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却的历练

　　岁月悠悠，人生苦短。今年12月5日，是我们上高县锦江公社宣传队成立30周年的纪念日。这支成立于1975年的、先后有着60多人的文艺宣传队，在困难中诞生，在漂泊中成长，踏遍青山绿水，活跃在锦江两岸，艰苦奋斗十几年，大小演出过几百场，参加过多次地、县大型文艺调演，创作过许多优秀的节目，获得过许多的奖励和荣誉，为锦江公社的发展史添上了一笔重彩。

　　回顾过去，千言万语都难以表达；聚在一起，几天几夜都有说不完的话；我坐在计算机前，敲打着键盘，摘选了在人生50余年的生涯中的这段“苦与乐”、“情与谊”组合的历史篇章，献给当年与我同甘共苦的兄弟姐妹们，以表思念之情。

一、艰难中生漂泊中长

　　1975年1月，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尾声，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国民生产进入全面整顿。从铁路整顿开始，钢铁、军队、教育、文艺、科技等领域都厉兵秣马，酝酿展开。

　　7月，毛泽东两次谈到文艺问题，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在全国到处讲大局、抓生产、抓整顿的大好形势下，上高县委、县政府准备举办一次大型的农村文艺调演，要求各公社都要派队参加。

　　有了这项重任，抓住这个机遇，公社领导决定成立锦江公社文艺宣传队，指定公社副主任黄忠义亲自抓，抽调陈广、徐慧兰两人负责筹备。

　　为了在短时间内组织起队伍，参加汇演，他们两人马不停蹄地到各大队去物色人选，主要是以新华大队、团结大队的文艺宣传队员为基础进行抽调。第一批人员中，新华大队有况忠生、龙荀生、左胜明、李锦胜、刘长辉、胡勇义、吴素娟、魏水妹，团结大队有黄余粮、黄明华、黄新民，大塘大队有保玲、沈福棣、周群、五里大队有吴忠民、赵阿根、还有其它大队丁红桂、胡顺秀、冷敏等。接到通知，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内背起行李来到指定的地点报到集中。
公社拿出了一些资金让我们购买二胡、高胡、小号、笛子、扬琴、小提琴等乐器，添置了一些演出用的服装，每人一套军装，男同胞另有一件白的衬衣，女同胞每人另有一套淡蓝色的绸衣裤，穿在身上顿显婀娜多姿，这就是我们演出时的统一服装，加上锣鼓、钗、铂等，就这样我们锦江公社文艺宣传队在艰难中成立起来了。

　　由于时间上的仓促，注定了我们以后飘泊不定的生活，宣传队设在锦江公社林场，它位于上高县通往宜丰县的公路边，离公社有7、8里路。林场腾出一栋当仓库用的房子给我们做宿舍。

　　房子的外墙是砖砌的，看上去挺好的，而里面却是用竹子和泥巴糊起来的隔墙，房间都没有天花板，谁要开口说话，整座房子里的人都能听得到，晚上睡觉，隔壁房间的呼吸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正是寒冬腊月，在这间四面通风的仓库里，怕冷的我经常是冻得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自从我们宣传队落户林场以后，原先寂静的林场突然变得有活力了，林场的职工也变得快乐起来，白天，我们不排节目，就和林场的职工一起上苗圃去挖树苗、种树苗。苗圃里最多的是松树、杉树，也有一些枫树、梧桐树，果树是一棵也没有的，因为那是资本主义尾巴，所以几十年下来，公社所有的山头上就只看到松树、杉树、和少量的茶树、苦楮树。

　　虽然种树也是很苦的，可是有我们宣传队的同志在，总会伴随着一种欢乐。大家一边劳动一边都抢着展示自己的才艺，说说唱唱没有停，林场的职工也不嫌我们种得慢，乐得悠闲。临近过年，我们因为要参加汇演，也就没有很多时间参加这种劳动。

　　由于经常在外演出，我们在林场的住房内经常是空无一人，十分不安全，加上宣传队离公社远了点，领导指挥也不方便，考虑到宣传队今后的发展，公社就酝酿着寻找一个较理想的地方。

　　1976年的4月份，我们从林场举队搬到了朱桥大队施家村。这里离县城只有3里多路，离公社也就5、6里路，整个村子也只有十来户人家，房子不多，为了安顿我们，施家队长尽全力动员全村的村民，让出了几间较好的房子给我们住，还让出一间厅堂给我们做排练场。

