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烈文（1832年2月3日-1893年8月9日），字惠甫、伟甫，号能静居士，江苏阳湖（今武进区）人。清朝曾国藩主要幕僚之一。

赵烈文出生于官宦世家，其祖上在明清两朝出过九位进士，父亲赵仁基官至湖北按察使。赵烈文自幼聪慧，早年入私塾，三应乡试不中，遂绝意仕途；一心钻研学问，得益于族兄赵振祚、周腾虎、刘翰清等人。赵烈文读书讲究经世致用，经常关心大政时事。咸丰五年（1855年），赵烈文经姊丈周腾虎的推荐，成为曾国藩的机要幕僚。直到同治八年（1869年），赵烈文先后四次进入曾府，深受曾国藩的礼敬。在曾国藩事业高峰期，赵烈文作为核心幕宾，为其提供了许多军事和政治上的谋划和支持，包括如何应对外患、用兵谋略、整饬吏治、征收商税等。在两人的一次交谈中，赵烈文分析了（北京）城中局势，“预言概不出五十年大清灭亡”，得到了历史的印证。同治十年（1871年）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赵烈文出任磁州、易州知州，赵烈文在为官期间尽职尽责，坐堂理讼、下乡查案、兴修水利、考试文童，事事亲力亲为，声望颇佳。赵烈文生平好藏书，多达数万卷，辑有《天放楼书目》。其著述颇丰，对佛学、易学、医学、军事均有涉猎，主要作品有《能静居日记》《落花春雨巢日记》等，这些稿本现藏于南京图书馆。

赵烈文以其才华和性格成为曾国藩晚年极为信赖的幕僚之一。他展现出对时局敏锐的洞察力和深远的战略眼光，预判了外国列强的侵略野心以及国内政治经济的走向，对晚清时期的中国历史进程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他的《能静居日记》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成为后人了解那一时期中国历史变迁的重要文献。历来史学家非常看重赵烈文，认为“研究晚清历史，不能不研究曾国藩，研究曾国藩不能不研究赵烈文”。

赵烈文，乳名来求，爱新觉罗·旻宁十二年正月初二日（1832年2月3日）出生于江苏阳湖（今武进区）的一个官宦世家，其祖上在明清两朝先后出了九位进士，六世祖赵申乔，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曾任偏巡抚，官至左都御史、户部尚书，卒谥恭毅。父赵仁基，道光六年（1826年）进士，累迁江西南赣道，官至湖北按察使。母方淑人，家中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赵烈文在家中排行最小。赵烈文自幼聪慧，四岁时入私塾，跟随冯士贞读四子书，八岁时改为跟随毛先生开始读经书，之后又跟随宜兴市的表兄方元征学做文章，然后是周叔程为他讲解诗歌、制义、起讲。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其父病死于赣南兵备道总理南安粮台任上，从此家道中落。第二年，在其父好友王蓉坡的资助下，赵烈文举家奉讳归里，卜居宜兴。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赵烈文迎娶江宁区邓子期之女邓嘉祥为妻。咸丰二年（1852年），赵烈文与其兄赴江宁参加乡试，拜见了邓氏家人并游览了邓氏万竹园。赵烈文曾三应乡试不中，遂绝意仕途，一心钻研学问，博览群书，得益于族兄赵振祚、周腾虎、刘翰清等人。赵烈文读书讲究经世致用，非常关心洋务、河工、盐政等大政时事。

咸丰五年九月十六日（1855年10月26日），赵烈文经姊丈周腾虎的推荐，动身前往江西省，途径苏州市、嘉兴市、杭州市、富阳区、桐庐县、兰溪市、衢州市、常山县、玉山、铅山县、弋阳县等地，抵达南昌府。十二月二十六日（1856年2月2日），赵烈文在南昌市城外的南康大营初次见曾国藩，之后数日，曾国藩令赵烈文参观驻扎在青山、香樟木等地的湘军水陆各营。期间，赵烈文行至樟树镇，于驻扎在此的水师统帅彭玉麟详谈甚久，回到南康大营指出周凤山所统领的陆军营制松懈，部队的士气已老，恐怕不足以依靠。这番言论引起曾国藩不悦，恰逢赵母生病，赵烈文便向曾氏乞求归乡，曾没有挽留，批准赵烈文回乡。在离开之际，传来樟树湘军大败的消息，曾国藩开始对赵烈文刮目相看。赵烈文特呈请文，献上用兵计策，便启程回乡。

