艿头

　　艿头和我是同一年进入同一所中学的，他在四班，我在五班。那一年，我们虚岁十四，正是乳头里突然长了硬块，喉结突起，嗓音变粗，瓮声瓮气，一天要吃四五顿的年纪。可惜，那时很少有人能三餐填饱，所以，我们那一拨，后来都长得干巴瘦小，被人嘲为“三等残废”。但是，唯有艿头例外，他是我们中少有的超过一米八的高个，每当大家一溜排开，你就必定能看到艿头总是鹤立鸡群，很是萧洒英俊。要说艿头之所以能高过我们一头，究其原因，据说，这是因为艿头是家中的独子，承担着邬家延续香火的重任，所以尽管其上下姐妹好几个，但都只好众星拱月，一日三餐，艿头享受的是 “特供”的待遇。现在想想，在那个年代，延续香火，那自然是最最要紧的大事，因而艿头有一点优势，很是顺理成章，因此一切闲杂人等，不必去大呼小叫。

　　艿头当然是浑号，大号叫邬学枚。艿头浑号的由来，是因其幼时脑壳雪白光亮，活脱一只剥光的芋艿头，故而邬学枚这个符号就很自然地和“芋艿头”划上了等号。后来为省略，并叫起来增强节奏、干脆、响亮、朗朗上口，于是芋字便被取消，就艿头艿头的叫开了。当然，和大多数人难以接受浑号一样，艿头也经历了一番痛苦的过程，但，一旦 “约定俗成”，那便是全世界最最没有办法去颠覆的事，即便是你能动用阶级专政的工具，哪怕是开足了任何的宣传机器，那也会无济于事。因此，痛苦归痛苦，艿头当然毫无办法。再说，艿头也不肯付小伙伴们“封口费”，不肯放一点血，其结果当然只好是听之任之。不过，现在看来，能叫上一声艿头的，应该是一种不错的资格，这些人不仅仅是因为记忆深处的东西，难以改掉，更重要的是，还是据此亮明了身份，用北方话讲，就是艿头的发小，用上海话讲，则是艿头的出窠弟兄，故而叫一声艿头，显然是一种贴近，反倒显得亲切。这相比起那些邬主任长邬主任短的，用一句时髦的话讲，那才是一种真正的“零距离”。也正因为这一份“零距离”，在一般的市井草民看来，说不准还真能沾上一点仙气。当然，这一种浅显的道理，大凡有了一定的地位，达到了一定的档次的朋友，更能悟出，完全不用深讲。在这一点上悟性最好的是南浔那个嘉业堂藏书楼的主人刘镛，这位朋友每年衣锦回乡一次，凡遇乡里乡亲毕恭毕敬地叫一声老爷的，赏银一两，叫一声少爷的，赏银二两，而叫一声难听得一塌糊涂的绰号的，反倒赏银三两。据解释，称其老爷，必是小辈的下人，这种样式的恭敬，不必上心。而称其少爷，则是上一辈的下人，礼数还是要的。倒是喊绰号的，不得了，一定是最要好的出窠弟兄，怠慢是万万使不得的，否则，不仅仅就是少了雅量，岂能连草根的道理都不懂？这也太有辱读书人的体面。当然，这种事也有例外，象秦末造反领袖吴广，只要叫其一声绰号，就统统杀光，理由是知根知底，有辱脸面。这肯定是一种粗俗的行径啦，典型的缺少文化，不必多提。

　　话归正题。进校初，有三件事印象特别深。一是学校的原校长白肖泉因受其叔父白崇禧的牵累，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现去世巳四年，被告示“甄别”，这让只满小学程度的我左看右看看不出道道，至今还是囫囵吞枣；二是26届世乒赛中国人扬眉吐气，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只是我浑然不知什么是好，总觉得肚皮填不饱；三便是我们班的先生特别严厉，我们总是气不敢出。不象艿头他们四班，同学们个个活蹦乱跳，教室里总是充满欢声笑语。有时，总忍不住要去四班探头探脑。后来才知道，四班这帮家伙专跟先生过不去，而领头的正是鼎鼎大名的艿头。

