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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流源知青概况 江西峡江县马埠公社流源大队共有120多名上海知青，是分三批于68年底、69年三月初和70年四月先后下放的。其中大部分来自上海市虹口区复兴中学，只有在山田坑生产队的知青全部来自上海师大附中。这一百多名知青分散在全大队各个生产队各个村庄，基本上每个队有十来个人，有男有女，按班排建制，集体开伙，同吃同住。由于各个队都比较分散，只有在全大队知青开会或办学习班时，知青们才能见上一面。平时，知青们就只能在各自的生产队里，几乎完全融入了农民当中。
知青们住的屋子大部分是老表腾出来的旧房子，而不是新盖的，尽管上头曾经拨了款让当地安置好知青，可并没有哪个队的知青屋是新的，不知是钱不够，还是来不及盖。后来听说有的地方挪用了知青的安家费，可当时知青们是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也想不到那么多，只觉得那种敲锣打鼓被欢送下乡的光荣都远去了，一下子被扔到了荒山野岭，住进黑古隆冬的陋室茅舍，有一种脱离了组织，被遗弃了的感觉。虽然大家都作好了下乡吃苦的准备，可现实生活与想象的差别实在太大了。刚到队里那会儿，有的同学连行李都不肯打开就想回上海。有的人还要求换村换队，调换到离大队部近一点的地方，把带队知青干部们弄得很伤脑筋。
安顿下来后，紧接着，便是一天十几个小时异常艰苦的强体力劳动。刚到流源时，正逢春播季节。知青们和老表一起下大田，修田埂，拔秧，插秧，挑牛粪，一样样学，干得腰酸背痛手脚肿。晚上收工回来，还要自己挑水做饭，常常是累得饭也不想吃就想躺到床上去了。
知青的工分只有两分，只有一个全劳力的五分之一，实在是低得可怜，可没有哪个知青去考虑这些，觉得我们来是为了锻炼改造，工分是不能计较的。因为知青们的头脑里装满了“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这样的豪言壮语。
知青们的菜肴伙食是极其简单的。开始是队里派老表各家各户送一点，后来队里华了一块菜地给我们，让我们自己种。可我们既没经验又没心思还缺少工夫，所以菜地弄得很不好，变得常常没菜吃。
这些，对我们是十分严峻的考验；给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带来了强烈的精神冲击。“改天换地建设新农村”的美好理想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竟是如此的遥远！
离开繁华的大都市，来到偏僻的山乡，最难熬的，还不是艰苦的物质生活，而是对亲人、对故乡的强烈思念，和对学校生活的无限留恋。每天收工回来，最关心的是有没有给自己的来信，最想看到的是“抵万金”的家书。晚饭后最想做的事就是给家里写信。有的女同学，经常想家想得半夜哭出声，甚至还有个男同学，因梦见母亲和姐姐来看他了，竟然半夜爬起来，糊里糊涂跑到女宿舍里去了，说是要找妈妈。有人曾在夜晚轻轻地唱起那些自己填词或从别的知青那里传唱过来的怀念故乡的歌，那歌声里充满了忧伤。
虽然我们时时刻刻体会到的，是农村插队生活的艰苦，劳动的繁重，和业余生活的枯燥、乏味，但大多数人还是乐观的，因为我们毕竟还年轻，对美丽的山区风景和农村生活还有着新鲜感，并且还有着一份浪漫的诗意、激情和幻想，还有着对未来的憧憬。“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这样的雄心壮志激励着大家，使人对眼前的苦和累并不计较，想只要咬咬牙，就挺过去了。谁也没有灰心丧气，谁也没想过要当逃兵。记得下乡第一天，就有个男同学安慰大家：既来之，则安之，与其愁眉苦脸过日子，还不如高高兴兴的，把那些哭个不停的女同学都逗笑了。
