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命运的人生兵法——从下乡知青到美国教授》前言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了。6月30日子夜时分举行的中英香港交接仪式成为一个世人瞩目的事件，世界各大媒体都争相报道。美国广播公司（ABC）的王牌新闻主播员皮特·詹宁斯在现场直播中是这么评价中国的：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政府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为它的人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Nogovernmentintheworldhasdonesomuchforitspeopleinsuchashortperiodoftime）。

　　这句话引起我心中的共鸣。我在美国是大学教授，但也负责学校的中国MBA项目，还担任了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总署以及一些美国和中国公司的顾问，所以近年来常回国，耳闻目睹了她的巨大变化——我无法忘记我出国时的中国，那时“文革”刚结束，改革开放正在起步，百废待举，可许多中国人却似乎已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在长期的闭关锁国之下，我们是落后、闭塞甚至无知的。回想起来，我们中国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啊！

　　我也安排过外国友人访问中国，其中不乏有公司老板、高级主管、大学校长和著名教授。那些老外，初次访华，感到意外，甚至震惊，因为所见所闻冲击到西方人的固有成见。短短几天的访问，往往使他们改变态度，对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充满乐观。可是，那些外国人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国，因为他们走马观花，只是在感性上认识，所去之处是北京、上海、深圳等在改革开放中走在前面的城市，所接触的只是占人口少数的社会精英——现行经济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他们很难注意到属于大多数的中下层群众。比如，奋战在建筑工地的千百万工人，他们工作艰辛，没有基本保证，工资所得只是西方同行的几十分之一，可是却建造出了世界一流的摩天大楼。工地上的民工特别牵动我的心，因为我曾经属于他们。当年我是上海知青，下放在江西农村，是“农业学大寨”水利工地上的无数民工之一，身临其境地体会过他们的疾苦。

　　其实，这些工人尚属幸运，因为他们仍在就业，尚可领取工资。更值得同情的是原国营企业的下岗工人，他们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在报酬微薄但却保障终身的制度下度过了前半生，那时他们处于个人产出的巅峰期，主要是在为社会贡献。可今天，在他们过了青壮年后，却要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各自的价值，这对他们当然不是很公平的。我和他们是同代人，看到现况，无法不为他们感到难受和委屈。

　　令人关注的还有那些居住在边远落后地区的人们，他们的困境还没得到根本改善。我作为世界银行顾问，参加了中国的扶贫项目，去过贵州、云南、广西、四川、山西、宁夏等地的贫困地区。当我首次看到那种困苦、贫瘠和落后，产生了“震撼灵魂”的感情激荡。若非亲眼目睹，很难相信那些区域经济是在与信息化的现代社会同步运行。

　　点点滴滴，都是触目惊心。我还记着在贵州某山区见到的一个小女孩，漂亮可爱，有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即使破烂衣服也无法遮盖住她内在的高雅气质。可她失学在家，父亲是残疾，没有母亲，已在分担家庭重负，既要照顾幼小的弟妹，还要到地里去劳动。当我问她想不想念书，她默默无语，可那垂下的眼睛却流出了泪水。城市里的孩子，像她这样的年龄也许正在欢度着无忧的童年。我想，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命”——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于出生的地方和家庭，那种偶然性却要导致天壤之别的人生道路。