咸丰五年（1855年）十二月，赵烈文去江西曾国藩大营途中，在江西省余干县瑞洪，遇上离赣赴浙的郭嵩焘与周腾虎，他两人是受曾国藩委派，专程赶赴杭州市筹办淮盐浙运事项，会同浙江巡抚何桂清等当地官员协商办理。

咸丰七年（1857年），赵母病逝，赵烈文回家奔丧。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太平军连克常州、苏州市、杭州，史称庚申之变。赵烈文从常州城中逃脱，亡命于江南各地。次年七月，他重至曾国藩大营。不久，朝廷命曾国藩举荐人才，曾国藩特别保举了六个人，称赵烈文“博览群书，留心时务”，朝廷诏令咨送曾国藩大营录用。赵烈文成为吏部注册的国家候补官员，负责办理涉外咨、札、函、奏。

八月初九日，他抱病写下《上曾涤生大帅书》，纵论天下大事及与太平军作战战略。称太平军“足以病我而不足以倾我也”，捻军“足以乱我而不足以病我也”，惟西方列强“志在不小”，“国家之患，无有甚于是者”。他在信中还建议说“外交事宜，应遣使如汉宋故事，庶得其要领”，这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分驻各国使节的建议。曾国藩看信之后，称其“识解远，文辞通雅，逸才也”。

同治元年（1862年) 七月，周腾虎在上海病逝，赵烈文放下手中一切工作，谢绝来客，关门痛苦，在日记中，写道“你和我的交情非同寻常，中途却丢下我，上天残酷至此，我还能怎么办呢”。八月，赵烈文在住处为周腾虎设立灵位，并作《哭甫文》予以祭奠。赵烈文专程向曾国藩请假，赶赴南昌市接四姐一家来安庆市，此后三十余年，赵烈文主动承担照顾四姐一家生活，将她们带在身边居住，还对周腾虎的儿子周孟舆照顾有佳。

次年正月，赵烈文回安庆途中路过金陵，特意到湘军指挥部拜见了曾国荃。当时曾国荃负责金陵主攻任务，听说赵烈文来访，不顾病体让赵烈文到室内执手相见，还送给他一架西洋望远镜。赵烈文回到安庆后，曾国荃多次写信给哥哥曾国藩，让他劝说赵烈文为自己幕府效力。

同治二年（1863年），赵烈文与曾国藩促膝长谈，还拿出儿子曾纪泽的文章给赵姓看，请其点评。赵烈文还多次去曾国藩的卧室聊天，发现其卧室陈设简朴，虽贵为湘军统帅，掌握生杀大权，生活简朴令人敬佩。

同治三年（1864年）6月，赵烈文受曾国藩之命去帮助曾国荃，他从安庆市登船，顺流而下，直奔南京。7月3日，曾国荃得知赵烈文将至，亲自安排车马迎接。当时湘军攻进太平天国都城金陵，赵烈文受曾国荃指令起草上报战况的奏折。傍晚，赵烈文听说各军入城后，大肆掠夺，街上到处都是挑着担子搜刮财物的官兵，场面极度混乱，赵烈文担心恐生变故，就请曾国荃赶快号令约束部队。7月22日，清军捉拿太平天国核心成员李秀成。次日，曾国荃在审讯数次问话，李秀成傲然视之，不发一语。他手握铁锥，对着李秀成遍体狠刺，血流如注。在幕僚赵烈文的提醒下，曾国荃才停止用刑。

之后赵烈文对李秀成进行提审，此时的李秀成是有问必答。他简要对赵烈文介绍自己，“现年四十二，当初烧炭为业，后来被忽悠入会，都称洪秀全是洪先生，也是被他们胁迫加入，在石达开部下。”赵烈文问他几位大王孰好孰坏时，李秀成表示“独服石王”。赵烈文又问他在伪朝知道洪秀全不能成事，还是觉得他肯定能成功。李秀成回答“如骑虎不得下耳。”最后赵烈文问他有什么打算；李秀成表示“肯定是死了，只是还有些旧部，想给他们写信遣散，则瞑目无憾。”赵烈文看他的言行后认为“有乞活之意”，赵烈文最后向他表示“汝罪大，当听中旨，此言非统帅所得主也。”李秀成低头不语。赵烈文已经将李秀成心理底数大致摸清，为曾国藩进一步审问李秀成提供重要依据。五天后，曾国藩从安庆市赶到，亲自处理李秀成问题。同年9月，曾国藩移驻江宁区，赵烈文重新回到曾国藩身边，仍司其职。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曾国藩北上剿捻，令其赴浙江省候补。赵烈文誓不离旧主，拜曾国藩为师，回乡闲居。由于在曾氏兄弟府上游幕多年，赵烈文动念退隐，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自谓“鄙性疏野，不中准绳”，退隐之举是“善刀而藏，以无累诸贤知人之明” 。从七月起，赵烈文与朋友一起遍访常熟市城中，四处看房，最终购买了一座花式园林，他称之为“能静居”“静圃”，当地人俗称“赵园”。他为这座宅子花费了很多心血，多次从上海市、苏州市等地买来奇花异草，亲手种植。其中还特别建造了一座藏书楼，名为“天放楼”，藏书达数万卷。

