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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思茅以后的岁月
作者：柯 桦
我是1979年1月离开云南思茅五七农场的，比大批知青回沪早几个月。因那时我的任松江副县长的祖父柯德琼已去世，只能到从上海二医支内去安徽中医学院的父母处。
刚去安徽时，那里没有我母校的同学，也没有熟识的邻居和朝夕相处的思茅战友。没有说话的人，倍感寂寞。于是发奋读书，争取考大学。我托人从上海寄来初、高中课本，开始自学。短短两个月，便将这些都“啃”了一遍。当然还得益于时任安徽中医学院副教授的父亲，他教会我如何复习，理顺重点。并参加了当年高考，好在我早在农场时已自学英语，故当年就考上了英语专业。当时政策，在职人员脱产学习，必须办理“留职停薪”的手续。对这新名词，我也不甚理解，觉得一旦放弃十几岁就赴边疆奋斗来的工龄，太可惜了，还是在中医学院工作吧，工作中也可以学习，结果便没有上大学深造。现在想来虽感可惜，但也“掂”出了自己的份量。
为了能调回从小长大的故乡——松江，我又报考了电视大学，因电大规定无论何时均可转学。我边工作边读书，读完了英语单科，又报考中文专业三年制大专班。如我所愿，在三年的最后一个学期，我调回松江，在县政府侨办工作。取得大专文凭后，我又读了日语单科。同时根据工作的需要，我又学习了档案专业九门课程及侨务、人事等专业知识，于1993年评为馆员（档案中级）。继续读书，既弥补了学生时代因“文革”而失去的学习机会，也为适应新形势和公务员的需要，而不断“充电”，丰富自己。
二OO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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