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

　　赴台湾之前，我几乎不知道二二八是怎么一回事。阴错阳差，二二八和平公园居然成了我到达台北，走出火车站后参观的第一个景点。

　　到达台北之前，我原本是想先去中正纪念堂的。倒不是我喜欢蒋介石，只是在大陆办证的时候，派出所的警官指着我的旅台工作日程中的“参观中正纪念堂”这一条说道：“这个地方不准去！”暗暗的，偷吃禁果的好奇心，使我在第一个休息日就把它列为首选去处。

　　下了火车，在车站大厅取了免费的游览地图，按照地图所示，到中正纪念堂不过二、三公里，便决定步行，这样既节省了口袋里并不充裕的台币，又可以在第一时间浏览市容。于是从曾经作为台北地标的新光三越大楼（51层高244公尺，后来的‘台北101’高508公尺）下走过，朝南，途径一座希腊多伦式风格的建筑——国立台湾博物馆。博物馆九点才开门，此刻才刚过八点，为提高观光效率计，回头再来吧，不料就此失之交臂。

　　博物馆的旁边有一片绿地，像是公园，没有把门的（后来才知道，台湾的公园，多不要票）。信步进入，打算穿越。到了里边，渐渐觉得还有些看头。

　　一进去就可以看见二辆台湾早年的蒸汽机车、一尊尊早已斑驳的清代古炮、以及台湾原住民从前生活所用的石器，静静地摆在那里，同一墙之隔的博物馆相映成趣。

　　走着走着，到一景观池，池中有翠亭阁，周围四座中式凉亭里，分别竖立着开台功臣郑成功、刘铭传、丘逢甲、连横的半身铜像，铜像的基座上有生平介绍。郑成功是大陆人最熟悉的；刘铭传的电视剧刚刚放过，也算知道；丘逢甲，别署仓海，生于台湾苗傈，清廷割让台湾后，立志抗日，岀任“台湾民主国”副总统兼大将军，事败，回广东原籍。终生为台湾回归奔走，*称之为爱国诗人（也有人称仓海先生是台独的老祖宗）；连横，民主革命先辈，连战的祖父，到底是连战受祖父之荫而仕途坦荡还是连横因儿孙之荣而得以树碑立传，我一时无以考证。

　　再往公园腹地去，有一造型别致的纪念碑，碑前一铜鼓，鼓上铭文曰：

二二八紀念碑碑文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消息傳來，萬民歡騰，慶倖脫離不公不義之殖民統治。詎料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肩負接收治台重任，卻不諳民情，施政偏頗，歧視台民，加以官紀敗壞，產銷失調，物價飛漲，失業嚴重，民眾不滿情緒瀕於沸點。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專賣局于臺北市延平北路查輯私煙，打傷女販，誤殺路人，激起民憤。次日，臺北群眾遊行示威，前往長官公署請求逞兇，不意竟遭槍擊，死傷數人，由是點燃全面抗爭怒火。為解決爭端與消除積怨，各地士紳組成事件處理委員會，居中協調，並提出政治改革要求。不料陳儀顢預剛愎，一面協商，一面以士紳為奸匪叛徒，徑向南京請兵。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聞報，即派兵來台。二月八日，二十一師在師長劉雨卿指揮下登陸基隆。十日，全台戒嚴。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高雄要塞司令彭孟輯及憲兵團長張慕陶等人，在鎮壓清鄉時，株連無辜，數月之間，死傷、失蹤者數以萬計，其中以基隆、臺北、嘉義、高雄為最慘重，世稱二二八事件。斯後半世紀，臺灣長期戒嚴，朝野噤若寒蟬，莫敢觸及此一禁忌。然冤屈鬱積，終需宣洩，省籍猜忌與統獨爭議，尤屬隱憂。一九八七年解嚴後，各界深感沉屙不治，安和難期，乃有二二八事件調查研究，國家元首之致歉，受難者與其家屬之補償，以及紀念碑之建立。療愈社會巨創，有賴全民共盡心力。勒石鐫文，旨在告慰亡者在天之靈，平撫受難者及其家屬悲憤之情，並警示國人，引為殷鑒。自今而後，無分你我，凝為一體，互助以愛，相待以誠，化仇恨於無形，肇和平于永恆。天佑寶島，萬古長青。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謹立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读了碑文，我算是明白了二二八是怎么一回事了。对台湾政坛的认识，从此开始，那是后话。

　　台北二二八纪念馆坐落于公园东南隅。纪念馆前的二二八艺术广场，立有石雕作品“大地与母亲”，以怀孕母亲的坚忍及对子女的慈爱、宽容，表达对受难家属的敬意。面积700余坪的纪念馆，一、二楼北面为展览室，展出以“二二八事件”为主体的各式文献、图片、文物，以说明事件的由来与经过，和它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意义。

　　绕过纪念碑，西侧富欧式风味的露天音乐台，据说是许多户外节目的演出场所，也是公园夜晚最热闹的地方。

　　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原名台北新公园，建于1899年，是台湾第一个承袭欧洲风格的近代都市公园。二战后，国民政府在园内兴建了中国式的亭台楼阁。1996年2月28日，在时任台北市长陳水扁的主导下，该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设立二二八纪念馆及纪念碑，成为一个追溯历史、抚平伤痛的纪念公园。

　　在公园的每一个角落，抬头就可望见新光摩天楼，而在新光摩天楼的第46层展望台鸟瞰台北，最醒目的还是二二八公园。往南，走出公园，便是著名的仅400公尺长的凱達格蘭大道（原名介寿路），座东望西的是总统府（原名介寿馆），座西望东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那气派、那感觉，幽静中透着庄严！

　　后来我又听说二二八和平公园也是台北市的同性恋的最重要的聚集场所之一，昵称“公司”，意指每天要去上班的地方。同志（台湾对同性恋者的称谓）在此地聚集社交的历史已无从考证，白先勇的小说《孽子》中的故事场景，正是发生在该公园内。后来，我又几次走过二二八和平公园，因为都是白天，边缘人不会在这里出现，人家说晚上这里才是同志的王国。我住在乡下，晚上很少进城，终于没有机会考察同志们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