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赵烈文第三次应邀到南京入曾幕，当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赵烈文居住在金陵两江总督府。期间曾国荃想招赵烈文去为金陵书局提调，未赴。7月8日，清廷严办负责剿灭捻军的湘淮军各将领的旨意，送至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府邸。朝廷圣旨中责难李鸿章、曾国荃、李鹤年等封疆大吏，对于捻军入境不能围堵防御，也不进行拦截，痛加指责，批评李鸿章所办何事。曾国藩非常担心李鸿章与曾国荃缺乏涵养，别生意外，那他就得以死谢罪。赵烈文只好安慰，天下不可一日无公，一旦无公，大江以南马上就会发生叛乱；请求曾国藩为国为民，也要自重其身。次年七月，曾国藩奉调为直隶总督，赵烈文没有同往，结束与曾国藩的宾主关系。

同治七年（1868年）十一月，曾国藩赴直隶总督任，赵烈文返回常熟市。同治八年（1869年），曾国藩调直隶总督，赵烈文奉曾国藩命，赴保定市直隶总督，这是他第四次入曾幕。十一月任磁州知州，而后实授。同治十年（1871年）五月，赵烈文卸任磁州知州，十一月返回保定，一度参与由李鸿章主修、黄彭年主的《畿辅通志》的编纂工作，分纂《河渠》《金石》二略。

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经河南巡抚钱鼎铭保荐，赵烈文担任易州知州。赵烈文在为官期间尽职尽责，坐堂理讼、下乡查案、兴修水利、考试文童，事事亲力亲为，声望颇佳。有一次，一个叫“薛登科”的陌生乡民送他一双靴子，次日又宴请他，捧酒跪拜，“状如欲涕”。赵烈文心中纳闷，询问一番后才知道，薛有一件案子在衙门里拖延了很久，痛苦不已，但去年赵上任后“一日而决”，所以特地来感谢他。

光绪元年（1875）三月，赵烈文找了一个借口，主动辞官退隐，回到常熟市家中。辞官之际，他感到“如释重负，身心泰然”，此后终身未再出仕。其后即赋闲在爱，整理书籍，修缮庭院，也常出门访书访友，生活相对安逸、富足。

光绪四年（1878年），赵烈文为自己的天放楼藏书编写目录。除藏书外，他一生的爱好便是读书，长年不懈，坚持读书。在读书期间，他紧密联系现实，结合自己的思考，写下大量的读书笔记。这些笔记大多保留在他的日记中，成为日记的精华部分。他每次出门时随身携带的图书，都是从自己的藏书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赵烈文纳俞姬。俞姬父亲俞鹤龄性喜书籍，藏旧本颇多。曾在苏州市开设万卷楼书肄，后破产。受家庭影响，俞姬亦知诗书，且能写记书目，装订书本。俞姬的到来给赵烈文藏书有很大帮助。

光绪十二年（1886年），赵烈文以其庭院西南角荒废可惜，巨鼎重新整治。制定了全园结构，特别关注藏书处的设置。十二月，其住宅已有楼堂亭等房屋120间，走廊内外通共80余间，大小桥6座，果树花卉数以千计。