　　我们因陋就简进行安排，知青们就住村民让出的房间，6个女同志共挤一间大房间，剩下的十几位男同志全部都住在一个大的养猪场里，尽管房子比较低矮，但经过大家辛勤的劳动，把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土砖上糊上报纸，摆上床和桌子，就这样安顿了下来。就是这间低短的猪栏房子成了我们宣传队学习、开会的重要场所。

　　在施家，我们全队的生活也碰到许多困难，首先就是吃水的问题。整个施家没有一口水井，村民们喝的水就是村前大田中央用石头砌起来的一口井，水质很差，只要一下雨，田里的水就和井水混在一起了，大家都担心喝这样的水会生血吸虫病，所以我们决定不辞辛苦，大家轮流到一里外的朱桥村去挑水，每天派三人去，其中有一位女同志，挑水对于男同志来说并不可怕，只苦了女同志，两个大大的水桶，压得背都直不起来，记得那时每天挑一次水，保玲就得哭一次。
宣传队的买米、买菜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那时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菜吃，有时几天都是吃空心菜或几天都吃萝卜。为了能解决吃菜的困难，也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就像当年八路军“三五九”旅那样，发扬南泥湾精神，开荒种菜。队里要每个队员自己去开荒，马路边、山坡旁、山顶上到处都是我们开出来的大大小小的菜地，大家各显神通，种包心菜、红萝卜、白萝卜、洋葱等，另外每人定了上交50斤南瓜的任务，到年底结帐时，有几个同志种菜技术特别好，超额完成了任务，当然也有没有完成任务的人。

二、自给自足自发工资

　　在宣传队成立伊始，公社就给我们下了任务，半年以后要自给自足，当时给我们定的工资是男同志每月28元，女同志每月23元，尽管这每天只有一元、八角的工资，但在半年以后就达到自给自足的能力，确实有很大的困难。

　　宣传队没有一亩田，没有一块地，没有一台机器，没有一间生产车间，如何才能做到自给自足呢？这可急坏了队长，我们几个队干部经常在一起商量准备干什么？怎样才能在经济上独立？每到发工资的时候新牯队长和会计况忠生就要满公社的跑，到处去借钱，到处联系生产任务。

　　刚开始准备办一个尼龙袜厂，也曾派人出去考察、学习过，但是由于原材料和设备都没有办法解决，最后也没办成。

　　新牯队长每天都绞尽脑汁找活干，到处联系业务争取能赚一点钱，当时公社最好的企业就是皮线厂，离我们不远，他千方百计地联系到洗塑料鞋的任务。

　　在我们没有排练任务的时候就去那里洗塑料鞋，一分钱一斤，那塑料鞋是从废品收购站收购来的，被机器切割成两片，然后再生利用，做成电线的包皮。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塑料鞋底上的所有泥沙刷洗干净，我们几个女同志平均每天洗下来，也就赚个七、八毛钱，双手被水浸泡得发白，皮皱皱的，下班之后几个小时都不能恢复，男同志帮助搬生产材料，做得都是搬运工的工作，一天下来也赚不到一元钱。

　　为了生存，我们到建在上高的江西专用设备厂去承包土方，就像农民工修水利那样，男的挖土女的挑，一挖就是几个星期；我们还到上高县城建局承包修马路；成了养路工，一修就是半个月；人们只看见宣传队的演员在舞台上的光辉形象，根本就不知道舞台下的我们为了生存、为了自给自主，拿下脸面到处去讨事做。

　　1977年的春天，我们又开始了第二次大搬迁，举队搬到了公社腐肥厂的一幢二层楼房里，旁边有两排长长的生产车间，一边做仓库，一边是生产车间，有一间大大的空房子做排练场，房子前面有一个标准的篮球场，有电灯、自来水，有正规的食堂，真是鸟枪换大炮，一切都变得好起来。宣传队根据公社的安排接替了腐肥厂的生产任务，有两个生产项目，一是做腐肥，二是做纸脚，从而达到自给自足。

　　这腐肥生产也是挺苦的，不做不知道，一做吓一跳。上班时，我们全副武装戴着厚厚的口罩，可氨水的气味一个劲的往鼻子里钻，熏得人眼睛都睁不开，但机器不等人，搅拌好了的肥料出来了，再难闻你也得上去把它挑走，好在我们的队员都已经是久经锻炼的，个个都能完成自己的生产任务。幸好，没隔多久这种肥料就被停产了，把我们从这种艰难的工作中解救出来了。