　　艿头“出道”很早，初二时一到年龄便入了团，第一批，还弄了个团的支部书记，故而至今还是他自得的地方。可是，大约是“脸一阔就变”，抑或是先上车的将位置坐牢，就全然不顾站着人的感受，反正，艿头一入团一当上书记便改了腔调，将入团的门槛筑得特别的高。在团的章程之外，他非要加上莫名其妙或胡编乱造，动辄还要搬出“王禾怎么说的”来蒙一蒙唬一唬，弄得神神叨叨，这看来实在是不够地道。其实，那时侯大家都少不更事，艿头自己当初的入团，并混了个支部的书记，正象后来他自己弄明白的，是王禾先生用了“以夷制夷”、“以毒攻毒”的办法，离间了四班的大王们，艿头仅是被一枚徽章收买了。尽管他后来把徽章看得无比神圣和荣耀。

　　很不幸，那时我们的班主任是程家铮先生。说不幸，这是因为那是一个不苟言笑的先生。程先生每天的功课，似乎就是要将我们训得服服贴贴，让我们“汗不敢出”。说实在的，我们那时都怕极了，因此全班只只都是小绵羊。记得初二时，我们班留下来一个“穿小裤脚管”的“阿飞”，油头粉面，满嘴“切口”，在我们的眼里，算得上是“大亨”了，但依然被程先生比作“造大粪的机器”，并且天天骂，逮着杌会就骂，骂得这位仁兄低着头不敢顶一句嘴，你看，谁还敢起来造反，呒规呒矩？两相对照，觉得艿头他们班竟是如此的宽松，如此的阳光灿烂，真是实实在在的羡煞人，于是，只好自叹命苦。

　　从大乱到大治，王禾先生用的是最简便的方法，轻而易举将四班拿下。但也正因为这方法太过简便，没有铲根，这时效就成了问题。正象任何的改良都是利益的再分配，需要人人得益一样，一帮人是“先富起来”了，那后面的人怎么办呢，缺少预谋总不大稳当。当另一帮人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这社会就难保和谐，“成果”也就不会维持太长。果然，艿头他们四班没有多久的太平，就又乱了起来。因为，除非大家都象艿头一样，弄个团员当当，否则，照样造反。

　　闲话少讲。后来上高一了，艿头和我分在一个班级。开学第一天宣布班政权名单，团支部委员三人都是新人，没有艿头的份，班委会五人，又没有艿头的份，这下让我们都惊呼起来：“怎么，艿头下台了？”一时难以相信。当几十年后，又在提倡什么“干部能上能下”，别人听听新鲜，我却是哑然失禁---这观念也未免太过落后。不是吗，当年的高一（4）班早就试行，早就走在时代的前沿。因此，从这一点说，对后来在官场上混混的艿头来说，倒也并不是什么坏事，最先得到教益的，应该是艿头。我看，象那种一屁股坐定，然后逐级逐级坐上去，反倒是一种落后，大大的缺乏活力。

　　不过，说话应该公道。我不避是艿头的哼哈之嫌，还是要说，尽管班干部是老师们封的，但领袖毕竟是不能自封他封的，封了又有何用？硬是将艿头拉下来，究竟是想“苦其心志”，终降大任呢，还是想出出艿头的洋相，反正，让其名不正，言不顺地“抓抓文艺”，总有点莫名其妙。因此，很是为艿头不平。

　　艿头没有一官半职了，但并不妨碍艿头依然是领袖。其实，当领袖并不需要正名，只要有人跟风就行，象我这样，一大帮都是紧密地团结在艿头周围的人，故而艿头的领袖地位不容置疑。如果要问为什么大帮人马都紧跟艿头，我倒可以代为大帮总结出几条：一是艿头的语言中枢特别发达，伶牙利齿，极有蛊惑力，常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青筋迭暴，面色猪肝，那一种高腔高调，让你不服不行；二是艿头极富真情实感，每遇紧要地方，就情感不能自抑，即便你及时提醒：“又要激动了？”但巳无济于事，热泪哗哗，因此令你不感染不行，除非你心肠铁石；三便是“见多识广”，常常将黑天讲成满天星斗，又将满天星斗说成了遍地朝霞。他可以将死人说成活人，将风干的木乃伊说成是靓丽的女郎，又将靓丽的女郎讲成了才子们的风流倜傥。这种知识，无人相左。在我们看来，那就叫高山仰止。当我们一时又挑不出他的毛病的时候，唯一的结果只能是服贴。当然，这种服贴常不能持久，不几天就会引起一场面红耳赤也是事实。比如说他隔天看过一本书，第二天一定会大吹特吹，后来你去一看，并不是这么回事，于是必定找他纠正，结果就是一番狡辩，死不认账。有一次终于找到了一个破绽，是有关上海篮球队比赛的事，第一场艿头纠集住在“白腊杆”附近的一帮去看，第二天，就在我们这帮缺少眼界的朋友们面前一通胡吹，听得我们一楞一楞，很是将艿头佩服了一阵。后来，我们都跟着艿头去看了，一看，人家4号明明叫王重光，而艿头在我们面前硬是说5号，你说气人不气人。

