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歌——一个老知青的回忆

　　九、《解放日报》又刊登了父亲的文章

　　1962年4月25日的《解放日报》第四版又刊登了由记者代父亲写的题为《有困难有信心有办法-回忆解放后的第一个"五一"节》的文章。现将该文全文打印如下：

　　有困难有信心有办法

　　-回忆解放后的第一个"五一"节

　　市公用事业局先进生产者五十一路公共汽车驾驶员阮孔光

　　一九六二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我从当驾驶员以来，已经参加了十多次"五一"庆祝活动，每一次都受到很多教育，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特别是一九五0年的"五一"节，得到的教育最大，留下的记忆也最深刻。一想起那年的"五一"节，就会产生新的力量和信心，鼓舞自己前进再前进。

　　十二年前的今天，新中国成立还不久，各方面的恢复工作都刚在开始，当时又正是遭受敌人的封锁和轰炸的时期，我们面临的困难特别严重：市场上普遍生意清淡，很多工厂里生产停顿，工人生活难以维持。拿我们公交公司来说，一方面由于一向靠帝国主义国家进口的汽油来源暂时中断，开车子就发生了困难；另方面，乘公共汽车的乘客也比较少，亏本很大，光是三月份，全公司就亏本二十万元（折合当时的旧币是二十亿）

　　但是，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我们没有被困难吓退过一步。我们知道，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前进中的困难。记得在那一年的"五一"节前后，我们公交公司的全体职工同志，和全市劳动人民一起，以实际行动响应了党提出的团结斗争，克服困难，维持生产，争取好转的号召。我们在公司党组织的领导下，展开了一个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的"争取保本自给立功运动"。在普遍建立责任制的同时，为了增加企业的收入，修造厂的同志们，除了保证修好本公司的车辆以外，还开办代客修车和其它各种机器修理业务；我们公共汽车上的司机和售票员同志，则千方百计改进服务态度，在便利乘客的原则下争取多载；全公司还组织了清仓小组，清理仓库，很好利用现有物质，等等。

　　特别值得一讲的是我们怎样解决汽油严重缺乏的问题。当时，我们公司的总工程师张德庆同志，先后改进和创造出不用油或者说很少用油的"白煤车"，开辟了一条战胜汽油来源困难的路子。但是，随着就产生了一连串新的问题。首先，改装车子要人，烧白煤、装白煤也要人。人从哪里来呢？为了替公司节省开支，不增加人，我们合理调整劳动力，从现有的职工中抽调。譬如说，车辆的清洁工作原来是由清洁工做的，我们司机和售票员就提出自己来做。其次，我们一向开汽油车的人，改开"木炭车"、"白煤车"，技术不熟练。常常开到半路，因为炉子发生故障，只好停车检修。因此，乘客不愿乘我们的车。怎么办呢？我们除了耐心向乘客做好宣传工作以外，更重要的是自己下苦功学习。工程师和技术员给我们上技术课时留心听，开车子的时候也认真摸索，使自己尽快摸到车子的性能，做好车辆使用保养工作，等等。就这样，很快做到基本不"抛锚"，得到乘客的信任。

　　嗨，当年红五月，可正是"红"，大家都在争着为争取好转立功。我当时做出了一点小小的成绩，经全场同志评定，还立了一个二等功哩！可是，更重要的并不是立了功，而是受到了一次认清形势、藐视困难、战胜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教育。你看，我们很快就在这场严重的考验中得到了全胜，我们公司是这样，全上海、全中国更是如此，事实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

　　在今年"五一"节快到来的时候，回想起了解放后的第一个"五一"节，回想起了这几年来我走过的道路，我深信：听党的话，跟党走，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事业必胜，我们的前途越来越光明！

　　我替父亲写的文章上了《新民晚报》

　　一九六三年的夏天，《新民晚报》举办"我爱我这一行"的征文。我征得父亲的同意，代他写了一篇题为《方向盘旁起激情》的稿子寄去。几天后，晚报有位叫刘祥永的记者专程到父亲在鸿兴路的车队采访他，又随父亲来到家里。那天我正好在家，看到记者手里拿的一份稿件清样正是我代父亲写的文章。当记者得知原来稿子是我写的时，他很高兴，并鼓励我继续努力，今后可以与他多多联系。同年的七月十六日，晚报上刊出以我父亲名义写的文章，题目未改动。几天后，我又收到报社寄来的稿件小样及十元钱的稿费，全家人都很高兴，母亲还特意煮了一大碗黄酒、红糖炖鸡蛋来牿劳我。从时间上算，这篇稿子已经发表了四十三个年头。现将此文重新打印如下：

　　方向盘旁起激情

　　五十一路公共汽车驾驶员阮孔光

　　"上海人多车多，交通复杂，难免要出点毛病。"在我们行业里，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言论，似乎说，开车时间一长，多少要出点事故。由于我在五十一路公共汽车线路上，十四年来已安全行驶五十七万公里，于是有很多同志问我："老阮，你到底有什么安全行车的窍门？"

　　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奥妙。在党的教育下，我深深地懂得，一个驾驶员不仅开车要熟练，更重要的是保证行车安全，开车时思想要集中，不开英雄车，不望野眼，"宁愿一万个小心，不可万一的疏忽"。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是用兵之法，干我们这一行也用得上这句话。首先要熟悉线路的情况和特点，摸清车流人流的规律，做到心中有数，象我开的五十一路公共汽车，是从北站鸿兴路到吴淞，经过繁华的市区，也经过僻静的半郊区和郊区，线路相当复杂，向有"三七"之称，即是要经过七个险要地段、七座大桥和七个铁路口。象西体育会路开林油漆厂附近，路面象瓶颈形，双方来车都看不到，又有三路电车来往；在这一段路面上，如果不谨慎驾驶，最容易发生事故。每当我驶近这里时，思想上特别提高警惕。有一回，我发现前面有二个妇女各抱一个小孩，另外还有一个老太太，同时在穿马路。我想：她们一定不懂交通规则，突然看到汽车可能要吃慌，就一面控制好车速，一面揿喇叭。三个妇女听到喇叭声，即向四面奔跑。正在这时，一阵风把小孩的帽子吹落了，老太太忽然又回身抢拾帽子。幸而我早有准备，立即将车刹停，停下时车头和老太太距离只差一点点，车上的乘客和路上的行人都为我捏了一把汗。

　　行车时，我还根据季节和气候的变化灵活掌握：在雾天里，我开慢车，并尽量靠右侧行驶；在冬天或下雨，行人喜欢把大衣和雨衣的领头翻起来，不容易听到喇叭声，我也事先作好准备，以防万一；起风时，在公路上行驶，要特别注意下风头的行人，因为他们怕汽车开过后起一阵灰沙，所以拼命抢越汽车。我遇到过好几次这样危险的越车镜头，由于及早提防，才没有发生意外。

　　做到了安全，还要做到准时。我总是根据路面的特点，应快则快，应慢则慢，应停则停。市区危险地段多，我就开慢车；郊区视线清爽，车速就加快一些。为了防止车子发生故障，每天上班前，我把发动机、刹车器、灯光、喇叭一一检查过，所以几年来都能做到准点开出，准点到达。

　　现在我在向安全行车六十万公里进军。在前进的道路上，我深深地懂得"还有英雄在前头"，牢牢地记着"司机不怕老，就怕骄"，我要在方向盘旁边干一辈子，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十、紧张而刻苦的中学生活

　　1962年的9月，我怀着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深深感激，怀着父母对我的期望，考入了当时是杨浦区区重点的控江中学，当时我的心情是何等的激动和喜悦！据我所知，我原来小学毕业的同学，考入控江中学的也就我一人，其他同学都进了离公交新村不远的普通中学--鞍山中学、杨浦中学和五十六中学。控江中学离开我的家相当远，在杨浦公园的对面，地址是双阳路388号，从家到校来回步行要走一个半小时。

　　到校报到的第一天，先后由校长、教导主任向我们介绍学校的校史。他们说"工人子弟能考入重点中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你们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条件，要刻苦学习，从现在起就要打好基础。"他们说"控江中学的升学率是很高的，百分之七八十的同学都能考入著名大学，有的还出国留学。你们要树立雄心壮志，不要辜负了党的期望，要对得起你们的父母，要为学校增光！"。

　　上中学后，我被分在六班。当时每个年级有六个班级，学校规定：前四个班级外语课学的是英语，后二个班级外语课学的是俄语。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同学们对苏联没有好感，不想学俄语，而希望学英语。经过老师的一再教育，大家才安下心来学俄语。

　　上中学的第一堂课是一场语文和数学的测验，原来老师对我们作学习成绩的"摸底"。由于我读书成绩比较好，人又听话老实，所以进校不久我就被指定担任了班级的中队长。我感到作为一个工人子弟，又是班干部，首先必须把书读好。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党，对得起父母。我发誓在学习上要消灭"3分"。

　　从小父母亲就教育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从小老师就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从小我们弟妹五个就都怀着强烈的"工人子弟要在文化上翻身，要给党和人民争气，给父母争气"的愿望，刻苦学习，积极上进。作为老大的我更是如此。

　　那时每天要上七、八节课，课外作业很多，有时白天完成不了，只能在晚上"开夜车"完成，人疲倦了就用自来水洗一下脸，清醒一下头脑后继续完成作业，经常要到半夜才能睡觉。老师还经常给我们讲名人苦读书的故事，以此鼓励我们刻苦读书。

　　为了按时参加学校每天的"早自习"，我常常是急急忙忙地吃上几口饭便匆忙地赶着到学校。有时时间来不及便饿着肚子到校。即使这样，在去学校的路上，我还一边赶路一边背诵外语（俄语），默诵古文，精神十分紧张，有好几次差点与路边的电线杆"接吻"。重点中学的学习是紧张的，各种考试也是很多的。许多老师经常教育我们"平时如战时，战时如平时。"小测验、单元考、期中考、期终考，一个接着一个。至于课上提问更是经常的"突然袭击"了。应当说能考入重点中学的同学读书都是认真刻苦的，班级里的学习氛围是很浓的，奋发努力，不甘落后的竞争风气是很浓的。在我们班级考试不及格的是很少的，也没有留级的。

　　为了抓紧时间读好书，我极少参加体育、文娱活动，连扑克、象棋都不会玩。每当上体育课开始分散活动时，我便与一些同学赶快回到教室"温习"读书，以应付下一堂课的"突然袭击"。每天中午急匆匆地吃完午饭后，便"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长此以往，大大影响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进中学后，尽管学习相当紧张，但由于自己能够抓紧时间学习，学习成绩在全班是名列前茅的。初中一年级我被评为学校的"三好学生"，我刻苦学习的事迹还在学校的宣传栏里展览过。父亲还被学校邀请到我们年级给同学们作过忆苦思甜的报告。我还享受每月二元的助学金（用现在的眼光看，二元钱的助学金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六十年代，在三、四元钱就够一个小孩一个月的基本生活费的情况下，二元钱的助学金不算少）我每次领到二元的助学金后都交给母亲，母亲又退还过我，让我用在平时的学习上（如买学习用的参考书，下大雨时到学校时乘车等等）。

　　十一、难忘"三年困难时期"

　　我读初中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当时称1961至1963年的三年为三年困难时期，一说是当时的苏联逼债，另一说是国家遭到连续三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现在看来这都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原因还是党和国家的政策严重失误）国家困难，老百姓的生活当然同样相当困难。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几乎所有的副食品、工业品都要凭票，搞计划供应。每个人每月由国家根据年龄、从事的工种供应口粮，记得我当时的口粮是每月25斤。每人每月凭票供应二两食油，二两猪肉，半斤鱼，二两白糖等，每天供应二两蔬菜。平时难见荤腥，鸡鸭鱼肉等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能供应一点，还要分大户、中户和小户，凭票供应。每人每年发十几尺布票和可买一、二斤棉花的棉花票。当时生活的艰苦可见一斑。

　　我从小埋头于读书，家务事都由母亲、祖母操侍。全家八口人，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生活。父亲每月的工资是83元，在当时算是高的，但父亲不善理财，还爱喝点酒，家里的生活开支全靠母亲精心料理。小时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家里的生活还算过得去。

　　从小我基本上不做家务。记得有一次母亲让我去粮店买几斤面粉，我拿着准备装面粉的脸盆在公交新村里兜了一大圈，也没有找到粮店，只得空着手拿着脸盆又回到家。母亲、弟妹看了都笑我是"书呆子"。其实，粮店离开我家才三百多米。

　　在"困难时期"，我曾经有几次在冬天的凌晨三、四点钟到小菜场排队买过菜。当时我脚上穿的是破旧的胶鞋，身上穿的是单薄的旧棉衣，寒风吹来，人索索发抖。天才蒙蒙亮，菜场里排队的人已经不少，也不讲什么公共秩序，一块破砖头，一只破篮子朝地上一放，都可以代表一个排队的"人"。我生性老实胆小，虽然不断有后来的人插队插到我的前面，也不敢拒绝。好不容易熬到五点来钟开始开秤，原先排着的队伍突然一阵骚动，队伍顿时大乱。年轻有劲的、不守秩序的一下子便从后面挤到了前面，而年老体弱的、老老实实排队的便被挤到了后面。有不少的人冒着凛冽的寒风，辛辛苦苦、老老实实地排了几个小时的队，结果还被挤出了队伍。这时，哭的笑的打的骂的都有。我是属于最无能又无奈的人，因为既不会去插队又不会去挤，早早去排队，总是被挤在最后面，心里真是又气又恨。经常是大妹二妹来接替我时，看到我还是排在最后面，气不打一处来，也发扬不守秩序的精神，不顾他人的叫骂拼命朝前挤，终于插队成功，买到了总共一斤多点的冻得绑绑硬的青菜或卷心菜之类（烂的菜皮也不多给）。我记得当时的菜场还凭票供应过豆腐渣。由于物质的匮乏，当时在菜场的垃圾桶旁经常可以看到有许多人在拣菜皮（其实也很难拣到多少菜皮）当时的报纸上还多次报道，有人拣到菜场扔掉的河豚鱼，兴冲冲地拿回家煮了吃，结果中毒身亡的悲剧。

　　三年困难时期，家乡还经常有我们子女都不认识的乡亲和老乡（有的有些沾亲带故，有的"远开八只脚"，没有一点儿关系）来串门，一来就是二、三个，甚至四、五个，带来几斤已经开始腐烂变质的"黄岩蜜橘"和一些发臭的年糕（几乎没法吃，基本上都扔了），都说是乡下遭灾，生活实在困难，到上海来寻找"生活"或做"生意"（有的还带来一些海货如咸鱼干之类来贩卖）。他们都认为我们家条件总比乡下好，把我们家当作不花钱的招待所。父母真是心肠好，自己家的经济条件那么的窘迫，生活那么的困难，而对来自乡下的乡亲和老乡从不怠慢，宁可自己家的老小不吃少吃及睡地铺，宁可到处借钱借粮，每天好菜好饭地招待他们，直到他们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提出要走为止。临走时父亲还掏钱为他们买船票，送路上吃的干粮。我们家并不大，每当乡下来人，我们几个子女做作业、睡觉都成问题，我们都很有意见。但父母亲从无一句怨言。父亲经常这样对我们说，乡下人找到上海来，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都是看得起我们。他们有困难，应当帮一把。我们不接待，难道让他们去睡马路？我们不能让老乡回去后讲上海人架子大，不认人。

