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小时候，我们带他上医院测试骨龄（那时挺兴的），两家医院，一家说他可以长到一米八四，一家说可以长到一米八六。事实上，儿子自小长得比同龄人稍高些。
　　一天，在幼儿园一个小朋友打了他，回家的路上，我问他：“小朋友为什么打你？你还手了吗？”
　　他在路边停了下来，正儿八经地指着路边的一个小孩对我说：“他才这么高，我能打他吗？打出血了怎么办？”
　　我哑然。
　　好友孙兵曾说，他这辈子从来没和人打过架。吴炯调侃说这是做男人的一大缺憾。
　　美国电影《保镖》中的主人翁，也曾埋怨父亲，从来没鼓励他打架。儿子说弗兰克·法默不照样成为学校橄榄球的主力，不照样成为总统的贴身警卫。
　　事实上，儿子自小到现在也未曾和人打过架，他觉得没什么不可理解，现在的同学从来没打过架的有的是。
　　当真？如有段时间媒体热议 “男孩不男”，尚武是男性荷尔蒙激素的堆积，也是雄性的标志。我这样认为。
　　有朋友来我家，我的母亲就会喋喋不休告诉别人，小时候，我是如何的爱打架。儿子总是很奇怪，打架有那么好玩吗？打了架还能一起玩吗？当然，感情是打出来的，威信也是打出来的，谁能打架，谁就朋友多。
　　哦……儿子会刻意地拖着腔，一脸的迷茫。
　　儿子很怕我也怕他母亲，至少在表面上。尽管他长得比我还高，但我一沉脸，他无一例外地认错，并哄着你。这当然让我高兴，但同时也让我担心，我常常认为这是我的脾气造成的。有时，我宁可他顶撞我，但他从来没有，惟有的一次他用坚决的口气要我学用电脑，我很生气。事后我为这种难得的生气高兴时，他却打来电话给我赔不是。
　　前年，我在郑州心绞痛送医院抢救，第二天医生把我护送到上海。住在瑞金医院一个星期后，要做造影。医生说得很明白，假如不好，需要做支架，再不好就需要做心脏塔桥。我明白什么是心脏塔桥，自然知道风险是什么？
　　这时候，我很想见到儿子。由于心肌缺血和一直躺在病床上，人一点也没劲。在做造影的前一天，我还是悄悄地离开医院去接儿子。
　　看到儿子心里很特别，百般地想疼爱他，但忍了，我觉得自己从来没这样表现出父亲的慈祥。说话很软，其实我也无力说响，气很喘，腿软软的。有些许难受和莫名的悲壮，谁知道明天会怎样？

　　不想去想它，但念头牢牢地缠着，有些烦人。车开得很慢，脚踩着油门绵绵的，有种小马拉大车的感觉。
　　车拐出院子，一辆车飞速开来，一口气把我逼过三个车道，差点撞上对面迎面驶来的车。也许对方觉得我挡了他的道，也许孩子在车上我也病着不想惹事，也就顺从地被逼到路中间。对方的车技也实在不咋样，他的车撞上了我的车，两车卡在一起。
　　我下车指挥他倒车，表现很儒雅也得体，不是儿子在车里看着嘛。
　　车松开了，对方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想踩油门溜走，这下我光火了，胳膊肘猛地砸在对方的车顶上，车顶“扑哧”地沦陷了一个坑，这是钢铁吗？我似乎第一次感觉到人的力量。
　　开车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他怒目圆睁地推开车门，争吵难免。
突然我害怕会在儿子面前丢脸，因为我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因为小伙子比我年轻了许多。情急中，久远的儿时好斗的本能被激起，还没等对方站稳，我一拳砸在他的脑门心，再一个左勾拳正好重重地打在他的下巴颚，顿时鲜血喷涌而出。
　　战争的九大原则，第一就是集中，第二是袭击。再来一下，我对着对方的下胯飞起一脚，谢天谢地，那天我依然穿着军靴，它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偏不倚地飞向它应该打击的地方。
　　如果当时对方拉开架势，我断然打不过对方，但眼下我赢了。
　　小伙子一手捂着脸一手捂着下身，摇摇晃晃地轰然倒下，嘴里嘟嚷着恐惧：“你为什么打人？”
　　“我就是打你这个马路流氓！”
　　小女儿才三岁，双手紧捂着眼睛吓得大哭。儿子要下车，我让他待在车里，要不人家还以为两个人打一个人。
　　瞬间，聚了很多围观者，对面花园的保安目睹了事情的前后，说道：“该打。”
　　我报了警，很快来了两辆警车，一辆小车，一辆面包车，下来好几个警察。
　　当然，我先陈述，小伙子还需要喘会儿气。
　　警察问小伙子事实如此吗？
　　小伙子说我的车挡了他的道。
　　警察问：“他碰着你了吗？”
　　小伙子说吓着了他。
　　“就为这你逼人家，上海的马路就这样，难道还要警车给你开道？”警察有点生气，“你这是故意找茬。这事怎么解决？先错在你，后错在他，你们看着办吧？” 这种事警察显然见得多了，非常干练地控制了局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小伙子用衣角擦着还在流血的唇，冷不丁地说：“让他给我五十元去医院，我没带钱。”
　　事情发生的很突然，解决的也很突然，像一场不过沟的秋雨，来匆匆去匆匆。

