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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令人回首
作者：赵春江
1971年9月30日晚上3点（严格地说应该是10月1日早上3点），身高只有1.61米，17岁尚未发育的我和我的少年伙伴们从大上海来到了正被洪水肆虐的云南省思茅地区曼西坝农场，开始了我7年零10天的练狱生活。光阴如梭，多少年过去了，往事却犹在眼前。
郭老头
一连有位蹲牛棚的老头，他姓郭，我们都在背后叫他“郭老头”，但当着他的面我们还是喜欢称他“老郭”。老郭在文化大革命前是思茅地区公安局长，曾错判过一个案子，送走了一个冤枉鬼，从而在文革中也把自己送进了“牛棚”。他高高的个子，好象是东北人。我曾问他怎么到云南来的，他说他原先是陈大麻子（陈赓大将）手下的一个团长，刘伯承的部队挺进大西南时，陈赓是西南主将，他的团又是挺进滇南的主力。打到思茅后，部队驻扎下来，后来他就在当地成了家。
他很有趣，十三级干部，工资一百五、六十元，文革中只给他一半工资，也即75元。他尽抽好烟，“红塔山”、“团结”、“劲松”，有时还会有“云烟”。我们经常在没有烟的时候，假装上他那间小牛棚（比牛棚好不了多少）里去问长问短，他总是拿出烟来招待大家。等我们过足了烟瘾，他那烟盒也空了。好在他有后备力量。不过，我们有好烟也忘不了他，去上海探亲回农场时，总要带几条好烟，到农场后，总要送几包给他，有时还要送点上海产的糖果和糕点给他尝尝。
我的邻居
农场的生活很艰苦，但苦中寻乐的事经常发生。
一天，我的邻居（其实我们就住在一间房间里，只是我为了安静，用竹片隔出了一小间），一位很好的兄弟，到我“别墅”里来玩。他一进来就笑嘻嘻的，我猜想他又在捣什么鬼。他拉住我请求说：
“帮我一下忙吧。”
“什么忙？”我不动声色。
“你答应了我再告诉你。”他又神秘地说。
我犹豫着，不知道答应了后会有什么后果。但我知道他不是轻易向人求救的人，而且从他的表情来看不会是什么要紧的事。“很可能 同他的女朋友吵架了。”我这样想着，就说：
“好吧，我答应了，你快讲吧，别鬼头鬼脑的。”
他一听我答应了，马上拉住我往外走。我急忙扯开他，“你快告诉我什么事，要不我就不走。”我开始清醒了，这家伙很可能要“作弄”我。他一看我这样，脱口而出地嚷嚷着：
“完了完了，这下输了。”
“什么输了？”
他又笑嘻嘻地说：“是我同别人打了赌，是这么一回事。我今天在山上锄草时与红娘子闲聊，她同我聊了一会儿，忽然提到了你，说你有女朋友了。”
“什么？我有女朋友了？总是胡说！”我有点急了。
“你不要急，听我慢慢讲。”他又笑嘻嘻地讲了下去。“我说‘没有，我和他是老朋友，他的底细我知道。’她马上把手一伸，‘打赌，敢吗？’我说怎样打赌，她说‘你叫他到我这里来玩，如果他来玩，说明他没有女朋友，那么就是我输了，我买一条烟给你。要是他不来玩，就说明他有女朋友，那么就要请你去买两斤糖来啦。’你看怎么办？帮我一下忙吧，反正你是没有女朋友。你不去，我这两斤糖就算白白扔掉了。”
我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明白是他俩在唱双簧，想不去，但又有点好奇。“好吧，就帮你一下忙吧。”我强忍住好笑的心理，决定去看看这个姑娘。
这时候，天已经晚了，人们都上灯了。我被这位朋友拉着来到了“红娘子”宿舍，我俩一进门就看见她正在看书。她抬头看见我，漂亮的脸羞得通红，赶忙把脸扭过去，一边倒开水，一边叫我们坐。我也感到很难堪，心里有点后悔不该来。我的朋友好象猜到了我的心里，递给我一支烟，使个眼色叫我坐下，意思是既来之则安之。我吸了一口烟，坐了下来，心情也好象平稳了下来。抬头打量了一下这位小姐的小天地：4、5平方米的房间布置得不错，干净而漂亮。再打量一下这位女同学，她正好把茶端了过来。她可能也镇定了下来，笑嘻嘻地对我说：