　　父亲的五弟孔明也来过多次，他患有胆结石，在家里经济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父亲为他到处借钱、联系医院，让他在上海的医院里顺利的切除了胆结石，健康地回到了乡下。乡下有好几间祖上留下的房产，按照乡下的规矩，父亲是有一份的，但父亲出于手足同胞之情，早就向在乡下的五弟声明，所有的房产都归五弟一家，他什么都不要。

　　当时乡下大姑母的儿子王香驹也患有肺结核，父亲多次买了治疗肺结核的药品寄去。王还爱抽烟，而且烟瘾很大。按照他的身体状况，他也不适合结婚。父亲多次托人通过书信劝告他戒烟，在肺结核病没有治好前不要结婚，但他不听。几年后他死于肺结核病。

　　那时几乎顿顿稀饭，还经常以红薯当饭（一斤粮票在粮店可以买五、六斤的红薯）又没有什么荤腥油水，每天只是感到肚子饿，心口嘈杂。当时上学时我没有在学校搭伙，而是自己带午饭，为的是节省开支。所带的午饭基本上就是母亲给准备的一团面团，略为放一点点豆油和盐，再放上一、二根大蒜。早上到校后，拿到学校的厨房里去蒸，中午下课后去拿。那时往往到上午九、十点钟肚子里就唱起"空城计"。一到中午，放学的铃声一响，老师刚一宣布下课，许多饥肠碌碌的同学便强打起精神，拿出百米冲刺的劲头，向学校的食堂奔去。（在食堂搭伙的同学如果去晚了，稍微好些的菜往往就买不到了）我是自己带饭在学校的食堂蒸的，晚些去无妨，但也发生过个别同学的饭盒子失踪或饭被别人偷吃的现象。十几岁的青少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由于饥饿，营养不良，加上学习负担又重，严重影响了身体健康。上中学后我经常伤风感冒，咽喉肿痛，咳嗽多痰，经常感到浑身乏力，每到下午脸部潮红，有低热。晚上睡觉时大量出虚汗（有时床上的垫被都是湿漉漉的）。以后我才知道，这是自己感染了肺结核的初期症状。

　　控江中学当时还有好几百名的从印尼被赶回国的华侨学生就读,他们基本上都读高中，全部住校，并由国家承担生活费。应当承认大多数的华侨学生都是比较好的，但他们的生活习惯毕竟与国内的学生不大一样，如男学生绝大多数都是留长发，有的还是"大包头"，穿花衬衫，小脚裤管，尖头皮鞋。女学生打扮得花枝招展。他们绝大多数都戴手表，戴首饰项链。大多数人都有进口的自行车（"三枪牌"居多）。尽管是国家困难时期，但他们的生活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许多人还天天喝牛奶，吃罐头食品，吃不完就随手扔了（在当时，牛奶、罐头食品都是高档食品，非一般人能吃得起）。下课后和休息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华侨学生在弹奏吉他。华侨学生中也有表现差劲的，这些人有的打架斗殴、有的赌博偷窃，有的乱搞男女关系。每年华侨学生中总有人受到这样那样的处分。学校老师经常教育我们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抵制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国内的学生都能自觉地与华侨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做到不羡慕，不模仿，保持艰苦奋斗的好思想和好传统。

　　再说说穿。由于弟弟妹妹多，我当时穿的就是贯彻"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原则。父亲旧的工作服给我穿，一穿就是好几年。有一段时间祖母还回到乡下，将她自己动手织的兰色的土布拿到家里，给我们几个子女缝制衣服。这种土布缝制的衣服，土里土气的，又不结实，但在当时我们都很珍惜。在我读小学六年级时，母亲曾给我买过一件兰色的灯心绒上衣，我一直穿到上高中。（母亲和祖母曾经买来不少不用凭票供应的棉纱手套，拆后用来编结纱线衫。母亲曾经有一件绒线衣，一直舍不得穿，1968年大妹志红到黑龙江军垦农场下乡时，母亲把这件绒线衣给了志红。1969年我到吉林省延边农村插队后，大妹志红又从黑龙江的军垦农场给我寄来一件草绿色的军用棉衣，这是我非常喜爱的衣服，我一直穿了七、八年。）

　　上中学时大部分时间我穿的是球鞋，下雨天穿套鞋，鞋子破了就自己动手补。一直到确实无法补了才恋恋不舍地扔掉。上中学后我最不喜欢上体育课，没有象样的运动服装，没有一双象样的鞋子，加上身体虚弱，一动就出汗，不能不说也是原因之一。十多岁的青少年青春萌动，正是所谓的"花季"，谁不希望能穿得漂亮些，体面些，但当时根本没有这样的经济条件。好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同学经济条件都差不多，吃最简单的饭菜，穿带补丁的衣服,都是很平常的事情。青少年时期艰苦的生活，也使自己从小养成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在我初中毕业时，作为家里长子的我，考虑到家里经济困难，为了早日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曾决定报考当时实行半工半读、由学校承担生活费的上海市轻工业学校，但中学的老师不同意，班主任叶夏英老师两次到我家做我和父母的工作，一再动员我父母，从长计议，克服家庭的暂时困难，让我继续报考母校的高中。父母最后也同意我继续报考母校的高中，结果我很顺利地又考上了母校的高中。

　　难忘啊，三年困难时期！……

　　十二、对读书和写作产生浓厚的兴趣

　　我的初中、高中都是在杨浦区的重点中学控江中学读的。进中学后，学习比较紧张。我除了上课学习外，课余时间大多是在校图书馆里看书看报，我对文学艺术、政治理论常识方面的书尤其感兴趣。不少中外名著都是在这段时间看的。由于外语课我学的是俄语，由此我对当时的苏联文学又产生浓厚的兴趣，课外还阅读了不少的诸如《青年近卫军》《静静的顿河》等苏联文学作品。教我初中语文的廖靖华老师，解放前曾当过几家报纸的文学编辑，对古典文学很有研究。上他的课，许多同学都感到有兴趣，他对一些古典文学作品的剖析相当精彩。我至今还记得他以标准的、抑扬顿挫的普通话，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的情景。班级里曾组织过课外语文兴趣小组，由廖老师给我们讲古典名著欣赏等知识。在廖老师的影响下，我对古典文学、古典诗词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看了不少这方面的书，还背诵一些唐诗宋词，有段时期还试着写一些古诗词、旧对联等。现在回想起来，感到自己当时还是很幼稚的。我的另一位语文老师是上海工人作家胡万春的表妹汪爱珠，她是位大学生。她常将有胡万春签名的书借给我看，给我讲胡万春刻苦努力，从小学文化起步，逐步走上专业作家道路的过程，我很受教育。并产生了今后当记者、当作家的愿望。

　　在初中三年级上学期期中考试的前几天，学校组织我们体检，我被查出患有肺结核病，为此我休学了八个月，等到身体好转后又回到学校重读了一年的初三年级。

　　在上高中后，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学工、学农，到工厂、农村接受锻炼。一段时间由于我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学校安排我在校图书馆劳动，主要帮助整理、修补一些图书。时间长了，负责管理图书的左绮云老师见我工作认真肯干，又非常爱看书，便经常让我负责整理、修补学校当时规定只准借给老师看的一些图书，在我答应"保密"的情况下，她还允许我借一些书回家看。有这么个难得的机会，当时我看了许多同学看不到的书，诸如《红楼梦》《金陵春梦》等等。我至今非常感激左老师。（"文革"中左老师被作为"牛鬼蛇神"揪斗，罪名之一是借"坏书"给学生看。她还被剃了"阴阳头"，被一些"红卫兵"毒打，以后被长期关进学校的"牛棚"，实行监督劳动。但她并没有屈服。一九九五年夏及二00三年九月，我应邀参加原控江中学校友的聚会，都得知左老师还健在，我很高兴。我在此衷心祝愿左老师身体健康，晚年幸福！）

　　在整个中学时期，我课外读的书比较多，记忆较深的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苦菜花》《迎春花》《红日》，还有曹靖华的散文集《花》、刘白羽的散文集《红玛瑙集》、秦牧的文艺政论集《艺海拾贝》，马南村的《燕山夜话》，吴南星的《三家村札记》等等。我还读了较多的鲁迅、郭沫若、巴金、夏衍等近代、当代著名文学家的不少作品。

　　从爱好读书开始，自己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记得在一九六一年我读初中一年级时，一次我路过一个菜场，看到有个人用晒干的菜叶冒充烟叶出售，也无人干涉。我感到这事不好，于是回家后就写了一封信寄给《解放日报》社，建议有关部门能管管这样的事。过了几天我收到报社群工部的回信。信里说，你反映的情况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报纸将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欢迎今后经常来信来稿。尽管我写的信没能发表，但能够收到报社的回信，我是非常高兴的。以后我经常向一些报社写信写稿（包括《支部生活》编辑部），尽管没能发表，但几乎每封信、每篇稿子报社都有回音，有时还收到报社寄来的方格稿纸。《支部生活》编辑部还多次给我寄来参加通讯员学习班的入场券。

　　一九六三年夏，《新民晚报》举办"我爱我这一行"的征文。我征得父亲的同意，代父亲写了一篇题为《方向盘旁起激情》的稿子寄去。几天后，晚报有位叫刘祥永的记者专程到父亲在鸿兴路的车队采访他，又随父亲来到家里。那天我正好在家，看到记者手里拿的一份稿件清样正是我代父亲写的文章。当记者得知原来稿子是我写的时，他很高兴，并鼓励我继续努力，今后可以与他多多联系。同年的七月十六日，晚报上刊出以我父亲名义写的文章，题目未改动。几天后，我又收到报社寄来的稿件小样及十元钱的稿费，全家人都很高兴，母亲还特意煮了一大碗黄酒、红糖炖鸡蛋来牿劳我。这件事也增加了我对写作的兴趣。以后我将平时省下的一点零用钱大多用在买稿纸、邮票、信封上，用在买一些有关写作知识的参考书上（当然大多是从旧书摊掏来的价格低廉的旧书）。

　　一九六四年《解放日报》举办"忆苦思甜"征文。学校也开展"忆苦思甜"为主题的思想教育。祖母又一次给我详细地讲了老一辈的家史。我根据祖母的回忆，先后写出两篇各长达七、八千字的稿子寄去。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报社回信，信中说，你写的两篇稿子内容很好，但限于篇幅，近期暂不刊登，但以后有用，不准备退稿了，希望得到同意。尽管稿子没能登出，但我还是很高，因为报社肯定我写的稿子"内容很好""以后有用"。我还多次收到报社寄来的参加读者座谈会、记者谈写作体会的入场券。（"文革"初期我去过汉口路的《解放日报》社，想要回我在六四年写的两篇"忆苦思甜"征文的征文稿，接待我的同志找了好长时间，但没能找到原稿。）

　　十三、入团受挫

　　进中学后不久我就担任了班级的中队长。可以说当时自己是相当重视学习政治理论，提高政治水平的。课外我看过不少的有关青年政治理论修养方面的书，包括长期阅读父亲很早就自费订的上海的党刊-《支部生活》，看过毛主席写的不少文章，看过刘少奇写的《论共a产党员的修养》等书。在政治上自己积极要求上进。在1963年6月我上初中二年级时就写了入团申请书，交给了当时的班主任叶夏英老师（当时我是班级里第一个写入团申请书的）但就在以后的不几天，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在一次期中考试时，班里有个叫贾某的同学作弊（偷看书），正好被坐在他后面的我发现。事后我向叶老师作了反映。但不知叶老师当时是怎样找贾某谈话的，当他知道是我向叶老师反映的，回到教室后就大吵大闹，公开指责我是"瞎讲"，还打电话让其父亲到学校来（其父亲是上海锅炉厂的副厂长，级别是比较高的）。在这种情况下，叶老师屈服了，她没能坚持实事求是，反而一再问我"是不是看错了人？"以后事情便不了了之。但通过这件事情，我对原来我一直很尊重的叶老师产生了看法，我认为她是屈服于权势，不能坚持实事求是，也没有考虑到应当保护揭发问题的学生。当时每个学生每周要写一篇周记，与老师沟通。我多次通过周记的形式向叶老师提出意见，但她并没有接受我的意见。

　　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不久，贾某也写了入团申请书，而且很快他就被接受入团，还担任了班级的团支部书记。以后我又两次提出入团申请，但由于得罪过贾某，都被拒绝。贾某多次在同学中扬言"只要我当团书记，他（指我）就不要想入团。"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多次向学校的团委书记顾国治老师反映此事（顾老师经常在当时的上海《青年报》上发表稿子，是我比较信任的老师之一，已经去世。）但最终也没有什么结果。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是相当大的。我在三次申请入团没能批准的情况下，没有再提出申请。但贾某并不争气，他学习不认真，不刻苦，经常抄袭其他同学的作业，还以"发展女同学入团"为名，与一名女生谈情说爱，在一次期末考试中他再次作弊被监考老师当场抓住，终于受到了学校的处分。

　　1964年期中我因为患肺结核病而休学八个月，第二年又重新读初三年级，被安排在初三（四）班。重新读初三年级后，我曾经想再申请入团，但由于我对有些言行不一，靠做一、二件"好事"（如放学后留下来扫几次地，买几瓶墨水给大家用之类的好事，有的同学就被发展入团。而一旦入了团，这样的好事就再也不做了），便被突击发展入团同学很有看法，而有的团员也看不惯我"顶真"、好提意见，我就没有再提出入团申请。

　　我考上母校的高中不久，大约在1966年5、6月份，学校里其实已经不能正常上课了。很快"文革"开始，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或者参加"红卫兵"到社会上串联闹革命，或者在家里逍遥。学校停课一停就是一年多。以后虽然也"复课"一段时间，但作为学生并没能真正学到多少知识（大多时间学校是用于组织学生学工、学农、学军）。而从此以后团组织便一直处于瘫痪状态。

　　十四、因病休学前后

　　一九六四年九月我读初三年级时，在期中考试的前几天，学校组织我们体检，我们班级一下被查出有五名同学患有肺结核病（浸润型肺结核，处于浸润进展期）医生要求我和另外一名姓杨（国强）的同学立即离开学校治疗休养。我要求考完试再离校休养治疗，但学校没有同意。我因此休学近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一边治病（每天打链霉素针，一天打二次。口服"雷米封"。记得我前后共打了68针的链霉素，服用了十多瓶的"雷米封"，还服用了好几公斤的"对氨基酸"，俗称"PAS"，该药都是邻居一位退休的、原汽车一场场医施家仁女士赠送的，每一大瓶价格当时为人民币十元。下面我将提到她）。肺结核病当时被称为"富贵病"，不但要增加营养，还要卧床休息。当时是困难时期，由于我得的是肺结核病，凭医院的证明，对我每月可以增加供应一些猪肉、带鱼、鸡蛋、豆油之类。十六岁的我得了肺结核病，并因此而休学，对我确实是不小的打击。但当时自己还是能坦然对待。生病在家，父母亲对我相当照顾，在家庭经济相当拮据的情况下，筹钱为我治疗。每天我听从医嘱坚持服药，一天二次到汽车一场的医务室打针。我还买了一张"和平公园"的月票（每张五角钱），每天早晚二次到和平公园去散步，边呼吸公园里的新鲜空气，边补习学校里的功课。每天上下午各卧床休息一、二个小时。除了治病养病，我没有放弃学习，除了坚持刻苦自学学校的课程、将学校上课的内容基本补上外，我还利用这段时间经常到父亲场里的"二、一七"职工图书馆看了不少有关文学、新闻写作方面的书。我还接识了邻居一位退休的、原汽车一场场医施家仁女士。施家仁女士退休后一个人住在新村的24号8 室，与我家也算是邻居，但过去没有什么交往。她与我父亲比较熟悉。得知我由于生肺结核病在家休息，她多次到我家来看我，给我讲解肺结核病的常识和治疗休养的注意事项。得知我喜欢看书和写作，她说她的语文功底不太好，退休后正在自学初中的语文，欢迎我给她当辅导老师。在她的热情邀请下，我每天上午及下午都利用一点时间到她家去。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了解到施医生的一些情况：她是浙江省德清人，早年毕业于同济医学院，是向德国人学的医，她学的是妇科和小儿科，在解放前她自己开过诊所。解放后一直在汽车一场当场医，一直工作到六十岁退休。她三十多岁时结的婚，男方姓唐，是一位丧偶的中医，后来因为出了医疗事故被判刑。刑满后回到老家常州，平时很少来上海。她有个非亲生的、在上海乳胶厂工作的儿子住在新村的十几号里，但平时很少往来。她有个弟弟在香港，是个不小的珠宝商。她告诉我，几十年来她埋头于工作，长期在场的食堂搭伙，习惯了一个人生活，而好多家务事她都不会做。一个六十多岁的退休医生还很有兴趣在学习初中的语文，我很感动。施医生学习语文知识相当认真，她按照课本的要求认真完成作业，让我批改。她还鼓励我学医，今后当个医生。在她的鼓励下，我向她学习了一些医学知识。她还鼓励我学习德语。我学了约三个来月的德语，但我担心学习德语可能影响到我学习俄语，后来便不学了。

