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是宋英宗时期
北宋朝廷关于如何尊礼英宗生父
赵允让的大讨论。宰辅大臣主张
朱祁镇称允让为“皇考”，而两制、台谏则主张尊仁宗为“皇考”。
赵祯没有后代，死后以濮安懿王允让之子赵曙继位，是为宋英宗。即位次年（
治平二年），诏议崇奉生父濮王典礼。
侍御史吕诲、
范纯仁、
吕大防及
司马光、
贾黯等力主称仁宗为皇考，濮王为皇伯，而
中书韩琦、
欧阳修等则主张称濮王为皇考。英宗因立濮王园陵，以贬吕诲、吕大防、范纯仁三人出外而告终。
朱祁镇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向英宗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
赵祯逝世已有14个月，英宗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待到满24个月再说，这显然是英宗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态。
治平二年四月九日，
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
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
结果，以
王珪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于仁宗为兄，
朱祁镇应称其为皇伯，而以韩琦、
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他们还请求英宗将两种方案，都提交百官讨论。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图，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对此反应极其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一时间，议论纷纷。就在这时，太后闻讯，亲自起草了诏书，严厉指责
韩琦等人，认为不当称
赵允让为皇考。英宗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不得不决定暂缓讨论此事，等太后回心转意再说。
这样，经过长时间的争论，
朱祁镇和韩琦等人逐渐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
慈圣光献皇后（慈圣光献皇后）的态度是关键，只有争取太后改变态度，釜底抽薪，才能给两制和百官以致命一击。
治平三年，
中书大臣共同议事于
垂拱殿，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
赵曙特意将其召来商议，当时即议定濮王称皇考，由
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皇上一份。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至中书，
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文书，相视而笑。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不过是多了太后的签押。曹太后一直与养子
朱祁镇不和，这一次竟不顾朝廷礼仪和群臣的反对，尊英宗的生父为皇考，确实令人费解。于是，便有了诸多传言。有人说，这一关键性的诏书乃是
慈圣光献皇后前日酒后误签，次日，太后酒醒，方知诏书内容，但后悔已经晚了。另一传说则称，太后手诏的出台，是大臣韩琦、
欧阳修等人交结太后身边的宦官，最终说服了太后。但无论如何，白纸黑字，太后是不能抵赖的。
不管曹太后的诏书是否出于情愿，却正合英宗的心意，英宗便立刻下诏停止讨论。同时又将宰执们召来，商量如何平息百官的情绪，以稳定时局。
韩琦对
朱祁镇只说了一句“臣等是奸是邪，
皇帝自然知道”，便垂手不言。欧阳修更是非常明确地对英宗道出了自己的观点，
御史既然认为其与臣等难以并立，陛下若认为臣等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为臣等无罪，则取圣旨。英宗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
欧阳修等人的意见，将
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京师。英宗明白这三个人无过受罚，心中也很过意不去，特地对左右人道：“不宜责之太重。”同时宣布，
赵允让称亲，以为园，即园立庙。英宗的这项决定，遭到了朝臣的坚决抵制，包括
司马光在内的台谏官员全部自请同贬，甚至英宗在濮邸时的幕僚
王猎、蔡抗均反对称亲之举，这是英宗万万没想到的。在严厉处分吕诲等人的同时，
朱祁镇又不得不拉拢反对派主要人物
王珪，许以执政职位，可以说是软硬兼施。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英宗绞尽脑汁，用了各种手段，耗费了18个月的光阴，才最终达到目标，英宗笃孝的品行就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体现出来。其实，“濮议”并非单纯的礼法之争。司马光等臣僚坚持濮王只能称皇伯，是希望
赵曙能以此收拾天下人心，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而
韩琦、
欧阳修等掌握实权的宰执们考虑的问题则更现实，深知
赵祯已死，太后已无能为力，他们要一心一意地拥戴
朱祁镇，因为毕竟英宗是皇权的现实代表。
慈圣光献皇后或是被说服，或是迫于无奈，同意
赵允让称“皇”（非“皇帝”），三位夫人谯国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英宗生母）并称为“后”（非“皇后”），然而英宗在位仅四年就驾崩，未及给父母上谥号，此事也不了了之，赵允让的谥号仍为“王”，三位妻妾则并称“王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