　　后来艿头就学乖了，搞起信息独享，不对称这一套，那我们就失了办法，只能迷信于他。那时班级篮球队十来号人，名正言顺的队长是体育委员张新华，老球痞了，球玩得很油，从初中起就在校队中混，另一位是弹跳特别好的校队主力周解进，照理，我们都应该听从他们俩的，但艿头不是，每需比赛，总会搬出“上海队如何如何”，好一番指导，而你弄不明白底细，不听从就没有恰当理由，因此艿头是篮球队事实上的队长、教练、领队。可是这种教练毕竟不够牢靠，有一次我们听了他的鬼话，到闸北五中去和低我们二级的初中生打，结果输得一塌糊涂，输得简直摸不着方向，丢人，实在丢人。真不晓得后来白腊杆里面的那位，在对门的五中门口每天这么进进出出，晃来晃去，日子怎么在过。

　　说艿头“抓抓文艺”也是对的。可惜那时我们班的文艺骨干似乎特别的多，因此艿头抓起来也特别吃力：班主任张先生特别擅长合唱艺术，兴致高昂的时候就将隔壁五班也拉进来一起排《祖国颂》，这就不用艿头抓了；学校学生会的文娱委员是韩天德，级别很高，显然水准要超过艿头；班级的文娱委员是陈德美，人家有正式的委任状，牌子很硬，艿头也不好越俎代庖；再加上一大帮嗓门虽不太好，但艺术修养却又很高的许伯良之流在底下七嘴八舌，所以艿头抓起文艺来确是步履蹒跚，跌跌撞撞。于是只好没事找事，在午休时间，将大家叫进教室，由他每天教一首新歌。所幸的是艿头的嗓子很好，唱起来也确实声情并茂，所以倒也挺受欢迎。不象龚剑杰那样，虽唱得好，但又属脸皮薄，放不开的，所以每逢午休，只能听任艿头独领风骚。

　　那时我们的班级，确实有一大批现在看来都相当了不起的人物，比如读书方面，有经常参加数学竞赛的邵源来，有作文分数始终可以拿八十五的张金哥、金仁元、卢辛知、丁学剑这“四大文豪”，有能装装收音机，弄弄电器，动手能力特别强的杨秉法、王志武等等。并且，我们班的体育也特别好，最能体现实力的4x100米接力，全校第一，打败高三，四个英雄分别是邵源来、周解进、金仁元、林幸一。但是，领袖出现的场合，往往是最热门的地方。参与的人一多，才能引起群体效应。比如上面提到的打球、唱歌，这是最能出领袖的地方，还有，那时我们班有一大帮好谈大道的朋友，看一本书，可以吹好一阵子，而这种场合，也是艿头话最多、音最高的领地，所以，艿头毕竟是领袖。当然，仅仅这一些能打球、会唱歌、谈大道是远远不够的，领袖必须还要有风度，有气质，有超乎常人的心理调节能力，这一点，艿头也是具备的。记得那时张新华的理发手艺不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艿一头的头包给了张新华理。岂料张新华这家伙一贯油条，捉弄别人是他的拿手好戏，那一次在顾村“战三秋”，故意“失手”，将艿头标准的小分头，剃成了光头，还剃掉了眉毛，这一下，在场的十几个人顿时笑弯了腰，都十七八了，才弄明白什么才叫“面目皆非”。这时，艿头脸色煞白，不知如何是好，差点背过气去。想想也是，男生们哄笑倒还说得过去，关键是女生；哄笑一天倒还罢，关键是要哄笑一个月，这个难受啊。但，艿头毕竟是艿头，硬是挺了过来，要是逢着别人，说不定就要寻短见。所以，艿头确确实实是领袖，领袖的风彩就在于斯。