　　施医生家境很好，她知道我们家经济状况相当困难，我生病治疗需要一定的开支，她多次来到我们家，要送钱给我，被我和父母婉言谢绝。后来她给我买来治疗肺结核用的"对氨基酸"，坚持要送给我。在无法退回的情况下，我收下了。她前后给我送来多瓶。在我身体好转（处于静止期）复学后，施医生还常常到我家来串门。1969年3月我报名到吉林省延边农村插队时，她还送给我好多医学方面的参考书。施医生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多次被抄家，家里不少值钱的东西都被"造反派"抄家抄走了。"文革"结束后不久，她移居香港的弟弟家，我与她就失去了联系。

　　在我复学前曾经向学校提出，我基本上将初三的课补上了，希望学校能同意我直接参加初三的毕业考试，但学校答复没有先例，未能同意。

　　由于自己患肺结核病而休学，在生病期间受到医务人员的热心服务，以后又与已经退休的施家仁医生有较长时间的接触，平时施医生经常鼓励我学习一些医务知识，我也看了不少医学方面的书（施医生家里有很多医学方面的书，包括一些通俗的、图文并茂的医学知识读物，我看了不少）时间长了，我对医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萌生了今后报考医学院，以后当医生的想法。

　　我复学后不久，学校卫生室成立学生课外红十字救护队。它的任务是学习一些必要的医疗救护知识，平时义务为同学的健康服务。我积极报名参加了。学校卫生室的专职校医姓段，名立庆，是位小矮个、对人十分热情的男老师。当时学校的每个班级都有一名卫生委员（基本上由女同学担任）报名参加课外红十字救护队的男同学没几个。由于自己当时对医学很有兴趣，又向施医生学过一些医护知识，在课余时间经常主动到学校卫生室协助段老师为同学们服务，很快由段老师提名，由我担任了学生课外红十字救护队的队长。救护队成立后，在段老师的指导下，开展过多次学习救护的活动。我至今还保留了多张当时学习救护时拍摄的照片。当时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工厂学工（我们班级是在上海电焊机厂）、到农村学农（曾经到过川沙县的顾路公社以及崇明的一个农场）我除了参加一些劳动外，主要任务是协助段老师为同学们提供一些医疗方面的服务。

　　十五、"文革"期间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我正在读高中二年级。学校向我们传达了"五、一六通知"，以后又组织我们下乡学农。约在八月底学校便全面停课"闹革命"。当时我曾经写过一篇批判电影《革命家庭》的稿子，贴在学校的大字报栏里。从北京传来红卫兵上街"破四旧"、毛主席支持红卫兵的消息后，我还写过一份《何必"凤"字当头？》的大字报，贴到控江路上的凤翔百货商店的门口（后来该商店改名为"红卫商店"）。我们班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我也报名参加。我还写过《对杨浦区六所中学的学生健康、卫生工作的调查报告》，在学校革命委员会教育革命组主办的第37期《教育革命》上刊登（打字的油印稿）写过两篇 "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稿子，先后被"教卫战线"及市教育局办的一份"大批判专辑" 刊用。由于发表了这两篇"大批判"稿，当时曾有一些学校邀请我去作"大批判"的报告。

　　一九六六年九至十一月间我也先后到北京、南宁等地去"串联"。当年九月初首次到北京"串联"，在北京只呆了四天。同年十月中旬我又一次到了北京，并在十月十八日那天下午在光华路上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当时父亲被派到北京开车，住在北京市汽车四场，我找到了他，还在他那里住了一个晚上。以后大妹二妹也到北京"串联"，都见到了父亲。我在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后，当晚便离开北京与另外三名同学乘火车到广西的南宁市"串联"。在南宁"串联"前后大约有一个月。在我们离开南宁后不几天，南宁便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性武斗。我前后三次外出"串联"，主要是到一些高校去抄写"大字报"，期间我还写过一些诸如"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到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之类的倡仪书、传单，翻印过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论两条路线的斗争》等材料，编写过所谓的"文革对联选"等等。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内容都不可取。

　　一九六七年到六九年的二月底，学校断断续续地开展"复课闹革命"，经常组织学生学工学农。一九六七年的春节前我到上海印刷机械厂"学工"，安排在翻砂车间劳动，住在工厂简陋的集体宿舍里，前后有十多天。由于劳动强度大，卫生条件差，天气又冷，我因为感冒而引发肺炎，剧烈咳嗽，吐铁锈色的痰，幸好及时就医，打了好多针的青霉素，休息了一个来月，才逐步恢复了健康。

　　每当发表毛主席"最新指示"，学校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欢庆。说实在的，所谓"复课闹革命"，复课并没有复成，我们并没有真正学到多少有用的知识。时间一长，当初的"革命热情"冷了下来，许多同学都成了整天在家的"逍遥派"。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当天晚上同学们在学校的操场上集会，欢庆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我当时便在集会上表态：要以上山下乡的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第二部知青岁月

　　一、志愿报名下乡

　　自从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后，上海也掀起了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学校、街道、里弄，各单位都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的大妹志红在一九六八年的年底，首先报名到黑龙江省密山县的八五五军垦农场。志红到农场后不久，就给家里寄来好些照片，介绍了她在那里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情况，让家里放心。

　　从六九年年初起，学校利用"向毛主席献忠心"的形式，动员学生上山下乡，要求人人表态。我又多次在班级召开的会议上表态，坚决上山下乡（当时的《红卫战报》还发表了我在班级里表态的照片）。二月初，首批报名下乡工作正式开始，下乡地点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县敬信公社。当初好多同学都表态愿意下乡，但到真正报名的时候，很多同学（包括好些班级干部、团干部）却借口"身体不好""家庭困难""准备回老家插队"而不肯报名。最后我所在的新高二（2）班报名的男生就我一个。另有两名女生周丽丽和王玉兰，由于所谓"家庭成分"不好，以后留在上海的可能性很小，也报名下乡到东北农村。

　　我报名下乡时身体还没有全好，肺结核病只是处于静止期。大妹刚去黑龙江不久(我和母亲、弟弟妹妹到火车站送大妹走时，母亲哭的很伤心，这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家里又要为我准备下乡的行李。父母弟妹都舍不得我到东北去插队。但我毕竟是家里的老大，已经是二十来岁的人，家庭的经济状况又不好，父母把我养大到二十来岁，实在是不容易。我不挑重担谁来挑？按照当时上海的规定，我如果留在上海，弟弟妹妹就必然还有人要上山下乡。为我下乡的事情，母亲、祖母多次偷偷流泪。轻易不动感情的父亲，在一次吃午饭时也含着泪对我说："你身体不大好，家里舍不得你的东北去。你要走了，家里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给你，今后你自己一切要多当心。"

　　二月十五日在母亲的陪同下，我到街道派出所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仅仅几分钟的时间，我的户口从上海迁到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县敬信公社。又是在母亲的陪同下，凭着"上山下乡购物证明"，到指定的一家商店以比较优惠的价格购买了二条棉花胎、一条线毯、一只帆布箱、两只热水瓶等。又付了三十元钱，从学校领回一套草绿色的棉衣棉裤、一顶草绿色的棉帽子及一双棉鞋。限于家庭的经济条件，家里能给我的确实很少，我全部的行李两手就可以提起。

　　在下乡前几天的一天下午，杨浦区上山下乡办公室在沪东工人文化宫举行报告会，由吉林省珲春县上山下乡办公室的一位姓康的军代表给即将到珲春县插队的我们作珲春县的情况介绍。军代表向大家介绍了珲春县特殊的地理位置，当地的"文革"开展情况、工农业生产及风土人情等情况。他特别提到珲春县有个叫"防川"的地方，地处中、苏、朝三国交界处，是"反帝反修的最前哨"，实行军民联防，全民皆兵，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快要离开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上海了。在那几天，我除了准备自己的行装外，分别到姑母家、"三角地阿姨"沈素珍家、邻居曹香侬阿姨、邻居施医生等道别。我还穿上发的草绿色的棉衣，在学校里与一些要好的同学拍了些照片。

　　在即将离开家的那些天，是最难过的日子。每天父母、祖母和弟弟妹妹心情都很沉重，因为我这个生过肺结核、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体重仅86斤的人，将到东北农村去当农民，要靠自己劳动挣工分来养活自己。而且一去很可能就是一辈子在东北。

　　二、离别上海赴延边

　　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是我离开上海到吉林省延边农村插队的日子。在离开家时，母亲硬塞给我十元钱和二十斤全国粮票。下午，学校来了一辆车子将我和行李接到了学校。到学校后领到了乘汽车证和乘火车证。这时我才知道我去的地方是珲春县敬信公社的小盘岭大队，我们十六个初中、高中的同学组成一个集体户，户长叫王宝发，是我同一年级但不同班级的同学。其他男知青是：陈伟国、陈德豪、蔡安石、黄德勤（都是68届的高中生）王富根、周照麟、黄德琪（老三届的初中生，是黄德勤的弟弟）、女知青都是68届的初中生，她们是：俞维珍、俞维珠（是姐妹俩）、张振东、沈佩珍、祝亚男、韩红艳、王琪媛（是王富根的妹妹）。我们乘火车的地点在彭浦车站。我们学校首批赴延边插队的有四十多名同学，杨浦区首批赴延边的共有一千名学生。下午四点来钟区里派出敞篷卡车将分散于各个学校的下乡的学生运到彭浦车站。我们乘坐的敞篷卡车缓慢地通过控江路、四平路开往彭浦车站，一路上受到被组织起来的"革命群众"的热烈欢送。尤其使我难忘的是，当我乘坐的开往彭浦车站的敞蓬大卡车缓缓驶过四平路时，我突然听到欢送的人群中有人大声地呼喊我的名字。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很久未见面、头发已经花白的小学时的班主任许老师！她认出了卡车上的我，并拼命地向我招手。此时我也一边招手一边大声地向许老师招手道别，一向不轻易流泪的我眼眶湿润了。

　　五点来钟到了彭浦车站，找到了我要乘坐的火车车厢，当时车站里相当混乱，挤满了人。母亲和弟弟卫红，二妹继红、小妹敬阳已经在我要乘坐的火车车厢边等候。他们的眼睛都是红红的。不一会儿车站的喇叭大声催促大家上车，我们刚一上车，在还来不及与家人道别的情况下，火车便启动了。人群中一阵惊呼。在人们的大呼大叫中，火车开出一小段路后，不知何故又开回到原处。我们抓紧时间与家人道别，很快，火车又启动了，而且越开越快，这回是真的离开上海了。这时，车上车下是一片哭叫声。

　　与我同座位的是同一年级不是同班的同学陈德浩，坐在我们对面的是初中二年级的二位女同学沈佩珍和祝亚男。大家还沉浸在离别的痛苦中，这时车上的喇叭突然响起："红卫兵小将们，全体起立，现在背诵老三段！"于是，大家来不及擦去眼泪，就站起来背诵"老三段"。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从广播中得知苏联边防军在我国的黑龙江省珍宝岛与我发生武装冲突的消息。当时大家真可谓是热血沸腾，摩拳擦掌，真想立即飞到珍宝岛，与"苏修"决一死战。

　　从上海到图们市要三天三夜。我们每天吃的是发给的馒头、面包、酱菜之类，火车越朝北开，车厢里的温度就越低。火车一出山海关，车窗外已经是白茫茫一片。长期生活在上海的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冰天雪地。大家把发给的棉衣棉裤和棉大衣以及棉鞋都穿上了，还感到寒气袭人。火车到长春、延吉和图们市时，都受到当地领导和群众载歌载舞的热烈迎送。到达图们市时已经是傍晚，连续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大家的脚都有些浮肿，总算下了火车可以活动一下身体。当地安排我们到街道的饭店吃饭，尽管大家几天几夜都没有好好睡觉，没有吃过热饭热菜，人都很疲倦。但当时我们毕竟年轻，下了火车走动走动，人就显得精神了。在饭店里我们头一次吃到延边的"二米饭"（用大米和高粱米、或大米和玉米、大米和小米一起做的饭，有的饭里还放有一种叫芸豆的，相当好吃）和"酱木里"（一种酱汤，初次喝很不习惯）、朝鲜族的泡菜（品种很多，又酸又甜又辣，比较可口）、东北风味的"猪肉粉条炖酸菜"、朝鲜族的"明太鱼"等等。

　　吃好晚饭，有关部门又给我们每个知青发了一双棉胶鞋（当地人叫"王八鞋" ）这种鞋子的样子并不好看，但比较保暖，适合在雪地里行走，大家都换上了"王八鞋"。稍微休息了一下，大约在晚上九点来钟，我们这一千多名上海知青便连夜乘坐几十辆公共汽车向珲春县城进发。从图们市到珲春县城，走的是盘山公路，由于是冬天，冰天雪地，又是在夜晚，开车相当危险。为了确保安全，汽车的轮胎上都箍上铁链，车速也比较慢。当到达珲春县城时，已经是凌晨四点来钟。大家都是迷迷糊糊的。汽车开到县城的车站附近，我们又受到珲春县城各级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朝鲜族的群众还穿上民族服装，在雪地上跳起民族舞蹈欢迎我们，大家的精神又为之一振。

　　下车后，我们按照要去的公社和所在生产大队，分别被三个五个地安排到县城的居民家里休息和吃早饭。我和另外四个同学安排在站前广场的一户朝鲜族的居民家，大家一进屋便都困的躺下便睡，一直到早上八点多钟被房东叫醒。朝鲜族的居民非常热情，他们家家户户都打"打糕"（一种用蒸熟的糯米放在专门的木头槽里用木锤打制的米糕。朝鲜族一般只是在逢年过节时才打"打糕），做了不少的好菜，来招待我们这些从上海来的知青（当时我们被称为"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我们向房东打听敬信公社的小盘岭大队，他们告诉我们，离开这里还有六十多里，是个很小的地方。

