。我们刚下乡时的政治口号是“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仅把下乡作为锻炼的机会。可此时去在提倡“到农村去滚一生泥巴”，一字之差，其含义却是天壤之别。
我变得悲观了，我也许将老死他乡，这一偏僻乡村也许将成为我最后的归宿地。
一天,大队部派了个农民来通知我，说接到上级电话通知，要我马上去县里参加身体检查。具体情况不详。我赶到县知青办公室，才大致了解情况。
县制革厂有一个招工指标，直接到了我们大队，指明要我去参加招工体检。我很感激——可我至今仍不了解其中细节。不过我也听说了，县知青办也知道我，一个上海知青,下放在边远的西塘大队，表现很突出，却因复杂的家庭出身，无法上调。
可是，我仍然念念不忘上大学。我感谢领导，可我说，我愿意继续在农村锻炼。也许有人会觉得我太不识抬举，因为对于其他人，这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了。
那次招工事件后，我们大队其他上海知青就对我有意见了，认为我浪费了一个招工名额。在那个环境下，多数人已没有太高的奢望，他们只想有一份工资拿。可是，这样的机会，在江西就太少了。在希望渐渐破灭后，很多上海知青干脆就不回来了，还有少数就在当地结婚落户了。
仍然在农村坚持的是少数了，而像我这样的就更是少了--即使在人生最低点，还是好高骛远，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梦。
列车终于开出隧道
现在我是商学教授了，近年来回国，也常给一些公司讲授管理的课程。我有次在一家零售大企业上课，谈到员工激励时，是这么说的：
零售企业多半是简单、重复、枯燥的体力劳动。而且，这一行业高度竞争，公司无法为员工提供很好的薪水和福利。在此情况下，如何留住人才，如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最有效方式是给予他们目标和希望。要通过教育，让他们把企业的前途与个人利益联系起来——高速成长的公司也带来员工成长的空间，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快的晋升机会。
其次，要使他们相信，个人目标通过自己努力是可以达到的。在战场上，如何使士兵勇往直前，战死沙场而不惧？靠的是赏罚分明。在商场上，如何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靠的是完善的考核制度和以业绩为基础的晋升制度。
绝大多数人，只要能够看到未来，只要觉得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就会有积极性，就能全力以赴，就可以为了将来而忍受今天的艰辛，甚至放弃眼前的物质利益。
切记，一个企业能在竞争中取胜，靠的是一群愿为企业拼命的员工，所以绝不要搞任人唯亲。要以企业的生存发展为重啊！
我这番话是亲身体会，是人生经历的总结。在农村的九年漫长岁月中，我经受了生活的困苦和劳动的艰辛，体验了灵和肉的折磨，可我都挺过去了。我能够顽强不懈，因为我有目标，相信目标可以通过努力而实现的。
可到后来，我已完全适应了农村生活，却感受到了灵肉的痛苦，因为信心开始动摇，因为前途变得渺茫——在获知了自己的“政治污点”，在三次推荐上大学受挫后，我所经历的是心灵的煎熬啊！
“哀大莫过于心死”，那是我人生最灰暗的一段日子。人若看不到希望，精神上也会变得软弱。我历历在目的，是一次送公粮的经历，那时我深刻体会到意识对感觉的巨大影响。
农村的每个生产队都要向政府交公粮，那年我们队是以蕃薯抵公粮。我们把成麻袋的蕃薯装上了拖拉机，拉到了临江镇公粮站，押车的是我与村里二个农民。可到那里后，才发现营业时间已过，公粮站关门了。货是不可能再拉回去了，只能卸下了所有的麻袋包，堆在粮站前的空地上，要到第二天开门时才能再交粮。这就需要一个人留在这里看守，他俩脸上露出了难色，我就让他们先回去，自己留下来守夜。
事先没有想到要在外面过夜，我都没有带行李。可那已是11月底，气温很低了，到了夜里更是冷气嗖嗖。我从麻袋堆中拔出一袋蕃薯，挪出了一人大的空间，我钻进去后，再拖过一袋蕃薯把洞口盖住了。在里面，我在地上垫下一个麻袋片，躺上去后，在身上盖上一个麻袋片。我起先不是很舒服，但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熟，搬货一天，太累了。我一直睡到天亮后才醒来，那一刻的感觉还不错。
