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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硬朗的女人
作者：郑良
她姓陈，曾经是上海某女校的副校长，大家叫她陈老师。
上世纪20年代，陈老师出生在一个小职员家庭，排行老六。
在兄姐的抗日思想影响下，陈老师早早地接触了革命，秘密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小教联”，随后加入了共产党。
年轻时的陈老师非常活跃，常在电台唱歌，那时还没有什么录音设备，都是直播，不料有次唱错了，便吓得不敢再去了。
后来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但是为了服从组织的安排，她忍痛含泪放弃了学业，奔赴苏北抗日根据地学习，然后派回上海工作。
在工作中，她遇见了一个也是地下党的小伙子，两人从相识到相爱，由共识到共誓：“为了革命事业，不到解放不结婚！”
他们果然等到了这一天，没有什么喜宴，就像开了一个会。因为是特殊时期，在报纸上登个告示就算登记了。
婚后响应国家号召，努力生了三个儿子，因为无暇照料，统统全托到幼儿园。以后又全权委托于保姆。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有那么多事情要做，但是他们仗着年轻，凭着热情，拼命地工作着，谁叫他们参与了打江山呢？谁叫他们比谁都珍惜胜利呢？
然而想不到的厄运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将他们卷进了旋涡，那么多的老革命一夜间变成了反革命，连国家主席也被点了死穴。
正职校长为了保住自己，“立场鲜明”地引导红卫兵和造反派在副校长和教导处中抓反革命，陈老师就这样被揪了出来，地下工作的经历变成了汪伪特务经历。
她不服：“要说我是特务，那我也是党安排在敌人后方的特务。”
她被关了起来，批斗，折磨，洗厕所。她想过以死抗争，可是在原区政府工作的丈夫已经抢先了一步，她黯然道：“他什么都让我，这次却没让。”为了尚幼的三个孩子，她硬是挺过来了。
刚刚恢复自由，不到17的大儿子要远赴东北插队去了，没有二话，只有鼓励和支持：“好儿女就应该志在四方！”
她听不得有人对国家发牢骚：“政策是对的，只是个别执行者差了点。过程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家人称她“报纸思想”。
年龄一到，立即离休：“都老太婆了干嘛占着茅坑不拉屎？”
在离休支部，陈老师负责离休干部的住房分配，当一些总认为自己吃了亏的干部家属吵到陈老师家里时就再也吵不动了——她自己住得那么小。
陈老师申请装电话时，半年多也没装上，而邻居两个礼拜就装上了，一请教，还要塞红包。她找到电话局：“社会风气就败在你们这种人手里！”电话很快OK了，但号码都是“气死要死”什么的，反正她百无禁忌，还到邻居家炫耀：“瞧，我就没给小费。”
生活中她我行我素，不要别人照料，不肯和谁同住：“我为自由奋斗了一生，现在要充分享受自由。”
她熟悉鲁迅，不知道琼瑶；她不懂键盘鼠标，却洞悉国家大事；她的离休金是普通人的好多倍，却因为要资助失学儿童省吃检用存不起多少钱来；她不在乎儿孙绕膝，反正有那么多以前的学生带着孩子来看她，要接她去小住；她的脾气越来越怪，不强求谁也不听谁的。
现在，陈老师80多了，个越“长”越矮、背越来越弯，嗓音不那么干脆响亮了，走路不那么健步如飞了。一日，儿子扶她去看病，取药时闻一老妇人浪声浪气：“我们配药一次不得超过100块，离休干部却不限制。这不公平！”
儿子愤曰：“她打鬼子时你在哪？她挨斗时你在哪？那时为啥不来讲公平？”
她拉走了儿子：“说那些没用。”
去年，四姐——一个老新四军走了，陈老师没去送行：“很快就会在马克思那里见面的，就不去了，怪难过的。”
陈老师也立好了遗嘱，三个儿子都签了字：死后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捐献遗体，最后的骨灰撒入大海；遗产中硬件衣物送给她的小姐妹——四清时结交的一位郊区贫农、存款捐给街道图书馆；像片证件等杂物留给后代做纪念。
家人称她珍稀品种，现在真的不多了。
这个女人我认识她50多年了。对，您没猜错，我是她的儿子。
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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