　　吃过了早饭，我们又分别乘上公共汽车去插队的地方。汽车又在冰天雪地的盘山公路慢慢地开了三个来小时，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村口停下了。司机对我们说"小盘岭到了"，并让我们下车卸行李。说实在的，当时我们谁都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们插队的地方！一会儿来了一些穿黑色棉衣的人，一个五十来岁的人用不太熟练的汉语对我们说："欢迎你们来小八（盘）岭插队！"又有人向我们介绍说,他是小盘岭大队的革命委员会的朴主任（朝鲜族，名字叫朴万吉）。还有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他自我介绍说他是这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姓裴。停车的地方右边就是一间大茅草房，朴主任说，这就是你们集体户的住房，让大家往里搬行李。房子很简陋，原来这是大队的仓库，用土坯垒成，房顶上是用茅草苫的。房里南北二大间，铺着土炕，烧得相当热，分别作为男女知青的宿舍（朝鲜族的生活习惯：进屋就脱鞋上炕。）旁边各有一小间分别作为男女知青的行李房，房子中间的一大间是厨房，打了一口手压式的水井。草房外，当地群众给准备了一大堆的用着做饭的柴禾，还分别搭了二只简易厕所。

　　这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茅草房旁拥挤着好多好奇的朝鲜族的群众。几个四、五十岁的"阿妈妮"进屋为我们做午饭，看来他们是有准备的，不一会儿，就为我们准备了相当丰盛的午饭：打糕、土豆烧牛肉、红烧狍子肉，还有生拌牛肉、生拌狍子肝、明太鱼汤、"酱木里"，还有各种的朝鲜族酱菜，还有白酒、红酒和米酒等。朴主任等与我们一起吃饭，算是为我们接风。应当说，午饭很丰盛，但我们吃不惯，尤其是生拌牛肉、生拌狍子肝及"酱木里"，大家都不敢吃。饭后，大家休息了一会儿，便到四周去转转。小盘岭真，是名不虚传，两边都是高高的白雪皑皑的山岭，山岭慢慢变缓成为大大小小的丘陵，到县城的公路从丘陵中间通过，小盘岭仅有的十三户朝鲜族群众，便分散居住在大大小小的丘陵上。当天晚上，朴主任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解放军战士小裴组织我们全体知青开会，向我们介绍小盘岭的"文革"和生产的情况，鼓励大家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朴主任还担任我们的贫下中农的户长。会上，大家还讨论和制定了集体户的学习、劳动和生活的制度。当晚，大家在暗淡的灯光下给家里写信。这天晚上，我们在东北的小山村度过了第一个不眠之夜。这天是一九六九年的三月五日。

　　三、我在小盘岭的五个月

　　我在小盘岭的插队生活只有五个月。当年的八月一日我就离开小盘岭到向往已久的防川大队插队。这里谈谈我在小盘岭插队的一些情况。

　　小盘岭名为大队，其实只是个只有十三户朝鲜族人家、五、六十口人、二十来个劳动力、抬头见山，低头见沟的只有几十晌旱田的相当穷困的小生产队。

　　下乡的第二天，除了留二名女同学跟"阿妈妮"学做饭外，其余的便在一位朝鲜族社员的带领下上山割苕条、砍茅柴。北方的三月天气非常的冷，呼呼的西北风卷着纷飞的大雪，刮得人简直睁不开眼睛迈不开步。走不多远每个人的身上便开始出汗，棉帽也有些戴不住了，但每个人的帽檐下、眉毛上、口罩上都结了一层冰霜。到了山上，大家都是气喘吁吁的，一双"王八鞋"成了二只大雪球。我们顶着寒风，踩着一尺多深的雪割苕条、砍茅柴，辛苦的程度可想而知。不一会儿大家手上戴的白手套磨破了，好几个人的手被镰刀割破了。汗水湿透了内衣，粘在身上真不是滋味。中午时分，那社员拣了一些枯树枝，在山坡上燃起一堆火，大家围坐在火堆旁，将带来的冻得梆梆硬的玉米窝头放在火堆上烤着吃。没有水喝，就学着社员的样子抓把雪吃。我们连续二十多天上山劳动，备足了一年的烧柴。劳动结束时，每个人的手上都挂了"彩"，手变得相当粗糙，脚上的"王八鞋"也都彻底报销了。

　　刨粪、起圈是东北农村冬季的主要农活。到牛棚、猪圈、场园里用镐头刨与杂草、土块冻在一起的猪牛粪，需要体力，更需要技巧。社员们一镐头、几镐头下去可以刨起一大块，而我们几镐头、十几镐头下去只刨起一小块。尽管是寒冬腊月，我们男知青只穿条绒衣，仍都是干得汗流满面，粪渣、尿冻子还不时地崩到我们的脸上、嘴上和脖领里。十多天下来，累得连胳臂都抬不起来。晚上躺在炕上，人象散了架子似的。

　　下乡后的一个月，生产队为了筹集生产资金，决定卖掉几头牛，要集体户派两名知青与一名社员一起将三头牛赶到珲春县城去。集体户经过讨论，让我和陈德豪去。我们俩高兴地接受了任务。我们俩与一位社员冒着风雪，赶着三头牛，从早上八点来钟出发，步行六十多里，在傍晚赶到了县城。当晚我们住在这位社员的老乡家里。第一次在雪地里连续行走了六十多里路，人确实又冷又累，鞋也湿透了，老乡热情地招待我们吃住，帮助烤干鞋子。第二天将这三头牛卖掉后，我们便乘车回到了小盘岭。

　　东北的冬天相当寒冷，夜晚风大雪大，气温常常在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好多知青的手上、脚上、耳朵上都生了冻疮，奇痒难忍，挠破了便溃烂，很长时间不愈。很长时间好多知青还水土不服（我也是如此）浑身痒，发疹子。当时的农村跳蚤、虱子多，一咬身上就起包，常使人坐立不安，彻夜难眠。

　　北国的春天姗姗来迟。当漫山遍野的金达莱花盛开的时候，已经是五月中旬。一年一度的春耕生产开始了。队里没有拖拉机，翻地起垄全靠用老牛拉犁杖，送粪用牛车，施肥靠人工用铁锹撒，或用土篮子装上肥料用手抓了撒。小盘岭的几十晌旱田分布在公路两侧的山坡上，地里的石头甚多，大的如脸盆，小的也有拳头大小。当地的社员有"一块石头四两油"之说，地里石头虽多也从不拣走。种谷子、玉米、大豆时，在牛犁杖趟过的垄沟上，一条垄沟后面跟着四个人干活：第一个人在刚趟出的垄沟上用脚踩出印子，第二个人在印子里撒种子，第三个人用脚将土覆盖上，第四个人再用脚将土踩结实。为了防止人在垄沟上站立不稳和省力，除第二个人以外，其他三人都手持一根小木棍子当拐杖，这农活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干不一会儿，鞋子里袜子里便进了不少的沙土，又不能停下来收拾。垄沟七高八低，地里石头又多，人在垄沟上走就象扭秧歌，还得集中注意力，否则很容易跌倒。如此播种，每人每天少说要走三四十里的垄沟。十几天下来，大家的脚脖子都肿了，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解放鞋和袜子都磨破了。

　　六、七月份铲地，尤其是铲头遍谷子是最累人的。为了抢农时，每天天蒙蒙亮就起来劳动，每人一条垄沟，弯腰橛腚用一把仅一尺来长的朝鲜族式的小锄头给谷子除草、间苗、松土。长长的垄沟一眼望不到头，长时间的弯腰劳动使人腰酸腿痛。此时此刻多想直起腰来歇一歇，但看到我们身边的社员一个个只顾埋头快铲，我们谁也不好意思直起腰来。东北的夏天气温最高时也有36-37度,在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铲地，人就象放在蒸笼里蒸，玉米叶子还不断地划伤我们的手臂。

　　下乡的第一年，我们的口粮由国家供应，品种有高粱米、玉米和少量的大米和面粉。我们吃的是高粱米饭或用高粱米和玉米、少量大米混合做的"二米饭""三米饭"，用玉米面做的"锅贴"，还有用碎米烧的稀粥。我们还吃过当地社员用稗子米做的饭。第一次看到稗子米做的饭，我们还以为这是喂鸽子的饲料呢。

　　头一年，不少社队为知青准备的蔬菜不足。我们从上海带去的数量不多的肉松、香肠、咸肉、豆瓣酱之类很快吃完，以后每天吃的就是土豆、萝卜、大白菜加上海带、山芋粉条做的汤。每人每月三两油，根本不够吃。尤其是四、五月时，知青普遍缺菜吃，当地的群众看不下去，有时给我们送点咸菜来，但集体户人多，每人几口就没了。后来，社员们带领我们到山上采集野菜（有小根蒜、橘梗之类）并帮助腌制成咸菜。但这种咸菜不能多吃，吃多了有毒，人会浮肿。

　　朝鲜族社员喝一种用黄豆制酱后烧成的"酱木里"（汤），据说很有营养。他们帮助集体户做酱、烧汤。他们还爱吃生大葱、生大蒜、生辣椒，逢年过节他们还吃生拌牛肉、生拌狍子肉、生拌鱼之类，还常常请男知青去"扎波朔"（朝鲜族语"吃"）。开始我们谁都不敢吃生鱼生肉之类，但经不起社员们的盛情，便硬着头皮吃上一小口，味道还是很不错的。朝鲜族社员一年四季习惯于喝从机井里压上来的凉水，据说喝凉水能败火、助消化，还可漱口。时间长了，我们也习惯了喝凉水。

　　到农村后一切要自己动手。一男一女知青轮班做饭。做饭烧的是大灶头，烧的是我们自己从山上砍来的柴禾。用大灶头做饭并不容易，开始都没有经验，柴禾烧了不少，但灶头不起火，还倒烟，呛的人直流眼泪。烧的饭不是夹生，就是焦糊。还是当地的朝鲜族"阿妈妮"手把手地指点，使我们学会了做饭。

　　衣服脏了自己洗，破了自己补。尽管洗得不那么干净，缝补的针脚七歪八斜。有时偷懒，衣服上、裤子上有破洞，干脆用伤筋膏贴上。被子脏了也自己拆洗，然后自己再缝上。朝鲜族有女主内，男主外，男人不做家务的风俗习惯。朝鲜族的女青年以及"阿妈妮"（妇女）"阿曼"（老太太）看到我们男知青大多自己动手洗衣服、洗被子和缝被子，都感到惊奇。每当看到我们自己洗衣服、洗被子和缝被子时，她们都会抢着帮我们洗衣服、洗被子和缝被子，使我们感到很不好意思。个别男知青有叫女知青帮忙洗衣服、洗被子和缝被子的，也有女知青主动帮助男知青洗衣服、洗被子和缝被子的，但我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也不愿这样做。

　　生产队里没有浴室，冬天在集体户里洗澡简直是不可能。每天劳动后回到集体户，能用点热水擦擦身子就不错了。时间长了，与当地社员一样，好多知青的身上也长有虱子。天气转暖后，我们男知青便到河边、小溪边找个僻静处用河水溪水洗澡。顺便洗洗衣服。

　　到延边农村，我们住的基本上是朝鲜族的土坯房，睡的是炕。刚开始我们都不习惯，一是嫌进屋就得脱鞋，太麻烦。二是嫌睡炕太热，好出汗。但时间长了就知道，在东北农村，冬天非得睡炕，如果不睡炕，非得关节炎不可。

　　当时的农村都没有自来水，用的是手压式的机井。取水时先将一勺水倒入井头，然后快速按压铁手柄，水就被不断地压入井旁边的死鬼水缸里。不过，要压满一缸水也不容易，非得付出一把力气，远不象在城市里用自来水那么方便。

　　当时的农村大多没有象样的厕所，更没有抽水马桶之类的卫生设施。在猪圈旁边挖个坑，搁上两块踏板，四面树几根木杆，围上板皮子或草帘子，便算是很不错的厕所了。农村的简易厕所也不分男女，因此上厕所"方便"一定要留心，否则会相当尴尬。冬天上厕所动作要快，否则非把屁股冻麻木了不可。遇上闹肚子就麻烦了。在地里劳动，只能找机会就地"方便"，谁要是怕羞、讲究，那就得有本事硬憋着。

　　当时的农村相当多的地方不通电，小盘岭虽然通电，但经常停电。因此集体户里都要准备煤油灯。农村也没有电视机之类。我们收听广播用的是从上海家里带去的小半导体收音机。社员家里都按装有小喇叭，由县广播站转播延边人民广播电台的朝鲜语节目，我们都听不懂。晚上，大家点起煤油灯，在煤油灯下看书、写信或"晚汇报"（当时一种每天必搞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形式，大家集体背诵毛主席的几段语录，再跳一段表示向毛主席献忠心的 "忠字舞"。每天早上也要这么搞，称为"早请示"。一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后不久，全国性的"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之类现象才逐步消失）

　　冬天经常大雪封门，交通、通信中断，那时又没有那么多的电话，谁有急事要挂个长途电话，要跑到几十里外的公社，而且经常是挂不通。有时半个来月邮递员才送一次报纸和信，每当收到家里的平安家信，别提多高兴了。

　　在农村很少看到电影，公社的电影队要二、三个月才来一次。哪怕是冰天雪地，电影都是在露天放映。一个大队放电影，邻近大队的社员都成群结队赶着来看。头戴棉帽，身穿棉大衣，脚穿"王八鞋"，坐在雪地里草堆上看电影（基本上是看过多次的"革命样板戏"或"地道战""地雷战""列宁在一九一八"之类的电影）倒也别有风味。

　　当时的农村确实相当艰苦，好在自己下乡前有一定的思想准备，自己在上海时也过惯了艰苦的生活，总的来讲，自己能够坚持下来。我除了坚持正常地参加劳动以外，还用学到的一些医学知识为当地的群众和集体户的同学们服务，受到大家的欢迎。

　　四、几则知青笑话

　　我们初到东北的延边农村，闹出好些笑话，这里根据回忆写上几则。

　　（1）"硬撑"。初到延边农村，社队的干部曾经给我们介绍了不少当地朝鲜族群众的风俗习惯，要求我们尊重。这些风俗习惯大致有：进屋要敲门，看人要问候，上炕要脱鞋，坐时、吃饭要盘腿，男女不同席，筷勺不乱放，给啥就吃啥，别人请客，你吃得越多主人就越高兴，等等。朝鲜族社员是相当好客的，逢年过节或家里有好事，总要请客，也常邀请男知青去吃喝。初到朝鲜族社员家作客，知青都是老老实实如同和尚打坐似地盘腿席地坐在炕上，吃饭时也是如此。尽管时间不长大家就感到腿痛脚麻，但谁也不敢叉开腿来。他们请我们吃打糕，但我们吃不几块便肚子饱了。但听说朝鲜族有客人吃得越多主人便越高兴的风俗习惯，明明吃不下，还一个个"硬撑"，直到肚子发涨。朝鲜族习惯：客人饭吃好了，将筷子、勺子等交叉放在桌子上即可。而我们不懂，饭吃好了仍将筷子插在打糕上，勺子仍放在汤碗里。社员以为我们还没有吃饱，又给我们端来了一碗碗"打糕"和"酱木里"，一再请我们 "扎波朔"。朝鲜族社员有饭后喝凉水的习惯，喝不喝，喝多少，都随意。我们不懂，将主人端来的凉水一饮而尽。主人又端来第二碗、第三碗凉水。结果大家吃了不少"打糕"，又喝了一肚子的凉水，好多知青拉肚子，这滋味也够受的。