　　高中二年过去了，说艿头是影子内阁也好，说艿头是群众领袖也罢，总之，艿头是班级里最具话语权、最有感召力、最响铛铛的人物，这一点谁也不会含糊。但是，自六月二日那天下午高三（1）班的女生凌xx贴了第一张大字报起，一切的格局都打乱了。

　　学校乱了，乱的标志是学生可以呒规呒矩了，可以随随便便地贴先生的大字报，出出先生的丑，大大的不恭了，更有甚者，有人将“拿起笔作刀枪”唱着唱着真的唱成了拿木棒，把三十几位先生押到大太阳下去暴晒，还将这几十位先生剃了阴阳头；班级也乱了，一帮人参加了红卫兵的组织，趾高气扬得不得了，团支部、班委会统统靠了边，而象艿头这样公堂地主出身的朋友，立马被剥夺了话语权，变成了一门哑炮----艿头蔫了。

　　乱了，一切都乱了。乱得一塌糊涂。有人上街去扫“四旧”，专门剪别人的裤脚管；有人学校的大字报贴得巳不过瘾，贴上了市委；更有人突然跳上火车，“失踪”几天，说是不费分文到了北京，还带来特大喜讯，见到了最最最最敬爱的领袖。乱了，乱得眼花缭乱，使一大帮人找不到方向，其中，以奶头最甚。平心而论，这也未免太过分，算算赵老太爷尽管可以不允许阿Q姓赵，但终究挡不住阿Q可以趁乱“革命”，但艿头比阿Q更惨，连趁乱“革命”的机会都没有。免费乘火车？哪有艿头的份。

　　我是趁乱狠狠地革了一下命的。我将老韩给我的一张火车票，扩大了一下人数，硬是到北京去逛了一圈，还装腔作势地抄了一些大字报，算是对“革命”的一个交代，暗地里却和伯良游览了颐和园、景山，并和大宝、阿娜在天安门前“立此存照”，当然，也顺便混在革命的队伍里享受了一下“接见”的待遇。回来后，这下轮到我绘声绘色，添油加醋，在艿头面前，如法炮制，舞了一下大刀，这一次，真真切切，轮到艿头一愣一愣了。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革命的圣地更精彩。但毕竟要走出去才知道精彩不精彩。走，只有走，摆在艿头面前的只有走，只有靠两条腿走这一条路，乘火车是万万不能的，赵老太爷不是说过，不允许姓赵吗，何必犟头倔脑偏要姓赵，弄到结果胖揍一顿还是没有捞到姓赵，何苦呢。于是在吹罗角生产队的那间破房子里，艿头向我们发出了两条腿走的号召。屋里的灯火是幽暗的，艿头的血是沸腾的，那一种声泪俱下，与其说是号召，不如说更是一种呐喊，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呼唤，这令你无法拒绝。

　　实事求是地说，革命队伍的成分永远是复杂的，参与革命的目的也是各取所需的，就象树叶，每一片都不会一样。但领袖的本事就在于不管这一套，照样把这些各怀心思的捏拢，硬是将他们长在一棵树上。因为，领袖毕竟不是俗人啊，他的眼光是独特而尖锐的，他能找到共同点。用艿头最有心得的一句话来说，那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原本是艿头得王禾先生真传的一句话，他常借来教育大家不要拉山头、搞帮派，现在，艿头要用在正面了，他所要号召，也足有把握抓到的一帮人，正是在这场“革命”面前，不知所措，没有方向，不得志，从众的一帮人。这是一帮人，是“群分”出来的一帮人，他们象艿头一样需要“革命”，但“革命”又不需要他们，他们急切需要寻找一条路，一条至少能和“革命”沾一点边的路，否则，“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谁也无法承受。因此，艿头的号召，对他们来说，就是大海中的指路明灯，就是大旱天的及时雨，那一种迷途遇向导，久旱遇甘霖的感受，在他们的身上无不体现。不信，只要看一看这十几个人的“面目”，你就能明白一二：杨格里、大哥子、老浜，他们原本都是旧臣，如今新君登基，自然就是下台靠边；秃头、王武、伯良，还有一个我，幸亏有延安的那个康老的“抢救运动”，否则“革命队伍”就不太纯洁；腊鸡，尽管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三条杠”，可连团员都捞不到，还想混进来“革命”？阿人，本来就只配埋头苦干的人，沉重的剥削阶级出身，压得还想翻身？华人，运动场上800米你可以跑第一，可这是革命的运动，此运动不比那运动，不要搞错，显然没有进入跑道的份；而小宁波、长脚、也罢，这些都是低调得让你忽视他们存在的人，与轰轰烈烈怎么沾得上边？因此，这十三个人，尽管现在可以自嘲为十三太保，但在那时，在别人的眼里，确实只能算是艿头麾下的一帮乌合之众，一帮“类聚”的乌合之众。但是，也不要小看，这帮乌合之众的向心力还是蛮强的呢，否则你很难解释象大哥子、伯良和我这样，为什么尽管刚到过革命的圣地，但依然再走一趟回头路也在所不惜，很痛快地响应了艿头的号召。当然，后来我们感觉上当了，后悔了，但已于事无补，当据此向艿头邀功：“我们是舍命陪君子啊”，不料艿头清醒得很，根本不理睬这一套---活该。