光绪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1893年8月9日），赵烈文病逝，享年六十二岁。

赵烈文作为晚清重要的师爷之一，在曾国藩幕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前后四次进入曾幕，深受曾国藩的礼敬。在曾国藩的事业高峰期，赵烈文作为核心幕宾，为其提供了许多军事和政治上的谋划和支持。赵烈文还是洋务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他主张开办民用企业和工厂，兴办军事工业，并建立近代海防海军。他的这些努力为晚清的“同治中兴”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治六年（1867年）六月，赵烈文和曾国藩进行交谈。曾国藩说京城局势很差，白天经常发生执枪抢劫，成内乞丐成群，甚至有妇女身体裸露没裤子穿，民穷财尽，担心会有异变。赵烈文表示，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中央政府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据他估计，今后的大祸是中央政府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

由于清军因明亡于李自成、吴三桂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入关后为震慑人数远远多于自己的汉人而大开杀戒，诛戮太重，而清王朝后来的君王“君德”固然十分纯正，但善与恶并不互相掩盖弥补，何况“天道”已给他们带来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为十分丰厚的报答，因此这些后来君主们的“德泽”并不能抵消清王朝开国时的无道，仍不足补偿其统治的合法性匮缺。

历史准确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清王朝在1911年土崩瓦解，造成长期“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曾国藩在其官宦生涯的后半期，常常得到赵烈文以佛学的道理来劝解，令其宽心。曾国藩晚年重视佛学，多是受到赵烈文的影响。赵烈文的佛教信仰来源于母亲，其母亲在世时就茹素礼佛，四姐、六姐以及夫人南阳君也都茹素礼佛。整个家族都有佛教信仰，赵烈文每年的初一都会“晨起执香、拜天、拜先圣孔子、拜十方如来，拜祖先父母。次诣寓庵殿上，礼谢佛神。这个习惯一直持续终身。

数术门类众多，赵烈文主要关注易学一类比较正统的著作。对于民间各种术数的流派，赵烈文既有批驳也有关注，在日记中也多有提及。他最常使用的术数门类是六爻，一般会在大年初一早上，敬占一卦，看当年运势如何。此外，赵烈文使用六爻占卜多集中在逃难的两年。如咸丰十年（1860年），浙江省失陷，赵烈文在战乱中多次占卜，内容包括占家属安否，占祖坟安否，占兄长下落，占出行吉凶等等。赵烈文留下了大概60多条六爻记录，这类占卜行为，在他三四十岁以后，日记中就很少出现了。其每年立春卜课的旧例，也在四十八岁时终止。

1861年赵烈文给曾国藩的万言书中提到如何应对“外患”，他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危害最深。中国历朝历代崇尚虚文，注重繁琐苛刻的礼节。外国讲求实用，专精简一。一个国家如果虚文多，实用的内容一定会少，所以三代之下，中 西方对比，常常是中国不如西方国家。赵烈文认为要想改变这样的局面，一定要足够了解外国，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首先，应该把通晓外国语言的人安排在自己的身边，然后在各口岸、海关等与外国人交涉的衙署机构，安排自己的人。除此之外，还需要用丰厚的资金招募敏锐的人去西方各国游历参观，了解各国的政治文化、风土人情、山川地形等。

赵烈文提出中国应该外派使臣前往西方各国了解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曾国藩听取了赵烈文的建议，向清廷提出此举，清廷采纳了曾国藩的建议，赵烈文是提出外派使臣的第一人。

清政府虽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但是在清朝当权派中的言论认为，“这些侵略者其实倒是有礼貌的，很守信用的、 可以做朋友的人” 。关于洋人助剿很多人都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赵烈文与朋友的书信往来中也记录了此事。 江苏巡抚薛焕表示支持“借师助剿”，希望俄法出动兵船，并且“派陆军由旱路会剿，必须厚集兵力”。曾国藩表示可以接受俄国人的建议，不过需要暂缓出兵，因为“此时我之陆军势不能进金陵。 若俄夷兵船即由海口上驶，亦未能遂收夹击之效” 。

咸丰五年（1855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赵烈文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此时曾国藩正在南昌市对付太平军。赵烈文来到南康大营后，不断被人邀请前往大营。赵烈文来到青山营后，分别观看了前、后、左营地。赵烈文视察过营地之后，发现湘军的弊端“亲戚故旧多”，湘军内部人员大部分都是熟人，赵烈文认为军队内部保持这样的关系对军纪没有好处，长期下来会引发队伍松懈，战斗力下降的问题 。