　　（2）"出国旅游"。延边地区的一些社队与当时的苏联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壤。一些地方与朝鲜仅隔一条图们江。冬季，图们江封冻了，中、朝两国的汽车、拖拉机、牛车、马车、爬犁等都在江上行走，两岸的群众均可以在江面上刨冰打鱼溜冰玩耍，但未经批准不可以上对方国家的岸，违者作越境处理。下乡初期，在珲春县插队的数十名上海知青，抱着好奇的心理，过江上了对岸。他们兴致勃勃地沿着公路朝前走，看到了朝鲜的乡村、商店、饭店、电影院等，还到一些商店游览了一番。有的在一些商店想用人民币买点纪念品，但营业员没有理睬。有的还到朝鲜农民家要水喝。玩够了他们就从原路返回。如此"出国旅游"，当时竟无人过问。

　　（3）"手被井把冻住了"。延边农村大多使用手压式的水井。社员家的井基本上按在家里，而集体户的井却大多按在屋外。隆冬季节，有几个上海女知青到屋外打水准备洗衣服，由于没有经验，一个女知青用湿的手去按井的铁把，结果手掌一下子被牢牢地冻结在铁把上，拉也拉不不下来，女知青吓得哇哇大哭，其他的女知青也束手无策。幸好这时有一位朝鲜族的"阿爸依"（老大爷）从这里走过，一见此情景，他马上从集体户的屋子里取来一瓢冷水，慢慢地浇在女知青的手上，方得解脱。原来冬季屋外的铁器都上冻，人手上如有水，摸上去立即冻结。此时千万不可硬拉，只可请人用冷水慢慢浇，使之解冻。如果硬拉，非撕下一层皮肉不可。以后大家有了经验，便不再发生这样的事。

　　（4） "驴话"。在延边农村，几乎每个生产队都有碾房，社员们用毛驴或牛拉磨，给谷子（小米）脱粒。下乡头一年，知青的口粮由国家供应，品种有高粱米、小米、玉米和少量的大米。从第二年起，口粮由生产队供应，品种有谷子、玉米、水稻之类。起先由生产队派人帮助脱粒，后来一些女知青也学着用毛驴拉磨脱粒。集体户一个女知青用毛驴拉磨脱谷粒，见谷子已经全部碾好，便用上海话大喊一声"停喔来！"但毛驴毫不理会，仍然一个劲地围着磨盘转，越转越来劲。女知青发急了，一边用小鞭子抽打毛驴，一边连连大喊"停喔来！停喔来！"但毛驴仍然置若罔闻。女知青无法可想，只得去叫来一位朝鲜族的"阿爸依"（老大爷）。"阿爸依"（老大爷）来到碾房，对毛驴轻轻吆喝一声"吁---"，毛驴马上乖乖止步。女知青见状，情不自禁地称赞"阿爸依，您真行，还懂驴话！"" 阿爸依"听了，捋着花白的胡子，笑得连腰也直不起来。

　　（5）"牛打架"。初到农村真是少见多怪。记得有一天中午我们劳动后收工回来，路过生产队的牛圈时，看到还几头牛在相互追逐，有的牛还爬跨在别的牛背上，互相撕咬着。我们一见此情形，以为是牛打架，一面大声呼喊驱赶，一面让一个知青跑去叫负责养牛的"阿爸依"（老大爷）快来。"阿爸依"来后只是笑笑，也不去管，只是叫我们快回去吃饭。于是一路上大家议论纷纷，都认为"阿爸依"工作不负责，看到牛打架也不去管。有的还愤愤不平地表示，要向生产队长反映反映。事后大家才明白，这那里是牛打架，而是牛在干那传种结代的事儿。嘿，说来我们都是十六、七岁，二十来岁的上海知青，上过初中、高中，却连这个也不懂。

　　（6）"革命虫"。现在的年青人，尤其是城里人，想必见识过"虱子"的甚少。但三十多年前，我们在东北农村插队、从事修理地球这个行当时，见得可多了。那时我们不叫它为"虱子"，而尊称它为"革命虫"。大家不以长虱子为不卫生，而以长虱子为荣。当时，当地农村绝大多数的社员生活相当艰苦，卫生条件又差，尤其在冬天，人们很少洗澡，很少换洗衣服，因此，几乎家家户户、每个社员的身上都有虱子，只是多少的程度不同而已。

　　在上海时，我听说过虱子，但没有见过它的真实面目。到农村后不久，便开了眼界：每当干活休息时，在懒洋洋的阳光下，社员们三、五成群地围坐在谷草堆旁，或抽烟，或闲聊，更多的人则是脱下棉衣、绒衣或棉帽，仔细地搜索虱子，有的还拿捉着的虱子给我们看，那神情很是得意、自豪。有的小青年还搞恶作剧，乘人不备，将虱子塞到知青的衣领里，知青惊慌失措，社员们则开怀大笑。这也给枯燥而辛劳的农村生活带来一点乐趣。

　　那时农村会多，什么大批判会，讲用会，汇报会，评比会等等，一个星期开三、四个晚上的会是常有的事。而且会大多是"马拉松"式的，支持者讲个没完，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还接着讲，还要照顾我们这些上海知青，有人将朝鲜语翻译成汉语。不过，时间一长我们也就习惯了。坐在热乎乎的地炕上，打瞌睡、小声地吹牛说笑、看小说，甚至不动声色地玩扑克等，都无人干涉。女同胞们更是充分利用时间，或打毛衣，或编织各种饰物，更多的人则专心致志地捉虱子。有的人不光自己捉，还发扬风格帮助别人捉。社员们身上的虱子可谓多矣，很多人头发里有，身上有，裤管里有，甚至袜子里都有虱子。捉着了便要手指甲揿死，有的还将虱子放在嘴里用牙咬，发出"哔哔"的声音，看了真叫人恶心。每当这时，知青们自然而然地避开。开始社员们不说什么，时间长了他们便有意见，认为知青太娇气，看不起贫下中农。集体户的贫下中农户长还特意组织知青开会，郑重其事地要我们讨论"为什么贫下中农不怕虱子，而知青怕虱子？"要我们自觉地"斗私批修"，与贫下中农找"差距"。

　　以后，每当生产队里开会或组织学习时，大家便硬着头皮与社员们挤坐在一起，有人捉虱子，大家围着看，有时还帮着捉。每天劳动后出汗，偷得换洗衣服，加上洗澡困难，很快我们身上也有了虱子。俗话说"虱多不痒"，其实并不是那样，身上长虱子，哪怕只有一、二只也可以痒得你不安宁。于是，每当夜晚临睡前，集体户里可热闹了：我们关紧房门，脱下衣服围着小油灯捉虱子，个个忙得不亦乐乎。有时睡到半夜，突然有人感到身上有虱子在爬，一声惊呼"有虱子！"，连忙起身打开手电筒在被窝里捉起了虱子。一人捉引得全体挑灯夜战，不用说，必有收获。

　　再到后来，我们也习以为常了，不仅不以长虱子为不卫生，为耻辱，反而以长虱子为荣。因为贫下中农都长虱子，这可是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重要 "标志"啊！于是这内容出现在不少知青的讲用稿里。虱子的身价高了，被尊称为"革命虫""侬有'革命虫'吗？""有，我们都有'革命虫'！"于是我们也开怀大笑。

　　有的知青惟恐父母家人不知道"革命虫"为何物，回上海探亲时特意将捉到的虱子放在火柴盒里或青霉素药瓶里带到家，父母家人看了头皮发麻，浑身发痒，连连招呼："快扔了！快去浴室洗澡！不要把虱子带回家！"

　　（7）"红烧闹钟"。当年的知青平时很少改善伙食，平时吃肉的机会很少。只有到逢年过节生产队杀猪杀牛时，分给集体户一些猪肉牛肉，知青才有机会改善伙食。由于平时很少有吃肉的机会，知青个个嘴馋，只想快快吃肉。某集体户分到一些猪肉，当晚知青们便将所有的猪肉放在一口大锅里炖红烧肉，锅煮开后知青们便迫不及待地不时地掀锅盖，看肉炖熟了没有。正在这时，突然遇到停电。负责煮肉的知青摸着黑将大半桶酱油都倒进了锅里。过了不一会，知青们估计肉应该熟了，便每人盛了一大碗肉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几个胃口好吃得快的男知青，很快就将一大碗肉消灭了，还用勺子在大锅里捞，希望再能捞点肉吃。结果从锅里捞出一只闹钟。原来在停电时，仍然有好几个知青不时地掀锅盖，不知道是谁不小心，将放在锅台上的闹钟给碰到锅里了。由于酱油放多了，大家吃完肉后又都喝了不少的凉水。到了下半夜，个个闹开了肚子，男女知青们走马灯似地抢着上茅房。由于闹肚子，第二天大家都无法出工。

　　（8）"如此方便"。初到农村，相当多的知青集体户连个简易厕所也没有，知青们只能借用附近社员家的厕所。到了夜晚要起来"方便"，男知青还好办，女知青总有点讲究。记得一年的冬天，我们集体户的几个女知青半夜结伴起来"方便"，她们摸着黑到附近某社员家找厕所，见那家后面有个一尺见方、三面围着草帘子的洞，以为这就是厕所，便轮流在此"方便"。谁知道这并非厕所，而是社员家的菜窖。第二天社员进菜窖拿菜，只见窖底一片尿迹，气得骂骂咧咧。恰好被集体户的那几个女知青听到，一个个窘得面红耳赤，连连咋舌，老半天不好意思出屋。

　　五、到"反修最前哨" - 防川插队

　　我在前面说过，在下乡前几天，在上海沪东工人文化宫我曾经听过当时的吉林省珲春县上山下乡办公室的军代表（姓康，名字记不得了）给即将到珲春县插队的知青作的珲春县的情况介绍。军代表向大家介绍了珲春县特殊的地理位置，当地的"文革"开展情况、工农业生产及风土人情等情况。他特别提到珲春县有个叫"防川"的地方，那地方处于中、苏、朝三国交界处，是"反修的最前哨"，实行军民联防，全民皆兵，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时我就想，如果能够到那里插队多好！

　　事情竟是这样的巧：下乡第一年的七月间，从公社传来一个消息，公社要挑选十名上海知青到"反修最前哨"的防川大队插队。愿意去的上海知青可以向公社报名。消息传开后，我所在的公社四百多名上海知青中有三百多名报了名，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所在集体户同时报名的还有男知青陈德豪和女知青沈佩珍、韩红艳。由于报名的知青多，而名额只有十名，究竟能否去成，大家都没有把握。为此，我特意请了假到公社找了当时负责知青工作的朝鲜族干部老金，向他表达了自己坚决要求到防川去的决心，我特别谈到自己的特长：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能够当"赤脚医生"；有一定的写作能力，能搞通讯报道工作。老金表示理解，让我回去耐心地等消息。七月三十一日公社的下达了通知，我们集体户报名的四名知青都被批准赴防川大队，我的愿望实现了！同时被批准的有本公社二道泡子大队三队的陆浩亮、沈新璋、孙卫平（女），九沙坪大队的章正辉、回龙峰大队的杨水荣、叶秀莲（女）。出发的时间就定在八月一日（建军节）。

　　八月一日上午，集体户的知青们和小盘岭的社员们欢送我们去防川。尽管我们在小盘岭只有五个来月，但对这里的社员和集体户的知青结下了一定的感情。集体户的其他知青一直把我们送到公社的所在地--二道泡子大队，在分开时我们都流了泪。

　　这天中午，公社领导为我们召开了简短的欢送会。我们在公社吃了午饭后，由公社派出一辆卡车将我们十名知青连同行李送到位于公社圈河大队水流峰下的莲花洞边防站。下午，在边防站几名解放军同志的护送下，我们乘坐部队的汽艇从图们江顺流而下，经过大约二个小时的航行，到了向往已久的防川。在我们上岸后，受到防川的社员和已经在这里插队的珲春、长春和辽宁知青（只有一名叫崔英的女知青，她当时跑到沈阳军区要求参军未被批准，后来被安排在防川插队）的欢迎。大队还召开大会欢迎我们。

　　防川位于珲春县的最东端，座落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62页提到的张高峰下，与朝鲜一江（图们江）之隔，与苏联接壤。每年图们江封冻后，从圈河大队水流峰下的莲花洞到防川，要紧贴苏联的铁丝网走五十多里狭长的路，其中有二段路由于长期被图们江水冲刷，国土流失，只能走苏联"借"过我们的"让道处"（其实这都是中国的国土，为苏联长期占领的）所以，当时的防川在地理位置上是个总面积为十四平方公里的"陆地小岛"。从防川下行十五公里就是日本海。

　　抗日战争时期，防川曾经发生过苏联红军与日军激烈的张鼓峰战斗，日军损失惨重。五、六十年代防川还在我国控制之下，那里还居住了一百多户的朝鲜族居民，但后来上级以"军事要地，不得居住"为名，让所有的居民都迁回内地，结果防川有七、八年没有住户，而苏联乘机向我方挪铁丝网，蚕食防川。一直到一九六五年，敬信公社有二十八户朝鲜族社员又迁回到了防川。这年的八月，防川遭遇特大洪水，将防川淹得只剩下一个小山包。一百多口人和牲口都挤在小山包上。张高峰的苏军指指点点，幸灾乐祸，以为洪水会将中国人都撵走。但这些社员并没有被洪水吓倒，在当地边防军的大力支持下，在洪水退后，立即掀起生产自救，在防川站住了脚。

　　珍宝岛事件后，苏军在防川一带活动频繁，日本海上还经常有苏联、日本的军舰活动。每到晚上，苏军的探照灯将防川照得很亮。还不时可以听到苏军的打靶声、飞机坦克的轰鸣声。由于战备的需要，防川实行全民皆兵，民兵与边防部队一起站岗、放哨。也由于是战备的需要，防川当时是省、地、县三级的战备与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防川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姜泰元还成为党的"九大"代表。一名民兵代表还到北京参加国庆二十周年的观礼。

　　防川从1968年起有珲春、长春和辽宁（只有一名女知青）的二十七名知青到这里插队，组成一个集体户。上海知青到珲春插队后，当时的上海赴吉林省上山下乡慰问团向有关部门建议，让上海知青也能到防川插队，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批准。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到防川的。并插入同一集体户。因此可以说防川集体户当时是吉林省最大的知青集体户。

　　防川的生活条件是相当艰苦的。防川一边靠山，一边靠图们江，风沙很大，冬天特别寒冷（一般都在零下二十多度），图们江上结的冰厚达六、七十厘米，江上都可以开汽车、跑拖拉机。而夏天蚊子、长虫（蛇）、跳蚤、草爬子又特别多。我们吃的是杂粮（虽然防川产大米，但人们很少吃，而是以吃玉米做的窝头为主），而喝的是"酱木里"。白天搞农业生产，晚上搞战备（主要是挖战备山洞），的确相当辛苦。

　　刚到防川时，由于水土不服，加上屋里有跳蚤咬，我浑身皮肤搔痒，成天坐卧不宁，身上布满了用手抓出的一条条血痕。虽然吃过各种抗过敏药，还打过葡萄糖酸钙，但都不见效。由于浑身搔痒，晚上很长时间都难以入睡，白天人感到相当疲倦，但还得坚持参加每天的农业劳动和战备劳动。