　　一切都是以艿头设计的套路走的，艿头是当之无愧的领袖，军师则是旧政权里的大哥子。艿头设计的套路，充满火热的革命激情，是最最最最体现革命方向，最最最最表现革命品质的套路，谁若要提出半点反对意见，那就以革命还是不革命这把尺来量一量，试试你是否吃得消，而这，正是那个时代一大批艿头的追随者的软肋，在他们的身上，从头到脚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他们怕吃苦，他们不纯粹，他们充满低级趣味，他们私字当头，他们毫不利人专门利巳，他们……，反正红宝书中提到的，艿头也背得出的，这些毛病，他们的身上都有，随随便便可以觅出好几条。于是，队伍还未出发，革命尚未开始，伯良和我就被作为怕吃苦、革命不纯粹的靶子批了起来，罪名很简单，“打算用小车运背包，是一种怕吃苦的思想，哪有一点象长征的红军战士”？呜呼，这原本是讨论工作中常见的分歧问题，怎么和人的思想、品质、作风扯上关系？没办法，只能认错。因为艿头已几个月不能“革命”了，正好，利用这段空闲时间，狠狠地恶补了大量的“革命理论”，大帽子小帽子编织了一大把，这一下，我们正好撞在枪口上，套上正合适。后来，有小资产阶级怕吃苦思想的朋友似乎多了起来，走了四天的路，四个女生挨了四天的批，于是就只好提出分道扬镳，结果，最有娇气的女流，竟日行二百里，反倒走在了艿头的前面。再后来，出了河北省，四个女生又一次提出分道扬镳，并且，又是抢先到达北京。这一下，艿头不干了，硬说人家犯规，投机取巧，假革命，扬言一定要清查等等，弄得好一场胜利的会师，结果不欢而散。

　　艿头这个人，对我究竟是什么态度，终究是一个谜，总觉得是又打又拉，拉拉打打。可以这么说，需要起哄，需要帮衬时，我总是最起劲、最不遗余力的一个，所以“主流”是好的，是“七个指头”。缺少我的瞎起哄，革命往往会空洞化，这艿头也是心知肚明的；但需要按艿头的指点齐步走时，我又常常豁边，步调不一，这也是事实。尤其是，我最大的毛病就是嘴臭，喜欢讥刺挖苦，这一点，对领袖的形象来说，是最伤害的，也是领袖最不能容忍的。所以尽管这仅仅是“三个指头”，但有时侯蛮讨厌，一放大，就变成“九个指头”，很是要命。
为了充分发挥七个指头的作用，最好的办法就是“委以重任”。于是，出发前，艿头交给我一个伟大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十四个人弄袖章。主动要求陪绑的还有老浜。在那时，能戴上袖章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血统纯正，意味着你有了护身符。这是一块招牌，可以打遍天下。早就听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没有这块招牌，风险很大，说不定就遭一顿暴打。但这块招牌就这么好弄？十四个人正是因为没有这块招牌，才怀着“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现在是明知不可为而偏要为的事，轮到我去做，真可谓“没有困难，还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唉，艿头这家伙，唉，“七个指头”。