和军爱兵是部队内上下团结一致、关系融洽的反映，是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赵烈文咸丰五年（1855年）第一次见曾国藩时，便发现了湘军的弊端但是并没有说明其中的缘由。第二次来到湘军营地后，发现湘军内部作风勤练，将帅与士兵关系融洽。曾国藩与士兵同甘共苦，发自肺腑的钦佩曾国藩，也说明赵烈文认可曾国藩的治军策略。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十六日，湘军成功攻下金陵，“时南门外官军皆扬旗排立城上，贼亦扬旗拒之”，“申科将尽，忽报中丞回营，余偕众贺”。赵烈文在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善后事宜，向中丞提出四项建议：“一、请求停止杀戮，命令所有人回到各自的住所，关闭门等待检查，派遣队伍逐门搜查，区分良莠进行审理，这样既保全了被胁迫的人，也能尽快找到太平军的首领。二、设立安置妇女的场所，以免她们全部遭到掠夺。三、设立善后局。四、禁止米麦出城。”这些措施有利于稳定战后局面， 但是曾国荃并没有答应全部推行。

湘军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赵烈文也表现出了审时度势的战争谋略。同治元年（1862年），淮河两岸的捻军积极地配合太平军的战斗。捻军撤出淮河后，依然不断地配合太平军。 庐州战役后，曾国藩便制定了“多军进攻九洑洲，沅军进攻金柱关”的计划， 曾国藩认为“如两处皆克，即可进剿金陵老巢” 。就在此时清廷下令呼尔拉特·多隆阿“驰援陕西省”，这无疑打乱了曾国藩攻夺金陵的计划。面对这样的情况，曾国藩“命幕下议其事”。赵烈文对于此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赵烈文认为多隆阿留在金陵有“四宜”，西援渭河平原有“五不可”。

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初九，赵烈文的《上曾涤生大帅书》中，对湘军接下来的计划提出了很多建议。赵烈文认为掌握战争的主动权非常重要，要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防守；要攻击敌人无法防守的地方，要防守在敌人不会攻击的地方；要避开敌人的强势之处，攻击敌人的弱点。处理非常之事，不能拘泥于常规，湘军和太平军相比，湘军的优势在于士兵数量多粮食充足，五攻十围。

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湘军成功攻克了安庆市，但是金陵一直久攻不下， 曾国藩此时有进攻合肥市的打算。 安庆战役过了一段时间，太平军的势力已经得到修整，所以想要继续攻打合肥不是那么容易。如果湘军只顾在前方拼搏，忽略后方的保障，赵烈文担心太平军会偷袭后方阵地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面对这样的情况，赵烈文认为湘军应该振兴吏治巩固收复的地方，整顿重要的地方和民众聚集多的地方；对于那些民众虽多但不重要的地方，以及民众不多的但重要的地方暂缓实行；对于民众又少又不重要的地方则最后整顿。

赵烈文认为“国家不能没有可以防御敌人的军队，也不能没有可以充当军饷的银两。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 正是湘军最艰难的时刻，战争持续进行，国家财政状况恶化，民生凋敝。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引发争战，后果将不堪设想。赵烈文认为应该征收商税以充作军饷，而商税的重要来源是盐业，应该减少厘金，调动盐商积极性，从而增加盐税收入。

赵烈文一生著述颇丰，但大都是未经刊印的稿本、抄本。这些著作包括《能静居日记》稿本、《落花春雨巢日记》稿本；《赵惠甫手札》稿本1册；《磁州批》，赵姓能静居抄本5册；所编《同光档案》抄本8册；《能静居函稿》，稿本3册。赵烈文精通金石，撰有《石固文纂释》1卷，《金石录补存》1卷。这些著作大都藏于南京图书馆。

《落花春雨巢日记》是赵烈文的第一部日记，现藏于南京图书馆，记录了咸丰二年（1852年）至咸丰六年（1856年）间的生活，该日记现藏于南京图书馆，共有赵氏稿本、能静居钞本、南京图书馆钞本三个版本，而其中以能静居钞本最为完整。

《能静居日记》共计二百多万字，从咸丰八年（1858年）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内容包罗万象，其中对太平军、湘军及晚清朝野动态，有着真实的记叙。这部日记，共六十四册，二百多万字。

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首次选刊了日记中躲避洪杨之乱的内容，抗战爆发后，赵烈文的亲属因生活所迫将日记稿本售出，后流入汪伪政权内政部长陈群之手。陈群将其带至南京，藏于私人藏书楼——泽存书库中。日军投降后，陈群自杀，家产抄没，日记稿本于1949年随大批中央图书馆善本图书运往台湾，藏于台湾国立图书馆。1964年，台湾将其首次影音出版。南京图书馆也藏有《能静居日记》原稿。

