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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雪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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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常务副书记:建议国家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附专访)(转自中国知青网

北京大学常务副书记:建议国家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附专访)(转自中国知青网)

读史开眼界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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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生命,打开眼界。


于鸿君,男,汉族,1963年10月生于内蒙古杭锦后旗,祖籍甘肃民勤,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国家级精品课程《微观经济学》主持人。现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兼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一)
当前,受金融危机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

据统计,2009年全国有610万高校应届毕业生,历年累积的未就业的大学生有250多万,目前全国共有860万大学毕业生等待就业。同时,2000多万失业农民工同样需要就业,还有几百万自然增加的青年等待就业,当然还有其他方面,如复转军人、新增农民工等。
据测算,今年全年新增城镇就业岗位最多为900万。两者之间的缺口显而易见,结合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我们面临的就业形势是极其严峻的。
  
等待就业的860万大学毕业生是家庭和国家培养的最为宝贵的人力资源之一,如果得不到充分就业,不仅是家庭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国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也会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行。因此,做好当前大学生就业工作,是我们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
  
但是,城市的就业容量十分有限,历年累计的250多万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就是明证。长期累积下去,没有哪个社会能够负担,而且愈来愈严重,人力资源的浪费也将长期存在。

因此,必须以改革创新的思路,立足长远发展,面对严峻现实,转变就业观念,拓宽就业渠道,千方百计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二)

农村是中国历来最广阔的就业渠道,是有效释放就业压力的“安全阀”,也是改革开放30年以后,最迫切需要人才的地方。

在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上,我们同样“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采取组合政策积极引导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就业,通俗地说,应该及时启动新时期的上山下乡工程。
  
具体说,选招200万大学生到农村任教师、医护人员、农业技术员、公共服务人员和“村官”,也可以安排到农业产业化企业中。每人同时联系一户村民,帮助其脱贫致富。也可以如中国人民大学王亚君同志建议的建立“知识青年基地”。每批期限可安排2年,期满可以返回重新参加毕业分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给予特殊补贴每人每月4000元左右,总计支出为2年2000亿元左右。

(三)

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可以一举多得,体现突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政治效益和文化效益。
  
首先,可以有效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如果连续实施三期,可以解决600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近几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将得到大大缓解。
  
其次,可以把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依靠高素质人才参与,如果农村不能有效聚集高素质人才,新农村建设就不具备可持续性,从长期来看,新农村建设很可能蜕变为“走过场”。换句话说,新农村建设首先是高素质人才向农村积聚,这是基础,是前提,也是保障。没有高素质的农村人口,没有农村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新农村。
  
第三,可以实现中国城乡人力资源对称性流动和置换,显著优化中国当前的人才布局。目前,城市和农村的人才分布极其不合理,在这样的状况下,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是不可能的,因为城乡差别的根源是人口素质的差别。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农民工进城,大学生下乡,形成人力资源的对称性流动和置换,很可能是城乡一体化的“破冰”之举。同时,有助于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和传统习惯。当年的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客观上形成双向互动式教育,他们也改变了农民,如生育观念、卫生习惯等,甚至能够改变农民子弟的命运
  
第四,可以使大学生深入了解国情,有效锻炼人才队伍。大学毕业生知识丰富,思维敏捷,富于创新,但缺乏了解国情特别是中国最基层7.9亿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有的甚至整天吃馒头但没有见过麦苗。一个不熟悉广大农村的人不可能担当大任,一个没有切身体验农民疾苦的人,不可能对农民产生真正的感情。同时,一个不经历艰难困苦的人也难以成为杰出人才。近年来,许多当年的知青在假期都要带着自己的孩子到曾经插队的地方体验生活,从农民身上学习敦厚传统和善良品德,确实是远见之举。2年的农村生活定会使当代大学生受益无穷,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杰出人才将大批产生于这批大学毕业生中。
  
第五,可以有效缓解农村“三难”问题,即“孩子上学难,农民看病难,获得农业技术和信息难”。“上学难”的症结在于缺乏高素质师资,“看病难”的根源之一在于缺乏经过基本教育的医生和护士,“获得农业技术和信息难”则源于缺乏相应的专业人才,甚至缺乏会熟练使用互联网的人才。毫无疑问,新时期的上山下乡工程可以大大缓解这些问题。
  
为此,应该积极研究并尽快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既是当前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的急迫需要,也是立足长远、统筹城乡发展,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战略举措。

(四)

顺利实施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需要从思想观念上突破两个误区:
  
其一,大学毕业生难以适应农村艰苦的环境,而且到农村就业没有面子。应该明白,单靠城市不可能长期支撑如此庞大且越来越沉重的就业压力。今天的农村不同于1970年代的农村,今天的上山下乡也不同于那时的上山下乡。经过30多年的发展,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才市场需求越来越大,生活条件虽然不如城市,但基本条件还是具备的。