　　老浜金仁元，老班长，革命开始后就靠边了。老浜在位时，为人低调，做事踏实，口碑极好。这一次我们得令，几乎跑遍了方方面面，四处碰壁，最后找到一位原在学校“工作组”的名叫金伯兴的人，一请求，还是不行，只能作罢。好在后来喜剧性的事发生了，这红袖章阿猫阿狗都可以戴了，根本无人追究是波斯呢还是京巴，因此原本四九的成色，变成了废铜烂铁。顺势，艿头和我们的心情，也从渴求变成不屑一顾，于是，反倒轻装上了路。

　　记得有一年爬黄山，有人实在爬不动了，扬言要把手中的相机也扔掉，以减轻负重。这应该是真实的心理。我们这一路，除了各自要解决背包问题之外，还有一面“644长征队”的大旗和一只木制医药箱这两件公共物品无法处理。怎么办，很简单，药箱归杨秉法背，不用商量，他有反动学生之嫌，已从团委委员的位置上被拉了下来，那么象陈伯高之类的“反革命”一样，通阴沟、扫厕所，干一些苦活脏活也是惯例。而那一面二米见方的大旗却难办得很，不象姚明那样只要扛区区的四百米，而是一扛至少四十天。于是，点到了我，“七个指头”嘛。艿头的台词是比较优美的：“旗帜代表了队伍的精神”，“旗帜是我们的灵魂”，象这种优美的台词，再傻的听众也无法不动容，我当然无法拒绝。再仔细想想，这旗手也太光荣了，尤其是人多的时候，这么一举，多么的神爽气畅！另外，最重要的是，旗手不是可以随便瞎叫叫的，全中国只有一个啊。于是，一扛四十天。后来才知道，这扛的是木梢。但扛也扛好了，还有什么好讲。

　　艿头将我这“七个指头”发挥到极致，是在到达宝应的那一天傍晚。那天的一大早，我们十个男生从“扬州城外二十里”的陈家沟，破冰经高宝湖摆渡到高邮，过界首后到宝应。由于隔夜十个人挤在一间堆满杂草的羊棚里，冻得没有睡好，因此走到宝应，尽管一查地图离淮安只有三十八公里，但大家都提出体力不支，希望早早休息。当找到一个接待站时，已下午四点多钟，这时碰到一支交大的步行串连队，他们带来了一个消息，说是估计四个“革命意志不够坚定的”女生已走到了前面的淮安，并转达了她们愿向中央靠拢，承认分裂的信号。艿头沉思起来，并非是怜香惜玉，关键是派谁去联络呢，艿头又想到了我，还是“七个指头”。于是只好用学生证作抵押，向正在关门的一家米铺借了一辆除了铃声不响，其他都响的“老坦克”，沿着运河公路一路狂飙。

　　中央特使到，女生们仿佛拨开乌云见太阳，抬头望见北斗星，一阵激动后继而严肃起来。她们坚决否认张国涛式的分裂，她们声称不能承受的是艿头的那种神气凌人，藐视女性，她们不能接受许伯良的为虎作伥，还有大哥子的不阴不阳。她们感到自尊受到损伤，她们认为不公。那一天从苏州到无锡，走的是一肩宽的路轨边小道，艿头和伯良突然无缘无故加速，每小时达到7公里，十分明显是要将女生甩掉，这怎么反诬分裂？当然，女生们也谈到“分裂”后的负面，那就是她们在路上遇上了麻烦，一帮不怀好意之徒，对她们盯梢跟踪，危险得很，所以想想还是“紧跟中央”的好。一番简单的交流后，又匆匆返回高邮复命。路上月黑风高，左面的树林里沙沙作响，伴随着“老坦克”的七里咔喳，忽见远处有三个夜行客呈品字形向我逼近，估计是劫道，看上了那辆“老坦克”，不由得一身冷汗。这时也不容多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向前猛冲，终于涉险过关。当回到接待站已是半夜，早已饥肠漉漉，不料艿头竟已倒头打呼，压根就忘了这档子事，哪管他人的死活，只有细心的老浜还在等待消息，并代为领了晚饭，否则我只好饿着肚皮熬天亮。向老浜作了简单的汇报，当然，只汇报女生们遇到危险这一条，关于“分裂”，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讲，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是背过的，当然也是应该恪守的。

