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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与贾宏图的通信
梁晓声来信
宏图：
你好！
哈市一晤，言积时短，彼此未能尽叙，怅然。
回到北京，诸事临头，竟未能翻阅《我们的故事》；至昨晚，终可捧卷在手，持续读百余页。几番掩合，盖因思绪多多，心潮难平耳。
于是吸烟……
于是失眠……
晨起已迟，不洗漱，便写此后。
宏图，我对你此书的评价那就是——无第一等情怀，断无这样的一本书问世。无这样的一本书问世，关于知青的历史，则不能是真实的历史。
并且，我由衷地认为——我的几部所谓知青文学代表作，其社会认知价值总汇起来，尚不及《我们的故事》一书的分量。
当然，文学的文本与纪实的文本，是不可用同一种价值标准来比较的。
但我一向认为，优秀的文学，它的社会认识价值也应是公认的。进一步要求，它的社会认识的价值，当深刻于纪实的文本。恰在此点上，我当年并未做到。主要还不是思想水平的问题。对于“上山下乡”运动，当年有当年允许公开表现的尺度。逾越了尺度便等于是废纸，便注定婴死胎中。
故我一直期待，能有一本书，从特别真实的角度，折射特别发人深省的“知青时代”之特别。
是的，依我想来，对于1968年至1978年的中国，对于全国2000余万被卷入“上山下乡”运动的城市学生，“知青时代”当是更确切的说法。
《我们的故事》中的“我们”，其对于知青群体的指代性，是当之无愧的。是迄今为止一切知青文学都无法企及的。估计，也是以后任何知青文学所做不到的。
一百个人物、一百种坎坷、一百种令人唏嘘不止的人生——宏图，你做了小说家力有不逮之事。而且，这件事正该你做！
我一边读你的书，一边在想——以你老报人的资格，为官员们写提升形象的文章，为商人们写传，岂非经常名利双收？
可你却专执一念来写“我们”。
这是些怎样的“我们”啊！他们除了被写的恓惶，什么好处都不能带给你，而你义无反顾！
你知我一向是尊敬你的。
你的书使我更加地尊敬你了。
我所言第一等的情怀，如是也。
却又不止于此——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之从前，是有告知下一代的责任的。我们这一代人中你我这样的人，对于中国之从前，尤有以字纸记录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尽这一种责任，我们不仅愧对“我们”，亦愧对我们的下一代。进言之，愧对中国对于中国之文化积压的知识分子的理所当然的要求。
我们既有责任和使命以文字记录从前，当然便应记录较真实的从前。而较真实的从前，是有许多不堪回首之事的。对于那些事，我们的下一代所知甚少。他们也许能娓娓道来地证明自己对于中国的古代知道许多，但是对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中国，却往往一问三不知。
这是每令我怔然的现象。
有些人士忧患新几代人们不见今日中国之进步，我则忧患新几代人不晓中国之从前的荒唐种种。
不知有冬季的人，不解寒冷何意。而不解寒冷何意，与言春夏，大抵也白废唇舌的。
《我们的故事》，不避讳写出那些悲惨的往事今昔，这是我特别特别特别……对你敬意倍增的原因。
也许，有的人不喜欢那些记录，认为是“鸡蛋里挑骨头”，果而如此，便随他们去吧。
一等情怀当是负责任的情怀。
真实对于时代的记录者，是不可以佯装不曾见闻的。
宏图，你确乎已为“知青时代”留下了“生命的缩影”。
你尤其在《序》中检讨了当年的自己，读那一段文字时，我心一片感动，几乎落泪。在这一点上，我俩有些不同。我出身于工人家庭，属“红五类”，但在你言为“阴风浩荡”的年代，我已被教诲成了一个少年人道主义者，于是幸免于狂热。但，正因为如此，我应在“时代的书记员”这一点上做得更好，可我至今认为自己做得太不好……
你的书使我们羞惭。
毕竟，我也是“我们”中一分子。
你做了我力有不逮之事。
亲爱的朋友，昨夜又读到写小凡的那一篇，篇中的“苏副指导员”令我周身寒栗。“她”那样的人，在从前，我们是见得太多了。
“她”也是一面镜子，给今天类似的人以警醒。
我明日去外地，待回来后，读罢全书，再作更深入的交流……
晓声
2008年7月4日于北京
贾宏图复信
晓声：
你好！
作为著作等身的大家，能把朋友的书郑重地放在书架上已很难得。你竟把我的《我们的故事》连夜细读，并为之失眠，第二天不待梳洗打扮便写此信。
我甚为感动。也许不是我的那些你熟悉的故事，让你夜不能寐，而是因为你对知青——那些曾与你生死相依的战友太关心太热爱了，还因为你对知青文学太关心太热爱了——你是那片土地最早的开拓者，至今还难以释怀。
你说：“我由衷地认为——我的几部所谓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其社会认知价值总汇起来，尚不及《我们的故事》一书的分量。”