　　防川的农业劳动主要是种植水稻、大豆、玉米。水稻是一年一季，每年约在五月初插秧。当时推广水稻带土移栽，挑秧是最辛苦的活。一个人挑上两大板带土的秧苗，少说有一百来斤，还要在一尺来宽的田埂上一步一滑地走上数百米，确实不容易。我们男知青除了参加挑秧，就是参加插秧。五月初东北大地刚开始化冻，水田下一尺处还是冻土，脚踩上去就象猫咬，一会儿就冻麻木了。绝大多数的知青过去从来没有插过秧，弯着腰插秧，不一会儿便感到腰腿酸疼。几天下来，走路、上炕都有困难，好多人的食指、中指都肿了。插秧要赶季节，因此风雨无阻，有时下起大雨，只好一边劳动，一边用一块塑料布遮挡。塑料布难以遮挡大雨，人往往被淋得透湿。水田劳动，男女知青和社员混杂，四周又没有什么遮挡，想要"方便"，有时也很尴尬，只好自己想办法解决。通过参加插秧劳动，真正感到大米饭来自不易。

　　集体户有三十多名知青吃饭，做饭是件大事。户里规定，每天留一男一女两名知青负责做饭，一个轮次为十天。具体分工为男知青负责挑水、劈柴、烧火，女知青负责做饭做菜。集体户没有水井，水要到200多米远的大队水井去挑。防川属于砂质土，到处是沙丘，一年四季经常刮大风，人迎着大风挑着两桶水，一步一拐地踩着黄砂地走，简直象跳芭蕾舞。等到到集体户，两桶水至少洒了一半。冬天，挑水的难度就更大。每天男知青至少要挑十几次水。当时集体户烧的是大灶头，烧的柴火是从山上砍来的树，每棵树至少有小碗口那么粗，要用斧子砍断（每段一尺多长）劈开（每段再劈成二至四片）也相当不容易。轮到做饭，男知青的确相当辛苦。相比较女知青的话要轻松些：做的饭大多是玉米面做的锅贴，或是玉米碴子高粱米饭，而且是定量供应。做的菜大多是白菜萝卜粉丝（或海带）汤，除了逢年过节，生活改善的机会是很少的。

　　防川实行全民皆兵，年满十八周岁至五十五周岁的男女民兵都发枪。我们到防川不几天，就领到了崭新的7、62半自动步枪和手榴弹（每人四颗，放在专用的背袋里）。半自动步枪和手榴弹就挂在我们每个人睡觉的炕上。作为民兵，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安排站岗。每班岗站一小时，二人一班，一人一换，哨位在集体户住房后的山上，来回要全副武装摸黑顺着一人多高的土战壕走半个来小时，而且风雨雪无阻。夏天蚊叮虫咬，经常大雨如注，冬天冰天雪地，寒风凛冽，积雪达一米多厚，的确相当辛苦。参加挖"战备洞"的劳动。防川的后山先后挖出了三层山洞，而且这三层山洞都是互通的，一旦有情况，全防川的人员、牲口都能进入。另外就是修战壕。后山上的战壕可谓四通八达，设施也相当齐全，这都是我们和当地社员共同开挖的。

　　秋季还有一种劳动是看青，又叫"看野猪"。由于当时的苏联边防军经常在边境一带搞军事演习，致使很多野猪都被驱赶到了防川。大量的野猪经常在晚上出动糟蹋防川农田的玉米、水稻等庄稼。因此，每年临近庄稼收割前，大队都要派出大量的人员昼夜看青，驱赶野猪。在一次看青时，在我和一位社员驱赶野猪时，我们的简易窝棚被大风刮倒，将我放在窝棚里的棉帽和几件衣服都烧了。事后我只好拿出离开上海时母亲给我的十元钱和大队补助的二十来元钱，托人上珲春买回一顶比较厚实的棉帽和一套绒衣裤。记得那几年，每逢重大节日，我们都是全副武装在山上的战壕和"战备洞"里度过的。平时一旦边境上有情况，不论白天夜晚，刮风下雨下雪，一听到紧急结合的命令，立即全副武装奔赴指定的位置。我们曾多次在半夜里紧急结合，全副武装地摸黑爬到与张高峰相距仅仅二、三百米、属于我方的"141、2"高地的山洞里，通过射击孔监视着张高峰上苏联边防军的动态。爬上去时大家都穿着棉大衣，到了高地后内衣都被汗水湿透了，稍微休息一下，又冷得浑身打颤。

　　在防川我边参加劳动，边运用学到的一些医药知识为当地群众服务，受到群众的好评。不久，经贫下中农的推荐，我正式担任大队的"赤脚医生"，配合一位从延边医学院下放到防川的朝鲜族的李英三医生开展医疗工作。大队规定，我每天半天劳动，半天行医。在繁忙的劳动工作之余，我最大的爱好还是看书看报，练习写作。但当时除了"红宝书"外，其他方面的书很少，我是想方设法找各种书看，还坚持每天记日记（可惜只坚持了二年多便中断了，加上以后几次调动搬家，日记本都遗失了）。一九七０年六月二十八日，我写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稿"做贫下中农的好医生"为当地的《延边日报》发表，在大队引起较大的反响。由于防川大队当时名气很响，大队常有宣传报导的任务，很快我被吸收参加了大队的报导组，经常为县报导组写各种稿子。稿子写好后给大队领导看一下，他们同意了就通过边防站的电话传到县报导组（这里读那里记录，一般在一、二天里就能见报或在县、地区、省的电台广播）。

　　由于防川是省、地、县以及沈阳军区、延边军分区、珲春县人武部的军民联防、学大寨的先进典型，经常有来自北京、沈阳军区、延边军分区以及从中央到省、地、县的各级首长和领导、社会名流等来防川指导工作或参观访问。我见到过的有当时的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等。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单位经常有记者来采访，六九年国庆前夕，《解放军画报》社有记者来采访，还为我们集体户的知青拍了不少站岗放哨的照片，我也拍了好几张。

　　沈阳军区创作组的歌词曲作者铁源、邬宝贵等此时也来防川，并在防川创作了《我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岗》一歌。歌词中有"站在防川如同站在天安门广场"等词。歌词曲作者铁源、邬宝贵首先在我们集体户教唱这首歌，由于这首歌富有战斗的生活气息，曲调优美，很受欢迎。铁源、邬宝贵后来又到了圈河莲花洞边防站，在给圈河军民教唱这首歌时，将歌词中的"站在防川"改为"站在莲花洞"；他们到公社所在地二道泡时，又将"站在莲花洞" 改为"站在二道泡"；就这样这首歌很快唱响了整个珲春乃至整个延边、全省，很快又在全国唱响，但歌名改为《我为伟大祖国站岗》，歌词中有"站在防川……"改为"站在边防线如同站在天安门广场"。

　　三十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是人们非常喜欢的歌，经常在电台、电视台播放传唱。每当听到这首歌我倍感亲切，不由得又想起在防川的日子。

　　六、我终于加入了团组织

　　1969年的10月，防川大队开展整团。由原来的团县委书记、县委农村工作队的成员严锡彬负责此项工作。此时我向大队团支部提出了入团申请。在一次由严锡彬主持的整团会议上，我谈了自己过去要求入团而受到阻挠的经过，谈了对共青团工作的一些意见。由于我的话可能讲得比较直率，当时严锡彬听了很不高兴。他对我讲："你不能因为自己过去入团受到过一些挫折，就全盘否定团的工作和成绩。"在大队团支部开会表决通过入团人员名单时，好多团员都举手同意我入团，但严锡彬表示不同意，他说"小阮对团组织的认识还有问题，我建议在他提高认识后再考虑发展"。经过他这么一说，我入团一事又没能解决。事后我才知道，由于我看过好几份有关大队战备的典型材料，材料上有些写的内容与我看到和听到的有相当大的出入，我感到在大队战备典型材料的宣传上，有的不实事求是，而是人为的拔高。在一次社员大会上，当县委农村工作队成员之一的县武装部的崔副政委讲起大队战备材料中的几个典型事例时，我当场向崔副政委提出了意见。我说，根据我的了解，你讲的典型事例有的与事实有出入（如"铁姑娘"某某、知青王某、白某的事迹，如战备洞里的设施设备情况）。崔副政委听后相当恼火，连连说："你这个小青年太傲气，太傲气！你到防川插队才几天就知道这么多？"并将这事告诉了严锡彬。严当时对我缺乏了解，也认为我比较傲气，讲话"冲"，冒犯了崔副政委，而且我"对团的认识有问题"，加上有一次大队派我参加公社卫生院举办的医疗救护培训班，我去后感到所培训的内容我早已掌握，而且那几天珲春下起暴雨，我想到防川防汛工作一定相当紧张，在征得正在公社的集体户户长王某的同意后，我向公社卫生院负责办班的医生请了假，然后冒雨与王某一起回到了防川。但事后王某受到了表扬，而我却受到批评，（大队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认为我没有自始至终参加公社卫生院举办的医疗救护培训班是"不谦虚"，"组织纪律性不强"，我向他解释但他不听）因以上原因，不同意马上发展我入团。但由于我早有思想准备，也愿意接受团组织的考验，我并没有为此灰心。以后，我仍然积极努力地参加劳动，还利用学到的一些医学知识为当地的群众服务。我当"赤脚医生"热心为贫下中农服务的事迹还上了当地的《延边日报》，在当地群众中有很好的印象。到1971年的6月，由我们集体户的大姐、在大队广播站工作的崔桂淑（朝鲜族）当介绍人，我终于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我调到县知青工作后，与仍然担任团县委书记的严锡斌有一定的接触，他也改变了对我的一些看法。在我结婚后女儿不幸夭折后，为了改变环境，方便上班，他主动提出与我家换住房，我们也同意了。）

　　七、当"赤脚医生"的事上了当地的《延边日报》

　　我在防川大队插队的两年多，一直担任"赤脚医生"，并做出了一些成绩。一九七0年六月二十八日的《延边日报》发表了我写的题为《做贫下中农的好医生》的体会文章。现将此文打印如下作为留念：

　　做贫下中农的好医生

　　珲春县敬信公社防川大队"赤脚医生" 阮云宝

　　去年三月，我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由上海来到珲春县敬信公社落了户。贫下中农又推荐我当了防川大队的"赤脚医生"。

　　开始当"赤脚医生"还满有劲，可是干了一阵子，就产生了活思想，错误地认为当"赤脚医生"是个苦差事，劳动回来，别人休息，自己去给别人看病，甚至吃饭、睡觉时也有人找去看病。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看到了我的这种思想情绪，对我进行了思想教育，还让我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关医疗卫生工作的指示和"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的教导，使我明白了，是自己的立场错了，当"赤脚医生"不是"完全"、"彻底"，而是有条件地为人民服务，实质上也是带着"私"字当"赤脚医生"的。路线清了，方向明了，我的革命干劲又来了。把别人休息时我去看病，当作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立场移到工农群众这方面来的考验，当作幸福。

　　当"赤脚医生"给贫下中农治病，也要治自己思想上的"病"。有一次民兵连长老严的爱人患重病，几次发生休克的现象。我在治疗时心里很紧张，让老严请大队的医生来陪着。老严却说"小阮，大胆地治吧，治好了，就给埋葬帝、修、反增加了一份力量。治不好，你也能积累经验，以后好为其他贫下中农服务。"看，贫下中农的思想品德是多么高尚。就是贫下中农的这种崇高的精神鼓舞着我前进。

　　(注：由于此文发表于"文革"期间，难免带有那个时代的语言痕迹)

　　我刚到防川时大队只有一名经公社卫生院培训的卫生员，大队卫生所只有很少的一些常用药品，集体户有位叫蔡桂兰的珲春女知青也学过一些医学知识，担任集体户的卫生员。防川边防站平时设有一个连队的兵力，边防站有一个小卫生所，有一名专职的卫生员，卫生所里常用和紧急救护的药品还是比较多的。群众生小病，一般到大队卫生院找卫生员要些药（大队记帐，年终分红时扣钱）。病重些则到防川边防站找部队的卫生员看，要些药（部队不收钱）。由于防川离开公社卫生院有一百多里路，离开县医院有二百多里路，群众看病很不方便。由于当时我国与苏联的关系相当紧张，边防斗争相当激烈，苏军经常在边防线一带挑衅。尤其在冬季，苏军常故意在防川的"借道处"制造麻烦，阻挠防川军民的正常通行，有时造成正常通行的中断（我记得有次中断时间最长时将近一个月）。如果此时大队有人生大病或重病，要到公社或县里就医就相当困难。总的来讲，防川的医疗卫生条件还是比较差的。我到防川不久，有位毕业于延边医学院、原来在延吉市工作的名叫李英三的医生，积极响应毛主席的"6、26"指示（即"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全家迁到了防川，他担任了大队的医生。我很快被大队推荐为半农半医"赤脚医生"，大队又推荐朝鲜族女青年朴春姬到公社卫生院接受培训，担任大队的卫生员。加上我们集体户的小蔡，这样大队共有了四名医护人员，大队又购置了一些药品和医疗器械，重新建立了大队的卫生所。

　　我担任大队"赤脚医生"，实行半天参加农业劳动，半天从事医疗卫生工作。我身边备有个医药箱，里面放满常用药品和急救器材及药品。晚上睡觉时医药箱就放在我身边。当"赤脚医生"责任重，工作也是相当忙碌的。不论春夏秋冬，不论是白天或者是黑夜，不论是刮大风下大雨还是下大雪，一旦有人来叫我去看病，那怕是刚刚端起饭碗，或者刚刚脱衣钻进热热乎乎的被窝，或站岗回来刚准备睡觉休息，我都做到随叫随到，毫无怨言。尤其当大队的李医生外出开会或者学习时，大队的医疗卫生的担子主要落在我的肩上（我上任后，大多数的社员有病都来找我，而很少找小朴、小蔡和部队的卫生员）我也兢兢业业地将工作做好。时间长了，与当地的群众结下相当深厚的友谊。每当我为患者看好病配好药后，患者及家属一再表示感谢，有的还要留我吃饭或吃点心，而当我婉言谢绝坚持要走时，他们常常往我的口袋里装煮熟的鸡蛋、玉米或炒花生、瓜子、黄豆及各种自己栽种的水果（由于推脱不了，我只好将这些吃的东西带回集体户与同宿舍的知青共享）。晚上出诊，遇到刮大风下大雨或下大雪，社员都护送我回集体户。逢年过节，只要我不回上海探亲（我第一次回沪探亲是在1971年的年末）总有好些社员热情地邀请我到他们家过节。如果我坚持不去，他们还会将打糕和过年吃的好菜给我送来，使我十分感动。

　　有位姓金的五十多岁的社员患有腰腿残疾,双脚行走困难,又患慢性阑尾炎。经李医生联系，公社卫生院决定派一名医生带上手术器械到防川，与李医生一起为他做阑尾切除手术。那位医生到防川后，与李医生一道为那个社员作了详细的检查，制定了手术方案。在作检查和制定手术方案时我都在场。经过讨论，他们决定手术就在那社员的家里做，时间就定在第二天的上午。他们还让我也以助手的身份参加了这次手术。这次手术进行了大约四十分钟（由于那社员患有腰腿残疾，做腰椎麻醉多花了些时间）手术进行很顺利，将病变的阑尾切除。阑尾切除是小手术，但是在当时、又在社员的家里为患有腰腿残疾的病人作这个手术，还是不容易的事情。在手术进行的过程中，我不禁想起父亲多次给我讲过的解放前在上海闸北铁工厂工作的我的二叔孔金，在他二十二岁那年因患阑尾炎被工友送到号称为贫民服务的同仁医院，由于付不起手术费，结果惨死在手术台上的悲剧，我很是感慨。

　　我们集体户的户长林兆新的背上长了个"搭背疮"，开始不大，他也不在意，结果没几天就长得有五分钱币那么大的一个窟窿，又红又肿，还化脓发烧。我细心地每天一天二次为他清洗疮口，敷上雷佛奴尔药布及消炎粉，还给他注射了青霉素。十多天后他的"搭背疮"被治好了。

