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没有归档的“履历”

　　　我留存了七七年高考的“准考证”和入学后的“学生证”。考证上的黑白照片略黄，但仍旧清晰。我那时眼睛虽近视却不常戴眼镜；白衬衫外面蓝灰色的女式海军军装。我怎么没在按快门的瞬间笑一个呢？要不，也让此刻的我跟着一笑啊。

　　七七年高考，是经历过十年动荡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当时的我们无论是心境，还是处境，是中国土地上一批最独特、最复杂的人。其独特在于，我们一边为祖国和民族唱着赞歌，一边为自己作了那个时代的陪葬的青春唱起挽歌；其复杂在于，回忆过去得比别人多双份的勇气，走向未来得比别人多几倍的辛劳。

　　薄薄一纸“准考证”，对背负青天面朝黄土已经八载有余的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我的“大事记”里：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离沪返吉（我因为腰肌损伤，回家疗养了几个月。有招工消息，便急着赶回生产队）。

　　一到集体户，我立刻被浓重的学习氛围所包围。原来大家都忙着复习迎接高考。我等一介初中生，考大学？当时，我们根本没复习纲要，唯一的教材就是一高中生过去读过的几本教科书。复习时间少，来得及吗？叶子他们已经复习一阵子了,“我们都准备报考，你倒不……”叶子喃喃道。

　　我若不，岂对不住自己？受周围同学们的影响，我立马投入紧张的复习迎考。

　　正值农村脱粒打场，让电。我们白天各自看书、做题，到了晚上就相互提问答题。集体户没有煤油灯，也没蜡烛。我们将几股纳鞋底线拧成细绳，放小碟子里，然后小心地倒上从上海带来的食用油。我们不到“万不得已”决不点灯。即使“只看一眼”，把书本凑到微弱的光环下，用毕，赶紧吹灭。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九日高考登记，我填报了师范文科。我怕自己考不上大学，还填了一所幼专师范。

　　十二月一日、二日高考。考试科目：语文、数学、政治、史地。语文科目的作文考题二选一，我选了《伟大的胜利——难忘的1976年10月》。语文是我考得最轻松的一科；政治和历史、地理也算不错，都靠死记硬背；数学是我的弱项，答了一半题，还不知答对否。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七日体检。三月三十一日我们接到录取通知书。我把录取师范的大学通知书看了又看，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激动的心情不亚于农民土改时分到土地。我们最后“留守”的五个同学全都“中榜”。

　　一九七八年四月七日到学校报到。生产队派了辆手扶拖拉机送我和XU。我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向送行的人群挥手道别，乐乐颠颠的(终于走出乡间田头的兴奋与身子随拖拉机在乡间小路上颠簸摇晃“融为一体”）。

　　我们中文系有十二个上海人。

　　我们中有五个同学完成了学业。两个同学在美国；两个同学在深圳；一个在内地；其余都回到了上海。下面这张照片是留在上海的“七君子”。你能辨认上下两张照片谁是谁吗？

　　这哪是“七君子”？分明是逃兵啊。

　　我们几个因为抵挡不住回城的诱惑，于十二月十八日向校方提出退学申请。

　　我十二月二十九日去公社知青办，要求恢复我的知青身份。当年我曾经是公社知青月刊《朝阳》的总编，从征稿、写稿、改稿、编辑排版、刻钢板、油印，样样亲历亲为。有一阶段搞什么函授学习，还抽我出来当了“一会儿”的《写作》兼职老师。所以，我立即获准重入户口。

　　我们与校方、教育局交涉了二十多天。（文革后期，刮起一阵“读书无用论”，学生无心读书。老师则被打成“臭老九”，谁都可以踩上一只脚，颜面斯文荡然无存，许多教师无奈该行，导致师资匮乏。因此，无论校方还是教育局“卡”住我们几个未来的“人民教师”不放行。)

　　一九七九年一月九日，教育局终于批准我们退学。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三日，我又转出农村户口。真正的脱离了农村，不再是农民，不再是知青。因为前途未卜，我并没有想象中的欢呼雀跃。

　　我们经过不懈的努力，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五日，我们从学校出发，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大逃亡”。

　　回到上海的最初，我们一度不敢公开自己曾经“吃商品粮”的身份（有一阵“风声紧”，若不符合回城规定便要“遣返”回当地）。我们各显神通，利用各种“不法手段”掩盖我们曾经为之骄傲的一段“历史”。

　　所以，我的档案里就没有当时“学生登记表”、“入学政审”、“学生成绩表”之类的材料，连高考试卷都被当地干部“帮忙”抽掉了。

　　没有学历怎么办?“而今迈步从头越”。

　　一九八六年九月，我又重新跨入大学校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