这话让我汗颜。晓声说：“无一等的情怀，断无这样一本书问世。”如果说，我是一等情怀，那么晓声你就是“特等情怀”了。谁都知道，你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还有其后的《雪城》和《年轮》，是发表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那个乍暖还寒的季节，发表那样的知青文学，已是石破天惊的事了，其中已包含了难能可贵的你对知青运动的反思，和在边塞绝寒之地奋斗的美丽青春闪放的人性的光彩。我以为晓声兄的作品中真诚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最早表现在这些作品中，并流淌在你的以后的许多作品中。大概关心知青文学的人都会认为《这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是知青文学的经典，具有毋庸置疑的“里程碑”意义。我还以为《雪城》和《年轮》又是表现知青“二次创业”的开篇之作，其实“后知青时代”知青们经历的人生苦难更多。晓声你是“我们”最早的代言人。作为一个有骨气、敢担当的作家，你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直感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我的这些故事是写在你的那些名作发表的二十年后，这时知青运动早已大势已去、尘埃落定，知青这个浩大的群体也将在历史上渐去渐远了。这临秋末晚的写作，不必冒什么风险，开始只是为了“还债”——当年我也曾信誓旦旦地要扎根边疆，并且也写了许多鼓吹扎根边疆的文章，现在自己身居高位、衣食无忧，而我的战友们有的还在农村劳作，即使返城了，日子也很艰辛。
良心未泯，良知还在，为遵守承诺，于是我边走边写，一晃两年多了，现在《我们的故事》已由作家出版社第二次印刷了，其续集《永远的青春》又在作家出版社下稿了。
知我者，晓声也。感谢你及许多知青战友对《我们的故事》一书的理解和褒奖。晓声所言极是：“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从前，是有告之下一代的责任的。”作为一个老记者和纪实文学作家，在这方面确实是第一责任人。我是受到美国作家斯特兹·特克尔影响的，他以口述实录的方式，采访了300人，精选其中的百篇，出版了后来获“普利策文学奖”的《美国梦寻》这本书。此书后来被翻译成各种文字，成了整个世界认识美国的一个窗口。我想我的这本《我们的故事》如果能成为了解曾使2000多万中国青年卷入其中的中国知青运动的一个窗口，我也不枉为一次作家。
我的写作原则就是：真实，再真实！其实所有真实都是有限度的，即使社会已经很宽容了，但谁也不肯“裸体”示众。但总算比较真实地写出了当年北大荒知青的苦难和风流，尽管有的内容残酷得令人“周身寒栗”，我还是写了下来。为此你的“敬意倍增”，让为颇为欣慰。对于那个特殊时代的悲剧，我曾说过，忆苦是为了思甜，重新说起是为了不再发生。不说真的不行，别说后代，我们自己都快忘记了。列宁早就说过：忘记就意味着背叛。
我知道纪实文学的特殊功能，以及纪实文学作家可为“小说家力有不逮之事”，但我仍尊重小说家，如晓声这样有宏观把握历史、微观洞察人心能力的作家，你们可为时代留下“史诗”般的巨著，那也是纪实文学作家“力所不逮的事”了。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知青运动”(或晓声所言“知青时代”)留下史诗，我们寄希望晓声你这样非凡的小说家了。
今年5月上海举办了影响很大的知青油画展，美术评论家毛时安的序言让我感动，他说：“人类历史上有因为战乱和灾荒的人口大迁徙，但从来没有过一次人数如此众多、时间如此漫长、以纯粹年轻人为主体的如此壮观的生命大迁徙。这样的事情，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人类历史也未曾发生。上山下乡运动，是用青春、热血和生命谱写的历史强音。”“知青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给荒原带来文明，用自己尚未完全成熟的身躯，支撑了共和国大厦。他们不仅将青春甚至生命托付给了自己为之奋斗、深深挚爱的土地。历史不会忘记知青，也不应该忘记知青。”
也许，这是对知青运动一个最积极的评论，无论怎么说，这个空前绝后的事件，对中国和整个人类都是一部教科书，是作家创作的富矿。二战写了多少年了，出了多少名著；连对美国是个耻辱的越战，他们又写了多少书，拍了多少电影？而参战的美国青年绝没有中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多。
我以为知青文学并不会因为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年而终结，而应该是新的开始。我们这帮知青会渐渐老去，但知青文学是会比我们生命更长久的事业。
你本是中国知青文学的“鼻祖”之一，在你面前说这些话，确有些班门弄斧了。
咱们有话实说，知青战友们都希望你为我们写一部“史诗”(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和电视剧)。如果《我们的故事》能给你提供点素材，那是我的荣幸。
敬颂夏安！
宏图
2008年7月8日于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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