　　也有没能治好的。有位五十来岁才得子的社员，不满足岁的孩子得了急性肠胃炎，当我和李医生赶到他家为孩子治疗时，孩子已经严重脱水。由于孩子太小，静脉血管太细，四肢皮下输液无法输进去。在征得家属同意后，李医生切开小孩的头皮，将输液管插进头皮上的小静脉，但由于孩子严重脱水，血管干瘪，葡萄糖盐水液仍然无法输进去。虽经抢救，小孩还是没有救活。家属当然很悲痛，我们也很难过。尽管如此，家属还一定要李医生和我留下喝酒吃饭，以感谢我们的积极抢救。为了安慰家属，李医生和我留下了。席间，家属强忍悲痛为我们敬酒，我们喝下了酒，不禁流下眼泪：我们深感自己回天乏力，未能将孩子救活，真是遗憾！

　　八、参军未成

　　我到防川不久，就认识了延边地区驻防川工作队的刘志清同志，他是延边军分区的宣传科长，在防川担任工作队队员已经有好长时间。刘科长当时有四十多岁，老家在长春，参军到延边并在延边军分区工作有十多年。他是一位性格爽朗、爱讲真话的人。

　　由于刘科长平时常到集体户来，经常听取知青们对大队工作的意见，我也经常向他反映对大队、对当时有些有关大队的讲用材料中有失实的方面不客气地提出了我的意见，时间长了他与我也比较熟悉了。刘科长了解到我家的一些情况，尤其了解到我爱讲真话，爱好看书和写作，与我的共同语言就更多了。

　　大约在七0年的年底，刘科长要调回部队工作。一天晚上他约我谈话，主要是征求我对工作队和他本人工作的意见。由于刘科长在工作队工作时间比较长，他又是个很直爽、爱讲真话的人，对知青又很关心，我们知青都很舍不得他走。刘科长在与我的谈话中肯定了我的优点，如敢讲真话，敢坚持真理，不怕得罪人等，同时也推心置腹地希望我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如提意见也要看场合，注意方式方法，讲究策略，要讲究科学性和艺术性。他还在我的日记本上题了词，鼓励我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防川干出一番事业。并给我留下通信地址。临别时，刘科长突然问我"小阮，你想不想当兵？愿意不愿意到军分区宣传科工作？"我一听，喜出望外，连忙回答"想！做梦都在想！"他告诉我，延边军分区每年都要招几个"特种兵"，包括他所在的宣传科也要招一、二个确实能写文章的"笔杆子"。他说，我看你出生于上海的一个苦大仇深的工人家庭，父亲是老劳模、共a产党员，你从小爱读书，爱思考，又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为人老实正派，如果有机会，我一定推荐你到分区宣传科工作。他还叮嘱我，这件事他回去后要与有关的领导商量，在没有得到确切消息之前，要注意保密，不要与任何人讲。我高兴地答应了。

　　想参军，可以说是当时所有年青人都向往的事情，我也是如此。但由于自己从小体弱多病，上初中二年级时就成了"近视眼"，上初中三年级时就得了"肺结核"，身体条件如此，参军的希望几乎为"零"。尽管如此，但内心对参军仍然是非常向往的。"文革"中乡下有位远房亲戚来我家，送给我一套旧军装，我视如珍宝。一下乡我就向驻小盘岭大队军宣队的战士借了军大衣、军棉帽拍了张全身照，这是我最满意的照片之一。大妹妹从密山军垦农场给我寄来一件军棉袄，我很长时间都舍不得穿。听刘科长讲可以推荐我参军，而且是到宣传部门工作，我非常高兴。

　　刘科长走后，尽管自己一直在想这件事，但我未与任何人透露一点消息，并耐心等待刘科长给我回音。大约在七一年五月的一天，我收到刘科长写来的一封信，告诉我事情已经有眉目，让我安心等待。

　　我本来以为此事能够成功，但不料事情却发生了变化：不久的一天，大队通知我集体户的珲春知青刘忠和（外号"牛种"，他也是大队报道组的成员之一）到县武装部报到，没过几天刘忠和便穿上军装回到大队与大家告别走了。刘忠和在集体户里跟大家说，他并没有报名，是武装部直接点名让他参军的。这时我又接到刘科长从军分区通过防川边防站打给我的电话，他十分遗憾地告诉我，我参军一事由于县武装部有人反对而未能成功，希望我正确对待。他还告诉我，他最近由于生病而住在军分区医院里，如果方便的话上延吉，可以到军分区医院找他。

　　在接到刘科长电话的第二天，我就以到县医院检查身体为理由（我患过肺结核也有较长的时间没有复查了）请假先到了县城，然后又到了延吉，直接到了军分区医院，见到了因病住院的刘科长。刘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且让人给我安排了食宿。他告诉我军分区已经将我的名单下发到珲春县人武部，但人武部上报的名单没有我，而是你们集体户的另外一个知青。我侧面打听了一下，是人武部的崔副政委不同意，让大队另外推荐一个知青替代你。我这时才知道，由于我曾经得罪过崔副政委，参军一事只能告吹。刘科长还说，考虑到上下级的关系和民族的团结，此事也只好如此，希望你想开，就当没有这回事。事到如今，我也不好说啥，只能想开。我不解的是，当时我给崔副政委提的意见讲得都是真话，并没有任何恶意，他那么个大官竟如此小心眼，听不得不同意见，与我这么个小知青计较，也太没有雅量了。我在军分区招待所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便告别刘科长回到了珲春，很快就返回了防川。参军未成对我是不小的打击，我曾经为此难过过，但是我并不后悔。我还是经受住了这个打击。

　　替代我参军的刘忠和也没有到延边军分区宣传科工作，而是被分配到和龙县服役，也没有从事宣传工作。他在1971年夏天回珲春探亲时曾回到防川，他对我说"我是替代你去参军的，原来以为是到分区宣传科，结果是到了和龙县，也没有去搞宣传。当时你如果能去多好"。但是我没有这个"如果"。

　　崔副政委也没有成为我的仇人。不久我就上调到县知青办工作，期间我又和县法院的姜院长一起到春化公社草帽顶子大队蹲点，崔副政委也经常到春化公社检查工作，时间一长我与他在公社有了多次见面的机会。刚开始我对他避而远之，以后他主动与我打招呼，作为礼貌我也向他点头示意。有时他也到草帽顶子大队来检查工作，我和姜院长陪同他。有好几次他主动提出让我搭乘他的吉普车回县里休息。一次我搭乘他的吉普车回县里，在马滴达公社吉普车撞上前面一辆林业局装木料的大卡车，木料穿进了吉普车的挡风玻璃，坐在驾驶员旁边的崔副政委见状，在低头避让时大叫一声"小阮，当心危险！"坐在车后的我立即将头低下，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事故。我向崔副政委表示感谢，他说"没有伤着人就好！"

　　几年后，在我的婚姻介绍人金玉子家里的一次饭桌上，我又见到了他，原来他还是金玉子的亲戚。饭桌上他诚恳地向我道歉，说过去对你不了解，有成见，不同意你去参军。后来他又笑着说，幸亏当时没有让你去参军，要不你怎么能找小邵这样的对象？说得大家都笑了。这天我和崔副政委喝了不少的酒。

　　九、一篇改变我知青命运的"讲用稿"

　　1970年年底，珲春县革委会发出通知，准备在1971年3月召开"五、七战士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份子代表大会"，我们集体户作为先进单位被推荐参加会议，集体户的知青一致推荐我写"讲用稿"，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由于平时我比较注意观察和积累素材，又通过开知青座谈会和个别了解的办法掌握了些新的材料，加上自己每天与集体户的知青劳动、生活在一起，有真切的实际生活感受，又一直相当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因此写起"讲用稿"来相当顺手，只用了二天的时间就写出近万字的题为《扛枪扛到帝修反彻底灭亡站岗站到全人类完全解放》的"讲用稿"。稿子写好后在集体户和大队相关的会议上一致通过。很快，大队将这份"讲用稿"送到县的有关部门。

　　大约在春节后，大队接到县知青办的电话，说是报送的"讲用稿"县里基本通过了，请通知写稿者到县知青办进一步修改此稿。大队党支部姜书记亲自来集体户通知我这一消息，让我准备准备明天就到县知青办去修改"讲用稿"。听到这消息我很高兴。

　　第二天一早，我带上一些替换衣服、钱和粮票等，告别集体户的知青，和大队的另几位社员走道先到达公社的圈河大队，在圈河边防站吃了午饭后（当年防川的社员在往返县社与防川，必须经过圈河边防站，在此接受检查，上交边境通行证，并由边防站具体安排通行的人员和时间。夏季安排乘汽艇沿图们江到防川，其余季节安排走道去防川。由于走道要经过当时被苏军占领的二处"借道"，为了防止苏联边防军阻挠，我方规定每次走道必须至少五人同行，而且"借道"处分别由防川、圈河边防站的多名战士接送。来回通行的防川社员可在圈河边防站用餐，如果当日或数日不能通行，由圈河边防站负责安排住宿，都不收费）搭公共汽车于下午三时许到了珲春县城。经打听，我找到了县革委会的知青办。接待我的是一位姓金的大约四十来岁的朝鲜族男同志。听说我是来自防川大队，又是来修改"讲用稿"的，他热情地与我握手表示欢迎，招呼我坐下并给我倒茶水。很快他又找来一位相貌和善、走路有点带瘸、大约四十五、六岁的朝鲜族男同志，老金向我介绍，这就是县知青办的安主任。安主任笑眯眯的与我握手，他说"你写的'讲用稿'很不错，但还要作些修改。究竟怎么样修改，你就和这位老金商量。什么时候稿子修改好了、通过了才能回去。希望你安心留下来完成任务。你的住宿、吃饭问题都由这里的崔会计安排，有什么困难你与崔会计联系。"接着，安主任又让也有四十来岁的朝鲜族的崔会计与我见了面。安主任走后，崔会计和老金一起将我带到县革委会大院里的机关宿舍安排我住下。宿舍不大，仅有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但炕上有三床被褥。崔会计事先已经将炕烧的热乎乎的。为了方便我修改稿子只安排我一人住宿（其余宿舍住一人的，都是从外地派来、但家没有搬来、在县革委会工作的"军代表"，多数宿舍是住二到三人。）崔会计给我留下县革委会食堂的饭菜票，告诉我到县革委会食堂用餐的时间以及如何烧炕、当心煤气中毒等生活事项后便先走了。老金将"讲用稿"还给我，还给我几本稿纸，就如何修改他谈了几点意见。他叫我当天不要着急修改稿子，先好好休息，从明天起按照他讲的几点意见修改"讲用稿"。

　　就在这间宿舍里，我大约用了三天时间，按照老金同志讲的几点意见认真修改好了"讲用稿"，又将"讲用稿"交给了老金。很快这份"讲用稿"在知青办和县的有关部门获得通过。二天后，有关部门在统一制作好"讲用稿"首页的样稿并编上号、签字盖章后，让我负责将稿子直接送到县印刷厂排版印刷。

　　县印刷厂就在珲春街上，在珲春县来讲算是一家比较大的工厂，有一百多个工人。我将稿子送到印刷厂后，接待我的一位女同志将我领到排版车间，直接将稿子交给几个负责拣字的女工，作为急件让她们立即拣字排版。拣字女工让我在第二天上午去校对样稿。

　　第二天上午我到印刷厂校对样稿。看到自己手写的稿子变成用铅字排成的印刷稿，我感到很新奇。刚开始校对样稿，我不会做校对记号，是一位姓左的负责排版的老师傅热心地教我，使我较快地学会了校对。当天下午工厂就将我写的"讲用稿"印刷成规定的小册子，并送到县里有关部门。

　　安主任看到小册子后很高兴，他对我说"你任务完成得不错，辛苦了！希望你回去以后进一步加强学习，不要放下手中的笔。"他让崔会计按照规定报销我来回的路费并发给误工费（误工费要上交大队，再由大队给我记工分）。

　　我回到大队后不多天，县五、七战士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份子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具体召开时间是三月十日到十五日），我们集体户的户长林兆新、大队党支部书记姜泰元和我一起到珲春参加会议。林兆新代表集体户在会上宣读了由我执笔的"讲用稿"，并受到好评。会议期间，县知青办还让我和上海赴吉林省上山下乡慰问团珲春组的曾毓淮老师一起起草和修改了《珲春县"五、七战士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份子代表大会倡议书》。会后，县知青办将我写的"讲用稿"推荐给延边地区（自治州）知青办。很快，这份"讲用稿"在地区知青办主办的《五七战线经验交流（1）》上头版全文发表。

　　这年的九月份，地区要召开自治州第四次五、七战线"讲用会"，县知青办点名让我带上稿子代表防川集体户到延吉市的自治州知青办报到，参加会议。到州知青办后，根据州知青办领导的意见，对原来的"讲用稿"作了压缩，从原来近一万字压缩到五千来字，并由我上台宣读稿子。不久，这份稿子题目改为《胸怀世界革命风云做不穿军装的边防战士》，在中共延边洲委主办的《延边简报》1971年第八期《州第四次五、七战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专辑》上发表。

　　我回到大队后不久，县知青办给大队来电话商量，想将我借调到知青办一段时间，主要是负责编辑一本供知青阅读的名为《广阔天地》的刊物，大队同意了。大约在这年的七月到年底，我被县知青办借调，专门负责编辑《广阔天地》。这是一本32开、一百多页铅印的小册子，由我从大量的知青来稿中选出较好的稿子，加以修改，再汇编成册交给有关领导审阅，领导同意后再送县印刷厂印刷。每期印刷2000册。小册子印好后再及时下发到各公社。县知青办的领导对我的工作是满意的。

　　也就在1972年的春节后不几天，下乡后第一次回上海探亲的我接到县知青办(当时又称县"五、七"办公室)的电报，称我已经被县知青办录用为工作人员，让尽快回去办理手续。

　　我很清楚，主要是我的那份"讲用稿"改变了我的知青命运。

　　由于此稿在很大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当年防川知青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生活，为作为永久的纪念，现我将此"讲用稿"打印如下（为尊重历史，打印的是原文，仅个别字句略有修改）：

　　扛枪扛到帝修反彻底灭亡站岗站到全人类完全解放

　　-- 珲春县敬信公社防川大队知识青年集体户

　　各位首长，代表同志们：

　　我代表防川集体户全体同志光荣地参加这次县"五、七战士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份子代表大会，感到是很好的学习机会；这对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更好地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下面，我就把我们集体户二年多来在大队党支部、贫下中农和解放军的辛勤"再教育"下，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坚定扎根边防的思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反修最前哨锻炼、成长的情况，向首长和同志们汇报一下。

　　我汇报的第一个小题目是；

　　在接受"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中树立扎根边防的思想

　　防川位于我县最东端，座落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百六十二页提到的张高峰下，与兄弟的友好邻邦朝鲜一江之隔，与苏修则仅隔一道铁丝网。每年图们江封冻后，从圈河莲花洞到防川得紧贴苏修的铁丝网走五十里狭长的地带，其中二段道被江水冲走塌，走苏修强占去的"让道处"。使防川在地理位置上形成个面积为十四平方公里的"陆地小岛"，从图们江下行三十里就是日本海。

　　防川是伟大祖国的耳朵，是反修最前哨。

　　我们集体户是从一九六八年年底起，分别由来自珲春、长春、上海、辽宁的三十七名知识青年组成。我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从祖国的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光荣地来到了防川。