　　为了自给自足，我和到南昌市去考察，想办砂轮厂，但没有成功。几经周折，最后准备搞金属提炼，队长新牯从南昌请来了两位炼铜炼铝的师傅，成立了锦江金属提炼厂。

　　那时候我们经常分成两队人马，男同胞分成几批跟着况师傅学习练铜、炼铝、砌炉灶、开炉的技术；女同胞跟着况师傅的爱人学打泥灌子，虽然泥巴又冷又脏，可大家都兴趣非常高，都抢着学，打出来的泥灌子就象炮弹一样，一个个竖立在篮球场上，晒干以后就可以装废铜、废铝进炉子。

　　记得1977年的秋天，南昌蓄电池厂搬迁，我们出钱去收购了他们扔掉的废渣，在蓄电池厂的旧址上挖地几寸，硬是把整个厂地上沉积了几十年的蓄电池里的碎铅连土带泥全部运到了上高，堆在门口的篮球场是像座小山一样，这些废渣让我们整整清理了一年多。我们还到江西专用设备厂、到公社农机厂、到皮线厂等去收购铜屑、铝未进行加工。

　　在上高斜口大桥下面，在清清的锦江河边，我们宣传队的所有队员都去洗过铜渣，很多同志都参加了吸铁渣、敲铁渣、开炉的工作，每当开完一炉，敲出了金灿灿的马蹄铜，我们的心里都非常高兴。望着那一堆堆的铜锭、铝锭、铅锭，我们就有一种充实的感觉，要知道这就是经济基础，这就是生产利润，这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

　　提炼铜、铝、铅的工作应该说是高利润的，每个月只要开个一、二炉，就可以给大家发工资了。这样我们可以抽出大部分时间来排练节目、创造节目，就是靠着这些废渣的提炼，我们总算从繁重的生产劳动中解脱出来，开始实现了自给自足，自己发工资，走上了一条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道路。

三、踏遍青山送戏上门

　　来到宣传队的同志，人人都有自己的特长，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们的队员虽然不是艺术专业出身，但宣传队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我们成立了导演组、创作组、生产组。制度开始健全，严格按作息时间办事。规定每天六点起床，每个人早上必须要练一个半小时的基本功，乐队练器乐，演员练踢脚，下腰、翻跟斗，等。

　　知青中大多数都是过去在学校搞舞蹈、唱歌的，但农民却不感兴趣，他们要看的是有情节、有故事的戏剧。为此，必须不断适应农民的需求，从头学习戏剧表演，我们从“八大仓”开始学习“跌桩”、“亮相”，学走“台步”、学“云手”等基本功。

　　为提高演技水平，我们先后请了江西省赣剧团、江西省话剧团、上高县剧团的老师，为我们导演过大型剧目，导演过表演节目，还传授了许多表演的知识，使我们的队员水平提高快，

　　那时候，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个队员都能吃苦耐劳，不怕年龄大，不怕骨头已经僵硬，咬牙练。白天我们要下地生产，晚上要排练节目到十点半，从来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

　　1977年的新年是个最忙碌、最快乐的新年，是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新年，我们锦江宣传队也迎来了革命文艺工作的春天。

　　春节前夕，我们先后整理、排演了《青峰剑》、《打鱼杀家》、《三岔口》等古装戏，排练了《打铜锣》、《补锅》、《铁岚岭》等现代戏，正月初三，全体队员打起背包，扛着演出工具就上路，又拉开了宣传队下乡演出的序幕。
宣传队从成立开始，每年春节都要去下乡演出。锦江公社有十几个大队，几十个自然村，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毛泽东思想，把革命文艺节目送到每个村庄去，送到千家万户。我们几个队委根据各大队分布情况，制定好演出线路，安排好了所有的任务。

　　那时候下乡演出的条件哪有现在这样好，没有豪华车给我们装道具，没有漂亮艳丽的演出服装，从这个大队到那个大队，我们每天都要走十几里路，有条件的大队会派个拖拉机来接，没有条件的大队我们就得开着“11号车”自己走着去，开始了“青山做背景，大地当舞台”的艰苦演出。