赵烈文楷书

赵烈文是曾国藩极为器重的幕僚，在与曾国藩私下沟通交谈中，赵烈文展现出对时局敏锐的洞察力和深远的战略眼光，预判了外国列强的侵略野心以及国内政治经济的走向，对晚清时期的中国历史进程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本人的学识、才华和家世背景也为研究同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见解，他的《能静居日记》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成为后人了解那一时期中国历史变迁的重要文献。

曾国藩在信中称赞赵烈文：“其人识高学博，文笔俊雅，志趣不在富贵温饱，是其所长；藐视一切，语少诚实，是其所短。弟坦白待之，而不忘一敬字，则可久矣。”

历来史学家非常看重赵烈文，认为“研究晚清历史，不能不研究曾国藩，研究曾国藩不能不研究赵烈文”。

中国现代文学家孙树勋曾对赵烈文评价：“看来，小人物的日记（《能静居日记》），比起大人物的日记，可看的东西就多了。这是因为小人物忌讳较少，也想存些史实，传名后世。”

曾赵园占地44亩，是一座清代古典园林，原址为清朝末年钱氏旧园，后被曾、赵两家各自购得一半，成为赵园·曾园。其中赵园为“小川”园林部分遗址。清同治、光绪年间，辞官隐居的赵烈文购买此园，与夫人邓廷祯之女邓嘉祥及内弟邓家缉共襄园事，将园重加修治，时称“赵园”“赵吾园”“赵壶园”。现为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今与曾园合称“曾赵园”，为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园林格局呈现为山园一体、借景虞山、以水取胜，在江南园林中别具一格。

赵烈文作为曾国藩的心腹幕僚，曾不止一次建议他去做官，而且还为他在浙江省谋得副知府级的同知职位。曾国藩对赵烈文的从政能力期望很高，赵总以各种理由加以推辞。同治六年（1867年）九月十五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如果你离开，我作为浙江的大官会有所损失，世间的学问和事情都有虚实两方面，你在虚的部分做的很好，但在实的方面，还没有完全探索，应该再努力一些，成为全才。赵烈文回应，做官可能会带来负担，并不是不想当官，而是怕当官。一是怕别人上门求办事，二是怕拒绝不了别人送上门来的钱物，三是怕不能为百姓办实事，四是怕别人说三道四。

赵烈文退隐常熟市时，最初只打算租房或者购买现成的房子，没有考虑自建宅园。为此，从同治四年（1865年）七月，他与朋友遍访城中，四处看房。八月，他看到”荒土一片，南一大池“，这块荒地是吴氏的产业，因为家道中落，所以变卖。几经商谈之后，顺利签订购买合同。从同治四年（1865年）买地起，至光绪十二年（1886年）完工，赵园建造过程前后长达22年，分为奠基、增建、完工三个时段。

初始建造完成，楼上下十间，平屋二十间，楼下天井，围墙尚未成，西首沿河围墙未造。十二月，赵烈文一家正式入驻。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赵烈文对赵园进行向东扩建。第二次大的扩建是从光绪元年（1875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负责建造的主要是他的大儿子赵实，没有太过雕饰。第三个阶段是完工阶段，一直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大兴土木，多处石岸、楼亭、长廊连接动工，漆饰完毕。此时规模宏大，住宅及园中楼堂榭亭为屋一百二十间，走廊内外通共八十余间，石山两堆，大小桥六架，果树、花卉数以千计。赵园成为文人墨客的交流中心，诗歌唱和、戏曲雅集，凝聚精神文化的场所。赵烈文在日记中留下大量交游诗文。

自宋、元至明代前期，常熟市有影响的藏书家就有40多位，明后期开始涌现大量藏书家及藏书楼，常熟也就成为当时全国私家藏书的中心地。赵烈文从小便爱读书，尤喜藏书，每次出游，赵烈文都极爱逛书肆，并购买珍本善本藏于天放楼，辑有《天放楼书目》。赵烈文甚爱藏书，静圃中的藏书空间十分丰富，有天放楼二处，见微书屋二处，另有书屋、书舍若干间。赵烈文时常邀请有人前来鉴赏书贴，其日记中也多有“书室”“书阁”“书塾”“书舍”“书厅”“书堂”“书楼”等字样。“天放楼”藏书，后来归入了南京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