“喝茶吧，今天我们开了个玩笑，不过你也真难得来玩呀！”
我马上接过茶杯，说了声“谢谢！”心里想该怎样回答她。我喝了一口茶，“哎呀，甜的，怎么茶还放糖呢？”我总算也开了口，不过茶里确实放了许多糖。她微笑了一下，想说什么可没有说。
难忘的日子
1978年8月22日，我曾在笔记本上预言：下个月的今天我可能已不在农场。实际上当时我自己还不知道高考分数究竟是多少，只是预感到某种命运在等待我，不过，预想的改变命运的日子事实上是早了一点。过了9月22日，我甚至有点后悔做这种预测，因为直到10月1日国庆节我还在农场。
正在对自己的信心发生怀疑的时候，10月4日，统计员兼收发员，一位非常诚实的姑娘，兴冲冲地在我的“别墅”门前喊我：“老扯，你考上大学了！看呀，这是昆明工学院来的函！”看来她比谁都为我高兴。
是的，那正是我在盼望着的牛皮信封。我激动地接过信函，迫不及待地抽出通知单，没有错，我确实被录取了。
可以看到许多朋友在为我激动。在当时，西双版纳的那股“返城风”还没有吹到我们所在的山沟里，我又是农场中唯一的高考录取者，因此我无疑成了这一千多人中的唯一幸运者了。
我当天晚上显然无法入睡。我回想起七年前那个发洪水的夜晚。我们一千多人来到了这个两面被山相夹的山沟农场，当时自己还很小，想着一辈子要在这山沟里度过，心里很凄惨，看着许多女同学在悲伤地哭，我的眼泪也差点滚了出来。
而现在，我就要永远地离开这个地方了，我的骨头再也不会“埋在连队侧旁的小山包中”了。那个说过这句话的军人一定会因此而失望，又一个“革命的逃兵”溜出了农场。
一切都安排好后，在启程的前一天，我到我们茶叶试验小组的茶田里，出自内心地深情地转了一圈。看着绿悠悠的茶树，我心绪翻腾。我天天在诅咒的地方，当我即将离开它的时候，为什么还有点依依不舍呢？
我注视着茶树，沉浸在对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的往事的回忆中，却没注意到离我几步远站着的一个人，当听到有人喊我时，我才醒悟过来。哦，原来是我的班长。她是一个农村姑娘，家在上海郊区。我很佩服她的工作干劲，因为我自己也是个不愿白吃国家大米饭的人。听说她有点肺病，每当听到她喘息咳嗽时，我总会对她产生莫名其妙的同情感。我不知道她心中是否有什么可爱的人，只是偶尔也发现她会打扮一下。
一到晚上，只要连队例会，她总是忙不迭地喊我去开会。现在我要走了，她喊我该不会是去“开会”吧。我看着她说：
“你今天还忙啊？不是在开经验交流会吗？”
“不，我想看看茶叶的长势，等会儿去汇报。你都要走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还看什么呀？你搞钢铁与茶叶还会有关系？”
“钢铁跟茶叶怎么没关系，锄头不是钢铁制造的吗？”我笑笑，没等她回答，我又由衷地说，“谢谢你过去对我的帮助。唉，往事一去不复返。你不是在搞病退吗？让你哥哥帮帮忙，想办法回上海吧。”
她笑笑，没有回答。显然，这种事很说不准。
“时光一去难倒回，往事只能回味。”我于1978年10月10日离开农场去读大学，至今又过去了将近27年，其间1982年大学毕业进宝钢工作，1992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获工学博士学位后又于2000年回国进上海交通大学工作。
如今我和我的伙伴们都已年过半百，逝去的时光同梦幻般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她们好象就在眼前，可又是那么遥远……
二OO五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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