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这一过完年,我母亲就算是88岁了。自8年前父亲去世后，我妹妹就一直陪伴母亲生活。目前，母亲的身体尚健，无重大疾症，但眼睛花了，耳背得厉害，我去看望她，对着她耳边大声说“今天是三八妇女节”，连喊五遍，她才听明白。

　　母亲十岁时，其父母亲已故。她不知道自己的生日，解放初期登记户籍时，母亲说是共产党救了我，生日就定在七月一日吧。近年来，每年七一，我们全家都给她过生日。去年七一过生日时，她说小时候有个算命先生给她算过一卦，说她活不过十四岁，现在已经闯过八十四了。我小时候对母亲的印象并不深，只知道她穿一身列宁式女装一早出门上班，晚上很晚才回家。家务及孩子们的饮食起居都交给父亲的一位亲戚照料。而加深我对母亲的印象是在中学即将毕业即文革开始之初。文革开始，红卫兵、大字报、游行集会、文攻武卫，纷纷扬扬，当时我也参加了红小兵，但我父母亲告戒我不要去串联，不要到处乱走。可我似乎也不理解，不愿意听从。但时隔不久，突然社区里大字报、丑化的小漫画铺天而来，说我母亲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工贼”。红卫兵、单位造反派经常来带她进行批判。我的好心邻居不时地悄悄告诉我，你妈妈又拉起批斗、挂牌了，但她不认罪，说她不老实，红卫兵打得很厉害（曾告诉我一个楼的邻居打她耳光，此人当时应该是无知的红卫兵）。父母亲每天回来，无话可讲。有一次，我母亲回来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吃过的盐比他们吃过的饭还要多（好多年以后有个老同志对我学说，你妈妈在批斗她时对红卫兵说过此话），当初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与小日本鬼子国民党斗，他们懂什么!我和十一岁的妹妹、六岁的弟弟终日在家，恐慌恐惧。这日子直到1967年10月间。记得67年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突然冲进我家一帮造反派红卫兵，把我家抄的底朝天，然后把我母亲带走。临走时，对我父亲说，你爱人犯重大反动嫌疑，现在带走隔离审查。之后，母亲的工资也停发。当时我父亲也诬陷为假党员，每天到单位接受审查，工资也大打折扣。无奈之下，照顾我家的亲戚也只好回无锡老家，每月给我40元钱，作为维持生计之用。每天我都要计算好生活开支，一早就要上菜场排队买菜，回来生煤球炉做饭，到学校进行复课闹革命，还要惦记着在家的弟弟妹妹.

　　1970年初，六九届开始报名上山下乡了，也许是为了摆脱困境，我要到黑龙江下乡，问了父亲，父亲说：行！我到学校去报名时，工宣队说我是黑九类子女，不同意，我回家用小刀片划破指头写了一份血书（此血书一直保存到八十年代末期，单位在清理档案时告诉我销毁），到学校说，我父亲假党员不成立，已审查清楚（父亲在西南大后方加入的地下党），母亲审查未定案，我是红五类子女为何不让。工宣队看我态度坚决，同意。1970年3月中旬上，当我拿到了去爱晖公社插队落户的通知书，立刻想到要远离家门，油然而生地牵挂起母亲。她已经审查了两年多了，现在何处，状况怎样，不得而知。父亲晚上回来后，我说要看看妈妈，父亲马上要我写一份情况说明，带上通知书，急忙去找单位造反派。临走时说，我还有90多元钱的存折扣在那儿，要要回来为你添置备用品。父亲在送了情况说明以后，隔7天的下午四时许，突然母亲回来了。当时我们兄妹三人都愣住了。母亲又老又瘦站在门口看着我们，她的眼光中透着坚毅和镇定，没有丝毫的畏惧，没有任何的负罪感。她那坚毅的眼光直到现在我仍记忆犹新。母亲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要到黑龙江去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支持你去！那是我们还小，不懂事，加之两年多的社会阶级斗争观念灌输，与母亲间似乎既熟悉又陌生，妹妹弟弟也没有那种生别死离的感受，我们只是喃喃地喊了一声，妈妈！父亲晚上回家，母亲告知她被关押在长兴岛的一个农场，每天挖河泥，农田劳作，接受审查；这次回来还要叫母亲到街道无产阶级专政队去报到。母亲说,我不去,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事!第二天她给了我五斤粮票、五元钱，说我要住五天，这是我的伙食费。那时我们一天用在买菜的费用8角~9角，这可大大改善了伙食。过了五天，母亲要按时返回了，临走她给我三样东西：一是《毛主席语录》，尽管我已经有了，但还是收下了，；二是25元钱，这是她每月15元生活费中省下的，我说不要，母亲道，拿着！；三是一条美国军用毛毯，这是她在1949年3月作为国统区妇女代表到北平参加第一次妇女联合代表大会发的纪念品（可惜在农村一次炕头烧得太热连铺盖都烧掉了）。那天一早，父亲送母亲到吴淞码头。我没送，其实她是很希望我去送送的。

　　1970年4月4日，在北郊车站，我与大批知青一起奔赴了黑龙江省边陲那片广袤的黑土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两年后，我收到家里的来信，说母亲已审查清楚，恢复了党藉，叛徒、特务、工贼均属不实之罪名，但仍在农场，工作还需待分配。年底，我回家探亲，见到了我可爱可敬的母亲。母亲当时已年过五十,4年多的隔离审查,每天都是强体力的劳动,身体摧残得很厉害,患上了当时农村妇女强劳作常见的子宫脱垂(这病折磨了她多年,后来不得已做了手术摘除)。但她的精气神很好。母亲告诉我，从1939年7月入党起，她把自己交给了党组织，在上海白色恐怖下做工运工作，其间，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危险，不少工友、战友都牺牲了，但我幸运地活了下来，看到了上海的解放、新中国的诞生。春节过后，母亲要返回长兴岛了。她的组织关系在那儿，她要在补发的工资中拿出1000元去缴党费。那天，我送她到吴淞码头。我们母子俩坐了2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不知不觉地到了码头。临上船时，母亲与我握别，告诉我要好好干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思想政治上要求上进，凡事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请母亲要保重身体。她说，我知道。

　　1983年初，母亲从区政府顾问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一直平静地生活，没有在任何部门“顾问”过一天。父母亲都出身贫寒，当过工人，长年工作都与普通老百姓打交道，他们习惯了与普通市民一样的生活。2005年母亲患病到曲阳医院住院，这是个准二级医院，当时无单人或双人病房，她就住在6人的大病房。当病友们得知这位老太太“文革”前享受华东医院的公费医疗，竟然与普通老百姓在一起时，感到既新奇又高兴。而母亲也会与她们玩起儿时的游戏，唱唱“卖报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近二个月住院，母亲不仅身体恢复得很好，病友们还不放她出院，跟我说，反正公费，多住几天没关系，我们也愉快，我们毛病也好得快。嗬，你看这老太太，住院还起这么个作用。

　　我曾问过母亲，“文革”对你批斗、审查，还有人打你，你记得吗？母亲说，历史不会忘记，谁打我已经忘了，其实我在四年多的关押其间最想的就是你们三个孩子！

　　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作为儿子,衷心祝愿母亲健康长寿;作为社会一员,衷心祝愿她看到社会进一步和谐前进!

2007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