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属于旧时代的封建团体，主要有三类：同乡会馆、商人会馆和科举会馆。中原地区的会馆始于明朝初年，兴盛于清朝，衰微于民国时期。

会馆最早产生于明代前期，已知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主要为同乡官僚和科举之士提供居留、聚会之处，故又被称为试馆。嘉靖、万历时期同乡会馆趋于兴盛，清代中期最多。会馆的出现与发展，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会馆是中国封建时代后期出现的一种新的建筑类型，是商业经济发展的产物。北京是会馆的发源地，历史上前门地区是会馆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中原地区最早的会馆芜湖会馆就诞生在这里。据《前门志稿会馆卷》记载，前门地区会馆有资料可考的多达129处，目前有遗存37处。其中，三里河周边现有会馆18处。在中国古代，一直实行着“重农抑商”的政策，鼓励农业发展，抑制商业发展。直到宋朝，商业经济才得以兴起，元、明、清继续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几个朝代才是真正的商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会馆的出现正是商业经济发展的证明。会馆是古代异地流动的商人建造的一种公共建筑，供联谊聚会、商务活动、文化娱乐活动所用，并为异地流动的商人提供生活方便。据考证，会馆的正式出现是在明代中期。明代刘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卷之四中有《嵇山会馆唐大士像》一文，其中提到会馆的设立始于明朝嘉靖、隆庆年间，为都市流寓的士绅提供了聚会、居住和商务的场所。至今尚未见有更早关于会馆的记载。

会馆可以分为两类：行业性质和地域性质。

行业性质的会馆主要由同行业的商人集资兴建，例如盐业会馆、布业会馆、钱业会馆等。明朝中后期，随着商业贸易逐渐繁荣，具有工商业性质的会馆才大量出现。会馆制度开始从单纯的同乡组织向工商业组织演变，但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地域观念，绝大多数都是工商业者的同乡行帮会馆。即使到了清朝后期，突破地域界限的行业性会馆仍然只是个别的，以同业公会的形式出现。明清时期工商业会馆的出现，对于保护工商业者的自身利益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会馆与乡土观念及封建势力的结合，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地域性质的会馆是由旅居外地的同乡人共同建造的，例如江西会馆、福建会馆、湖南会馆、山西会馆、广东会馆等。古代商业发达的地方通常会有很多会馆，其中最多最集中的当属北京，因为各地人士都需要前往京城办理事务，不论是地方官员、外地商人还是赶考的学子，都会大量聚集于京城，全国各地的人都在北京建立了会馆。据清朝学者李虹若所著《朝市丛载》记载，清朝光绪年间有392所准确名称和地址的会馆，后来还有更多在建。各地在京建会馆的数量不均衡，其中最多的是江西人建立的会馆，有60多所，其他省份则有30多所到几所不等。这些地域性会馆是地域文化的产物，旅居一地的同乡人共同集资建造会馆，提供一个聚会联谊的场所。有的会馆甚至为同乡提供优惠的食宿便利，地方官员进京、旅行的商人和赶考的学子等都可以在会馆里借住。北京的地方会馆甚至专门为赶考的学子建造，其中一些会馆甚至以“xx试馆”的名称命名，例如以前北京就有“天津试馆”、“遵化试馆”、“广州试馆”等。清末时期，很多社会活动或政治革命活动都在北京的这些地方会馆中进行。例如康有为曾在南海会馆办杂志，从事戊戌变法的活动；谭嗣同搞变法时住在北京的浏阳会馆中；孙中山联合各派势力组建中国国民党就在北京虎坊桥的湖广会馆中。这些会馆今天都已被列为重点文物并受到保护。

会馆中普遍建有戏台,同时会馆中也要祭神,戏台建筑的做法也是和庙宇中的戏台一样,背对大门,面朝正殿。会馆中的戏台一般都做得非常华丽,雕梁画栋、泥玩具彩画、五彩缤纷,极尽豪华之能事。到了近代以后,有的会馆中的戏台就干脆脱离了庙宇中戏台建筑的传统做法,不是背靠大门,面对正殿,而是在会馆后面专门建造一栋大建筑,把戏台放在大厅中间,这座建筑就变成了一个完整的戏院,民间叫“戏园子”。而这座专门为戏台而建的大建筑就成为了整个会馆中最大、最重要的建筑,成了整个会馆的中心。

北京会馆主要以试馆为主，因为当时科举考试在京城举行。另外，也有少部分会馆具有工商业性质。而苏州、汉口、上海市等工商业城市的会馆，大多以工商业者、行帮为主体的同乡会馆。四川省的会馆则多由清代名地移民建立，以联系同乡情谊为主。

