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在晋（1570-1643年），字明初，号云，太仓市人，明代官员、学者。

万历二十年( 1592年），王在晋中市进士，授中书舍人。起初担任户部主事，后来暂代工部郎中，接着升迁为福建省按察副使、兴泉道。凭借平定海上盗贼的功劳，补任湖广荆南道，之后又改任湖广副使提学道，转任浙江省右参政、杭严道。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王在晋升任右副都御史，去山东省担任巡抚，进而晋升为河道总督。泰昌元年（1620 年）升迁为兵部左侍郎。天启二年（1622 年），王在晋又升迁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负责筹划治理辽东、蓟镇、天津市、登莱等地的军政事务，后来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崇祯元年（1628 年），王在晋被征召入朝担任刑部尚书，后又调任兵部尚书，因张庆臻改敕书一事受到牵连，被削除官籍，返回家乡。崇祯十七年（1644年），王在晋去世，后来被尊崇祭祀于会稽郡的名贤祠中。

王在晋著有《云集》《三朝辽事实录》《越镌》等。

王在晋，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初授中书舍人，后历官江西省布政使、山东巡抚，进督河道，泰昌时（1620年）迁兵部左侍郎。熊廷弼、王化贞丢失广宁（今辽宁北镇）后，朝廷大震，诛除熊廷弼、王化贞。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十八日王在晋代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镇、天津市、登、莱，帝特赐蟒玉、衣带和尚方宝剑。王在晋分析当时关外形势：“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

兵部尚书张鹤鸣为视师辽东复命时说：“自辽患以来，经略死难系狱，累累匪一……今日经略，难于前日之经略万备矣。王在晋铁骨赤心，雄才远略，识见如照烛观火，肩重如迎刃理丝，但秉正不阿，人醉独醒，独臣于在晋两人耳……在晋不足惜，如辽事何，此今日酿辽事大祸根也。此臣不顾嫌疑，不顾仇害，为国家大计而吐肝胆于皇上之前也。”对王推崇备至。

蓟辽总督王象乾建议王在晋：“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于是，在晋以“抚虏、堵隘”守山海关区的方略，他在《题关门形势疏》中道：“画地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馆，分兵列燧，守望相助。”

他认为，“高岭有乘之势，斗城如锅底之形。昔武侯云地势兵者之助也，不知战地而求胜者，未之有也。奴有战地，而我无守地。山海一关不过通夷贡夷之道，严远戍之防有两河为保障，何夷虏之足忧。而今且以为冲边绝塞，此岂有形之天堑，成不拔之金汤者哉。臣与同事诸臣谋之，有欲筑敌楼，先居高山、高岭者。夫敌楼孤峙，能击远不能击近，倘为贼所乘，则益助其凭高博击，而我失其所控御矣。有为再筑边城从芝麻湾起，或从八里铺起者，约长三十里，北绕山，南至海，一片石统归总括，角山及欢喜岭悉入包罗。如此关门可恃为悍蔽。”“……科臣周希令议费四五百万金以固金汤，而科臣沈应时亦亟议筑起边城为山海屏蔽，臣核道、镇估工计费，谓湏银百万，盖并造衙舍、筑台、建营房之费尽入估数。”“臣尝谓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他发现山海关区关城本身存在重大的隐患，建议修重城，重城修好以后，山海关关城才真正能成为雄关天险，极具战略目光。

朝廷发帑金20万两。他的主张，遭到宁前兵备事袁崇焕、主事沈棨、赞画孙元化等的反对，袁崇焕要求修筑到二百里之外的宁远县，但王在晋不听。袁崇焕两次直接将意见报告给大学士叶向高，但叶向高不知前线的情况，拿不定主意。这时大学士管兵部事孙承宗自请行边，亲赴山海关。帝大喜，特加孙承宗太子太保，赐蟒玉、银币，以示杨崇礼。孙承宗回京后，面奏王在晋不足任，“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在晋既去，承宗自请督师。八里铺重城停工，而为了“提掇道将之精神”（改善精神面貌），因此要到200里外的宁远去修一道边墙（可惜天启和崇祯都没能熬到此墙的奠基就挂了），大力扩军备战（军队由五万多一度增至十四万），大量造办军械、甲仗，并且采纳左通政袁可立“破格用人，以期实用，图复建骠骑之功”的建议广泛提拔干部、增设衙署。

天启五年，在晋任南京吏部尚书，不久就改兵部。崇祯元年，召为刑部尚书，不久，又迁兵部。因坐张庆臻改敕书事，削籍归乡，卒于乡。著有《三朝辽事实录》。撰《海防纂要》，乾隆四十四年禁毁。