　　从我们刚踏上向往已久的防川的那一刻起，贫下中农和解放军就给我们送来珍贵的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在欢迎大会上，大队党支部书记姜泰元同志说："你们从祖国的五湖四海来到防川，这就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一定要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到底！千万不能忘记是毛主席把你们送到防川来的！"贫下中农拉着我们的手，勉励我们"在防川干一辈子"。部队省长还特意把我们领上后山，指着张高峰上的苏修岗楼，对我们进行反修斗争教育。

　　当时我们都想：我们是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军人的后代，是经过三年文化大革命洗礼的红卫兵，又是坚决报名并经过审批后来防川的，我们一定能扎根边防干一辈子革命。

　　刚来时，我们的热情挺高，干劲也大，但不久就反映出我们的弱点。

　　珍宝岛事件后，苏修在边境上活动频繁，日本海上也常有帝、修、反的军舰活动。晚间，苏修的探照灯将防川照得很亮。"老毛子"夜间打靶的枪声，飞机、坦克演习的轰鸣声通宵不断。由于战备形势的需要，民兵开始站岗、放哨，晚上还经常集中在小学校住宿，有时一夜就紧急集合好几次。我们不少知青就想：这地方太紧张，说不定那天就打起来。

　　防川靠山，又紧挨图们江，离日本海近，风大沙多；而且"三多"：蚊子、长虫、草爬子多。加上吃杂粮，喝"酱木里"，生活不习惯；有的知青又说："这防川怎么不是我想象中的防川？""下乡的路走对了，门却走错了。"

　　知识青年荆有贵由于受"下乡镀金论"的流毒深，不安心在防川。他听说附近大队集体户有知青转户到长春近郊，以后还有招工的希望，就想：我父母体弱多病，弟妹多，经济状况又紧，如果转户，离家近，既可照顾家庭，还有上工厂的希望，再说，上那儿也一样是干革命啊。于是就写信让父母给邮来了转户证明信，准备转户。

　　我们的想法和表现，贫下中农和解放军都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及时对我们进行多次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帮助我们从路线斗争的高度认识扎根问题。

　　姜泰元同志给我们讲了大队建队史。他告诉我们：由于以前长期不修江坝，使江水冲走了防川通往内地的二段道。上面以"军事要地，不得居住"为借口，让长期居住在防川一带的一百多户人家迁入内地，使防川有七、八年没有住户。而苏修竟借此机会乘机向我方挪铁丝网蚕食防川。夏天，"老毛子"还经常通过防川上图们江洗澡，甚至将马匹赶入防川放牧。

　　一九六五年毛主席发出关于加强边防建设的伟大指示，敬信公社的二十八户贫下中农怀着保卫毛主席、保卫祖国神圣国土的壮志豪情来到防川。

　　同年八月份，防川下了暴雨，图们江发起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一下子把防川淹的只剩后山一个小山包，一百多口人及牲口全挤在小山包上，而张高峰上的反a华小丑却比比划划，幸灾乐祸，以为洪水会把人都撵走；但是贫下中农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在亲人解放军的全力支援下，奋战洪水，掀起"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扎根防川，气死苏修"的热潮。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二十八户贫下中农在防川站稳了脚跟，为毛主席争了气。

　　苦大仇深的朴"阿爸依"以他的亲身经历向我们控诉了新、老沙皇的滔天罪行，激励我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一四一、二"高地上，部队首长带领我们学习毛主席"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教导，指着被新、老沙皇霸占去的大片国土，给我们讲"历史的经验"，讲"准备打仗"的形势，讲我们这一代"任重而道远"。教育我们立足防川，胸怀"三十亿"，树立"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的雄心壮志，做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突击手。

　　党支部又带领我们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给我们讲述建队以来的路线斗争历史，让我们回顾个人的成长史，使我们懂得：我们党和国家所以有今天，防川所以能有今天，我们个人有今天，，因为就是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到防川干革命就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任何动摇就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忠。

　　为什么我们刚到防川时头脑那么热，可慢慢就冷了呢？为什么我们和贫下中农下一样的决心，可一遇考验就想"走"呢？我们反复学习《老三篇》，找到了我们"思想上往往是空虚的""行动上往往是动摇的"根源。不少知青说："贫下中农来防川，为的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我们却有'镀金'的思想，认为防川是'名声大，牌子硬'以后'吃得开'""我们和贫下中农千差万差就差在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感情没有贫下中农那么深厚，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态度没有贫下中农那么坚定，根子就在我们的世界观上！"

　　荆有贵提高了认识，主动把那张转户证明信拿出来"示众"，并在上面狠狠地打了个"╳"。他沉痛地说："我辜负了党和毛主席的期望，私字迷住心窍，路线分不清，差一点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牢记教训，他把那张转户证明信贴在日记本里，并写信帮助父母提高了认识。这事不仅教育了本人，更教育了大家。

　　金松春的父亲由部队转业回家乡，来信问金松春是否一起回乡？小金想：回乡固然同样可以接受"最教育"但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应该"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于是他写信给父亲说："爸爸，防川要我们来保卫，我更需要在防川锻炼。我决心留在防川。"他父亲收信后为儿子的进步感到非常高兴，回信坚决支持金松春留在防川。并勉励他在风口浪尖上锤炼对毛主席的一颗红心。大家都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要继续革命就应该越是艰险越向前！"并指出：那种认为"下乡的路走对了，门却走错了""到那儿也一样干革命"的思想，包含了极大的私心，是对自己怕哭、怕死思想的一种掩盖。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来自四个地区的三十七名知青在防川站住了脚，走上了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第一步。

　　我汇报的第二个小题目是：

　　在刻苦的 "磨练"中锤炼扎根边防的思想

　　我们下决心扎根边防，把口头上的决心变为实际行动，把一时的坚定变为长期的坚定，这是一个从立场的观点的大转变。但在实际中应该怎样实行这个转变呢？

　　珍宝岛事件后，我们对"打"字想得多，战备也抓得紧，可自从中苏边境谈判开始后，苏修在边境玩弄"和平边防"的把戏，有的知青就为假象所迷惑，产生"打不起来"的想法。有的站岗不带子弹袋，在哨位上唠嗑说笑，有的还随意摆弄枪支，造成几次"走火"；可随着形势的发展，边境上出现新的动向时，战备一紧，想回家的知青又多了。

　　针对这些现象，党支部和部队首长经常组织我们进行形势分析，从国内外的大好形势看新沙皇的狗急跳墙；从"历史的经验"看"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大摆敌情，大破和平麻痹思想，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想法和表现是缺乏"完全""彻底"的"两不怕"的精神，路线觉悟不高，扎根边防思想不牢的又一反映。我们的决心还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我们头脑中的生和死还是抽象的，脱离实际的。要实行从思想到感情、立场到观点的大转变，就必须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认识提高了，大家都说："好钢要在烈火中千锤百炼，革命接班人要在风口浪头锻炼成长！"决心在"磨练"中实现"转变"。

　　不久，防川有史以来的大工程-开挖张高峰下的排水沟开始了。这条排水沟长一千五百米，深、宽各一米五十，横贯张高峰下。三月初，地冻三尺，寒风刺骨；开工前，姜书记带领我们学习《愚公移山》，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忠心，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让张高峰上的"老毛子"看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开工时，军民齐上阵，红旗飘扬，战歌嘹亮，吓得张高峰上的"老毛子"天天爬在了望楼上用望远镜瞅了又瞅，甚至派直升飞机"侦查"。 "老毛子"的丑态，更使我们认识到这场战斗的重大意义，我们人人都抢着刨镐，几天后个个都累肿了胳膊。

　　邱恩荣的手刨镐时震裂了虎口，直流血，她正在犹豫不决时，抬头看到年已半百的朴"阿爸依"，虽然手上也流着血，仍一镐一镐地猛干，就象挺立在面前的活愚公；再看看周围的贫下中农，个个如此。她意识到这就是在艰苦时候产生的动摇。必须克服它！于是她又抡起大镐猛干。

　　休息时，小邱钦佩地说："朴'阿爸依'，你真有劲啊！"阿爸依爽朗地笑着说："为了保卫毛主席！"

　　"为了保卫毛主席！"短短的一句话深深刻在我们每一个知青的心上。

　　在修建反侵略工事-挖坑道的战斗中，患有严重关节炎的金昌燮'阿爸依'，从一开始就战斗在坑道里。在潮湿的坑道里劳动，常常痛得四肢关节麻木，但他从来不说半个"苦"字。打锤他抢着干，点炮他抢着点。我们要和他"争"，他总是笑着把我们推到一边说："你们没有经验，要是出了事故，我对不起毛主席！我是老头了，死了不要紧，你们的担子还重着呢！"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阿爸依"才一边指导，一边让我们干。

　　有一段时期，因边防斗争的需要，上级要求尽可能减轻打坑道放炮的声音，以观察苏修理的动静。在点炮后，金"阿爸依"多次冒着被飞石砸死的危险，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地堵住坑道口。我们都激动地称金"阿爸依"为"两不怕的老民兵"，他却笑着说"为了保卫毛主席，解放天下受苦人，应该这么做的！"

　　和金"阿爸依"一起干活的上海知青陆浩亮不慎被十五磅的铁锤打伤了头部，当场就昏迷过去了。当他被部队医生救醒后，想到金"阿爸依"用身体堵坑道口的形象，想到早日把防川建成毛主席放心的钢铁阵地，不顾伤痛又一步一步登上后山，进入坑道继续战斗。在贫下中农的带领下，小陆坚持在坑道战斗了一百多天。由于长期不见太阳光，人变得又白又瘦，但从不叫一声苦。他说："为了保卫毛主席，我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防川！"

　　在挖坑道的战斗中，党支部考虑到女知青体弱，不安排打锤、把钎，可女知青都说："埋葬帝修反，保卫毛主席，那能讲'照顾'分'男女'！"在一再要求下，党支部终于同意女知青也参加打锤、把钎。十五磅的大锤才抡几下，不少人就腰酸胳膊疼了。女知青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的教导坚持在艰苦的劳动中锤炼对毛主席的一颗忠心，为"地下防川"的建设作出贡献。

　　被分配在广播站工作的女知青崔桂玉，患有关节炎、肺结核及胃病，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她始终以珍宝岛英雄为榜样，以"生命不息，广播不止"为勉，把防川广播站办成反修最前哨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阵地。在斗争最艰巨的时候，她常常手握钢枪坚守在扩音机旁，连续工作在十六个小时以上，有时竟累倒在机器旁。一次她因病上县医院，医生让她住院检查治疗，但她想到自己的战斗岗位，坚决不肯住院，让医生给配了些药就返回防川投入战斗。

　　又一次知青崔东星走道回防川，路经"让道处"时，两个"老毛子"晃着明晃晃的刺刀逼了上来，是过还是不过？"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一个雄浑有力的声音给小崔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上！这里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决不承认所谓的"让道处"！为了维护伟大祖国的尊严，为了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小崔手握红宝书，高呼"打倒苏修！"的口号，迈着大步向前走去了。吓得那两个"老毛子"赶忙缩回刺刀，退出了"让道处"。

　　上海女知青叶秀莲患有贫血症及其他疾病，但她始终坚持用毛主席关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导鼓励自己与疾病斗争，从来不吭一声。去年二月的一个风雪之夜，正在站岗的小叶突然发病晕倒了，当她稍一清醒看到胸前那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喜子像章时，又顽强地挺身站立在哨位上，警惕地注视着前方。直到换岗的知青来时，才被送回到集体户。大家都心疼地责备她"病得那么重，为啥一直不说？"小叶却含着泪说："为毛主席站岗是我的职责，我没有做好……。"第二天，小叶不顾大家的一再劝阻，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在坑道里战斗了一整夜。当晚，民兵连和部队紧急集合，演习追击，她又挎上冲锋枪加入追击的行列。就在追击结束时，她又一次昏倒在地。

　　小叶被送进县医院，因病重急需做手术，并要输血、麻醉；小叶说："血和麻药都是重要的战备物质，留着打仗时用吧！"在手术时坚决不让用麻药。她手握红宝书，让陪伴她的民兵连副指导员小王给念珍宝岛英雄的事迹报道，直到手术结束，没说一声痛，没掉一滴泪。周围的医生、护士都感动地说："小叶真不愧是反修前哨的女民兵啊！"当姜书记代表党支部和全体贫下中农来看望她时，小叶激动地握着姜书记的手说："姜书记，防川战备那么紧，我能在这里躺着吗？我要求立即回防川！"姜书记以全体贫下中农的名义"命令"小叶继续住院，她才勉强服从。

　　小叶在组织的关怀下转回上海继续治疗。上火车前，她留着泪一再叮嘱前来送行的战友"一定要把我的刚枪擦得亮亮的，保管得好好的，不久我就要回来！"

　　小叶回上海后，一直没有忘记防川，她在给我们来的几十封信里常常引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郭建光的一段唱词"军民们准备反'扫荡'，何日里奋臂挥刀斩豺狼？！伤员们日夜盼望身强壮，为的是早早回前方！"，表达了她重返防川的迫切心情。

　　去年四月末，苏修在防川纵火入境，数以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烈焰翻滚，火光冲天。看着熊熊的烈火燃烧着我们防川的土地，面对新沙皇的猖狂挑衅，我们仇恨满胸膛！决心书、请战书象雪片似地飞向边防站。在上级下达扑火命令后，我们和贫下中农、解放军满怀刻骨仇恨投入战斗。在火场上我们坚持战斗达八、九小时，在兄弟大队的有力支持下终于扑灭大火，赢得了重大胜利！

　　去年年末，防川下了前所未有的大雪，足足下了三整天；夜晚西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积雪深达二尺多。晚上是轮的女知青站岗，男知青纷纷向民兵连要求：这几天的岗我们站！但女知青坚决不同意，她们说："风雪严寒正是锤炼我们'两不怕'革命精神的好机会，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岗，是我们的职责，是我们的光荣，是我们的幸福！越是艰苦心越甜！"就这样，女知青抗严寒，踏冰雪，身挎冲锋枪，英姿飒爽地一步一个脚印向着保卫毛主席的哨位前进。从集体户到哨位平时走五、六分钟，现在得与风雪足足搏斗半个多小时！

　　手握钢枪保边防，横眉怒视新沙皇；风雪严寒何所惧，心中有颗红太阳。此刻，伟大领袖毛主席正在中南海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操劳；此刻，亚非拉革命人民，印度之那三国人民正在与当代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日夜浴血战斗。杨子荣那种"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色换人间"的无产阶级广阔胸怀，珍宝岛英雄"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光辉形象，激励着我们在风雪中前进！

　　为了随时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大雪刚停我们全体民兵就和解放军战士一起踩着没腰深的雪，高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上了后山，迅速清除了全部战壕、坑道的积雪。红心向太阳，热血融寒疆，敬爱的毛主席啊，为了您，为了全人类的解放，我们愿献出一切！

　　张高峰下，图们江畔，当我们挥汗如雨地劳动时，我们想到的是毛主席！为保卫毛主席战斗在防川，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和荣光！

　　不论在酷热的盛夏，还是在西风凛冽、雪花纷飞的隆冬之夜，不论在举国欢腾的国庆节，还是在平日的每时每深，我们始终和亲人解放军一起警惕地守卫着防川的每依从一寸国土！酷热热不过我们保卫毛主席的一颗红心，严寒冻不了我们对祖国人民火焰般的革命热情！在巍然挺立的"一四一、二"高地，在地处最前沿的"五八0"高地，在后山的每一条战壕、坑道里，到处有我们洒下的汗水、留下的足迹！

　　当夜幕降临防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