　　在我的潜意识，我想言传身教地告诉儿子怎样做男人。
　　我蛮以为儿子会欣赏我，但他却一点也不领情，“假如对方是个亡命之徒，假如他功夫了得，再假如他是个负罪在逃的杀人犯，你怎么办？为这种事打架，不值！”

　　儿子是我们全家盼来的，刚生下时，我写的《儿子》散文被《文摘》等杂志转载，似乎在让大家分享这份喜悦。
　　儿子长得很快，经常在制片厂的摄影棚捣蛋。大家也喜欢他，一则是他的可爱，另外也看在我们父母的份上。和其它父母一样，我们也让儿子学习一些时髦的玩意。请的钢琴老师是上海音乐附中的资深教师。第一次钢琴考级时，她把卜凡带着满场转，对那些是她同事或熟人的评委稀罕：“你们看，这孩子的手指条件多好呀。”
　　没准备让孩子吃这碗饭，就无所谓，儿子则装着害怕把手躲在背后。
他夸张的动作是与生俱来的。周岁时，他头上没有一根头发，光亮如球，我常常倒提着他，让他像导弹一样飞过来划过去。他居然很配合，做着威力无比很吓人的怪脸。
　　一次，在一个俱乐部会所游泳池拍片，卜凡也跟着在水里蹦。教练见了问，这是谁家的孩子？
　　教练是上海游泳队的教练，他告诉我，卜凡的身体条件相当好，他希望我们让卜凡跟他学游泳，但被我们拒绝。我还是希望卜凡能好好读书，这也许跟我本身没上过什么学有关吧。为此，在学习上我对卜凡的要求很严。
　　在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不算最好的小学，但也找不出比它更好的小学。每年的新年来到，很多家长的话题就会充分地关注世外秋季招生的动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进这所让人梦寐以求的学校。
　　学校的校长是全国五一奖章获得者，具有丰富的治教经验。学校除在本区招生外，留给外区的名额少之又少。就算认识人，最后也须过校长亲自面试这一关。
　　我的朋友是房地产开发商，和中国科技大学联合在上海创办了中科大上海研究生院。自然，在教育口子的资源是相当丰富的。那时他女儿想进世外，据说那年想进世外，自认为自己孩子能进世外的人全上海有六千多人。最后我朋友的女儿居然也落榜。
　　也想把儿子送到“培养绅士和淑女”的世外，也托人搭上了关系。回复来了，校长要亲自面试，弄得我们很紧张。星期天，早早的起了床，给儿子漱洗后，把想好的清单一一作交待。儿子心不在焉地依然如故地在家上窜下跳没个静心。急了拽他，他只有淡淡的一句话：“我晓得了。”
　　“晓得啥？你倒是说说。”
　　“到时候你们看嘛，好话不说两遍。”

