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姐姐

　　鲁迅先生《故乡》中的闰土：少年时，是作者心目中的小英雄，“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到了中年，“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生活中的种种磨难，使得他饱经风霜。掩上书卷，我不禁感慨万分，感叹命运对人的捉弄。

　　此时，我的脑海里闪现了另一个人：她是我的大姐，比我大了足足十二岁。虽然在家里排行老大，但在知青中只能算小妹妹。

　　她七四届，按照当时的政策，老大是可以留在父母身边进工矿的。但为了能让弟弟、妹妹们将来分配进工厂，三十多年前选择了去上海郊县的农场插队。

　　她还在学校读书时，就经常有奖状拿回家，家里的奖状属她的最多：什么三好学生啦，什么竞赛第一名啦等等。有一次，化学考试得了满分外，老师还另外给她奖励分呢，表扬她有多种解题方法。

　　在家里，她代替工作忙碌的父母照料弟弟、妹妹们的生活，特别是我，经常写请假条在家带我这个小妹妹，别的学生请假老师不放心，惟独她经常请假老师没意见。

　　我小时候体质特别差，稍微活动些就要发高烧去医院。为此，父母不愿意让我外出玩，任凭哭闹也不松口。大姐就替我说情，保证我外出不累着，这样我就有机会痛痛快快地玩了，而大姐只是在儿童乐园里的一旁看护着我。可我的身体偏不争气，逃不过经常半夜发高烧，为这，大姐没少遭到父母的责备。

　　在农场，大姐与知青们一起在田里插过秧，在烈日下割过稻。她的吃苦耐劳、善良谦让，得到领导和知青们的认可，年年被评上先进。

　　我读初中的时候，社会上的年轻人中开始风靡吉它，边弹边唱，听了如痴如醉。那时，吉它刚从黄色乐器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多想有把属于自己的吉它啊！梦中也在想。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几十元钱，是笔不小的数目啊！在家境并不宽裕的条件下，这个梦想简直是奢望。

　　可是没过多久，一把崭新的吉它放到了我的面前，怔怔地望着这把似乎还留有油漆味的六弦琴，恍惚是在梦里......是大姐，拿出她整整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下了这把吉它，仅仅是因为我这个小妹妹喜欢它。如今，我已不再抚摸，但我的心中深深地藏下了它。

　　大姐为弟弟、妹妹们做出了不少牺牲，却从没有听到她的任何怨言。在我眼里，大姐的身上充满了灵气，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完美化身。

　　我读初中的一天，正在家做作业，教过我小学语文的席老师来了。她是个中年教师，也当过大姐的班主任。简单地问了几句我的情况后，直奔主题“告诉你大姐，现在有高考了，她应该去参加考试，象她这样的学生，不去考试实在太可惜了。”

　　大姐知道了席老师的话后，只淡淡的说“年纪大了”。后来，我才渐渐明白当时有很多的客观条件限制了她。

　　三十岁那年，她顶替回到上海进了生产组。那是集体作坊，劳动强度很大。不久，与插队回沪的知青姐夫结了婚，添了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当时，那个家没有什么家当，生活可以用“清贫”来形容。

　　看到她一方面为家庭操劳，另一方面又要辛苦工作，我劝她去复习，参加高考，摆脱恶劣的工作环境。她说，有这样一份工作也可以了。我的心头涌上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哀叹。

　　几年后，她那集体单位面临经营困难，终于走到了尽头；她在另一家单位谋了份合同制工作，直到这家单位被撤消。她拒绝接受别人的施舍，起早贪黑，到处奔波，辛苦地工作着。

　　无数次，她用羡慕的目光望着我：中学一毕业，就能参加高考，并顺利地走进了当时算是“精英”才进入的象牙塔里；大学毕业后分配进了政府机关，成了国家干部。

　　我知道，她的内心充满了对稳定的工作、安定的生活的向往。

　　她的女儿：活泼聪慧，充满阳光，考上了名牌大学，从她身上，还能见到些大姐当年的影子。女儿的明天，成了大姐可以寄托的明天。

　　如今，她作为协保人员，快到了退休年龄，但仍然面临后续的生活压力。如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年闰土。那个特定年代所经历的磨难，磨掉的不仅仅是她的青春......

　　我的内心有丝悲凉：人生就象一场牌局，我的姐姐，她的手中握有王牌，却始终没有将王牌打出去。她是知青中的一员，希冀的只是一份平淡。可是命运却吝啬于她那类人。我不知道，这是她个人的不幸还是她们那个群体的不幸？

　　她的女儿，独立、自信。他们这一代，不可能再经历父母们的那种磨难。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曾经历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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