　　为了看一场演出，村民要辛辛苦苦地搭建舞台，每家每户大大小小的门板就是搭台的最好材料，农民们卸门板再搭台，肩扛手拉要忙上一整天。舞台一般都搭在露天里，当然也有搭在祠堂里，等农民搭好舞台，我们就要赶紧装台，虽然设备简陋，但大家都希望把它做得最好，从灯光、布景到舞台的设计，都必须根据舞台的实际情况临时设计，临时做，往往是刚刚把舞台布置好，就到了开场的时间。

　　由于舞台是用门板搭的，不是非常结实，而且还七高八底，演出时要时刻小心，越是不想摔跟头，越是不要出洋相，就偏偏会出事。记得有一次演武打戏，台上打得正欢，突然整个舞台一角就坍塌下来了，把大家都吓呆了，赶紧扒开门板去救人，好在演员没有受重伤，爬起来包扎好伤口，等舞台修好后又继续演出，这样就直接影响到演出效果。

　　那时，农村的电力十分缺乏，很多小村庄都没有通电，我们的演出经常是在汽灯的照射下进行，台下的人看演员的脸是一边彩色一边黑，没有麦克风，靠演员的天生嗓子叫喊，这些不利条件当然影响演员技能的正常发挥，降低了节目的演出效果。我们觉得很内疚，可农民朋友却看得津津有味，一点儿没有嫌弃的念头，还赞扬我们演得好、水平高、有功夫，表扬我们的队员吃苦耐劳不象是城里人，感谢我们给他们送去了好节目。

　　演出期间，我们吃饭是没有规律的，有时被安排在大队里吃饭，有时被派到村民家里去吃饭。当时农村条件很苦，一年到头也没有什么肉吃，有的人家过年时才有点荤菜，但一般都是摆在桌子上做样子，专门招待客人的，十天半月舍不得吃，等我们来了才端出来，一碗咸菜烧肉，上面的咸菜已经是长了一层白毛了，我们知道农民家里是很苦的，他们常年以红薯丝拌饭，吃萝卜丝、咸菜，难得吃上一餐好菜，我们也不忍心吃。山里的卫生条件很差，有的人家碗筷脏得你咽不下饭去，又不好当人家的面再去洗，只能闭着眼睛吃。

　　在外面演出时最苦的还是晚上睡觉，在较小的村子里，男同志都是要睡在舞台上，稻草一铺垫上被子，凑合着睡；女同志就被安排到较好的人家去。

　　有一次，我和红桂睡在一户农民家里，刚躺下去几分钟，就感到有种被虫子咬的感觉，可当时太累了，根本不愿动。迷糊中听到外面有人在喊叫，赶紧起来开门，是保玲和吴素娟，他们是从另外一家人家跑回来了，问她们原因，说是分给她们住的那间房子里，有一张象是“奶奶庙”式的雕花床，床头上绑着一把绣渍斑斑的长剑，出门一看，门框上还挂着一面镜子，说是照妖镜，这可把她们吓坏了，死活不肯睡那张床，说是凶床，那个房间肯定闹过鬼。我们4个人只好挤在一张床上，大家刚钻进被窝里又被跳蚤咬得跳起来，赶快掀起被子来看，昏黄的灯光下，只见密密麻麻的跳蚤乱蹦乱跳欢快极了，大家赶紧动手捉，折腾了一夜，终究没有睡好觉。

　　下乡巡回演出，是非常艰辛的，我们挑着演出道具，扛着锣鼓翻山越岭，踏遍了锦江的山山水水。我们天天晚上要工作到十二点多，吃饭不定时，睡觉不安定，演出时，演员们顶着刺骨的寒风换衣服，演出完毕，没条件洗澡更衣，有一些同志生病了，一边服药一边坚持演出；有的受伤了，仍带伤演出；队员们都消瘦了很多，大家互相鼓励道：“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全体队员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坚持到最后，圆满地完成了公社党委交给我们的宣传任务。

　　通过几年的下乡演出的磨练，我们对山村农民的生活有了深刻地了解，并与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宣传队所到之处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我们带去的是党的关怀，党的政策，带走的是农民对党的理解，对艺术对生活的追求。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教育农民的同时，也教育我们自己。

　　在下乡巡回演出中，我们的体魄得到了锻炼，思想得到了升华，我们的意志更加坚强。正是有了这种千锤百炼，正是有了这些人生难得的历练，不怕苦、不怕累，逆流而上、坚韧不拔的思想在我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带着这些烙印，我们这一代知青，自如地应付了以后碰到的所有困难，成了新中国稳重、自信、创新的一代。

200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