　　来到学校，倒是校长先在办公室等了。校长是个并非像校长，身高只有一米五几的和蔼老太太，和别人说的严厉完全不一样，也许是熟人介绍的吧。
　　熟人早就告知，只能把卜凡介绍给学校，能否过关还得看孩子。
　　校长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不拒绝关系，但必须有门槛。既然已做出规矩，落选的家长也没什么好怪罪的。
　　儿子一改反常的向校长鞠躬、问好，然后安安静静的坐下。校长也不刻意地为难他，和熟人和我们家长聊着，有时会看似不经意地转过脸，问问卜凡。好在儿子没走神，一直耐心地听着，他的回答让校长满意。
结束时，校长摸着卜凡的头说：“听说你平时很调皮，但今天表现不错，近两个小时，我在观察你，你能控制自己，关注大人讲话，有规矩，这就很好。”
　　儿子终于进了世外学校，这也让别的家长羡慕。“看人家卜凡多出息。”
　　受到如此的夸奖，儿子当然活蹦乱跳。每次去接他，总见他抡着书包，从同学们排着队的人群中冲出，后面传来老师的嚷嚷：“卜凡，排好队。”
没多久，我和他母亲离异，这对儿子的打击是巨大的，他变了。放学时再也不首当其冲地冲在前面，而是躲到洗手间，尽量等同学们和老师散尽，才沿着墙角蹒蹒跚跚地走出来。他的成绩开始下降，老师批评也随之而来：“卜凡怎么啦，退步这么快？”
　　儿子自尊心很强，坚决不让老师和同学们知道家里的事。也许他无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也许他希望引起父母的关注。短短的时间里，他沉默了许多，特别和我在一起他更是沉默。
　　在院子里游泳时，他会像鳄鱼一样在泳池里不停地翻滚，吓得其他家长纷纷把孩子拉回家。请客人来家吃饭，他毫无顾忌地把放在客人面前的菜席卷而光。
　　我望着他很是茫然。
　　有次他贪玩忘了做功课，还撒谎说学校没有布置作业，我屡次提醒他，他毅然不改口。这下我火了，把他扔到床上，关上门，爷爷奶奶急得直敲门。
　　我吼着：“今天我非得教训他，你们再敲门，我会跟他没完没了。”
　　这下管用，爷爷奶奶顿时没了声音。
　　我转过身，抽出皮带对儿子说：“趴下，扒下裤子，我要让你记一辈子！”
　　卜凡知道这顿打是躲不过了，蹶着屁股，把头埋在胳膊里。
　　我是真的生气，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让儿子清晰地感觉到父亲是绝不会含糊的。我屏息抡起皮带，每一次的抽打他都疼得直哆嗦，皮带舔过之处，是一道鲜红的血印，血印越来越多，我的眼睛也越来越模糊。我告诫自己不能住手，这何尝不是一场战斗？我不能让儿子看出我是可以妥协的，为了永不忘记，我坚持到了最后。
　　一天放学时，司机打来电话，说卜凡不见了。老师说他和同学们一起离开学校的，但同学们都没和他在一起。

　　我的头皮倏然发麻，一股热血直涌脑门，心按捺不住地咚咚直跳，他会去哪儿？我僵直地站着，飞快地寻找他可能去的地方。我一遍一遍地祈祷：儿子你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啊！我不敢再往下想。
　　全家都懵了，四处奔走，各方打电话，一一排除，折腾到天黑，卜凡自己回到了家。
　　问他上哪儿啦，他淡淡地说是走回来的。
　　天哪！从学校到家里十几公里路，要走好几个小时。
　　问为什么要走回来？不是有司机接嘛。
　　回答很干脆：“没为什么，就想走走。”
　　那天我一夜未眠，我的耳畔一直回响着儿子的话，不能更深更清晰地走进儿子的心里。有一点我是明白的，他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述内心受伤害的感受。
　　很想找机会和儿子好好谈谈，但他总是漠然，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已经是第三个夜晚了，我依然无法入睡，一次次的醒，一次次的看表。冬夜本来就长，眼下更是没完没了的黑暗。
　　儿子明天就要去美国上大学了，几天来，我一个人一直睡在办公室，我不想让别的事来打搅自己的心境。
　　在过去的日子，每次把儿子接回家，我都会把他带到办公室待上整整一天，这是我们俩人的世界。我陪他复习功课，陪他聊天，陪他看书。我觉得既然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就应该充分让他享受亲情的关爱。假如这种爱的结构曾经被破坏，假如孩子的心灵受到过伤害，就必须去弥补。
我学着做好脾气的父亲，尽管有时会委屈自己，但我尽心地用爱、沟通、亲情、承诺修补着过去。
　　岁月的流逝，也让儿子渐渐走出了阴影。
　　当我试图让他原谅时，就如他在《孔雀》电影观后感中写的，那是大人们的事，我们小孩必须学会面对，即便我们无力挽救，也绝不能一起沉沦。
儿子告诉我，那次被打后，他照镜子，自己的屁股竟像斑马一样。我内疚，儿子却表现出一贯的豁达：“不打不成器嘛，谁叫你是我老爸。再说，从那以后，你不是再也没打过我。”
　　儿子是下午一点四十五分的飞机，凌晨四点，我再也躺不住了。办公室书房的内屋，是儿子星期天来待的地方。办公桌的抽屉里全是他复习功课留下的作业。
　　我把数学的、物理的、英语的、团课的分门别类放好。留下的是一叠他写的作文，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关于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的《命子迁》读后感，接着是《飞人爸爸》，讲的是四川农村的一个老农，如何舍命在悬崖上走钢丝给儿子赚学费的感人故事，再接着是《巴顿将军》、《大国崛起》、《黑雨》等电影或书籍评论，一共二十一篇。

