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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背中学的日子里
作者：沈锦荣
1976年暑期，我从井冈山师范毕业了。在正式分配之前，通知我去江背中学实习。之后，整整两年，我是在江背中学度过的。
江背公社（现更名为桐林乡）是我插队落户的地方，为峡江县最偏远的一个小山乡。我们下乡时，恰逢"省革委会"推行"扩社并队"，十多万人的峡江县划为六个大公社，江背公社并入马埠公社；1972年，江背公社复从马埠拆出。经过几番折腾，创办于1968年的江背中学基础设施条件很差：仅有一栋"L"型的平房校舍以及独立的简易厨房、厕所。平房内包容了教室、办公室、师生宿舍、仓库等多项功能。窗户大多以塑料薄膜替代玻璃，每年入冬前更换一次。部分房梁用马尾松替代杉木，年久成了白蚁滋生的"温床"。教学图书、仪器近乎空白，散落在办公室橱柜中和办公桌上仅有一些简易教具和政治读物。当年的初中为两年制，全校仅设四个班，学生人数不足两百，教职员工共为十人。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当年的教学工作处于将就维持运行状态。
条件很艰苦，我承担的是一个毕业班的班主任及政治、数学课教学任务，还要负责学校的"学习与批判"宣传栏和出纳等。
政治课没有系统的教材，我讲过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讲过"毛选"第五卷的部分篇章，讲过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记得还选用了当时广为传诵的柯岩的诗--"周总理，你在哪里？"我注满深情地朗读时，师生都噙满了热泪。
数学课的教材是"几何"，基本上是沿用"文革"前的老课本新编的。上中学时我对"几何"的学习兴趣较高，我以为相对于"代数"，"几何"更重逻辑思维。读师范时，我分科在语文班，但对"几何"的教学凭着老底子自问还是能胜任的，学生们的课堂反应也大多较好。
班主任的工作很琐碎，但好在那个年代的初中生生活比较清苦，思想也比较单纯，我与学生们朝夕相处很融洽，学生们甚至家中有什么事也乐意向我倾诉。学校的"宣传栏"基本上由我负责更新，半月一期，每期一个主题，刊载师生们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学习心得等。有时就以剪报的形式，将各种报刊相关文章剪下粘贴成一个版面，空白处用彩色广告粉勾勒一番后贴上墙去。难的是那时可读的刊物实在太少。上海亲友寄来的《学习与批判》，成了我出刊的主要参考资料，确实每期都要费些心思的。
课余的生活单调而不枯燥。每晚在办公室内集体备课两小时。我们5个上海知青教师"承包"了学校的数理化教学，备课之暇，时常有人"发难"，拿出一道不知从哪本老参考书上找出的题目让大家搞"竞赛"，有时还会为一题多解而争得面红耳赤。在那个没有扑克麻将相伴的岁月里，这种"参赛"成了我们最为开心的"娱乐"活动。早晚时分，校内仅有的几张乒乓球台（砖石垒成）和一个篮球场（砂土夯成），活跃着师生共乐的身影，校长陆肄是我们公认的"运动健将"。
教师们的伙食很便宜：菜蔬自种，统一蒸饭米自备，我的米取自还在插队的弟弟处，每月交伙食费仅两、三元钱。学校食堂养了十多只母鸡，从不喂食，光吃学生洗来和饭后余下的米粒就撑得够呛，每天下的蛋就被教师们利用"特权"享用了。有意思的是春插之后，我们时不时地会去稻田里"照鱼仔"，选择晴朗的夜晚带上工具：腰间挂个竹篾编的鱼篓，左手提个木棍吊着的粗铁丝扭成的"火篮"，右手拿上以大号缝被针排列绑在竹夹上制成的"针錾"。"火篮"内点燃"松明"，在田埂上巡游，见到小鱼仔、泥鳅、黄鳝，就将"针錾"扎上去。往往高一脚，低一脚地兜上一两个圈，就能收获再三斤。回来稍作清理后，将其排列在食堂的大锅内，以茶油慢慢沿锅边滴下，以小火焙之，直至油亮酥黄，存于坛罐中慢慢享用。若佐以新鲜辣椒小炒，会觉得是天下第一美味，倘再饮上两碗农家老冬酒，更觉飘飘欲仙了。
难得是吃肉。公社食品站每月杀两三次猪，首先要供应公社食堂，再是七站八所、供销社、卫生院等单位，还有周围的老俵。杀猪当日天不亮就要去排队，兼了食堂管理员的黄老师说，买一次肉好比打一次仗。有时就会空手而返。于是，陆校长提出要自养两头猪。请泥工盖了猪舍，为省钱就由教师们动手砌猪栏前的围墙，利用空余时间先砌碎砖，再砌乱石，好歹完了工。当然不可能有劳保手套，几个人忙活完了才发觉两手给石灰浆熬裂了，火辣辣地疼。
待到冬令，还有一件乐事。定下一个周日，几个单身汉以现时流行的"AA制"，老俵称作"打平伙"的方式，凑上五元钱，去附近村庄打上一条狗，用自行车拖回学校改善伙食。先烧开水褪毛，再将狗置于铁耙上，点燃禾草慢慢烘烤，待到皮色焦黄肚腹微裂，即取下开膛、切块、入锅，爆炒后放入多种佐料，耐心焖透至烂熟。当然，干这些活时我只能当个下手。猪肉飘香了，那就洗净两个脸盆，中午即以狗肉当个饱，晚上另有招数，弄上一盆芋头，将吃剩的肉一起炖上再吃一餐，席间自然少不了老冬酒……
至今，回忆起在江背中学的那段日子，我的心内仍充满着愉悦：那时，我的工作与爱情都得到了收获；那时，我的体重达到了138斤，这个纪录至今尚未打破。
200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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