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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的祈祷
作者：枯梅
收音机中响起巴达契丝卡的钢琴曲《少女的祈祷》，淡淡的，轻轻的，如诉如歌，没有激烈的音响冲突，也没有萎蘼不振的呼噜，清新的音符，象一汪细细的山泉，一点一滴沁入心田，沁入肺腑，直至充满了思绪的海洋。
头一次听到它，是在父亲的一位老朋友谢伯伯家里。那是１９６５年春季的一个星期天，父亲带我去谢伯伯家串门。谢伯伯的儿子，我叫他谢哥哥的，那年正好准备初中毕业升高中。谢伯伯让谢哥哥给我们弹奏一曲，于是我听到了生命中的第一首在身边演奏的钢琴曲——《少女的祈祷》。
谢哥哥学力强悍，初中的课程绰绰有余，课余便将精力分配给船模与钢琴。那时候，谢哥哥的小船在复兴公园的湖里一放，湖边立刻围满了人，啧啧称奇的人们便指手画脚地评论起来，孩子们则争先恐后地跟着小船行驶的方向，不断地在湖边绕圈子奔跑。
谢伯伯和我父亲，都是单位歌咏队的成员，酷爱音乐的谢伯伯还在家里添置了一台钢琴。那年头，有钢琴的人家极少，挣工资的人勒紧裤腰带两年就可买一架钢琴，不过那时钢琴对一般人家来说是奢侈品，经济上正在缓慢复苏的这个国家，是不提倡个人购买的，除非你是个发烧友。
谢哥哥的演奏似乎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在那时的我看来，那就是天上的音乐，不可多得。从此我知道了，原来所谓的“西方音乐”竟然是这么美妙，这么动听！对于西方古典音乐，那时电台里不放送，报刊上不介绍，音乐书店的相关书籍也很少，顶多是一些练习曲。就是这些练习曲，后来也被清除出了书店的柜台，不过那是后话了。
１９６６年开始的那场动手动脚的造反，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我们家和谢伯伯家已经不能来往了，父亲和谢伯伯都分别被隔离审查，回不得家。记得是在夏季的一天晚上，大热的天气，单位办公室开着窗，地铺上躺满了被审查的对象，对象们的外圈是那些造反派们。父亲睡不着，翻身坐起，立刻就有一位高度警惕的造反派同时坐起，紧盯父亲，怕有什么破坏形势的事情发生。谢伯伯关在另一处，互相之间不通消息，防止这些“国民党特务”们串通一气。６８年时父亲被解除“隔离审查”，回家没过几天太平日子，又被招去统统送到“五七干校”，开始了又一段难忘的日子。在五七干校，父亲从其他人嘴里大概知道了谢伯伯的情况，他在隔离审
查的某一天，因不堪凌辱而跳楼自尽了。
整个文革期间，在外滩那幢面对黄浦江的大楼上，父亲单位总共有１７位被隔离审查者，他们的生命永远地消失在了大楼边，无言的浦江带走了他们曾经的音容笑貌．．．眼下，人们站在灯光灿烂的黄浦江边，东方明珠巨大的球体悬在黑色的夜空，翩翩起舞的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三十几年前这里的一幕幕人间惨剧．．．
１９７０年３月，我去了黑龙江插队。随身带了一台自己组装的收音机，在那个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它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快乐和满足。每天晚上，伸展着疲乏的肢体躺在炕上，把收音机的喇叭贴在耳边，音量开到最小，一只手慢慢拨着旋钮，细心地搜索着出现的任何一个远方电台，那里可能会正在放送我最喜欢的音乐．．．当我再度从收音机里听到《少女的祈祷》时，那种欣喜是无法言传的．．．
畅我所爱小朋友寻找母亲的文章，读来就如同少女的祈祷，淡淡的，轻轻的，柔柔的，强烈的情感冲突被深情的呼唤代替，涓涓小溪般的言语如同简单而清新的旋律，久久回旋在受过伤的心头．．．久远的回忆和曾经的苦难，化作今天生活的动力和对明天的祈望，融化在我们这一代的心里，融化在畅我所爱这一代的眼中，融化在想象的蓝天里．．．
算起来，谢哥哥应该是六八届高中生，应该也是去了某个偏僻的地方上山下乡了，象他这样的“黑五类子女”，当年惟一的选择就是上山下乡，没别的路。他的母亲后来听说改嫁了，原来的家那个地方，现在也动迁了，找不到一点儿痕迹。不知道谢哥哥能不能看到这篇帖子，我真的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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