　　往事历历在目，儿子每一篇文章的形成其实就是我俩在一起的欢乐时光。那时每次到办公室，他就开始做各种功课，一直做到晚上六点半。吃完晚饭后的四个小时我就会陪他看一部电影或读一本书，然后启发他写一篇读后感什么的。最后，再把他送回到他母亲那儿。
　　那次心脏不好住院后的年底，我带儿子去了一次美国，回来没多久，他便说要去美国上大学。依我的打算，儿子应该在国内上完大学，那时人成熟了，世界观也形成了，再到外面上研或读博士也不晚。不管大人怎么说，儿子用沉默坚守着自己的阵地，我从来没有发现他在哪一件事上如此的坚决。
高三时，儿子是一个人在家自学的。我担心，他离开了学校群体学习的氛围，离开了老师的直接指导，也离开了父母的有效监督。能学好吗？要知道他过去是那么热衷于游戏机，热衷于上网。现在一幢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我的担心可想而知。我着手为他安排重上一年高三的准备，也为他联系了由国内再直接到国外上学的国际学院。
　　一年来，儿子变化很大。在压力下他清晰地感觉到这次和以往任何事情不一样。他必须成功，他知道我的脾气，真的考不好，我让他在国内重新读高中，他会脸面全无。他一定不会忘记在高中欢送会上，同学们羡慕的眼光。这是人心很难克服的虚荣，无所谓好坏，但会紧紧地压着你，压得你无法喘气。
　　我想卜凡一定在相当的时间里受其煎熬。在煎熬中，儿子长高了，但瘦了许多。
　　当他告诉我，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我的感觉不是释然，而是紧张，因为后面还有签证。
　　办签证那天，我在重庆开会，一直无法集中思想，不时地看表，不时地下意识擦汗。我给北京美国大使馆的朋友打电话，她说，你儿子上的大学在美国是硬当当，再说他以前又去过美国和其他国家，不会有事，你就别太操心了。
　　其实我也知道，但还是担心。因为在去美国读书这件事上，儿子已经尽了全力，现在反而倒是我怕会出什么问题。
　　那天在星巴克，儿子趴在我肩头，一边展示他刚买的有电脑功能的诺基亚手机，一边问我，为什么像美国这样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会发生次贷危机？为什么说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美国经济基本面不坏死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提？
　　他又问我，金融资本主义极端自由化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是：扩大贷款、刺激消费。为什么在金融危机中我国经济三驾马车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政府还是以天文数的贷款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
　　他坐回了沙发，然后很严肃地问我，爸爸，有理论认为，产能过剩和人口过剩的危机处理方法往往是战争，上世纪的大萧条最后的解决之道也是战争。你说，这次金融危机最坏的结果会不会发生战争？
　　最后，他还问我，爸爸，你看过《中国不高兴》这本书吗？
　　哦，我有些陌生的看着儿子，这就是中国的90后？这就是他要去美国读书的动因？

　　推开窗，冷月西斜，有满天的星，路上没有行人，偶尔有孤独的班车蓦地穿过马路。
　　三十六年前的今天，父亲为把我从云南建设兵团调得离上海近些，五十七岁时去了安徽。巧的是我今年也是五十七岁，更巧的是我去安徽的日子，也是年底的最后一天。
　　父亲已在十年前离开了我们，我对儿子说：“爷爷对我们家的贡献是从乡下来到了上海，使我们能生活在城市。爸爸的贡献就是把你送到美国去读书，希望有一天你可以骄傲地对你的儿子说你的贡献。”
　　我们早早来到机场，由于圣诞发生了美国的炸机未遂事件，机场提高了安检级别。在行李过秤时，儿子认真地看着换登机牌台面跳动的电子表：“爸，超了一斤多。”
　　负责换登机牌的是个中年男子，他没介意，微笑地看着卜凡，一一叮嘱他到旧金山换机时，如何转换行李。
　　去美国随身只能携带五千美元的现金。我把一些零碎的钱给他，以备作小费。他说自己已经满额，不能带的。
　　诧愕中，我想起了他在初中写的一篇作文叫《游戏规则》，他是这样写的：做人做事、购物学习等无一不有游戏规则，规则是一种公共制度，我们　　应该认真的遵守，而不是凭自己的小聪明千方百计地设法破坏。
　　哦，我明白了为什么所有老师都说卜凡：很阳光，很正派。
　　终于办完了一切手续，大家不由自主的放慢了往安检处去的脚步。他母亲给了卜凡三句话：不轻生、不吸毒、不放弃。我又追了一句：一定要学出个人样来！
　　儿子郑重地点头：“我会记在心上的！”
　　分别时，我紧紧地拥抱着儿子，眼睛有些潮湿。这时我脑海里突然闪现出日本影片《狐狸的故事》。儿子终于长大了，要远走高飞了，我感觉手上彷佛牵着一枚风筝，风很大，鼓满风的风筝猎猎作响。
　　我手一松，儿子径直向里处走去，没有像往日我送他去学校时，他会习惯地停下脚步回头望着我。
　　这也好，果真站住，双目凝视，我倒是怕会控制不住自己。

2010.01.07 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