万历二十七年三月工部署郎中事

万历二十七年十二月福建省副使兴泉兵备

万历三十三年九月湖广参议

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湖广提学参议

万历三十八年三月浙江省右参政兼佥事

万历四十年闰十一月浙江按察使

万历四十三年四月浙江右布政使

万历四十四年二月江西左布政使

万历四十七年三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省等处督理营田提督军务（山东巡抚）

泰昌元年八月工部右侍郎总督河道军务俱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河道总督）

泰昌元年十月添设兵部左侍郎

天启元年六月添注兵部左侍郎兼督三部事

天启二年三月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辽东经略）

天启二年八月南京兵部尚书

天启二年九月辞去南京兵部尚书

天启五年三月南京吏部尚书

崇祯元年三月太子太傅兼刑部尚书

崇祯元年四月太子太保兼兵部尚书

崇祯二年正月削籍

他提出以“抚虏（收买蒙古）、堵隘（再修一座关城）”作为守山海关区的方略，因而与孙承宗发生争执，但《明史》与《三朝辽事实录》的记载极为不同

孙承宗诘问王在晋，等八里铺重城修好了，是否把旧城现有的四万人都填进去守？

王在晋答，要另外派四万。

孙承宗问，旧城外为新城，旧城外的品坑地雷为敌人设，还是为自己设？新城如守不住，四万新兵怎么办？

王经略回答说，他在山上留了三座山寨给溃军。

孙承宗问，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不是教他们溃败吗？

孙承宗说：“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东其有宁宇乎！”

之后王在晋无言以对，谈话就此结束。（在晋无以难）

但明史记载中不合理之处甚多，王在晋早年讨伐倭寇起家、长期担任军事要职，辽东战争中任登莱巡抚，在广宁之战中王在晋任户、工、兵三部左侍郎长期调度辽东军需，不太可能被只上任兵部尚书几个月、没有军事及辽边经验的孙承宗问至哑口无言。

《三朝》记载了孙承宗的奏折。由孙承宗的奏章原文可知，此次讨论孙、王二人谁都没有提及“四万新军”来守卫重城的事情，孙承宗没有问这样的问题，王在晋也没有那样的回答。

孙承宗在看过重城的部署以后向王在晋询问，新旧两城在八里之内，而旧城外又有城防壕沟和设施，如果重城的士卒发生溃散，那一不小心就会陷于自家的品坑地雷与坑壕之中，新旧两城之间，南面是水，北面是山，溃卒无路可逃，如果都拥于旧城之下，那到底是开门放他进来，还是不开门听任他们在外？

王在晋告诉孙承宗，山上有三座山寨，若有逃溃可以奔向那里，而旧城也有三道关口可以进入。

孙承宗问兵法乃是置之死地而生，为什么要为他们提供逃跑的便利？

王经略回答，这几万边兵都是老兵，特别擅长逃跑（边兵善走），虽可杀死逃兵，但大批士兵逃跑时，亦无济于事。所以我用“两城”的设置，既是依仗城池而稳定军心，又可借此来消减边兵溃散的念头。其言下之意，一，品坑地雷和壕沟既是为敌而设，又是为逃散士卒而备的，以代替截杀逃兵的督战队；二，新城实为死地，王在晋一旦下令不开关放溃兵进入，重城里的守军只有“死守城池”和“退守山寨”两个选择，而山寨不过是摆设（若城池不能固守，山寨亦不能守住）。所以，重城里的士兵要想活命就只能倾力死战。

之后，孙承宗无言以对，谈话就此结束。（臣遂无以应)

王在晋，字明初。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授中书舍人。自部曹历监司，由江西省布政使巡抚山东省右副都御史，进督河道。泰昌时，迁兵部左侍郎。天启二年（1622年）署部事。三月，迁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市、登莱，代熊廷弼。八月，改南京兵部尚书，寻请告归。五年，起南京吏部尚书，寻改兵部。崇祯元年（1628），召为刑部尚书，未几，迁兵部。坐张庆臻改敕书事，削籍归，卒。

王在晋（1570年），字明初，明代浚县人，约生活在明隆庆至清顺治(1567—1661年)年间。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登进士第，授中书舍人。历部曹、监司，擢江西省布政使、山东巡抚，升河南道总督。泰昌元年(1620年)迁兵部左侍郎。天启二年(1622年)署部事。是年三月，迁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市、登莱，代熊廷弼。八月改南京兵部尚书。不久，辞官告归。天启五年(1625年)，起任南京吏部尚书。未几，迁兵部尚书。曾总理户、兵、工三部事务，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后受张庆臻改敕书罪牵连，削官归里。崇祯七年(1634年)，为《浚县志》作序。《明史》第二百五十七卷载其传，明《诗综》收其诗。

有《越镌》、《历代山陵考》、《海防纂要》、《总部疏稿》、《经略抚齐中枢疏》、《龙沙学录》6卷、《通漕类编》9卷、《岱史》、《辽记附述》、《辽评纪要》、《评辽续记》、《兰江集》、《宝善堂集》、《西坡漫稿》、《西湖小草》、《三朝辽事实录》等。

曾祖父：王祺

祖父：王

父亲：王亮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