　　中国在改革中引进了市场机制，这无可避免地会导致两极分化，强者在竞争中会崛起，他们与弱者的差距会拉大。所以，中国的发展策略，实质上就是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手段，来换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了，居民所得有了很大提高，可贫富差距却在拉大。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1，中国的个人收入已进入绝对不平均区间，而且这一现象仍呈上升趋势。是啊，中国经济这块饼更大了，可分配比例却更加不平均，这令人关注。所以，中国政府所面对的最大难题之一，是要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政府职能来缩小贫富之间的差别。作为人民的政府，它可以基于社会公正和道德的考虑，通过政府税收和预算、社会福利、立法来大力推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以和平方式劫富济贫。西方发达国家已在这么做了，我们也应效仿。但是，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事情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在当今世界上，有一个幽灵正在到处游荡。那是一种超国际经济势力，它正在逐步摧毁传统概念上的国家疆界——那就是国外直接投资2（ForeignDirectInvestment或通常称之为FDI）。资本没有祖国，资本没有国家或民族的忠诚感，它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好的投资环境、追逐最高的投资报酬率。资本所到之处，可以带进资金、科技、信息、就业、市场，这些都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过去人们担心，那些带入资本的跨国公司会威胁到地方政治实体的存在。可是，今天的政府越来越把经济发展当作其首当其冲的国策，它们更加注重国外资本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要千方百计地“引狼入室”。英国《经济人》杂志出了一期跨国公司的特刊，就把它称之为“人人宠爱的妖怪”（Everybody’sFavoriteMonsters）3，此说法就是体现了这个矛盾的心态。

　　近年来，国外直接投资增长迅猛，把世界带进了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恰恰赶上了这一大浪潮，以其商品市场的潜力和劳动力的优势，成为了世界经济的热点。中国的竞争优势不仅在于劳动力价格低廉（可以肯定非洲埃塞俄比亚的劳动力更加低廉），而是以低廉的价格再加中国人的勤劳、聪明、刻苦和巨大忍耐力。中国的劳动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资产。这已为全球的投资者所公认，他们是以手里的钞票来投票表决的——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外资接受国，已成为最有世界竞争力的制造业地区，也已成为美国最大贸易出超国。总之，中国是全球化经济转型中的主要受益国。

　　中华民族极其幸运，因为她的经济革命撞上了这样的大好国际环境。这是历史给予我们中国人一个百年难得的机遇。可是，这也制约了中国政府在国内政策上的选择。假如中国政府为了减少贫富差别而干预经济，如以立法来大力提高最低薪水（美国现定为每小时5.25美元），就可以增加劳工阶层所得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这不会影响国内市场竞争状况，因为强制性地提高基本薪水不会改变国内企业间的相对劳动力成本，却能增加国内消费需求并带动经济。

　　但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这将提高中国劳动力在国际上的相对成本，减少中国市场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降低中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所以，政府若对劳动力市场大力干预，对经济发展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总之，因为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整合，国内政策的调整也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结果。

　　所以，中国政府所面临的选择是困难、甚至痛苦的。为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为了保持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就应该继续现行经济政策。但那是以牺牲社会下层广大群众的经济利益来换取发展的速度，是由他们来承受社会改革的主要代价，从而换得整体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最终提高。可是，这些人们的付出就太大了。这是为中国的崛起、是为中华民族的腾飞所做出的牺牲。他们默默无闻，是真正的无名英雄。他们的牺牲如同无数革命先烈的捐躯献身，对于我们共和国，具有同样崇高的意义。

　　经济改革拉大了人与人的差距，还把名不见经传的人物造就成了英雄。他们能成功，靠的也许是努力、运气或机会。但是，大家起点不一样，机会也不均等，而且机制转型中也存在着种种弊病，所产生的财富分配结果很难说是体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也不能简单地以“存在就是合理的”来解释。所有这些，我们既要面对，还须接受，那又该如何调整心态呢？

　　中国人说：“人比人，气死人”，想以此保持心态平衡。我认为这不足以取，因为你无法不比。它或许给予你安慰，却不能使你奋起。我说就是要比，因为只有比较才会激励。问题是同谁比。我曾问道：“为什么不去与残废的、要饭的、睡马路的人比？”有的听众回答：“那是因为我们的命不一样。”既然人与人命不一样，我们就不能与别人比，要比只能与自己比，与昨天比、前天比，只要在进步就好，就要感到欣慰。这才是积极的心态。

　　在今天高度竞争的市场中，大江东去浪淘沙，风流人物前赴后继。今天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在时过境迁后，也可能会走麦城。在这挑战与危机并存的年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保持勇气、热忱和斗志，继续向前走。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以正确的方式方法，从事人生的追求。这就是这本书的中心要旨。

