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文学艺术对老三的影响

　　老三身上有着诗歌、小说、音乐、美术和其他西方人文主义熏陶出的贵族气质。

　　说实话，1949年以后中国的英雄人物传记，没有一本能够打动我，先不说他们一个个都是农村出来的战争英雄，生活上离我们太远；就连心灵，也都被作者拔到云霄，无法与之贴近。文革前，许多小说虽然能吸引我，但只是情节的吸引。真正能打动我的书，好像只有《青春之歌》。现在想来那本书能够打动我，也是因为革命加爱情。

　　倒是苏联文学更有点吸引力。苏联革命后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我只记得冬妮娅；《牛虻》（这本不是苏联的），更吸引我的不是保尔和亚瑟对革命的执著，而是保尔与冬妮娅的恋情，是亚瑟对爱玛的爱。至于那时"组织"大力推荐的什么《真正的人》、《青年近卫军》等等，我都不爱看。不过真人真事的人物传记《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以及《古丽雅的道路》，倒一直是我曾经的最爱。因为这两本书中的英雄人物的成长环境和我是一样的，都是大城市的中学生。尤其书中少有中国英雄人物传记那样的说教。

　　但是，到了文革中，当我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接触了俄罗斯文学，我才知道，什么是文学。甚至可以说，我最初的人文关怀意识，就是从俄罗斯文学那里来的。我的一个同学的母亲是电影译制片厂的俄文翻译，父亲是著名文人加被打倒的高干，家里有几乎所有已经被翻译过来的俄罗斯文学作品，那真是一个宝库。那是一个不同于中国革命文学的价值体系，给我全新的感受。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阅读屠格涅夫小说时心灵的战栗。我们背诵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涅克拉索夫等等的诗；我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学校宿舍的床上，轮流朗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讨论和交换读书心得。从俄罗斯文学中，我们知道了什么是人性关怀。

　　这就是革命加爱情的永恒主题：年轻的热血、骚动和燃烧。因为同样都是燃烧，所以革命和爱情是可以相互置换和替代的，对于青年，没有比爱情和革命更强烈的情感了。这也是《山楂树之恋》的基调。

　　《山楂树之恋》中的老三喜欢拉手风琴，静秋第一次与他见面，就是循着《山楂树》的手风琴声找到他的。这首前苏联歌曲是以乌克兰民歌的风格写的，那个年代，都是"革命歌曲"，基本没有爱情歌曲。苏联歌曲补了这个空缺。除了中国的民歌，例如陕北的信天游，以及被汉人篡改了的新疆歌曲等，我那时对"解放"后的绝大多数歌曲都一点也不喜欢，可以说，那个年代的歌曲都是唱给"党"听的，唯有苏联歌曲等是可以唱给自己的心灵听的。那样的年龄，那样向往燃烧的心，唱着那样的歌曲，于是成为心底永久的记忆。

　　我听我的一个上山下乡的同学说，那天她出发时火车站上高音喇叭播放着慷慨激昂的革命歌曲；火车开动，同学中不知谁唱起了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再见吧妈妈，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刚才还一片喧闹的车厢，忽然一片哭声。现在的青年可能觉得我刚才引的歌词很革命，怎么会引出一片哭声。要知道，那时所有的送别歌曲，都是一片豪情：为革命贡献青春，没有一个提到妈妈。这首苏联歌是卫国战争一群青年上前线打仗，希望妈妈祝福他们平安归来。这在那个革命年代，就有点贪生怕死的嫌疑了。但是，谁都知道，党关心你，是为了动员你去农村"锻炼"。一旦去了农村，今后对你牵肠挂肚的，就只有妈妈了（当然还有爸爸）。

　　这正是打动人的人性之处。我们当年所有的文艺作品，基本都缺乏这样的人性。苏联到底有着俄罗斯文化传承，再革命，还多少保留了对人性的关怀。不像我们，要革命，就必须"全面彻底干净"（这是借用当年一句打倒什么对象时的话），任何与人性有关的情感都必须"彻底决裂"。所以，穿衣是为了遮羞御寒，漂亮就是多余的，性是为了繁殖后代，恋爱就是多余的甚至是不可容忍的，一切不实用的附加审美和享受都必须革命掉。我给这种现象取了个名字，叫"革命实用主义"。开玩笑，扯远了。

　　话再说回来，苏联歌曲有着斯拉夫民族乐曲特有的忧郁，《山楂树》尤其如此。书中的《山楂树》是老三用手风琴拉奏的。我会手风琴，也会钢琴。但总觉得手风琴有着钢琴所没有的韵味，尤其是在拉忧郁的旋律时，那金属的簧片声，似乎在轻柔地割着你的心；而在拉欢快的旋律时，热烈中似乎又带着些许漫不经心。老三是拉给自己听的，而这样忧郁的琴声不会不对同样敏感的静秋产生致命的吸引。我相信老三在一个人练琴时，大部分拉的是外国乐曲，而且以老三那样的人，应该更喜欢小调乐曲。因为小调乐曲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忧郁。（不过静秋说到的那个劫夫作曲的《骑兵进行曲》是大调）

　　什么是忧郁？那是痛苦和无奈的沉淀，是憧憬与寻找的交织，。老三就有种诗人般的忧郁气质。

　　还有俄罗斯的美术。列宾、利维坦，等等，尤其是利维坦风景画中流露的忧郁，对我们都是一种熏陶和吸引。

　　现在的青年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苏联歌曲和俄罗斯文学会影响整整几代人。因为那样的年代，所有西方的人文都被判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意识"，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称赞过的西方文学作品，得以被有选择地出版，其他作品基本被封锁。我们那时能够看到的《简·爱》和《约翰·克里斯多夫》版本还是1949年以前的，1949年后根本没有出版过。即使是马、恩称赞过的作品，前言中也必定是先批判一通，要求读者"批判地吸收"。

　　由于苏联和中国在50年代的友好关系，俄罗斯文学在中苏蜜月时期得以被网开一面。于是这成了我们接触西方文化的窗口，虽然不是唯一，但却是唯一开得稍微大点的窗口。幸亏这个俄罗斯文学的窗口，部分地替代了西欧文学的人道主义空缺；还有苏联歌曲，慰藉了需要爱情浇灌的年轻心灵。

　　后来，"苏联变修了"，于是连带俄罗斯文学、苏联歌曲一起被扫荡。这扇通向西方文化与文明的最后窗口也被关闭。等到我们想阅读被规定书籍之外的这些书籍，就只能偷偷摸摸地了。

　　当然，也有理直气壮，公开阅读的，不过下场很多落得个"阅读封资修黄色书籍"的罪名挨批判。我有个同学，一次从上海去黑龙江时，在火车上看一本俄罗斯小说打发旅途时光，被列车员发现抢去没收，他忍气吞声，不敢据理力争地要回来。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书他带了一箱子，他怕争执起来后，那位阶级斗争意识敏感的列车员会发现那整箱书，弄得他全书覆没。

　　这就是为什么那一代人那么怀念苏联，老了还要特地去俄罗斯旅游朝拜。因为那是他们在那个革命和坚硬的年代，所尽力保存在心底的人性和柔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