每天收工以后，尽管腰酸背痛浑身无力，但知青们的业余生活还是忙碌的：洗衣服，写家信，到队部记工分，或到小学校看报纸，打乒乓，还有的到老表家串门聊天，帮着做家务带小孩。——“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也是当时的要求。有的女知青甚至学起了纳鞋底打毛衣，男知青学起了做家具等木匠活。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学会了当地的语言，学会了喝酒，学会了各种犁耙锄刨等农活，也学会了砍柴挑水，插秧割稻、挑担爬山、修桥铺路。渐渐地，我们已经变得腰圆膀粗，面孔黢黑，和老表没有什么区别了。老人家所说的“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目的似乎该达到了。然而，知青们真的满足于这样的同化吗？会真心实意地“扎根”吗？
回沪探亲时，父母看到我们变得健壮结实而为我们高兴，但他们却不知道我们究竟吃了多少苦，也不明白，我们内心深处并不希望这样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转变，我们是多么怀念当年的学校生活啊。
几年过去，尤其是林彪的自我爆炸，给知青们带来强烈的震撼，对任何口号都不再轻信，对任何问题都开始重新思索、考虑了。虽然从报纸上广播中传来的，依然是极左的高调，“狠抓阶级斗争”的文革语言，然而，不时传来的国家高层的权利斗争的小道消息，现实生活与当初的革命理想之间的强烈反差对比，使知青们越来越感到困惑和茫然，越来越陷入了苦闷、消沉和迷惘。——我们要接受再教育的对象——那些贫下中农实在是那么落后、自私甚至愚昧，我们如果在这里“扎根”成为平庸的农民，难道会有助于国家的进步、发展？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的长期荒废，终年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这是多么荒谬的时代倒退！可出路又在哪里？
高干子女一旦父母“解放”便很快回城，交白卷的也上了大学，唱过“扎根”高调的人也一个个被抽调上去，可绝大部分老老实实埋头苦干的人却辛苦一年连自己也养不活。有谁来关心我们？有谁来解释这一切？流源知青们越想越苦闷，却找不到答案。
找不到出路的知青们开始分化：有的整天足不出户躲在家里看书，无论是文革中的禁书还是古今中外的故事、小说，教科书，都不加选择地拿来读，从书中寻找乐趣；有的学拉小提琴，学画画，每天坐在村头写生；有的干脆称病回了上海，靠父母养着，不再回农村干活；有的则到处托关系、找门路，或巴结干部，请客送礼，用尽各种手段，想法子离开农村；甚至有的曾经洁身自好、从不与男性随便交往的女知青都动起了脑筋，打算嫁个“吃工资”的城里人，“曲线上调”，自己“解救”自己。少数人开始颓废，沦落，自暴自弃。他们不再拼命出工挣工分——反正表现再好也轮不到上调，因为名额太少，又有种种限制，比如家庭出身啊，比如人际关系啊，等等。他们喝酒，打牌，打架，谈女人，开无聊的玩笑。
外村还有个别知青沾染不良习气，整天外出游逛。钱用完了，没吃的，便去偷窃。被人发现，抓起来吊打，挨批挨斗，进公安局，出来后更加破罐子破摔。
（几十年以后，人们斥责他们，诋毁他们，连知青中的成功人士也鄙视他们，可如果人们能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一想，一大批当初那么积极、要求上进、那么年轻、充满活力的可爱的青年学生，为什么会变得面目全非，颓废沦落，这难道不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造成的吗？难道不应对他们多给予一些理解、怜惜和同情吗？）
流源知青虽没有这样的事件发生，但不少人的处境同样很悲哀：有因写了不满现状的日记而被打成反动知青的，有因与老表女儿谈恋爱而被吊打的，有因抓了老表的鸡而被批斗致残的，有因觉得被同伴出卖一时想不通，而突发精神病的；有得了很严重的病，却一拖再拖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而落下后遗症的，等等。尽管后来粉碎了四人帮形势好转，大部分知青改变了艰难处境，不少人还通过发愤努力，最终事业有成；可是这十年农村生活给广大知青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无法估量的，对知青家庭、对社会对国家都是难以弥补的损失，极其惨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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