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征的伟大说开去

　　我们这辈人，只要一说起长征，就会肃然起敬，就会想起它的伟大，想起它的卓绝。然而，倘若细查历史，就不难发现，长征乃是中共历史上重大路线错误的结果，是为这次路线错误付出的惨重代价。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苏区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中央红军只得仓促转移。仗打成这样，左倾领导仍不思悔改，毛泽东等一批持不同政见者被排斥在领导层之外，被贬为《红星报》主编的邓小平，只能在队伍中默默地“跟着走”。长征伊始，左倾领导把转移搞成搬家，带上了印刷机、军工机械等瓶瓶罐罐，造成抢渡湘江损兵折将。遵义会议前，中央红军一路败多胜少。遵义会议后，红军虽然回到了正确路线，但雪山草地的恶劣环境，与红四方面军的分歧，又造成了红军的很大损失。长征前红军有30万之众，而长征到达陕北的只剩下3万余。一路上牺牲的、伤病残的、被俘的、掉队的、开小差的无数。虽如此，长征仍伟大；唯如此，长征乃卓绝。

　　长征，走得很悲壮，留下的或许更惨烈。一些不为左倾领导赏识的高级干部，被留在沦陷的苏区。被滞留苏区的毛泽潭、贺昌等，先后在白匪的围剿中壮烈牺牲；陈毅则经历了九死一生。而瞿秋白之死，更具悲剧性。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博古当然不会同意瞿秋白走。“延安整风”时期，张闻天有这样的回忆:“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血常咯，热不止则风难禁——这就是当时的瞿秋白。这样的瞿秋白，留下，则如鼎鱼幕燕，生之可能性十分渺茫。时任“经济委员会副部长”的吴亮平（又名吴黎平）回忆说，……中央局决定不让瞿秋白同志（当时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长）跟红军走。听到这事以后，我心里很难受。一方面向毛泽东同志说:“这怎么成﹖秋白同志这样一个有名的老同志难道能够不管，要他听任命运摆布﹖”请求毛泽东同志给中央局说说。毛泽东同志说，他也很同情秋白同志。他曾说过，但他的话不顶事。另一方面，我向张闻天同志提出了同样的请求。闻天同志说:这是集体商量决定的，他一个人不好改变。秋白同志自己听到了这决定，精神上甚为不安。我请秋白同志到家里吃饭，这次秋白同志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他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这是我和秋白同志的最后会面，不料竟成永诀。（《钟山》2008年第3期）瞿秋白被俘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王杰夫对其进行劝降，被瞿秋白严辞拒绝，王杰夫说，你是被共党抛弃的人，为什么还要维护他们？秋白沉默无语。

　　这就是真实的长征，有伟大和卓绝，也更有苦难与牺牲。但为什么，人们忘记了长征与错误路线的因果关系，淡化了长征的苦难与牺牲，却记住了长征的伟大和卓绝？那是因为，长征虽然惨烈，却纠正了路线错误，保存了革命精华，中共由此从幼稚走向成熟。尔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也正是按照他们的愿望和努力发展变化，这才是最关键的。十月革命之所以被质疑和批判，是因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也就是说，历史事件的评价与它的历史连贯性相关。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能从比较中得出启迪。由此，我想起了四十年前的上山下乡运动。这场运动，因与文革密切相关，而备受质疑。历史事件的动因要从历史本身中去寻找。没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不会有长征；没有文革的动乱，也不会有极端形式的上山下乡运动。上山下乡运动是为了安置“文革”动乱所积压的就业人口，疏散红卫兵组织所聚集的政治风险，矫正小将造反所形成的思想偏差，而采取的无奈之举。以当时的历史来看，既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又有更多的极左错误。长征纠正了中共的路线错误。而上山下乡运动原本是想维护“文革”的成果，但历史却没有按照领袖的愿望发展，而是加速了“文革”的终结。这就又说明了一个道理，历史并非英雄所造。当然，这个代价是惨重的。这场运动跨时十年，波及2000万人，没人知道有多少知青为此付出了生命、付出了热血、付出了健康、付出了青春？“文革”可以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可以质疑，但2000万知青的生命和青春、他们对历史的担当和牺牲，不容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