　　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并非是事先设计，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说“长征是宣传队、播种机”，那是后来添加上去的路数，后人实在是不必为此而刻意求之。但艿头不这么想，他要将“644长征队”完全变成宣传队、播种机。他要唤起民众，他要向农民宣传革命的道理。尽管，这种道理连总理这样的层次也弄不清楚。因此只能听凭艿头瞎讲。

　　刚出上海第二天，昆山的一个农民就将我们拦进稻田帮其割稻，十四个人一通忙，三四个小时一身汗，一句谢谢都没有，弄不明白是谁教育了谁。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也千万不要奢望“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能学到点什么，你只当是年纪大了讲了点胡话，中国农民式的狡黠，怎么能从书斋里轻易求得？象这种做了蜡烛的事，艿头丝毫没有教训，出了丹阳又到一个生产队去发传单，说是宣传革命的道理，结果艿头指手划脚地讲了一大通，农民们就是笑，因为人家根本就听不懂，只当艿头会唱“小热昏”式的独脚戏。还好，一个年青漂亮的女队长总算还有点墨水，客客气气讲了几句话，可惜，这回轮到我们听不懂。丹阳话，苏州不象苏州，苏北不象苏北，听得我们云里雾里。看到女队长如此懂道理，艿头来了精神，一激动，就叫我拿出像章。我还以为只是展示一下，岂料艿头将一枚我视为性命的金色像章送给了女队长，根本也不用考虑我同意还是不同意。女队长见到像章也激动起来，拉着艿头的手，一口一声的谢谢，一路送，送过旱地还要送过水田，送过小桥还要送过树林，不松手，一路送。要在今天，非得是电视上那种草地上打滚，大海边泼水，小河中荡漾，树林里追逐的那种场景。把艿头美得很。

　　并非是我紧跟在后面想做灯泡，靓妹遇帅哥，才子会佳人，青春男女的事，旁人不必妒忌，关键是艿头将我的像章送掉，我心有不甘。这枚像章是我的出窠弟兄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这怎么可以随随便便送人呢，艿头不知情，美得很，我又要严守秘密不能随便说，真是急煞人。于是，我一路跟，希望艿头能改变主意，但，这注定是我一厢情愿的事，别人两厢相悦，你还不是徒劳吗。再说，万一艿头批你一句，将最最最最敬爱领袖的像章，献给最最最最可爱的贫下中农，那你用什么话去应对？

　　几十年后，可以说说这枚像章的来历。大乱开始的那一年夏天，在一所高级技工学校读书的出窠弟兄告诉我，他们学校正在秘密赶制一批像章，是造币厂开的模，精致极了。那时，像章尚未流行，极为稀罕，不象后来发展到粗制滥造，铺天盖地，还大过脸盆。如果能有这样的一枚像章该有多好，一种急切炫耀的虚荣心促使我鼓动出窠弟兄去弄一枚。驾不住几次三番的窜掇，出窠弟兄决定冒一冒险。当他发现每天负责把门搜身的兵哥从不搜查裤裆，于是便把像章别在裆部带出。这在狂热的当时，把领袖放在裤裆里，一旦事发，该当何罪？，非得乱棒齐发让你变成肉浆。因此，这枚系着出窠弟兄性命的像章，我一直放在宝书的塑封里，始终贴在心胸，并严守机密，只敢偶而拿出炫耀。不料落入艿头贼眼，一直惦记着，这一次就这么轻轻松松借花献佛，令我捶胸顿足。

　　后来艿头去了吉林插队，但最终没有落户。我也去了黑龙江战天斗地，但也没斗出名堂。我们同在东北，却一直失却联系。99年从孟局长那里得知，艿头在宁波北仑，于是邀上大哥子、大园头、老王武前去拜见。四十多年了，如今我们都已垂垂老去，想不到艿头竟还是老样子，语速很快，高腔高调，中气十足，唯一的变化就是改用了宁波官话。我们一面象当年一样继续聆听艿头的教诲，一面也毫不客气地大块朵颐。艿头仍在位子上，还要坐一段。大约是唤起了艿头的记忆，也许是一种良知的发现，这位曾经领着导着，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的领导，对我们的款待是破格的，象样的，热烈的，可是，尽管《五粮液》被喝掉两瓶，但最后换来的还是那一句：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