可是，当我推开顶上的麻袋，从洞里爬出来，展望四面时，我呆住了：哇，昨夜好大的霜啊！地上、树上、屋顶上、麻袋堆上，全部是白花花的。
在那一刻，我感到悚然，有一种冷若冰霜、寒气逼心的感觉。那是一种胆战心惊的感觉，真是“千里冰霜脚下寒”。但这种感觉，在未见到外面的景象前，却是没有的。为什么呢？
——突然间，我明白了。这就是我农村生活的体验：只要有希望，再苦也可以挺过去，可当看到了我的档案，在努力再次失败后,就感到希望破灭，前途暗淡，那样的日子才是难熬的。那才真正是苦海无边，那么地活着就如同行尸走肉了。
每天，我还是出工走在前，收工走在后，还是与乡下人打成一片。因为我习惯了那种生活，已形成了一种惯性，就有如火车进入了高速行驶状态，即使没有牵引力，仍然保持着均速前进。我已经麻木了。
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到了1976年末。，毛泽东是那年的9月9日逝世的，不久“四人帮”垮台了。终于，历史列车开出了长长的隧道，又重见光明了。我本来几乎已是万念俱灭了。可那时，我干枯的心中又重燃起了希望之火。
我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大通知：中国将恢复大学高考招生制度。我的兴奋是难以抑制的，我一夜都没睡着觉。任何一个局外人都是难于理解这一政策的重大意义。它实质上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是把翻过去的天又重新翻了过来。这是翻天覆地，这后来改变了多少中国人的命运啊！
我看到了希望，我又有了目标。我重新激发起勇气和力量，要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做最后冲刺。
可是，大多数上海知青已没有那种激情了。他们付出了青春的代价，在农村滞留多年后，唯一的愿望是回上海，“回家”是压倒一切的生理本能。那时流行说法是：“只要回上海，即使扫马路、倒马桶，也甘心情愿。”那些工作是被认为社会最底层的，可上海知青的人生需求也已降到了最低点啊！
最后，知青返回上海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在“文革”中100多万上海知青去了农村和边疆地区，这一运动几乎触及到上海社会的每个角落，波及到上海居民的每一家庭。下乡知青的境遇在群众中引起广泛同情，他们的安置也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最后，上海政府终于有了新的政策，允许早年出去的上海知青回城。也就是说，他们只要仍在农村，就可以把户口迁回上海。上海户口，在那个年代，就是无价之宝啊！绝大多数知青朋友都是借这个政策重返上海的。
——但他们后来的境遇大都不是很好。那是生不逢时的一代人：在“文革”中，遇上了上山下乡运动，去了农村；“文革”结束后，又因学历太低，无法取得较好的就业机会；在今天体制改革中，又首当其冲地承受了下岗的压力。真是差了一步，步步都差啊！当然，也有考上大学，从而改变了命运的。可那毕竟是极少数呀！看到他们许多人的现况，我感到痛心：在这一大变革、大动荡中，他们是社会代价的主要承受者。
人生难得几回搏
而那时，我正在全力以赴，为大学高考作准备。我以容国团为自己的精神榜样。他是中国早年的乒乓球运动员，在1964年世界杯乒乓球比赛中获得了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今天，中国已是一个体育大国，在每次国际体育比赛中，总有中国运动员赢得金牌和冠军。这样的体育健儿太多了，逐渐地，人们已无法记住他们所有人的名字。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容国团，因为他是第一个为中国赢得这样荣誉的运动员。
其实，容国团在技术和身体素质上，与那些外国的乒乓名将比较，是处于劣势。他靠的是精神。在那关键时刻，他激发出那样的激情豪言：“人生难得几回搏——现在就是搏的时候了”，过五关斩六将而取得了最后胜利。作为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他将永远载入史册。
那是我人生最重要关头，那就是“搏”的时候了。容国团成为我的精神支柱，激励着我不断地去冲刺。我夜以继日，在煤油灯下往往学到天亮。那时睡眠已是最大的浪费，我把睡眠时间压缩到了最小限度，有时实在是困得难受，就用冷水洗脸、冲澡。再到后来，这也没有效果了。