重庆会馆建筑规模最大最集中的地方，在渝中区下半城沿长江一线的朝天门、翠微门、东水门、人和门、储奇门、金紫门内，也就是今天湖广会馆所在的那一带。如陕西会馆( 朝天门内，原陕西路 6 号一带 )、福建会馆(朝天门内，原沙井湾 9号)、江西会馆( 东水门内，陕西路五巷六巷 )、湖广会馆(东水门内，今芭蕉园 1 号)、广东公所(东水门内今芭蕉园1 号)、齐安公所( 东水门内，今芭蕉园 1号 )、江南会馆(东水门内)、山西会馆(人和门内人和湾街，今邮政局巷 22 号 )、浙江会馆( 储奇门内，今解放东路 398 号 ) 和云贵公所(金紫门内绣壁街，今解放西路 100 号 )10 个会馆，俗称八省会馆。如今，这里除了仅存的湖广会馆、广东公所、齐安公所( 今统称湖广会馆建筑群)，其他会馆都已因各种原因先后毁失尽，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在整个重庆市范围内，至今仍保存有各类会馆近百处(最早的会馆建于明朝)。其中有 69 处为移民同乡会馆(包括湖广会馆 22 处，江西会馆 13 处，四川会馆 16 处，福建会馆 3 处，广东会馆6处，山西会馆4处春秋祠5处)，分别分布在渝中区、江北区、巴南区、渝北区、江津区、江、铜梁西阳等地。

安徽会馆建于1868年至1871年，耗资28000余两，是京师第一会馆，由安徽肥东县人李鸿章倡建。康有为选择安徽会馆作为戊戌变法的集会场所，因为该地点靠近变法核心人物的居住地。安徽会馆是由李鸿章兄弟发起建立的，康有为在这里进行了“公车上书”和创办了《中外纪闻》，同时也成立了强学会，使其成为戊戌变法的策源地之一。今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回顾先贤们的革命事迹对此时此刻有着特殊意义。

1949年5月22日，南北干部在这里召开会师大会，宣布中共分水县委县人民政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为分水公社委员会、镇政府、分水派出所等驻地宁绍会馆在城隍弄东，建于清光绪年间，典型石库门建筑。上有一块约60厘米高，180厘米宽的匾额，四个镀金阳文“宁绍会雁会馆为四合院式，上下两层，中有天井，设有会厅和走马楼、厢房等，非常气派，后在一次火灾中焚毁。

2020年，分水镇人民政府在老街改造中给予了重建湖北同乡会、金华馆分别位于分水镇城隍弄和西关。后改为民房，亦相继被拆建。

颜料会馆位于北京市河畔青云胡同22号，是一座明朝建筑，由山西省商人所建，已有400多年历史，是一座二层戏楼，曾举办“会馆有戏”演出。经过保护性修缮后，成为北京城里为数不多恢复原貌的晋商会馆之一。近年来，会馆举办了多场演出，引入了新京菜，并开设了书店，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丰富的文化体验。颜料会馆的历史和演变反映了北京城市文化的发展和变迁，以及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的努力。

安徽会馆作为“北京第一会馆”，是安徽人的骄傲，也是徽文化传播发展的重要载体，吸引了众多家乡人的关注。经历多次定位和修缮后，以博物馆的新身份亮相。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后孙公园胡同，是清朝重要场所，也是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由李鸿章兄弟于1871年创建，曾接待许多知名人士。包括三路院落，戏楼、思敬堂、藤闲吟屋、龙光燕誉堂等建筑，总面积约9000平方米。

粤东会馆是一座清代来百色市的广州市商人建造的建筑，曾是粤籍商人落脚、聚会和洽谈生意的场所，后被无偿让给中国工农红军使用，保留了许多红色史迹。建筑整体为砖木石结构，布局巧妙，结构严谨。会馆融合了古建、书法、雕塑、绘画艺术，建筑细节中运用了许多吉祥物和寓意。建筑原为清代广州商人所建，曾是粤籍商人聚会和洽谈生意的场所，后被无偿让给红军使用。

会馆凝聚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在近数百年来中原地区的社会动荡中，会馆作为“乡土之链”始终呵护着侨寓异地的游子商人，特别是在战乱等多事之秋，会馆为同乡籍人士提供了生活的依靠和精神的寄托。会馆成为中国文化传承与更新的基地，映照出中国社会的进步轨迹。

会馆促进了土客文化碰撞与对接。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中原文化向周边的扩散，客籍与土著之间在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冲突颇多，会馆可以被看成是首先为了保护自己、继而谋求协调土客矛盾乃至进行相互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的组织。

会馆促进了雅俗文化碰撞与对接。中原地区传统社会一直有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区分，一般区分为士绅文化与庶民文化，其中士绅文化较多儒家学说，庶民文化则又包含了许多道家、佛家的因素。其实，士绅文化与庶民文化从来就是相互交融和彼此取与的，会馆基本上提供了实施这种交融和互摄的场所。会馆戏台成为雅俗文化互渗的最佳场所。

会馆促进了海陆文化碰撞与对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历史上确乎存在着海洋文化的因子，沿海与内陆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本身就有许多不同，商业文明一直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产生着巨大影响，沿海人把会馆设到内地，内地人把会馆设到沿海，推进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会馆亦促进了中外文化碰撞与对接。从明清乃至近现代，中原地区人流往海外人数众多，外国人亦时有至中国从事各种事务者，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在广大的海外各地，会馆成为中外文化碰撞与对接的基地。近人多研究海外华人创业文化，会馆是基地，是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