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绪虞（1886-1960），号舜琴，书名乐书，普宁市洪阳镇雨堂人，1921年日本海军士官学校，先后任职北京政府驻日本使馆、南京政府海军总司令部、东北海军学校等部门。"西安事变"后因受蒋介石猜忌而弃职返乡。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不为日、汪伪政权利诱所动，拒绝到南京伪海军部任职的邀请。后任两广监察署主任秘书；1942-1943年任饶平县县长。在任期间组织抗日武装，惩治贪官污吏，清查浊吏与奸商合谋贪污战时储备粮2千多石等大案，百姓叫好。抗战胜利后协助创办汕头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并先后担任海军部总务处长、总司令部法制少将委员和广州市、台湾海军基地司令等职。解放后历任汕头市、普宁市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民革汕头市委员等职。1960年在汕头病逝。《普宁县志》、《潮汕百科全书》有传。

黄绪虞（1887—1960）号舜琴，书名乐书。1884年出生于潮柑之乡普宁市洪阳镇雨堂村。少年好学，聪颖过人。清光绪三 十年参加童子试，为生（秀才），后就读汕头市金山中学，清光绪三十二年留学日本东京同文书院。两年后考进日本海 军军士官学校将校科。1912年毕业回国，先后在北洋水师的肇和、应瑞、海琛诸舰实习。1916年，黄绪虞在北京政府海军 部任职。1918年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海军武官。1922年任南京海军总司令部中校副官。1925年后历任东北舰队司令部副官、利捷舰舰长、东北海军北京办事处处长、东北海军司令部参谋长。1931年任东北海军学校校长，他奋力培养中国海军新 型人材，学生对印象极好。1933年任东北地区海国司令部参议。黄绪虞对海事很有研究，著有《中国海军之沿革》一书，为中 国海军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深受读者好评。1934年脱离东北海军。次年任国民党南昌行营少将参议。1936年任南京交通 部上海航政局科长。

1936年西安事变后黄绪虞因与张学良的关系密切，受到蒋介石的排斥。1943御职回乡，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倡办省立汕 头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建议商船学校应令人才集中、教学设备完善、内容充实，务使符合时代要求，为国家争光于海上，并介绍数 名海军人才到校任教。对如何办好商船学校，为国家造就优秀航海人才而呕心沥血，深受师生的爱戴和敬佩。该商船学校 为潮汕地区培养出一批优秀的航海人才。1948年9月22日授海军少将。1955年该校迁往武汉市，易名为“航海交通学院”。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桂林监察使署主任秘书、饶平县县长。抗战胜利后，任海军总务处处长兼军官大队大队长、台湾海军 第三基地司令、广州海军第四基地司令。1948年9月22日授海军少将。后脱离国民党海军回汕头市定居。建国后历任汕头市、普宁市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民革汕头市委员等职。1960年在汕头病逝。

黄绪虞接任饶平县县长职位后不久，一架日寇中型军用运输机因故障迫降在黄冈镇大澳村海滩。当地挺进队迅速包围但不敢贸然进攻，双方形成对峙。随后，日寇紧急修复飞机并试图起飞，未能登机的两人在次日被挺进队捕获。黄绪虞县长亲自审问这两名日俘，运用流利的日语与他们交流，展现了其作为“日本通”的深厚功底。审问中，黄县长不仅解释了国际法和优待俘虏的政策，还巧妙地回答了日俘的质疑和提问，包括关于水果的误解，展现了其机智与幽默。最终，日俘被黄县长的言辞所折服，态度变得恭敬，并被依法转送至后方处理。

黄绪虞县长初到饶平县，便面临陈黄两姓因小事而起的长期官司，此案复杂棘手，若处理不当恐引民怨。黄绪虞深知其中利害，面对这一复杂局面，他没有选择简单的判决了事，决定亲自介入调解。黄绪虞先是分别听取双方意见，了解事情原委，而后巧妙提出解决方案：双方各自罚戏一场，以示和解。此举既不失公正，又兼顾双方颜面，更避免了直接判决可能引发的更大冲突。在黄绪虞的耐心劝解下，双方代表最终同意这一方案，并欣然接受。随着两场戏的相继上演，陈黄两姓的积怨逐渐消散，既维护了各自面子，又使邻里关系得以缓和。黄绪虞以他的智慧和公正，成功化解了一场可能引发更大纷争的官司。

雨堂村东侧的灵汇泉，是普宁八景之一。据清代乾隆《普宁县志》记载：“灵汇泉，黄都雨堂庵左侧，与池相通，清浊不混，汲以祷雨辄应。井泉左侧有亭，称雨堂亭。”昔时为往来于普宁市与揭阳市之间的行者休憩之所，然而岁月流转，年久失修。直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黄绪虞于归隐田园之际，毅然挺身而出，倡议并亲自主持了雨堂亭的重修大计，历时月余竣工。黄绪虞还为之撰文撰联，其联云：雨泽沛洪阳，留下灵泉胜迹，堂阴屏铁岭市，尚有佛塔奇峰。

洪阳河，作为榕江中游右岸一条小支流，其流域面积达166平方公里，源自巍峨的大尖山，蜿蜒流淌，穿越普宁旧县城洪阳镇，最终汇入榕江。这条河流原可通舟楫，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尤其是清代以来，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问题日益严峻，导致河床逐年淤积抬高，加之河道本身的弯曲狭窄，使得行船变得困难重重，排洪能力也大打折扣。面对这一困境，民国23年（1934年），社会各界已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成立了“浚河委员会”，旨在通过疏浚工程恢复洪阳河的通航与排洪功能。然而，由于当时经济条件有限，经费筹集困难重重，这一计划最终未能付诸实施，洪阳河的治理问题依旧悬而未决。时间流转至民国33年（1944年），黄绪虞、方瑞麟等人再次挺身而出，他们发起了一场新的疏浚行动，针对洪阳镇以下那长达11公里的曲折河段，展开了一场整治工程。他们拓宽河道，裁弯取直，将河底宽度从原有的20米拓宽至30米，以期恢复河道的畅通与排洪能力。然而，天不遂人愿，尽管黄绪虞等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牺牲，但受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以及随后日寇入侵的动荡局势，工程未能完全按照计划圆满完成。

黄绪虞著有《中国海军之沿革》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