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纵即逝的知青当家年代

　　今年夏天中国北方的旅游方向有了明显的变化，去新疆一带的减少许多，而东北地区成为新的热点，可谓盛况空前。从北京前往黑龙江省首府哈尔滨的火车票，提前十天半个月就销售一空；从北京等地飞往中国最北端的城镇漠河的航班，更是一票难求。去年刚开通机场的漠河，则是一床难求，许多人只能屈居简陋的小旅店，因为去那里的游客数量从早先的二三万一年，暴增到今年的三十万。

　　不过，在去黑龙江的游客中，不少已经上了年纪的人并不只是为了游山玩水或者避暑，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重回离别已整整四十年的“上山下乡”之地。对他们来说，这片留下人生最贵重的青春岁月，留下他们辛劳、奋斗、激情、热汗、血泪、伤痛------还有许许多多爱恋和思念的地方，不管在后来的回忆中是那样的苦甜酸辣，都是他们的“第二故乡”。所以，今年成为出现了这些老“知识青年”重返黑龙江北大荒、大兴安岭故地的高潮，有的更成双成对、携儿带女甚至还有孙子孙女，一起参加当年“老战友”的难得约会。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高潮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之后，估计有两千万大中城市的中学毕业生下放到农村。笔者四十一年前到安徽黄山茶林场务农，前后十年。这次同其他一群上海的老知识青年一起到黑龙江参加了一个星期的活动，最大的感触就是“知青”早已不年轻，较老的如笔者那样的“老三届”（1966至68年毕业的三届高中生和初中生}，都已花甲之年，头发早就斑白脱落。哈尔滨的知青艺术团演出了一台回忆知青岁月的歌舞，个个全力以赴，颇为精彩感人，但他们中最小的也已五十一岁，那也正是知青一代中最年轻的了。

　　最近几年，外界注意到中国各界都出现了“知青当家”的局面，最受瞩目的当然要数中共党政高层。2007年的十七大上，首次有习近平、李克强两位昔日的知青进入了政治局常委班子。在政治局委员当中，还有副总理王岐山（延安插队落户）和中共组织部长李源潮、公安部长孟建柱（都是上海农场系统职工）等。在其他省部级大员和巨型国有企业老总当中，知青出生的更不胜枚举（如外交部长杨洁篪、不久前出任中共中央对台办主任的王毅），有的领导班子中老知青居然占了大半。

　　按照目前的安排，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将再次实现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中国可能产生第一个知青出身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政治局班子当中也会有更多的老知青，那将是党政“知青当家”的顶峰。同上一代相比，知青一代是在文革动荡当中成长、在改革开放当中成熟，较少受到传统教条和旧体制的束缚，更懂得自我思考和探索，更具国际视野。他们吃过苦，有承受能力，懂得怎样在逆境中求生存，讲求实际却又不失理想主义色彩。这对中国甚至世界的未来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现在难以定论，但知青一代必然会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尤其，未来十几年正处中国能不能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关键时期。

　　不过，按照中国目前的人事体制规定，就当知青一代将在党政最高层“登峰造极”之际，其他层面的老知青却已陆续退休或退居边缘，逐渐把手中的实际权力移交给文革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代。这就意味着中国“知青当家”的短暂时代，已开始进入尾声。那么，许许多多不甘寂寞的老知青将怎样度过自己的人生黄昏？

　　也许，在当今中国各类人群中，老知青是最抱团的，这次的东北之旅就充分显示了这点。8月11日，中国至今为止最具规模的“知青博物馆”，在黑龙江边历史名镇瑷珲县举行开馆典礼，从各地赶来的老知青竟然超过千人，远多于预先的安排。那几天当中，每天都见到“老战友”抱成一团的场景，还不断有当年知青插队村子的老乡赶来寻找他们，见面时又是另一番的百感交集。

　　知青会聚，谈得最多的仍然是如何看待四十年前的上山下乡运动，仍然大有分歧。有人坚持“青春无悔”，认为没有那段经历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成就，但更有人认为那只是文化革命大灾难中的一幕知青和家庭、社会都深受其害。但无论如何，老知青四十年后回首以往，已可以比较理性而平衡地思考那段岁月了。瑷珲的知青博物馆中，既记录了他们的成就和功绩，也记录了他们刻骨铭心的呼喊。一幅题为《我的前夫》的油画，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一位身着军便装的女知青成亲，旁边坐着的是比她大十来岁的丈夫，她脸上的麻木呆板与他的露齿而笑形成强烈对比，令人唏嘘。

　　在北大荒，不断有当地官员对我们说，他们就是当年知青教出来的学生。确实，下乡知青给他们带来了知识，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还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有的乡村，打从来了知青才懂得刷牙，学了知青的卫生习惯，农民身上的跳蚤、虱子也渐渐消失了。那里的孩子盼着知青回家探亲后快快回来，他们就可以得到最好吃的大白兔奶糖。可以说，没有当年的知青下乡，就不会有今天北大荒的巨变。但一位曾在农垦兵团医院里当过护士的老知青谈起往事，对许多知青伤病者的不幸遭遇感触很深。

　　国际上对中国知青的研究已有一段时间，但在中国，由于当局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仍然多有回避，媒体更是当作禁区，只有少量研究著作和回忆录问世。有一本记录三十年前云南知青“我们要回家”大请愿的专著，就是在香港出版的，在大陆就难以流传。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老知青退休赋闲，整理和记录上山下乡历史一定会成为他们关注并积极参与的事情。笔者当年所在的黄山茶林场一群老知青，有的出力，有的出钱，出了一本题为《知青部落》的历史记录，收集到的资料和物品远远超出预料。

　　这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史学的朱政惠教授提出建立中国“知青学”的主张，得到出身知青的诸多学者的响应。毕竟，我们的后代和世界要研究中国，不可能避开这段历史。而知青一代所留下的记录，应该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