我想起了乡下人一种习俗：当某人快要离世、而他亲人却尚未到达时，为了能见上生死离别之际的最后一面，旁人就用手指掐住他的"人中"（在鼻子和上嘴唇之间的穴道），以此挽留住那垂死的生命。想来这个穴道的刺激性很大，也应可以提神。我就试着用手指甲掐自己的人中，又酸又痛，人却清醒了，效果真的很好。我也为此发明而颇为自得--相比较，古人的“头悬梁，锥刺股”，精神固可嘉，却真是愚蠢之举。
我报考了理工科专业，要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我的正规教育只到初中一年级，要靠自学来提高。其中，我政治和语文在实际生活中都有提高，数学、物理也自学了一部分，最头痛的是那化学。我从未上过化学课，没有一点概念，想自学，可那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我在阅读上化了大量时间，却仍然不得要领。
我万分焦虑，灰心得几乎要放弃了。可家中来信说：决不能放弃化学，起码要拿到基本分数，否则很难靠其它科目的分数来弥补，学习的重点是理解基本原理。我又收到爸爸寄来的学习辅导材料，手抄本，是他抽时间整理出来的，概括了中学化学的精要内容，包括化学元素表、基本定理和公式等。
这些资料都是极其珍贵的，因为那个年代书店没有这么多的高考辅导材料。可以想像，其中包含着我爸爸多少的心血啊！我万分感动。
我在化学的苦海里挣扎着，感到绝望，但没有放弃。回想起来，我在学习中似乎不得要领，但实际上是在积累，是从量变到质变的累积。终于，到了那么一天，我突然地悟通了，那瞬间就觉得什么都能理解了。那种感觉真是奇妙啊，简直不可思议！那一刻，我沉浸在狂喜之中，我对化学有了信心。我的化学知识就开始与日俱增了，我才发现中学的化学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高考日期越来越近了，我迫切地盼望着，不是因为我准备就绪，而是我被紧张的学习已折磨得痛苦不堪，身心疲惫到了极点。我暗中希望这一苦刑的早日结束。
我和小沈在镇上的临江中学参加了大学高考。我俩在临考前一天出发，搭拖拉机到了临江镇，在街上一个小旅店住下，又找了家饭店吃饭。我们叫了一盘大蒜炒肉片，美美地吃了一顿。在那关键时刻，是不应该对自己吝啬的。大战将临，我们也要让紧张的大脑休息一下。
我还有“撒手锏”。家里知道我在高考复习中体力消耗很大，在寄来的信件中夹了一些人参片，如指甲盖那么大小，切得薄薄的片，一起约有个七、八片。我妈妈说，不需要煮或炖——她也知道我没有时间，就是放在嘴里咬碎后再吞下去即可。在那个年代，这些人参片对于我们来说，是很贵重的。这些人参使我又感觉到了家庭的温暖——我出国后，曾去威斯康星州北部的农场买花旗参，那一买就是几十磅了，可那精神价值却远无法与当年那些人参片相比较。
这也是我力量的源泉。我算好了天数，从临近考试日时开始每天服用一片，到考完最后一科那一天，我也正好吃完了最后一片人参。我想到，早上空腹的时候，胃的吸收能力应该是最强的，所以我一早起来，先把一片人参片含在嘴里，细细嚼碎，吞下去后，再用清水漱口，把嘴巴里的残渣全部都带到肚子里去，一点也不浪费。不管这人参片的实际效果如何，起码增加了我的信心。
三天紧张的考试终于过去了。我走出考场时，自我感觉不是很好。我碰上了我们公社的老蔡，他是上海66届高中生，也就是说，他在“文革”前读完了高中的课程。他显得信心十足，说这些考试题目太简单了。我听后，心中更是沉甸甸的。
当然，我也有出乎意料的喜悦。考化学时，我居然做完了所有题目。无论如何，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接下来就是等待着发榜了。我已作了最坏打算，也许不行，那就下一年再重新来过。
我在焦急地等待着，心中更是忐忑不安。
终于收到了考试结果通知，我五门课程的总考分为359分，并不是很好。其中有我失望的，语文才考了65分，我原指望在这门考试上多抓些分数；但也有意外的惊喜，化学分数竟是92分，是所有成绩中最高的，连我都没有想到的。当然那一年的高考，化学考题相对比较容易些。
1978年江西理工科高考的总分录取线是340分，359的总分就上线了，也就是说，我将接到某一大学的录取通知。我很想去上海的大学，可根据我的成绩，可能性不会很大。不管怎样，我还要继续等待......
摘自刘贤方《改变命运的人生兵法：从下乡知青到美国教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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