中国7.9亿农民不是一辈子都生活在那里吗?大学毕业生连2年也坚持不下来吗?至于“面子”问题,更是多余。只要在农村能够得到发展,干出一番事业,“面子”自然会有。

难道在城市失业,大学毕业后依靠父母过日子就有面子吗?完全可以预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会出现在农村,大学生并不只为城市培养。当然,如果现在能够在城市找到工作甚至很好的工作,那就不必到农村就业。并不是说每个大学毕业生都必须到农村就业。
  
其二,到农村无事可干,专业不对口会形成人才浪费。农业产业化、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甚至维持、农业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农村多方面综合信息的获取、农村公共服务方面以及农村事务管理,都需要大批高素质人才。只要通过磨合实现对接,大学毕业生在农村确实大有可为。

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应当避免“眼高手低”,期望值也应当适中。至于担心专业不对口造成人才浪费,也不必过分夸大。目前的大学生就业与计划经济时期的毕业分配有很大不同,专业对口率越来越低。其实大学四年学习依然是素质提升为主,如果一个人抱定终身从事自己在大学所学的专业,固然很好,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才流动会表现出更多灵活性。

许多杰出企业家都不是学工商管理,更多的是在大学期间学习非管理专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MBA、EMBA和EDP学员的第一学历专业统计结果就是明证。相信每个人都会同意一个观点:在城市失业造成的人才浪费要显著大于在农村就业的浪费程度,尽管是非专业对口就业。
  
其三,这笔特殊补贴从哪里来?国家有这样的支付能力吗?应该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此次拿出4万亿元应对金融危机,这在5年前都是不可能的。实施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第一年多支付1000亿元解决200万人在农村的就业问题,只是其1/40。以后逐年增加1000亿元,也是财政收入增长所能够承受的。但解决的问题则是紧迫而又重大的。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中国社会的健康运行也能得到较好保障。当然,具体该补贴多少,各级财政如何分担,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其四,强迫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就业,会引发社会问题。我的建议绝没有强迫的意思,反而应该充分尊重就业者的选择。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必须通过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双向选择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应该给予更高的补贴(每月4000元是一个较高的收入标准),否则没有人愿意报名到农村就业。当然,如果每月3000元补贴具有充分的激励效果,政府负担就会更少。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生宁肯在城市失业,也不愿意到农村就业,那这是他的选择,政府和社会应该尊重这样的选择。
  
其五,新时期上山下乡,只能到偏僻农村吗?这里并不是特指条件非常艰苦的农村,还包含一些小城镇。但可以积极鼓励他们到老少边穷地区就业,因为那里更需要高素质人才。
  
其六,只有高额特殊补贴就可以吸引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就业吗?我建议采取组合政策实施这项工程。如期满返回者继续享有应届毕业生的有关就业政策;参加研究生和公务员考试者,适当降低录取分数等等。
附专访:《于鸿君:上山下乡历史自有公论》

网络上,于鸿君撰写的《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一文点击率颇高。其核心观点是上山下乡工程41年后应重启。

于鸿君,北京大学校长助理、战略研究所理事长。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和经历,提出了“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的建议。该建议刚一公布就引起关注,有人认为这是文革思维,但亦有人认为,这不啻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举措。

孰是孰非,难有定论。

近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新楼于鸿君的办公室,《教育》旬刊记者就网友关注的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农村大有可为,上山下乡有待公论
《教育》旬刊:众所周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过一个上山下乡运动,但历史证明,它几乎毁了一代人。现在您又提出一个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不担心重蹈历史覆辙吗?

于鸿君:这个问题还不能草率做出历史定论。我个人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具体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从知青回城后的发展状况来讲。这些人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回城后发展不太好,但另一部分经过在农村的锻炼,回城后发展得蛮好。比如说北京大学现在有一批50多岁的教授发挥了中坚力量,他们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社会阅历丰富,对社会的了解、认知能力很强,这为他们后来的良好发展奠定了基础。大量回城知青都认为,在农村的历练对他们来说受益很大,现在不少人甚至在假期带着自己的孩子到当年插队的地方体验生活。

其次,从国家、民族发展的角度讲。即使说他们个人付出了青春,甚至可以用现在一般的说法“把这一代人毁掉了”,但把它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看,放在国家、民族发展的大格局中来看,则是十分有益的,至少可以说利大于弊。当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后,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有当生产队会计的,有当队长甚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还有当教师的,培养了一批学生。他们对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也有很大影响。当然,他们也得到了锻炼,增长了阅历,了解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为后来回城有所作为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所以我认为,无论从个人来讲,还是从国家民族长远利益来讲,如果一概而论说当初1600多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被毁掉了,至少是草率的。我相信一大批当年的知青也不会认同这个观点。进一步说,对这么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进行评价,一概全盘否定,还为时过早。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只能交给后人,历史自有公论。

《教育》旬刊:如果没有上山下乡运动,这1600多万青年是不是会发展得更好?

于鸿君:这很难说。前面我已经说过了,他们回城后的发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有的很好,有的一般。当时没有下乡的青年就个个发展得很好吗?个体之间的差异总是存在的。你甚至不能断然否定,现在发展一般,但当年没有下乡的青年,如果那时下乡了,或许发展得比现在还好。至少他们锻炼了吃苦耐劳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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