　　我写了这本人生奋斗的书，动机完全产生于偶然，主要还是出于我的中国情结。我在中国时，接触到一些仍处于人生奋斗初期的人们，我想起了自己早年的境遇。他们的现状固然要比我当年好了，但因为“民不患穷而患不均”，或许更为不安于现状。我要帮助他们。我是老师，帮助的最好方式是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所以，我在给中国学员上课时会谈一些人生道理。那一次也是触景生情，我侃侃而谈，以自己的经历为例，鼓励学员们要有远大抱负、奋斗精神和生涯规划。

　　那讲话却引起强烈的反响，这是我原没有想到的。没有想到，是因为我以为听众只想了解西方商学知识。下课后，一个学员上来，含着眼泪说：“刘教授，你的讲话对我人生此刻太重要了，因为我几乎就要放弃，我感激您！”她没有细说，但很显然，她正处人生的低潮，从我讲话中得到勇气和信心，她将继续努力。

　　自那次后，我在讲课时就常穿插一些人生激励的内容，往往产生很积极的效果。后来有人请我去做专门的演讲，一些学生、朋友，甚至素不相识者也与我讨论，他们谈自己的体会，分享人生经验，也寻求我的建议。这些讨论使我的思考更加深入和系统了。我也常问自己：为什么我面对种种不利条件和境况，能够逆境崛起？在反复思考中我大彻大悟，感悟出了人生的奥秘。我当时欣喜若狂。现在回想起来，这一思想火花的迸发不是偶然的，而是我经历和教育结合的升华。

　　很多人有类似于我的经历，始于社会底层，靠努力改变了人生。可是，他们却无法像我那样地系统总结，因为他们缺乏我那样的教育。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国际投资，曾获得国际商学会的最高荣誉，而我的突破在于把信息经济学理论结合于研究。而信息经济学着重于“不可确定性（Uncertainty）”环境下的经济决策。我们的命运也充满着不可确定性，因为人生发展受制于众多不可确定因素。此外，我的研究还包括商业策略学和营销学。是我的学术背景启发了我的思考。

　　总之，触类旁通，在总结个人经历时，更结合了经济学、策略学和营销学的概念，归纳出一些带规律性的道理。我把这些道理称之为“人生兵法”，因为它帮助我改变了命运。

　　最近我读到一些以中国留学生为题材的书籍，描写他们如何在神秘的异国它乡获得成功，迅速崛起。很精彩，也够刺激！可是，这些故事对于众多海外华人来说，就如同灰姑娘的童话。起码，这不代表主流。他们的大多数是靠艰苦奋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来的。对于他们，美国不是冒险家的乐园，而是只要努力、愿意付出，就有机会，就能成功的地方。

　　我想，那类出版物能流行，是因为它投其所好，是因为中国仍有很多年轻人怀着出国留学的黄金梦。美国电影《漂亮女人》（PrettyWoman）之所以卖座，不是因为有理查得·吉尔和茱莉亚·罗伯茨那样的大牌演员（其实罗伯茨是因演了这个电影才成为超级巨星的），而是因为它编织了一个梦，使观众在梦幻中感受到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的东西。其实，美国的好莱坞电影所描写的，并不代表大多数美国人的实际生活。很多中国人，甚至欧洲人，也是到了美国后才惊讶地发现的。

　　我担心此类读物也会像好莱坞电影那样误导中国学生，使他们在出国前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在出国后也不能及时调整，结果无法完成这个飞跃。这样的出国经历不能给他们带来个人的发展，反而会成为他们的负累。

　　这本书不是那种类型的海外历险记。我曾是知青下乡大军中的一员，后来也只是众多海外留学生中的一个——或许这两种经历的结合才使我面对更多的困难。我的经历是普通的，此书也只是对这一经历的回顾，其中包括种种波折、艰辛和考验，我也从中获得了人生感悟。我要如实地反映这一历史和自己的成长过程，也尽可能严格地解剖自己，试图不要自我粉饰，从而使之有更大的现实意义。这本书终于完成了，希望能够给予读者一些积极的人生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