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铭绶，字佩之，又作佩芝，湖南省茶陵县人。两广总督谭钟麟（谭延闿之父）的孙女婿，清朝大臣。

尹铭绶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获殿试榜眼，任翰林院编修。之后历任山东省学政、礼部侍郎、大学士。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受邀进南京总统府任机要秘书。由于在“善后大借款”上与袁世凯意见不合辞职，后寓居上海市，以卖文为生。

尹铭绶著有《学规举隅》，今有光绪二十七年（1901 ）茶陵尹氏刻本传世。

光绪年间肄业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师从徐棻。光绪十四年（1888年 ），尹铭绶 26岁，参加考课，被评为超等第二十九名，奖钱五百文。清光绪二十年（ 1894年），尹铭绶殿试取为一甲第二名进士（榜眼），授翰林院编修，不久兼国史馆协修。二十三年（1897年），出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乡试主考官。二十六年（1900），任山东学政。三十年（1904年），任编书处协修，升掌翰林院掌院学士，后经举荐为江苏省候补道员。还历任礼部侍郎、大学士。

1912年，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因杨度举荐，尹铭绶受邀进入南京总统府任机要秘书，有“智囊”之称。在“善后大借款”上与袁意见不合而辞职，后寓居上海市，以卖文为生。

尹铭绶工书法，以北魏体为主，又学柳公权、赵孟頫损体。

传说，本来尹铭绶应该是状元，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恩科殿试的八名阅卷大臣中，官职最高的是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万，其次是协办大学士麟书，礼部尚书、军机大臣李鸿藻排名第三，户部尚书翁同龢排在第四，礼部右侍郎志锐排在第八位。按照当时的规矩，张之万看上的第一个人会成为状元，麟书看上的第一个人会成为榜眼，李鸿藻看上的第一个人会成为探花，而一向以善于发现人才著称的翁同龢看上的人，最好名次也只能是第四名传胪，志锐的发现的人只能是第八。再往后张之万看上的第二个人会成为第九名，麟书手中的第二张卷子第十，依此类推。

当时翁同龢看中的人是著名的学者张謇，而张之万看中湖南省名士尹铭绶。翁同龢极力想为张謇争取一个状元，便去找李鸿藻商量，想让李鸿藻让出探花名额，想以探花再加上自己手中的传胪两个名额来换取张之万手中的状元，但是李鸿藻说：“状元我不争，探花我也不让。“于是翁同龢去游说麟书，最后说动了麟书，又加上他他拉·志锐的支持，才为张謇争到了状元，尹铭绶当了榜眼。

清代末年，朝廷开始推行新政，其中有商部的创设。新政初期的商部创设与商律编订相缘而生，成为观测清末政情变动的“风向标”。商部创设和商律编订从思想主张迅速转入实际的政治运作，都察院左都御史张百熙、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徐琪、山东省学政尹铭绶等人直指旧政积弊，明确奏请创设商部，直至爱新觉罗·奕劻、爱新觉罗·载沣、爱新觉罗·载振等亲贵协赞，方得以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瓜尔佳·荣禄逝世后相继落实施行。

从小站练兵到经略朝鲜，袁世凯幕府都有一个人的身影——尹铭绶，尹铭绶号称袁世凯的智囊，后因意见相左，与袁世凯分道扬镳。

相传袁世凯小站练兵发迹后，时人颇以他为“知兵用武”之人，但苦于没有一些军事著作，自己读书不多，又写不出惊世骇俗之作，为此忧虑多时，一次与尹铭绶谈及此事，尹铭绶献了一计：搜集古今中外兵学名著，把其中精华摘抄下来，分门别类，辑录一番，只须稍费整理功夫，一文案便可胜任，唾手之间，盛名立至。老袁奸诈，听了心里暗喜，但表面上故意正色道：“岂有此理，我要著述一部不朽的兵学名作，给后世谈兵做一范本，哪能抄袭他人，贻笑大方？”尹铭绶悉心献策，反落了个没趣，此后和袁世凯更是话不投机，便离开了袁世凯。后来，袁世凯按照尹铭绶的献计，编成《治兵管见》。

1912年，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尹铭绶入南京总统府任机要秘书。因在“善后大借款”问题上与袁世凯意见相左而辞职。后虽袁世凯多方相请，不复为官。

尹铭绶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 ） 参加考课的试卷现为京图书馆藏。

泰山孔子庙联，楹联下款是光绪二十八年尹铭绶撰联，上联：登泰山而小天下出自《孟子·尽心上》，下联黜百氏以宗六经，指刘彻时董仲舒上书汉武帝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