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责任是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过失及其不良后果在道义上所承担的责任。在西方伦理学史上，道德责任与人的意志有无自由的问题密切联系。宿命论和机械论否定人的意志自由，认为人的活动是由神、雅威预先安排的，或者在一切场合下都是由环境决定的，个人完全无能为力，从而否认人的道德责任。在现代西方，存在主义者萨特从承认主体有着不受限制的绝对自由出发，把人的道德责任绝对化，提出“人要为自己所作的一切承担责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行为虽然受到客观必然性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但是人又具有主观能动性，有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对自己的行为具有一定的选择自由，必须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

在自然层面中，人类作为道德维护者，享有心智的高度自由及生存的优越条件，故担负有维护生存秩序及道德的不被破坏及协调运转。非人动物由于智力即分析能力及判断能力不能完全享有，因此不承担道德责任，但是仍旧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如生存权利等一切人类所享有的非局限条件类的权利。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具有一定的选择自由，因此必须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肯定人的行为的道德责任是进行道德评价的前提。有时与“道德义务”含义相同。道德责任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及自然关系中所应该选择的道德行为和对自然或社会或他人所承担的道德义务。

在人类的道德生活中，道德义务是指一定经济关系所产生的道德要求。这种要求既表现在人们相互间的各种关系中，也表现在个人对民族、国家、阶级或团体的关系中。一个社会或阶级，为了一定的利益和需要，总是向社会成员提出和规定各方面的道德责任，用以调整人和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客观上都必然要求每个人履行他对社会、国家和他人所应负的道德责任。对社会每个成员来说，在一般正常情况下，主观上都要认真地选择自己行为的动机，考虑行为的后果。道德责任，反映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道德原则规范。自觉遵守和履行自己在各方面所承担的道德责任，是每个人应具有的品质。履行道德责任，要靠内心信念和高度的道德责任感。

哲学家根据对自由意志的态度差异，可能会对道德责任持有不同的看法。形而上学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行动并不总是由因果关系所决定，于是这也为人类允诺了自由意志，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责任。形而上学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不相容论的支持者，他们推崇一种被称为替代可能性的理论，该理论认为道德责任能够赋予人们作出不同行动的可能。不相容论者有时会援引现象学因素来支持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能够感受到一种决定自身行为的能力，尽管这种感受并未给自由意志确立坚实基础，但有些不相容论者表示，这种对于不同可能性的现象学感受是自由意志的前提。相容论则认为，即便世界是决定论的，但自由意志仍有其存在空间。不同的哲学观点对道德责任的理解和评价各异，这些观点涉及到自由意志、决定论、随机性、神经科学以及法律等多个领域。

道德责任并不一定等于法律责任，尽管在很多时候，一个违反法律责任的人也同时违背了道德责任，但这两种状态并不一定重合。例如，在法律上，关于个人责任的追究有一个例外情况，也即精神障碍辩护，它否认了行为的性格或自由意志来源。精神障碍辩护及其所推论的限定刑事责任可以作为论据，用于论证“罪行并不一定来源于犯罪意愿”。在这类辩护中，大多数西方的法律体系会假定被告人某种程度上没有过错，因为他的行为源于大脑功能的错乱。

当人们谈论道德责任，他们讨论的一般是针对个人的道德责任。但是，乔尔·范伯格等人认为，企业集团或是其它一些团体也应负有一种被称为“集体道德责任”的东西。例如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人们可以认为当时的南非政府对侵犯非欧洲裔居民人权负有集体道德责任。

随着自动化、机器人以及相关技术的发展，一个全新的问题迫在眉睫：人工系统是否负有道德责任？这个问题的另一个相关变体是，“从什么时候（如果可能的话）开始，道德责任能从其人类创造者转移到这个系统本身？”这个问题与机器伦理相关，机器伦理关注人工系统的道德行为规范，而人工系统的行为是否负有道德责任一直是其争论的焦点。

实验哲学研究了未受教育人群对决定论和道德责任是否相容的认知，有些实验包含了跨文化的研究。结果显示，人们并没有明显的倾向于相容或不相容的观点。例如，当人们面对一个抽象的问题，被问到某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作出非道德行为是否违背道德责任时，他们倾向于作出否定回答，也就是不相容的观点。而当研究者描述一个具体的非道德案例，即使这些行为确实是别无选择的，人们也更倾向于认为行动者违背了道德责任，也即给出了相容性的观点。此外，神经科学在自由意志方面的实验研究或许能够为自由意志带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